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與錢鍾書的一次別扭
錢鍾書與傅雷的熟知，應該是在抗戰后期的上海。當時有良知的學人們不知何時“天亮”，日子難過。錢鍾書夫婦及其他友人，常去傅雷家客廳夜談。
如我們一般的印象，錢鍾書學識淵博、極為健談，傅雷兩個兒子也愛聽。傅雷怕孩子不解，不讓他們聽。一次大家笑談時，他一下子拉開孩子房門，看見兩人偷聽，便大發雷霆，連帶把整個氣氛搞僵。數十年后傅聰到錢鍾書家，還說：“啊呀，我們真愛聽錢伯伯說話呀。”可惜傅雷已經不在，此時回憶又是凄然。這樣非常時期的交流，是傅雷與錢鍾書友誼非同一般的證明。
由于錢鍾書的博學和幽默談吐，他成了極少可以打趣傅雷的人。當然，這其中有學業的尊重。錢鍾書建議傅雷臨什么字帖，傅雷便會聽從。錢鍾書“忽然發興用草書抄筆記”，傅雷也“高興地學起了十七帖來，并用草書抄稿子”。
據楊絳文章介紹，傅雷與錢鍾書之間還鬧過一次“別扭”。那是在20世紀50年代，北京召開了一次翻譯工作會議。未能到會的傅雷提交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當然需要舉例，傅雷在意見中，舉出不少他見到翻譯文字中的謬誤例句。他應該沒有想到，這份意見被印發在大會上供人參考。他舉出的謬誤例句，都是有主人的。公開發表，等于讓這些翻譯家示眾。
據楊絳回憶：這份書面意見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此刻，即使傅雷的友人們也有看法。楊絳后來寫文章說：“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項極繁瑣的工作，譯者盡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中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凈盡。”從實際考慮，傅雷倘能先挑幾個自己的錯誤“作陪”，情形也許會稍好些。見到這樣的情況，錢鍾書以老友身份，去信責備了傅雷的作為，傅雷“氣呼呼地對我們（指錢鍾書和楊絳）沉默了一段時間……”
錢鍾書在信中如何責備傅雷，現在不得而知。態度應該誠摯、可語氣當然是嚴肅的。這一點，傅雷也應該是理解的，所以，一段時間不搭理錢鍾書后，“不久就又恢復書信往來”。（楊絳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