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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浩然:歲月塵封不了他的名字
      來源:人民政協報 | 李培禹  2022年04月18日08:11

      浩然

      作者(左)與浩然在河北三河農村

      今年3月25日,是著名作家浩然誕辰90周年的紀念日。2月20日,是他離世14周年的祭日。我常想,如果浩然老師還在,也不過90歲;而他如果還能寫作,哪怕僅寫一些獨有的回憶文字,也一定會很精彩。如果假以天年,他的創作很有可能彌補上以往作品的缺憾。每每想至此,我便不禁黯然神傷。

      他離開我們14年了,歲月過隙似隱沒了這個名字——浩然。然而,一個把自己的根深扎在土地、人民中間的作家,他和他的作品是不會被忘記的。在紀念浩然先生90周年誕辰的前夕,河北作家劉國震等諸多朋友呼喚我:您寫篇懷念先生的文字吧,大家都在等著,浩然老師也會欣慰的。這后句話,使我怦然心動、徹夜難眠。

      今天,我整理出自己曾經寫浩然老師的幾段文字,和當年在“泥土巢”采訪他的記憶,扎成一束素花,敬獻在他和妻子楊樸橋安息的三河陵園的墓碑前。

      他在念想里永生

      時光回到14年前,即2008年的2月20日。

      早晨,我剛走進辦公室,就收到這樣一條短信:“我父親于今晨兩點去世,特告。梁紅野。”紅野的父親就是著名作家浩然。我知道,春節前醫院就報了病危,幾天前紅野在電話里還曾安慰我說:“我們把父親的衣服都準備好了,他也沒什么知覺和痛苦了。”然而,當今天浩然老師真的走了,我相信會有千千萬萬的人和我一樣因他的離去而悲痛。

      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是我和他的好友、《北京晚報》副總編輯李鳳祥一起去的。在北京同仁醫院的病房里,我大聲呼喊著:“浩然老師,我來看你了!”病床旁的護工大聲說:“您看看,是誰來看你啦?”浩然老師睜開了眼睛,茫然地看著他的“培禹同志”“鳳祥同志”(相識相交多年,他一直這樣稱呼我們),卻沒有任何表情,我怎么也喚不醒當年那個一把握住我的手,說“培禹同志,你來得正好”的他了……

      從1990年我調到《北京日報》文藝部后,因為工作關系,記不清去過多少次位于河北三河浩然居住的“泥土巢”了。每次見到他,他都會熱情地握住我的手,說:“培禹同志,你來得正好。”后來,我越來越理解他這句話的含義了——他把我們去采訪、看望他,看作是黨報對他工作的支持;另一層意思是能給他幫點忙。當時他扎根三河農村,一邊創作一邊實施他的“文藝綠化工程”,即培養扶植農村文學新人,他哪有時間進城啊。我去一次,就會帶回一堆任務,比如他為農民作者寫的序文、評論,要我帶回編輯部;經他修改后的業余作者的稿子,要我帶回分別轉交給京郊日報或晚報的同志,他匆忙給這些編輯朋友寫著短信……這情景仍歷歷在目。

      一次,他的邀請函寄到了,打開一看,是他親筆書寫的:“屆時請一定前來,我當凈階迎候!”原來,三河縣文聯成立了!他的心情是多么高興啊。

      就這樣,浩然在三河的十幾年里,自己的創作斷斷續續,他卻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培養出眾多的農村作者,付出了滿腔的心血。

      紅野說,父親走時是安詳的,他意識清楚時,兒女、孫輩們都圍在他身旁。我說,是啊,他一生寫農民,為農民寫,那么留戀農村、熱愛農民,你看他給兒子起名叫紅野、藍天、秋川,給女兒起名叫春水,孫子、孫女則叫活泉、東山、綠谷,你們都在他身邊,他會欣慰、安息的。況且,他的骨灰將安葬在他那么摯愛著的三河大地,他將在父老鄉親們的念想里永生!

      北京日報社要為浩然同志的逝世敬獻花圈。撰寫挽聯時,我想起浩然老師曾為我書寫的一幅墨寶,全部用的是他著作的書名:喜鵲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艷陽天。我準備以此為上聯,也用他的書名寫個下聯,便打電話給李鳳祥兄和著名書法家李燕剛先生,我們共同完成了這樣一個下聯:樂土活泉終圓夢,浩然正氣為蒼生!

