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56年9月，中國青年出版社“二編室”人員給錢鍾書、楊絳寫信，征求“青少年外國古典文學讀物”的選題意見。中國青年出版社是1950年建成的新社（初名作“青年出版社”），1953年與出版《談藝錄》的上海開明書店聯合實現公私合營。社中多有錢鍾書的老朋友，比如王伯祥（任秘書長）、周振甫（即在第二編輯室）等。收到信時，錢鍾書恰好正在“八大”翻譯處工作。楊絳先在9月25日回信說明情況，表示錢鍾書不在家中，“想和他抽空會同了意見，詳細說明”；此后錢鍾書返家，至10月7日正式答復。因我一直研究錢鍾書的讀書筆記手稿，蒙劉訓練兄先注意此事而提示我，此后陸灝先生又賜示了兩封書信的照片。我覺得錢、楊夫婦第二封回信里的書單很有討論價值，故而煩請陸先生代為說項，征得書信持有人同意，將包含了錢鍾書所列書單的第二封回信原文公布于此，并略加解釋和論說。先看原信，全文如下：

中國青年出版社大鑒：

我們讀了你社青少年外國古典文學讀物選題草案，以為可添以下幾種，不知當否。請斟酌。

1.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短篇小說選，如Cinthio Geraldi，Boccaccio，Sacchetti，Poggio等的短篇小說。（穢褻者當然刪去）

2. 塞萬提斯短篇小說（Novellas Exemplares）選譯。

3. Manzoni: I Promesi Sposi（未婚夫婦）。

4. Charles Reade: 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 。

（這是兩部最好的歷史小說）

5. Raspe: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ausen（這部吹牛大王的山海經，是青少年喜讀的滑稽故事）。

6. Fredrick Marryat: Peter Simple, Mr. Midshipman Easy。

（Marryat的作品很適合青少年，不亞于Stevenson，他還有特為青少年寫的小說如Poor Jack，Masterman Ready都可翻譯。）

7. Erckmann-Chatrian: Histoire d’un Conscrit（即林紓譯：《滑鐵廬喋血英雄記》）。

此致 敬禮！

錢鍾書 楊絳 仝上

十月七日

雖然中青社這個選題計劃最終沒有落實，然而隔了六十多年看過去，書單里的大多部分仍有出人意料的驚喜。馬丁·萊瑟姆（Martin Latham）在《階梯與狂熱：一部書籍文化史》中如此解釋這種驚喜：“意外所獲與來之不易都能使書籍變得迷人。”在此，我將逐條解說所感特別有興趣之處。

其一，建議對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短篇小說出個選譯本，這出于錢鍾書對早期近代歐洲敘事文學傳統的長期關注。自十三世紀后期至十七世紀初期，意大利一直存在著以novella的文體寫作俗語故事集的風氣。這類作家作品很多，錢鍾書列舉出四位：欽齊奧（Cinthio Geraldi，1504-1573）、薄伽丘（1313-1375）、薩愷蒂（Franco Sacchetti，約1335-約1400）、博喬（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其中為他終生所推重的，主要是薄伽丘和薩愷蒂兩位。多年之后，呂同六先生組織編譯了一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短篇小說選》，不選已有多個全譯本的薄伽丘《十日談》，而收錄薩愷蒂十八篇、欽齊奧三篇，大都是最為著名的篇目。此書序言結尾提到了“大學者錢鍾書先生”對這些作品“非常熟悉，十分贊賞”。

先說薄伽丘《十日談》，其基本情況不必多介紹了。從讀書筆記手稿來看，錢鍾書首次讀《十日談》是在他留學期間的事，用的舊英譯本也是此前施蟄存翻譯《十日談選》（1929）參考的底本之一。十九世紀英國紳士貢獻的《十日談》多有節略，尤其第三日第十話與第九日第十話兩篇未曾譯出，分別刊印的是法文譯注和意大利原文。施蟄存的《十日談選》收入八篇，就有前一篇。今天看來，這兩篇一直以淫褻不雅而著稱的故事，第九日第十話雖然更為露骨，但在文學表現力上并不出色，而第三日第十話特別具有叛逆及諷刺的效果。

