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小說里的人物若是被人們在日常生活里提及，那總是可以說一種標本的。北京人在胡同里聊天，看到憨態可掬又清苦的人會想起老舍筆下的祥子。至于虎妞、劉麻子，偶也被什么人與一些形象對號的。這是市井里的事了，可以暫時不提。如到高校與科研院所走走則常會聽到阿Q之類的諷喻之詞，人們彼此嘲笑，引用舊典，可謂一種景觀。近來阿Q的運氣不好，不太被人關注。錢鍾書筆下的方鴻漸，卻大走紅運，偶在報上看到教授學者們揭露各自的家私，知道學界也漸漸染有官氣、商道之氣。大大小小的方鴻漸在此混日，已將“凈土”添置了諸多風景了。

談方鴻漸是冒險的事情，誰敢說我們自己不就是這個人物呢？我曾細想過他的性格，卻一兩句話說不清，文人的舊習與毛病，他都有一些，只不過略顯普通罷了。錢鍾書寫這個人，沒有特別的身份，故事也平平常常，不過是戀愛、教書、失業之類的情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我看這一本書，對這個人物恨不起來，倒多了幾分同情，覺得最可憐的文人，是某一群落的代表，至今仍不失一種意義。中國的讀書人，能跳出凡俗，得通天之眼的不多，在紅塵里跌跌撞撞倒是尋常之事。錢鍾書看到了這一點，且為其中的人物畫像，也就讓人有了共鳴的地方。

晚清過后，留洋的人漸多，知識群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舉其要者，一是境界大開，有了像王國維、魯迅這類博通古今的人物；二是諸種思潮涌來，出現了像陳獨秀、胡適這樣的精神界的斗士；三是科學家誕生了，諸如李四光、詹天佑式的學人光彩照人。錢鍾書對上述諸人不感興趣，也很少著文談及于此。他是個很苛刻之人，狂傲的地方殊多，在學術隨筆與小說中批評過許多名流，挖苦之語常可看到。錢氏眼里，都是些精神不得圓通之人，人間萬事，荒謬連著荒謬，有什么神圣的東西可言呢？所以他敘述故事時，總喜歡用反諷之語，奚落一下人與事，幽默之中還帶著冷酷。方鴻漸，就成了作者刻畫的玩偶，新式讀書人的悲劇就這樣緩緩展開了。

方鴻漸初次與讀者見面，是在回國的船上。那一幕寫得很典雅，略帶一點法國人的味道。主人公不是學富五車的游子，不過一個鍍過金的凡夫俗子，嘴里可吐出各種高貴的名詞，有時不妨也帶有哲理的意味，但內心卻和國內的渾渾噩噩的大學生，沒有什么區別。作者介紹人物的身世時寫道：

他是個無用之人，學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學里從社會學系轉哲學系，最后轉入中國文學系畢業。學國文的人出洋“深造”，聽來有些滑稽。事實上，唯有學中國文學的人非到外國留學不可。因為一切其他科目像數學、物理、哲學、心理、經濟、法律等都是從外國灌輸進來的，早已洋氣撲鼻；只有國文是國貨土產，還需要外國招牌，方可維持地位，正好像中國官吏、商人在本國剝削來的錢要換外匯，才能保持國幣的原來價值。

在錢鍾書眼里，中國的文人是缺少創造性的。科舉時代，大家依附在八股文中；二十世紀初了，要鉆洋人的空子，得點洋氣，于是名利雙全。根底是功利心起作用，超然于象外的自由感，幾乎沒有。《圍城》里的學者，猥瑣、虛偽、小氣者比比皆是，三閭大學中的教員都有點漫畫氣，學識與做人都讓人發笑。方鴻漸混于其中，已經算很不錯的人物了。可他對教學、研究都談不上興趣，不過混一點日子。他為人比較善良，在利益面前不免虛偽，可又常常有羞慚之感，內心矛盾的地方很多。他的言談，看似有些學問，但都是些別人的思想，是嚼著別人嚼過的東西，所謂“正確的廢話”者正是。