      浩然魂歸“泥土巢”

      2009年4月13日清晨,一場春雨悄然飄落京東大地。紀念著名作家浩然逝世一周年暨浩然夫婦骨灰安葬儀式,在河北省三河市靈泉靈塔公墓舉行。浩然因病醫治無效于2008年2月20日凌晨2時3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6歲。

      泃河水漲,草木青青。浩然和夫人楊樸橋的墓地坐落在泃河東岸的冀東平原深處。浩然的塑像前,一泓泉水汩汩流淌,傾訴著他對三河大地的眷戀。墓穴右側是按照浩然在三河居住了16年的小院原形建造的“泥土巢”;左側是鐫刻在大理石碑上的金色筆跡,那是1987年浩然親筆書寫的:“我是農民的子孫,誓做他們的忠誠代言人。”這也可以看作是這位一輩子“寫農民、為農民寫”的人民作家的墓志銘。

      浩然1988年落戶三河,在這里他“甘于寂寞,埋頭苦寫”,完成了繼《艷陽天》《金光大道》后新時期最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蒼生》,并把它搬上熒屏,深受農民群眾喜愛。十幾年來他不改初衷,以三河這塊沃土為基地,開展“文藝綠化工程”,為培養扶植農村文學新軍傾盡心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這天,他的兒女紅野、藍天、秋川、春水率孫輩東山、綠谷等早早來到墓園。春水含淚細心擦拭著父母的塑像,輕聲說著:“爸、媽,你們看有多少領導、朋友、鄉親們都來送你們了,你們放心地安息吧。”

      浩然魂歸“泥土巢”,不僅三河市委、市政府、市文聯當作一件大事來辦,也牽動著全國各地他的生前好友、眾多得益于他的幾代作家和文學愛好者的心。順義望泉寺的農民作家王克臣說,我們都是自發趕來送浩然老師的,以后年年都會來,他永遠活在我們心里。

      中國作協、北京市、河北省有關領導,北京市文聯、北京作協、廊坊市的主要領導同志參加了骨灰安放儀式。北京日報社、北京晚報社、京郊日報社向浩然夫婦的墓園敬獻了花籃。挽聯全部用浩然的書名寫成:喜鵲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艷陽天;樂土活泉已圓夢,浩然正氣為蒼生!

      浩然是哪里人?

      浩然是哪里人?順義的鄉親們說,順義人唄,金雞河、箭桿河多次出現在他的筆下;長篇小說《艷陽天》就是在焦莊戶創作的,書中“蕭長春”的原型就是我們的村支書蕭永順嘛!

      通州的干部說,浩然是通州人,他是在那里成長起來的,他的許多作品都完稿于通州鎮,而且他還曾擔任過我們玉甫上營村的名譽村長。

      薊州的同志則理直氣壯地說,怎么?浩然明明是我們薊州人嘛!他們翻出浩然在一篇后記中的話:“從巍巍盤山到滔滔薊運河之間的那塊噴香冒油的土地,給我的肉體和靈魂打下了永生不可泯滅的深深烙印。”

      ……

      1988年,一本600多頁的長篇小說《蒼生》,悄悄擺上了新華書店的書架,隨后,廣播電臺連續廣播,12集電視連續劇投入緊張的拍攝。一幅展現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的巨幅畫卷,漸漸地展開在人們面前。

      中國文壇不能不為之震動,首都慶祝新中國成立40周年文學作品征文頭獎的殊榮,授予了《蒼生》。

      來自農村的父老鄉親們親切地呼喚著這個熟悉的名字:哦,浩然!

      其實,浩然的檔案這樣記載著:浩然,本名梁金廣。原籍河北省寶坻縣單家莊(現屬天津市),1932年3月25日出生在開灤趙各莊煤礦礦區。10歲喪父,隨寡母遷居薊縣王吉素村舅父家,在那里長大……

      基層的干部群眾爭認浩然為老鄉,因為大河上下、長城內外100多個縣都留下了他扎實的足跡;因為他把一顆真誠的心都掏給了養育他的父老鄉親;因為他將一個作家的藝術生命全部融入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編年史!

      無需爭論,浩然是京郊人,是冀東人,是華北人……而他晚年的20年時光,實實在在是個三河人。他是三河縣30多萬人民的兒子,他是燕山腳下段甲嶺鎮的名譽鎮長。當三河縣第一屆文聯成立時,縣領導請他出任名譽主席,他說,把名譽倆字去掉,我要當個實實在在的縣文聯主席!