他第二遍讀《十日談》也用英譯本，是J. M. Rigg在二十世紀初完成的一部，依舊不翻譯第三日第十話中的不雅段落，但這部譯文在早期的那些英文版中是最為貼近原文的，字句對應得較為忠實，因此我們可猜測這是錢鍾書開始要讀原文時選用的最佳參考書。他只是簡略地記錄了一頁筆記而已。其中留下了幾條批注：有篇故事記敘愚漢受人捉弄，以為自己懷了孕。錢鍾書批注：“cf. 豬八戒”，1945年歲末發表《小說識小》時將這番對比詳述出來：

第九日第三故事，愚夫楷浪特里諾（Calandrino）自信有孕，驚惶失措，謂其妻曰：“我怎樣生得下肚里的孩子？這孽障找什么路出來？”按《西游記》第五十三回豬八戒誤飲子母河水，哼道：“爺爺呀！要生孩子，我們卻是男身，那里開得產門？如何脫得出來！”口吻逼肖。

需要指出，錢鍾書在書單里注明的“穢褻者當然刪去”，只是就青少年讀物而言。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精神下談論情欲與肉體時的生動修辭和反叛思想，自然最為錢鍾書所欣賞。第三日第十話“放魔鬼入地獄”那段不雅對話，雖褻瀆耳目卻生機盎然，在他眼中也頗有可賞之處。后來錢鍾書又讀了原文《十日談》，筆記是《手稿集》中所摘錄篇幅最長的幾部著作之一。他讀的原文，是“歐伯利”（Ulrico Hoepli）經典文庫本，由Angelo Ottolini編訂，在二戰前后二十多年間幾次重印。錢鍾書抄錄了編訂者寫的前言，其中說薄伽丘的戀慕對象菲亞美達，起初激發其創作靈感時，并不屬于但丁的貝雅德里采及彼特拉克的勞拉一系，而是類似于因對英武男子懷有情欲而激動得顫抖的斐德拉與狄多。因此，薄伽丘才會熱衷于在《十日談》中描述一個無畏的群體，他們忘記了瘟疫所帶來的死亡之可怕而設法追求快樂，嘲弄或是漠視舊的信仰，在“避難時刻”歡樂地獲得了新生。

錢鍾書熟讀的鄧洛普（John Colin Dunlop，1785-1842）《小說史》，就將薩愷蒂置于僅次于薄伽丘的地位。在他開這個書單前不久，還讀了威爾金斯（E. W. Wilkins，1880-1966）《意大利文學史》（A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1954），其中認為薩愷蒂講故事的水平甚至還超過了薄伽丘。而桑科提斯那部更為有名的《意大利文學史》，有一章專論薩愷蒂，則說他“粗魯隨便、不講規矩”（discolo e grosso），又批評他“因襲陳腐”。錢鍾書想必不以為然，筆記抄錄過這部文學史英譯本和意大利文本各一遍，卻把這一章完全忽略了。他在《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1983）里干脆明確宣布：“在讀過的薄伽丘的繼起者里，我最喜歡薩愷諦，其次就是邦戴羅。”《三百故事》里每篇都很短小，錢鍾書屢稱之為“意大利古掌故書”。他讀“李湊列經典叢書（I Classici Rizzoli）” 里Aldo Borlenghi編訂的《著作集》（1957），做了兩遍摘錄。這部小說集是后來不少文學名作的源泉，比如第六十四篇，可能是塞萬提斯寫《堂吉訶德》的一個原型；第四篇寫磨坊工人憑著機智回答了米蘭君主的四個刁難問題，得到了修道院院長的美差，可以對照格林兄弟童話集的《聰明的農家女》，等等——這些信息錢鍾書也都在頁邊加以注明。

至于著名學者博喬·布拉喬利尼，他以拉丁文寫成的《笑林》（Facetiae），錢鍾書可能只讀過英譯本。“笑林”這個譯法，我們遵從了楊絳譯《吉爾·布拉斯》的注釋，也等于是錢鍾書的意見。《笑林》里各篇的篇幅更短，像是笑話的規模。這是博喬任教皇秘書時與教廷同儕打發時光的謔談記錄，多“肆意的嬉笑狂謔與下流的惡作劇”。《容安館札記》第一百八十五則曾引及一則，謂好批評他人文章者自負眼明如炬，受批評者數日后只字未改又請其審閱，則謂文字大進。旁注引及查理·斯佩羅尼（Charles Speroni）的《詼諧的斷代史：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妙語錄》，此書近年方有中譯本。《吉爾·布拉斯》楊絳譯注中所引的那條，記一教士因厚葬自己的愛犬，遭到主教的指責后，辯稱狗在去世前留下了遺囑，將它的部分財產給了這位貪財的主教。譯注說這個故事傳入法國后特別流行，并舉出了另外三種受影響的作品，這應該是從鄧洛普《小說史》里抄來的，卻沒標明出處。

