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讀孫郁先生的文字，讀者會情不自禁地在腦海里擬畫他的面貌：什么樣的作者，才能寫得如此汪洋恣肆，激越飛揚。及至見了他本人，便欣然于契合：面貌和言談，與他的文字一樣熱情，激昂，溫潤。在當代文學批評家和學者中，孫郁是文與人契合度很高的一位。

孫郁的文章通篇看起來如滔滔江水，奔騰向前，讀者首先感到的是一種氣勢，是一派壯麗景象。閱讀過程中，讀者要像撐船的艄公，時刻抓住作者激蕩的思維線索，順勢前進，達到港灣；其中自不能忽略語句中珠玉落盤的熠熠閃光和聲聲悅耳。因此，總能聽到同行和讀者朋友感嘆其才力之雄，氣魄之大。

孫郁的文字，熱情澎湃中有溫情，有理解，有商量，不高蹈，他切入論題的方式總是理解和對話。他的隨筆體的詩性的文章，與他的社會理念和文化心態有關，由他的人生閱歷涵養而成。他談魯迅的文字，會從民間文化角度去理解其精神文化的淵源。他不但閱讀魯迅，也閱讀木心、余秀華、李娟乃至籍籍無名的作者，民間的態度一以貫之。他讀的最多的還是魯迅，他筆下的魯迅是民間的更是人間的，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是令人敬仰的，更是讓人感到親切的。

孫郁曾在魯迅博物館擔任館長、研究館員，但他的學術道路的起點并不是魯迅研究。到魯迅博物館工作之前，他在文學批評和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已經有所成就，再加上在基層文化館的文學創作訓練，為后來從事魯迅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孫郁的文學批評、學術研究有獨特的面貌。他的獨具風格的魯迅研究論著與學院派的論文之間的差異是明顯的，可以稱為文學批評的學術化，或者學術文章的文學化。他清楚批評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異同，看到了問題所在，并一直努力彌合二者之間的差別，探索兩種狀態的融合。

想做到文章的學術化和文學性兼具其實很難，先賢如魯迅也望而生畏，糾結不已。魯迅在廈門大學當教授，對此深有體會。學術界的人覺得他是作家和批評家，憑印象說話，隨情緒抑揚，言而無據，多有偏頗，甚至因此譏諷他名士風度。魯迅卻也看不上教授學者，說他們沒有創見，眼界太窄，拘泥于瑣碎的考證，反不如他這樣的“學匪派”講出一些獨到的觀點。所以做學術研究，還是文學創作？是很實際的問題，是艱難的選擇，魯迅確實為此糾結過，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分明指出“教書和創作，是不能并立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樣時，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2012年我在香港浸會大學做訪問學者，從博物館到大學的體驗讓我不禁想到魯迅在南方大學的處境，同時也想到不久前離開博物館到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任職的孫郁，頗有些感慨，便在給大學做學術報告時，選了這樣一個題目：《文人，還是學者？——魯迅的職業選擇和身份認定》。那時候，孫郁除了忙于文學院的行政事務，學術上正處在一個轉型期，在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之間做著彌合和融合的工作。朋友們自然有疑惑和擔憂，因為孫郁畢竟在博物館工作多年，因為博物館日常工作的繁雜特征，常常要關照各種受眾群體，學術研究必然會注重現實性乃至實用性，呈現出不同于學院的面貌。如今看來，孫郁早已順利走過了轉型期，在紛繁復雜的行政工作、文藝批評和學術研究之間取得平衡，成績斐然。其原因不僅僅在于他勤奮、靈敏，主要還是因為他有充沛的熱情、開闊的視野和高度的親和力。無論用什么樣的文字寫魯迅或寫別的研究對象，是印象批評還是史料考證，都需要用心靈去感悟和體察，需要靈魂的相遇和相親。孫郁的魯迅研究、文學批評文章給人啟發，讓人感動，就是因為他對閱讀對象總懷著崇仰、敬畏。他以詩心融合理論思辨和感情思緒，用豐沛的詞語匯成巨大的洪流，帶著讀者駛向文藝的海洋。