      他把“心”帶到了三河

      最難忘1990年4月,泃河水漲,柳絮紛飛。為尋訪浩然的蹤跡,我來到了河北三河縣,和浩然老師一起度過了幾天在他看來平平常常,而于我卻難以忘懷的日子。

      若干年前,浩然帶著女兒住在通縣埋頭寫作《蒼生》時,我就萌發了采訪他的念頭。我向報社一位家也在通縣的同事打聽浩然家怎么走,這位同事說:“嗨,你到了縣城街口,找崗樓里的警察一問,誰都能領你到他家,業余作者找他的,多啦!”

      這次到三河,倒印證了那位同事的話。“噢,找浩然啊,往前到路口拐彎,再往西就是。”三河人熱情地把我引到了浩然的“泥土巢”。

      “姑父,來客人啦!”朝屋里喊話的是浩然妻子的一個娘家侄女,她住在這兒幫著照顧久病臥床的姑姑,騰出手來也幫浩然取報紙、拿信件。

      正在和幾位鄉村干部交談的浩然迎了出來。他,中等身材,歲月的痕跡清晰地刻在了他那仍留著寸頭的國字臉上,鬢角兩邊已分明出現了縷縷銀絲,只是那雙深邃而有神的眼睛,是一位充滿旺盛創作力的作家所特有的。

      顯然,那幾位村干部的話還沒說完,一位歲數稍大點的,把浩然拉到一邊“咬起耳朵”來,浩然認真地聽著。那情景,我下鄉采訪時常見到。不用說,浩然已經進入角色了。

      正好,我可以好好打量打量這間“泥土巢”了。幾間平房,是他擔任了縣政協名譽主席以后縣政府專門為他蓋的。東邊一間是臥室,和浩然相濡以沫40多年的妻子患病躺在床上已一年多了;中間比較寬敞的,是浩然的會客室,鄉村干部談工作,業余作者談稿子,都在這兒;靠西頭的一間是專供浩然寫作用的,寫字臺上四面八方的來信分揀成幾摞,堆得滿滿的,鋪開的稿紙上,是作家那熟悉的字跡。看來,由于不斷有人來打擾,他的寫作只能這樣斷斷續續。

      書,是作家辛勤耕耘的最終產品;書,是作家漫長創作生涯的濃縮。我的目光不由地停留在占滿一面墻的四個大書柜上。浩然拉開布帷,打開書柜,揀出幾本給我看,有的是世界名著,有的是已絕版的舊書,經他重新修整并包上了新皮兒,扉頁上大都有浩然的簽名和購書日期。還有一部分是我國和世界上的一些著名作家、專家學者送給浩然的贈書,相當珍貴。

      作為一個也寫過點東西的業余作者,我最理解,一個作家珍存的,當然首先是他自己寫的書。“泥土巢”的書柜里,竟擺著浩然1958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喜鵲登枝》,擺著他1960年代的成名作《艷陽天》,擺著1970年代的《金光大道》和1980年代的代表作《蒼生》,以及日本、法國、美國、朝鮮等翻譯出版的他的著作譯本。

      50多本書——浩然的50多個“孩子”,他都隨身帶來了。浩然把自己的“心”帶到了。

      “姑父,來客人啦”

      “姑父,來客人啦!”內侄女又在招呼來人。我住在浩然這兒,每天至少要聽到五六回這個聲音。有時晚上九十點鐘了,也會忽然響起一聲:“姑父,來客人啦!”

      這天清晨,薊縣、平谷的業余作者來了。此時,只有我知道,他們的浩然老師剛剛為妻子梳洗過,然后做了煎雞蛋、煮牛奶,看著妻子吃下。書桌上,他匆匆給延慶縣業余作者孟廣臣的信剛寫到一半。那是幾天前在一次領導召集的座談會上,浩然替這位長期在農村堅持業余創作的農民作者呼吁,引起了領導同志的關注,有關問題有可能得到解決。浩然從北京回來連夜就給孟廣臣寫信,信剛開了頭,被老伴的病纏住,又擱下了。

      多少年來,浩然已養成一個習慣,他無論外出開會,還是到哪兒深入生活,除了洗漱用具外,身邊總要帶上一堆全國各地業余作者寄給他的稿子,途中乘車、午間小休、晚上臨睡前那點工夫都要挑選出幾篇來看。

      一個叫陳紹謙的年輕業余作者,患先天性心臟病,失去了生活的勇氣。他寫信給浩然,訴說了心中的苦悶和絕望。信幾經輾轉,到了浩然手里。第二天,當這位農村青年崇拜已久的著名作家出現在自己面前時,他激動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浩然抹著額頭的汗水,微笑著告訴他:“我一溜小跑,找到你家來了。”