這樣的話當不是方鴻漸的發明，我們似乎從某些作家隨感中閱讀過。有一些話是他刻骨體驗的結晶，遠遠勝于學術垂想。方鴻漸在書本中似乎沒有學到什么，人生這個課堂，倒讓其有了深切的體味。他四處碰壁，不如意的事情總隨在身后，一直陷在悖論里。失戀、失業、失寵等，像魔鬼般糾纏著他。作者寫這個人物，將其視為社會的被動的求生者，殉道感、使命感是不存在的。“五四”后的讀書人，有一些是不安于現狀，要改變命運的。還有一類人在灰暗里痛不欲生，陷入黑暗的大澤，如魯迅筆下的魏連殳等。那結局一是去流血爭斗，一是絕望的死。方鴻漸做不了革命者，不說社會主義學說知之甚少，像無政府主義這類的思潮，也難以喚起激情吧。他全憑命運之舟的漂泊，寄生于知識界，本質上還是個舊文人。我們在《儒林外史》這樣的書中，不是常常可以看到這些嗎？《圍城》讓我們看到了舊式文人的一種灰暗之影。錢氏是要在今人的血肉里，找古老的遺傳。他用了詼諧、冷暗的筆，畫出了人類中“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在意識形態復雜的年月里，能誕生一種非階級意識的文人生活文本，是有趣的。錢氏在有意無意之間，超越了一個時代。

二

人們佩服錢鍾書的，大概主要是他的學問，小說還是其次。錢氏寫小說，不過是業余的游戲，并不那么一本正經。我覺得他小說的嘲弄口吻，和學術意識有關，對人間萬物有一種戲謔的態度。《圍城》里的故事，是對人類的一個嘲諷，一切神圣的字眼都被顛覆了。世間有純情的存在嗎？你努力了半天的東西，其實并不屬于你，可一旦莊嚴的存在到來，卻發現那里處處是陷阱。不知道這一現象在哲學上被怎樣解析，錢鍾書在幕后以超然之筆，譏刺著熟悉的群落，其實是將生活漫畫化了，也玄學化了。

方鴻漸的可悲在于對一切的無法預料。愛情、學業、婚姻、職業都以非常規的方式與其糾葛，原來自己是在一片迷津之中。蘇小姐那么追求他，卻對其沒有感覺；心里暗戀的是唐小姐，最終又被這個漂亮的姑娘拋棄。他初次與孫小姐見面，并無任何感覺，共事許久亦無戀意。但后來卻與這位平平常常的小姐結婚。作者寫方鴻漸的情感生活，好似故意用了惡毒之筆，偏偏不給留下一點詩意。全書苛刻之筆四濺，連一點柔情都沒有。小說結尾中對方家的大家族生活的描述，通篇惡氣，人的自私、陰毒、冷漠，讓人喘不過氣來。

方鴻漸永無快樂之日，那是必然的。錢鍾書嘲笑文人把無聊當成事業，欺騙了別人，也自戕了自己。談到教授生涯時，也不忘對那些學人大加鞭笞，揭露其中的丑態。錢鍾書好像學會了古希臘辯士的手段，專去剜別人的傷疤，不留一點情面。大學教授在其筆下像一個個小丑，做的不過騙人的把戲。

《圍城》里的學者沒有像樣子的，大家都是混混，本沒什么崇高可言。方鴻漸一面知道大家在騙，一面又相信騙的合理性，自己騙人，也被別人騙，掉到了連環網中。大學應是美好的，去混一混吧，不料都是暗礁，碰得遍體是傷。婚姻是美好的，結為家庭是一個歸宿，結果呢，沖突連著沖突，愛不過是個幻影。看過了《圍城》，我的印象是，作者是個少信多疑的人，性情中冷的氣味勝于暖意。他處處看出人的可笑，如同吳敬梓《儒林外史》的儒生，做的都是荒唐的事情。楊絳說錢鍾書寫此書，表現了一股“癡氣”，何為“癡氣”？不太好解，我倒感到了一種“傲氣”，說它“傲”，乃是消解了周圍的環境，將一切歸于虛幻，人的一點點美的靈光也驅走了。小說誕生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正是動亂年月，錢氏自謂是“憂世傷生”之時。可他將自己的痛感隱得很深，看不到抑郁的形影。相反卻制造出了那么多光怪陸離的存在物，嬉笑怒罵，被空幻之影代替，要走進作者的世界，是要花一些力氣的。