至于欽齊奧，錢鍾書可能始終也沒讀到他的《故事百篇》（Hecatommithi）。《容安館札記》從美國德裔音樂學家愛因斯坦（Alfred Einstein）的《意大利謠曲》（The Italian Madrigal，1949）一書里摘引了幾句。不過欽齊奧故事集的名篇也不少，比如莎劇《奧賽羅》和《一報還一報》里很多情節都源自欽齊奧，前者更是直接取材于《故事百篇》里《威尼斯的摩爾人》的英文改寫本，錢鍾書熟悉《一千零一夜》，自然也看得出這篇和第十九夜“三個蘋果故事”的關系。——這些在鄧洛普《小說史》一書第八章里都有論述，不必非看到原著才能知道，或才能推薦。

其二，塞萬提斯這部短篇集，錢鍾書讀過兩種西班牙文學專家的英譯本，一種是菲茲莫里斯-凱利（James Fitzmaurice-Kelly，1858-1923）的全譯本，另一種是普德能（Samuel Putnam，1892-1950）選譯的《訓誡小說三篇》（Three Exemplary Novels，1950）。《容安館札記》和《管錐編》都以后者為主要引據，錢鍾書雖讀過菲茲莫里斯-凱利寫的《塞萬提斯在英國的影響》（Cervantes in England，1905）一書，但在譯文上顯然更偏愛普德能，包括對他所譯《堂吉訶德》的信任。普德能選譯的三篇，分別是《林孔內特和科爾塔迪略》《玻璃碩士》及《雙狗對話錄》，都是塞萬提斯風格極獨特的作品。尤其是第一篇，被譽為塞萬提斯最杰出的短篇小說，記敘塞維利亞地方五方雜處、市政懈怠的社會亂象，十四五歲的少年混跡江湖，模仿父兄輩佩刀出門，滿口黑話，被地下黨會延攬入會，見識到成人世界整日贊美天國和上帝，同時卻從事于盜竊兇殺惡行的虛偽嘴臉。錢鍾書引用普德能和塞萬提斯專家馬林的評論，強調小說所記社會實況背后存在教會腐敗的根源。后兩篇則幾乎全是批判現實意味很濃厚的嘲世之言，《管錐編》有一處言及修辭設虛名而無實惠，說：

窮士無一錢看囊，而作詩贈女郎，輒奉承其發為“金”、眉為“銀”、睛為“綠寶石”、唇為“紅玉”或“珊瑚”、齒為“象牙”、涕淚為“珍珠”，遣詞豪奢，而不辦以此等財寶自救饑寒。

就是出自那位“玻璃碩士”的言論。需要指出，這部塞萬提斯短篇小說集在當時也正將要被引入中國。錢鍾書開書單后不久，祝融根據英文版選譯了五篇，題為《懲惡揚善故事集》。后來香港出版過一部《玻璃博士》，收入兩篇小說《玻璃博士》和《大名鼎鼎的洗盆子姑娘》，實即祝譯本的盜印。八十年代以后，譯本多了起來，目前至少已有兩個可以參考的全譯本。

其三，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的《未婚夫婦》，今譯作《約婚夫婦》。講述十七世紀初期意大利北部倫巴第地區一對農村青年男女歷盡磨難終成眷屬的愛情故事，其歷史背景則穿插了十七世紀初期米蘭人民反西班牙統治者的起義、三十年戰爭和鼠疫大流行等事件。后來論及文貴曲折，《管錐編》里引小說家在結尾處的一段話，“此后兩小生涯，平靜美滿，至于極地，令人艷羨。然吾茍敘述之，則諸君將讀而厭倦欲死”，以擴充“窮苦之言易好”之說。而這部小說在很少有長篇佳作的意大利影響非同小可，相當于國語教科書的地位。目前已有多個信實的中譯本，而且當代大學者和文豪埃科寫的梗概本《約婚夫婦的故事》也已譯成中文，等于實實在在地成全了錢鍾書的推薦，在此就不必多做介紹了。