      以后,陳紹謙按照浩然老師的話去做,一邊讀文學書籍,一邊讀社會生活這本大書,不斷地練筆,終于寫出了充滿生活氣息的小說《災后》。浩然讀到這篇稿子,立即推薦給北京的一家刊物。稿子被退回來了,浩然又掛號寄給上海的一家文藝期刊,又被客氣地退回了。第三次又寄出去,兩個多月不見回音,稿子也找不回來了。

      浩然寫信給小陳,熱情肯定了這篇習作寫得好,要他把原稿再寄來。浩然把《災后》的原稿拿給女兒春水看,“寫得怎么樣?喜歡嗎?”春水正在大學中文系進修,她讀后由衷地說:“嗯,不錯,喜歡。”浩然一笑說:“那勞駕了,你給抄寫一份吧。”春水對爸爸的話從沒說過不字,她認真抄寫了這篇小說。

      浩然留下原稿,將抄寫的稿子第四次寄給了遼寧的《莊稼人》雜志。陳紹謙的處女作就這樣終于發表了。我跟春水談起這事時,春水說:“爸也給人抄過稿子,我看他大段大段為業余作者謄稿子時,心疼,就幫他抄唄。我寫了一篇兒童故事,他說過不錯,可一年多了他也不理茬兒。那天我悄悄翻了翻他專門存別人稿子的小柜,我那篇還排在好幾篇來稿后邊呢,他忘了。”

      浩然來到三河,原打算“深入生活、埋頭苦寫”,盡量避開干擾,準備完成他的第二部自傳體長篇小說《活泉》。可作為一個三河人,一個三河縣的基層干部,三河的各項事業都引起他的關注,尤其是三河縣群眾文化工作比較薄弱,業余創作隊伍還遠遠沒有建立起來的現狀,更不能不牽動著他的心。他辦講座,親自授課,修改大量業余作者水平參差不齊的稿件,從中發現可培養、扶植的苗子。他的宏愿是,以三河縣為基地,以《蒼生文學》為龍頭,帶動起河北香河、大廠,天津寶坻、薊縣和北京郊區的順義、平谷、通縣、懷柔、密云等縣,在不久的將來,看到社會主義農村文學事業的振興和繁榮。

      “姑父,來客人啦!”

      我看看表,晚上9點半已過了,我勸他讓來人把稿子留下算了,今天太累了。浩然說:“馬伸橋的,騎車跑了幾十里,得見。”

      深夜,我和浩然一起送客人出門。一位業余作者忽然拉住我的手,問:“為什么像浩然老師這樣的作家,現在這么少呢?”

      我和浩然都一時語塞。

      “寫農民,為農民寫”

      我住在“泥土巢”采訪浩然的那幾天,遇到了“倒春寒”,氣溫驟然間下降。不知是我傳上了浩然,還是浩然傳上了我,我倆都感冒了。我拿出隨身帶的“感冒通”,有藥同吃。我們一人披了一條毯子,覺得暖和多了。

      浩然真誠地說:“我是個說過錯話,辦過錯事,也寫過錯文章的人。但我始終沒有毀滅,沒有沉淪,因為人民托住了我,保護了我。迷惑的時候,他們提醒我;困難的時候,鄉親們理解我。記得順義的一位房東大嫂曾托人送來一籃子雞蛋,并捎話給我:‘千萬不要想不開,現今我的孩子大了,日子寬綽了,城里住得憋悶,就回家來,我們養得起你,養著你一本一本地寫書。’那時,我暗暗跟自己說,‘寫農民,為農民寫’,我要把這擔子挑到走不動、爬不動,再也拿不起筆的時候為止。忘了農民,就意味著忘了本,就表示傷了根,就會導致藝術生命的衰亡。我不該這樣做,不敢這樣做,不能這樣做……”

      浩然動情了。

      他說,我們去看看老人吧。于是我跟著他朝段甲嶺敬老院走去。他帶去了平生第一次得到的重獎——長篇小說《蒼生》的全部獎金1500元,那年頭用這筆錢可以為孤寡老人、殘疾人每人做一身新衣裳。他囑咐敬老院的院長,不要買現成的,要請裁縫專門來一個一個地量尺寸,要讓老人們舒心。他還給每位購買了一臺收音機,讓老人們聽聽戲曲和故事。

      太陽升起來了,浩然和老人們說著、笑著。

      浩然老師,歲月塵封不了你的名字!

      (作者系《北京日報》高級編輯、北京市雜文學會秘書長。原文分為上下兩篇,發表于《人民政協報》3月21日、4月18日,轉載時合并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