二

孫郁大學畢業到基層工作幾年后讀了研究生，走出校園后，來到北京魯迅博物館工作，此后便沐浴在魯迅的文脈和詞風里，將魯迅研究確定為他的學問文章的主體構架。魯迅研究是一門顯學，涉及面廣，首先必須有廣度和寬度。所以，他在魯迅博物館的那些年，編雜志，看資料，寫了《魯迅書影錄》《魯迅藏畫錄》等，是魯迅學問中所謂的“雜學”部分，也可以說是邊緣，但這些邊緣性的工作卻都通向中心。我們那時候日常做一些解讀魯迅作品的普及工作，如撰寫《魯迅詩歌鑒賞》《魯迅作品解讀》（五卷）等。前一種，孫郁、高遠東和我都是撰稿人，成書后，孫郁寫了一篇序言，題為《作為詩人的魯迅》；后一種，孫郁、高遠東和我各承擔了一卷。除此以外，我們兩個人的合作也不少，尤其是世紀之交編輯的《回望魯迅》（22卷）和《回望周作人》（8卷）叢書。當時我們用力很猛，計劃逐個對新文學幾位大家的相關資料做系統梳理。雖然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持續出版，但在這個過程中熟悉并積累了一些資料，為后來的學術研究做了鋪墊。

孫郁是寫作的高手和快手，善于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抽出時間讀書寫作，出了很多成果。當時他在有一個方面的工作特別引人矚目，就是除了在《魯迅研究月刊》突出“同時代人研究”欄目外，他本人撰寫了《魯迅與周作人》《周作人與他的苦雨齋》《魯迅與胡適》《魯迅與陳獨秀》幾部力作，開拓了魯迅研究的領域。這也激發了我對“魯迅與同時代人”的興趣，寫了《度盡劫波——周氏三兄弟》等專著。我們那時候常有討論，遇到問題互相幫助，尋求解決，如魯迅、周作人在為三弟找工作期間的信件解讀、陳獨秀與魯迅是否見面的考證等，雖是細枝末節，也很需要考證功夫，而且也很有價值。我們都意識到，只專在魯迅一個人的文本上做文章是狹隘和單一的，必須把他放在一個時代、一個群體、一場運動、一個傳統乃至整個世界中。

孫郁調到大學工作后，我承乏分管博物館的業務工作，基本上是沿著他確定的三個中心一個園地（學術研究中心、文物資料中心、展示教育中心和作家活動園地）的工作宗旨繼續延展。但因為學問淺薄，不成系統，成績微薄。可是，最近五六年來，我突然感到，我們這些繼任者受了他的很大的恩惠。魯迅博物館與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合并后，要求兩個館區業務的融合，而實際上這早就是我們在做的工作，即《新青年》同人、新文化英杰的研究、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研究，特別是將魯迅放在新文化運動中研究，同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先賢放在一場運動和一個歷史時期中的共時性考察。不僅是單個的研究，也是互相的比較研究，而且還要做家族、地域、文學地理等文化研究等。不但是文學的研究，而且是文史綜合的研究。因此，可以說十幾年前孫郁帶領我們做的一些播種工作，在新文學誕生紀念、新文化運動紀念以及五四運動發生100周年紀念等節點上，開花結果。

孫郁始終關心博物館的工作，常給博物館業務的發展以建議和指導，更有很多傾力幫助。例如，當年，他任館長時曾四處奔走，為八道灣十一號的保護和利用呼喊，為最終留下這個《阿Q正傳》創作地做出了貢獻。保護下來以后，如何規劃利用，他也十分關心。2015年，我的《八道灣十一號》出版，孫郁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名義，將京內外二十多位專家學者邀請到八道灣十一號周氏兄弟舊居，召開圖書出版及名人舊居保護理念和實踐研討會，對我的工作給予肯定。最近幾年，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新文化運動的幾個“百周年”紀念活動上，策劃展覽，組織學術研討會，還參與了魯迅手稿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所寫大多是展覽圖錄、策劃案、紀念文章之類文字，系統的論著、模樣周正的論文很少，這當然不能以工作繁忙為托詞，主要是用功不夠，進取心不強。要說，孫郁在博物館時承擔的工作比我的工作繁重得多，他的學術成績卻很突出。但孫郁對我的狀態總是同情理解，給以鼓勵：博物館的工作有價值，多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是功德，將來也都是有用的。的確如此，我們現在所做的館藏文物資料整理研究，以及《魯迅藏外國版畫全集》《魯迅手稿全集》《魯迅藏拓片全集》等的出版工作，都是在為魯迅研究提供基礎資料，是不可或缺的學術積累，留給后來者當有參考借鑒的價值，正像孫郁在博物館任職時所做的之于現在的我們一樣。