錢鍾書讀此書留下了兩遍筆記，總共多達七十頁，用的分別是“歐伯利”社新編訂本（1958）和“理卻地（Riccardo Ricciardi）意大利文學叢書”的《作品集》本（1953）。《容安館札記》第三百九十八則專論《約婚夫婦》，用“歐伯利”本；《管錐編》引用“理卻地”本。《容安館札記》里對小說的藝術成就評判細致入微，錢鍾書先引述《歌德談話錄》里對曼佐尼過度著迷于描述史實的不滿之詞，又提到亨利·詹姆斯所列出的幾個章節，實在冗贅，比如第一章里連篇累牘地開列當時米蘭等地取締“痞子”（bravi，是這部小說里造成很多不幸的底層執行人）的公告文書。但錢鍾書隨后說這些沉悶的段落不能掩蓋整部小說犀利的洞察力和精妙的刻畫，其中最精彩的三個人物形象，他認為分別是堂阿邦迪奧神父、男主人公倫佐和女主人公的母親阿格納斯，至于女主人公，略顯得徒有其表，不太靈活，這里錢鍾書用了曼佐尼小說里的特別稱呼，叫她“傻乎乎的美人兒”（bella baggiana）。而小說寫到理想高尚的正面人物和邪惡的反面人物時，難免都有些僵化。特別是小說里出現了一個神秘人物，“無名氏”（L’Innominato），曼佐尼讓他從一個十惡不赦的兇殘人物突然轉變成回心向善的懺悔者，最終成為翻轉劇情的“機械神”（deus ex machina）。就連埃科在其梗概本里，也覺得這個轉變有些突兀。對此，錢鍾書無奈地說：“這好像是歷史小說家常見的敗筆。”（This seem a common failing among writers of historical novel）當然，依據錢鍾書挑剔的文學批評家眼光，任何偉大作品都可顯現出瑕疵，而他對這部小說細節的擊節稱賞之處更多。需要指出，這部小說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有中譯本，收入商務印書館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譯者是上海廣學會的馮雪冰（署名“薛冰”）和賈立言（A. J. Garnier）二人。

其四，這是英國小說家查爾斯·里德（Charles Reade，1814-1884）最著名的代表作，題目有多種譯法。或依字面直翻作《回廊與壁爐》；而目前所見惟一一種中譯本，譯者是謝百魁，題作《患難與忠誠》，則純屬改譯了；陸灝先生提示我，董橋曾提及宋淇對梁實秋譯名的贊許，作《寺院與室家》，可謂貼切。因這部小說涉及寧靜平淡的修院生活和家庭的安樂日子兩個主題的沖突，以十五世紀中葉荷蘭的一對情侶飽經患難的悲劇遭遇作為主線，反映出歐洲文藝復興初期的歷史情景。里德生平及此小說大意其實早在晚清時期即已傳入中國，上海《字林西報》在報道其逝世消息時曾有英文介紹。民國初年，周瘦鵑編譯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1917）里還收入過里德的一個短篇《良師》，所附小傳中將這部長篇代表作書題譯作《修道院與家庭》，譯意已與梁實秋暗合，并稱“此為氏第一杰作”。錢鍾書讀書筆記對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六章抄錄最詳：前一章在十五世紀德國山野旅店里的生活場景上著墨甚多，描寫店內混雜的氣味、不潔的飲食、惡劣的起居，以及糾纏在這些細節上的形形色色往來人物，落筆處都極為生動。作者形容擠滿了八十多位旅客的旅店變成了“一個恐怖物陳列室”（a chamber of horrors），“當母親的湊在一起，互相比身上的銅錢癬，男人們則用刀子往地板上刮鞋上的泥，梳理著他們的長發，連帶梳掉長發里的寄居者。至于說盥洗，一般也只是一種干擦。不過，侍者還是用壺送來了水”，當主人公看到壺里的水質，就生氣地對侍者說“先把你們的水給洗一洗，再讓別人用來洗臉洗手”（用謝氏譯文），錢鍾書聯想到雨果《懲罰集》（Les Chatiments）里的一句詩行：“將他扔進小溪，哪怕會玷污陰溝。”（On le jette au ruisseau, d?t-on salir l'égout!）至第二十六章，錢鍾書大段摘錄了一個江湖醫生對主人公被熊爪撕裂的傷口如何滿口術語地鼓吹自己的醫術，在主人公揭穿他，拒絕向他求醫后，又如何惱羞成怒地再三詛咒，極有喜劇感，從中可見到作者駕馭人物形象的高超才華。