三

每讀錢鍾書的文字，深覺風骨之高。他讀書豐厚，能及其博雜者不多，于札記中能看出不凡的境界。讀人也目光深切，看法有別于一般文人。作者挑剔古人，毫不溫暾，許多名人被其拉下馬來，露出本來面目。寫到同代人的生活，也入木三分，把書中的戾氣也用于察人之道了。本來，他是書齋中人，對塵世了解殊少。可尖刻與深邃絕不亞于閱世深者。這個現象很有意思，吳忠匡在《記錢鍾書先生》中這樣寫道：

至于在為人處世方面，他卻極其單純，像水晶球似的遠近自然，外內如一。這可是人們所萬難想象的。在他身上既充溢著敏銳的智力和活活潑潑的想象力，他的思考風格又是獨一無二而且十分驚人。然而在書本以外的日常生活領域，卻表現出缺乏一般的常識，極其天真。常常在非常簡單的日常生活小事之中，會鬧出一些超乎常情的笑話，人們嘲笑他的書生氣。譬如他每次上街走著走著就迷失了方向，找不回自己的宿舍了。他也不會買東西，買了貴東西，還以為便宜。可他從不甘心承認自己的書生氣，他常辯說自己最通曉世上的人情和世故，說自己從書本中早已經省識了人生和社會上的形形色色。事實也許真是這樣，他在小說《圍城》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惟妙惟肖的刻畫，不是最好的例證嗎？

不諳于生活細節的人，卻能寫出楚楚動人的生活畫面，那是要有一番智慧的。錢氏寫方鴻漸這類人得心應手，很像手中的玩偶，任其左右。他還寫過一篇小說《上帝的夢》，也嬉笑怒罵，把那一尊偉岸的神像也血肉豐富起來，煩惱與苦楚也描摹出來了。錢氏寫人大多基于想象。《圍城》里多的是對話，對場景、衣食住行的細節往往忽略不計。方鴻漸之于他，不過自己周圍文人的縮影，絕沒特地標含什么深層的思想意義。他的好友趙辛楣有一句話說出了他們彼此的尷尬：“我覺得誰都可憐，汪處厚也可憐，孫小姐可憐，你也可憐。”此話似乎可以作為《圍城》的注釋，錢氏文字背后的嘆息，我們于此是可以感受一二的。

錢鍾書是狡黠的，他的悲苦含而不露，用了大量的詼諧、滑稽筆觸，打破文人頭上神圣的靈光，先前人們追求的永恒與必然，在貶損式的詞句里被顛覆了。博納文圖拉在《夜巡記》中有一句話，寫出了詼諧的意味，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一書中專門引用了它：

世界上還有什么比詼諧更強大的手段能對抗世界和命運的一切嘲弄！面對這副諷刺的假面，最強大的敵人也會感到恐懼，如果我敢譏笑不幸，不幸也得向我低頭！這個地球和它那多情的伴侶月亮一起，除了譏笑，鬼知道還值些什么！

當錢氏冷酷地挖苦筆下的人物時，他內心的快感，是得到了升華的。他不屑于在文本中捶胸頓足，誰說那樣不有一點傻氣呢？于是以嘲弄的筆法戲弄著高貴、神圣。方鴻漸不過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個粒子，人的有限性和不可理喻性皆備于其身。人注定要失敗于周圍的世界之中，學問、事業、家庭，不過暫瞬的存在，一切均將隱于灰暗之中。我由此想起作者的晚年，拒絕一切外界的誘惑，那是免于被看、被笑的逃避吧？人一表演，上帝就發笑，似乎是這樣的。方鴻漸平平常常的日子，都如此被人譏損，何況是更耀眼的人物呢？錢鍾書笑過上帝，笑過文人，自然也笑過自己。其實在《圍城》之中，也是可找到作者的一點影子的。

（《思于他處》孫郁 著，領讀文化·臺海出版社，本文標題為編者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