孫郁在博物館期間，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與學術界、文藝界、文博界都保持著親密聯系。不但舉辦有關魯迅、周作人、陳獨秀、胡適等的學術研討會，還召開過汪曾祺、王小波、莫言、閻連科等當代作家作品的研討會，舉辦專題展覽。現在回顧，是很珍貴的，是將魯迅與當代社會、當代文學聯通，是在延續新文學的文脈。紀念研究和當下文學實踐的結合、對話，應該是像魯迅博物館這樣的文學博物館的主業。

三

令人欣慰的是，孫郁雖然調出魯迅博物館，卻沒有離開魯迅研究。不僅是博物館現有的工作開展中留有他的印記，還因為他現在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一直都與魯迅和新文化運動有關，他每年都會組織學生到博物館現場教學，而且，就在五四運動百年紀念的時候，他主持編纂的煌煌6卷9冊、400多萬字的《新文化運動史料叢編》出版！無論在博物館內，還是博物館外，他都沒有離開魯迅研究和新文化運動研究。

我本來以為他到了大學，會把研究范圍擴展得更寬，特別會在當代文學研究方面有更大的建樹。他也的確做了這方面的工作，比如他聘請了好幾位住校作家，創辦了文學創作的研究生班。但除此之外，他更集中精力于魯迅研究，不但開設魯迅研究必修選修課，還完成了多個社科基金項目。不但自己勤奮耕耘，還招納知名學者和青年新銳，組成一個群體。而且還設法把我聘為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努力將文學院辦成魯迅研究的重鎮。這說明魯迅有很強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時也說明孫郁對魯迅文化、魯迅研究的情感之深厚。

孫郁到大學任教，學問更系統化，更邃密深沉，更具理論性總結和闡釋。他的專著和論文在魯迅與俄國社會、文學，在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建構等領域多有開拓，啟人深思；尤其是他將魯迅的翻譯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并非泛泛而談，而是系統介紹，精詳論述。他對晚年魯迅研究聚焦在左翼研究和蘇俄研究方面，史論結合，形成了明晰的脈絡。魯迅學術的魅力，魯迅思想的感染力和塑造力，也促成了他的沉潛和成熟。魯迅的思想和品格影響了他，魯迅的思想和文風熏陶著他。因為幾十年不斷追蹤魯迅的思想和人格，孫郁的魯迅研究達到了一個高度，以生命體驗為根基，以心靈感應、靈魂融和為標志，以詩性乃至佛性為指歸，有風骨也有詩意，有溫厚也有堅剛。

隨著閱歷增長、社會角色的轉變和研究領域的擴展，孫郁的魯迅研究進展迅捷，新的成果已顯出端倪。

2019年，為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也為慶賀魯迅書店正式運營，我們籌劃了一個系列講座，起名魯迅論壇（接續了孫郁在魯迅博物館時創辦的“在魯迅身邊聽講座”），商量誰來首開講壇的時候，不需要我提議，書店的承辦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孫郁。他那天有些感冒，但為了不影響原定計劃，仍勉力完成了演講。題目是《周氏兄弟與大乘佛教》，探討的是不大為普通讀者了解的論題，專業性很強。題目發過來，我看了為之一震，這是孫郁在向魯迅思想的根本所在、隱秘之處探索。魯迅曾經讀了那么多佛經，卻很少談論，決不能以回避、逃離或超脫簡單帶過，其“佛性”已經在思想和文字里扎根。這之后，孫郁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漸漸勾勒出他的魯迅研究新領域的輪廓，從《魯迅晚年文本的“墨學”之影》《魯迅體味魏晉文脈的方式》到《魯迅的佛性與詩性》形成一條向傳統文化延伸的路線，指向更大的目標，通往更廣闊的領域，生發出更具高度的論題。前不久，他在福建一所大學做了一次題為《魯迅與整理國故的難題》的講座，讓我們更明了這個新的學術計劃的內容和理路。演講中，他告訴聽眾，2022年將出版有關“魯迅與國學”的學術著作。確如這次演講題目所示，這是一個難題，是一個大題，但其實也是一個舊題，做出新意難度較大，需要一個更系統、更密致、更凝練的對魯迅的總體論述。完整理解魯迅，必須過國學這一關。國學和翻譯是魯迅學術的兩翼，而魯迅的國學修養，起點更早，如影隨形陪伴魯迅一生，有喜悅，有痛苦，很糾結，很可能也最是新生長點之所在。孫郁進入這個論題，顯示了學者的敢于探索未知領域的好奇心，敢于行履險要之地的勇氣，是儒家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也有佛家勇猛精進的愿力。