此條書單之下所云，“這是兩部最好的歷史小說”，指的是上述《約婚夫婦》和《寺院與室家》這兩部。屬于難得一見的表述，不知這所謂“最好的”評語，后來有無修正，我們會發覺錢鍾書喜愛的歷史小說，并不是圍繞著重大人物和事件展開，譬如他對布維爾-利頓的《龐貝城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1834）的欣賞，就超過大仲馬和司各特的很多作品。

其五，著名的《吹牛大王奇遇記》，主人公名作閔希豪森男爵（Baron Münchhausen），錢鍾書、楊絳多依據英文版稱之為“孟巧生”或“孟喬生”。楊絳發表于1957年6月《文學研究》的那篇《斐爾丁在小說方面的理論和實踐》里就提到“《江奈生·魏爾德》第四卷無愧太太海外歷險的這段‘山海經’完全效法希臘諷刺家魯辛（Lucian）的《真實故事》（A True Story），后來的《孟喬生（Munchausen）的奇遇》就是這派‘冷面滑稽’的最流傳的作品”，聽起來完全是錢鍾書的譯法。《小說識小》早就說：

（《笑林廣記》）卷四一則……情事口吻，入諸《孟巧生奇遇記》（Adventures of Baron Münchausen），可亂楮葉。《奇遇記》第六章寫旅行俄國時，天寒吹角，聲凍角中，以角懸灶畔，聲得熱而融，Tereng！ tereng！ teng！ teng！自出角中；蓋襲取拉白萊（Rabelais）《巨靈世家》（Gargantua et Pantagruel）卷四第五十五章而稍加改易。

可知東西方文學以詼諧見長者均可與此書相通。而《吹牛大王》的漢譯本，早在1880年已有“美國林樂知譯、古吳沈匏隱筆述”的三卷本《奇言廣記》，1904年有公潔編輯、諤諤譯的《孟恪孫奇遇記》，1905年有包天笑翻譯的《法螺先生譚》《法螺先生續譚》，1930年有魏以新譯的《閔豪生奇游記》（依據比爾格后來的擴充本）。就在錢鍾書開書單后第二年，天津通俗出版社還出版了一部王汶譯的《吹牛大王歷險記》（依據拉斯佩原作）。已如此廣為流傳，還不避重復地推薦，足見錢鍾書對此書的喜愛。

其六，楊絳代書的馬里耶特船長姓名拼寫有誤，此人（Frederick Marryat，1792-1848）是著名的航海小說先驅作家，著有不少兒童文學作品，擅寫故事，深受讀者喜愛，著名作家如卡萊爾、伍爾夫、海明威等都為之傾倒。蒙陸灝老師告知，伍爾夫的隨筆《船長臨終時》即為紀念馬里耶特而作，她最贊許的作品，是錢鍾書書單中提到的《單純的彼得》（Peter Simple，1834）和另外一部《忠誠的雅各》（Jacob Faithful，1834）。人們多把他的航海冒險小說與斯蒂文森《金銀島》、笛福《魯濱遜漂流記》等小說并稱。