寫到這兒，我想起那天《周氏兄弟與大乘佛教》演講結束后，主辦方邀請幾位學界同仁聚談。聚談結束，我和承辦方幾位小伙伴一路走回博物館，快到大門口時，大家興高采烈，建議我領銜做一件與魯迅研究有關的事，我不經意間說了一句“余苦魯久矣”，當下幾位青年人便不做聲了。我說這句話，大約是有感于關于魯迅已經說得多，但感覺還應該說，卻不好說，恐怕也很難說通說透，于是就不想說了。含義復雜，有一種跳不出去、說不出來的苦悶，當然也有些畏難情緒。我時常感到言說對象的龐大和駁雜，曾多次向孫郁請教，他雖有同感，但基本態度仍是堅持做下去，不退縮，向前進。那天，如果孫郁在場，恐怕不能同意我這么說，一定會加以糾正，給以鼓勵。或者，完全可以這樣假設：他會以一貫的熱情和宏闊的氣度接受青年朋友們的建議，不讓他們失望。

最近，我讀孫郁的文章《魯迅的佛性和詩性》到篇末，很受感動：“在‘大夜彌天’的時刻，這個不倦的行走者，抵擋了無數虛妄、偽善、奴性里的血腥，不熄的是心頭的火，以燃燒的愛，顯示了精神的澄明。這是魯迅留給世間彌足珍貴的遺產，于先生的帶有溫度的詞語里，我們體悟到了中國文化新生的熱流。”我想起很多次我們談論新文學大師，深慕他們的學問文章。即如魯迅，我們學了很多年，總覺得學不好，有間隔。魯迅是“熱烈情緒、冷酷文章”，在現今溫和時代，后一個詞不妨改作“冷淡文章”。熱烈情緒我們也許能模擬一二，但冷酷或冷淡文章的境界實在很難達到。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們都在努力。

我還想起更早的三十多年前，孫郁、高遠東和我初到博物館工作的時光，談天說地，編刊作文，有時意氣風發，有時愁苦憂慮。九十年代初孫郁和遠東陸續離開博物館到報社、雜志社任職。他們離開后若干年——具體時間記不起來了——我把我們三個的精神狀貌分別用三個字概括：儒、道、釋。孫郁積極有為，濟世致用，自是當儒不讓；遠東修身養性，少述不作，得了個“道”字；另外一個字，只好我來承擔。這當然是很不準確的，即如遠東，“不作”就應該改為“少作”，因為他雖然著述不多，但言必有中，率多高論。我這“三字經”可能就是受了他那篇《<祝福>：儒道釋“吃人”的寓言》的啟發，但看題目就感覺頗為犀利。因為剛才寫了“苦魯久矣”幾個字，就想起多年前這個意思，本不該提起，因為會給人一種印象，仿佛因為自己撿了個“釋”字，就來叫苦，而且時過境遷，今日情勢也迥異往昔了。但考慮想到最近在幾個場合聽到有朋友議論這幾個字而不確切知道其來歷，遂略說幾句，更想借此說明，用一種教派來概括一個人的志業和品格，貼標簽，不足取，只能當作朋友間的閑談，就像同學朋友曾稱呼魯迅“富士山”“方老五”一樣，雖有趣，但不能拿來作為論證魯迅去留辮子的主張、生活中是否采取“差不多”態度的依據。關于儒道釋，批評和自我批評都無不可，但孫郁、遠東和我們大家的魯迅研究乃至人生道路，總以朝著儒、道、釋融合的方向前行為宜。

2022年1月14日于北京阜成門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