馬里耶特船長與中國頗有文學因緣，早在1872年《申報》創刊初期所載的《乃蘇國奇聞》，就譯自馬里耶特短篇小說集《聽很多故事的把沙》（The Pacha of Many Tales，1835）；清末有一部從日文版轉譯的小說《海外天》（1903），原作就是錢鍾書這里推薦的《海軍見習生易隨》（Mr. Midshipman Easy，1836），這是馬里耶特最著名的代表作，以戲謔的口吻講述拿破侖戰爭時代一個英國青年海軍見習生的成長見聞。崔文東兄此前還考察了上海廣益書局出版的一部“冒險小說”《絕島英雄》（1906），他指出此前阿英將之視為《魯濱遜漂流記》的譯作是不對的，是書實出自櫻井鷗村譯《絕島奇譚》（1902），可知原著是錢鍾書在此列于“都可翻譯”的《馬斯特曼·賴迪》（Masterman Ready, or the Wreck of the Pacific，1841），書題取自主人公的古怪名號，曾見有人編外國文學辭典，未讀過小說，便想當然地將此書題譯作“家長準備好”。《馬斯特曼·賴迪》更早還有一種從櫻井日譯本轉為中文的版本，題為《海外天》（1903），譯者即徐念慈；而重視兒童文學的上海廣智書局在宣統年間出版過一部《荒島兒童記》（1909），署名“嶺南無悶居士譯述”，原作是馬里耶特身后由子女整理完成的《小野人》（The Little Savage，1848），此前也曾被人誤將原作認作上述此書。馬里耶特寫《馬斯特曼·賴迪》，原本是出于對約翰·威斯（Johann Wyss）《瑞士家庭魯濱遜》（1812）的不滿，后者將海難后的生活寫得過于浪漫美好，而且充滿了對航海技術、荒島求生、自然博物等方面的無知。《瑞士家庭魯濱遜》在中國早已普及，清末民初出過多個中譯本，包括說部叢書本《小仙源》和林譯小說叢書本《鹯巢記》等。錢鍾書列出此書，很可能有“正本清源”之意，向青少年推薦更為“近真”的航海冒險小說。不過《馬斯特曼·賴迪》的道德說教和宗教信仰意味過于濃厚，故而只是列于備選方案里。在錢鍾書其他的讀書筆記和札記中似乎沒有提到過這本書。

《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中兩次讀抄《海軍見習生易隨》，另外還有《單純的彼得》《忠誠的雅各》以及《杰菲特尋父記》（Japhet in Search of a Father，1836）三部小說的筆記。其中讀《單純的彼得》抄錄較多。看來是對前兩部的文筆頗為贊賞，《容安館札記》第一百二十六則，“讀Captain Marryat小說四種”，即此四部。先說《杰菲特》“最劣”；又說《單純的彼得》里有個人物科爾尼船長（Captain Kearney）的塑造仿照《吹牛大王》里的閔豪生男爵。目前還沒提到錢鍾書列于書單備選的作品，還有一部《衰仔杰克》（Poor Jack，1840），記一貧寒水手幼子白手起家的故事，小說描寫下等海員家庭生活，書題源于英國濱海地區窮人兒童對其首腦人物的稱謂，主人公從小靠打架和信義逐漸贏得了這一頭銜。

其七，錢鍾書于此書記憶頗有不準確處。在法國作家夏特里昂（Alexandre Chatrian，1826-1890）與埃爾克曼（émile Erckmann，1822-1899）合作署名的眾多通俗小說里，拿破侖戰史題材至少有兩部是相關聯的：第一部是《1813年征兵志》（Histoire d’un conscrit de 1813，1864），主要講述萊比錫之戰；第二部題為《滑鐵盧：“1813年征兵志”續篇》（Waterloo, suite du Conscrit de 1813，1865）。錢鍾書推薦的似乎該是《征兵志》才對，但在“林譯小說”里對應的，應該是那部《利俾瑟戰血馀腥記》；《續篇》也由林紓與合作者曾宗鞏譯出，題為《滑鐵廬戰血馀腥記》，兩書都由上海文明書局于1904年出版。我們現在看到的錢鍾書讀書筆記里，夾雜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打字機文件中有并列摘錄這兩部小說的手稿，從篇幅長短看，他對前一部更有興趣，開頭摘錄《征兵志》第二章里一段話，謂拿破侖軍隊在莫斯科大捷的消息傳回法國，舉國狂喜，以為和平之日可期，也有少數狂妄之徒宣稱可進一步征服中國，則令厭倦了戰爭的眾人倍感掃興。但林紓譯《滑鐵盧》時的感受可能更容易引起中文世界的共鳴，如譯序里所說，戰后法國首都被聯軍占領，法國民眾“人人咸力學問，人人咸知國恥，終乃力屏聯軍，出之域外”。當時方經庚子事變，林紓自言“無窮眼淚寓乎其中”，正要用此來激勵國人。因此，在推薦青少年讀物的書單時，錢鍾書印象更深的也許就是這第二部了。1963年3月，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初稿里說：“我開始能讀原文，總先找林紓譯過的小說來讀”；又說：“最近，偶爾翻開一本林譯小說，出于意外，它居然還沒有喪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連三，重溫了大部分的林譯，發現許多都值得重讀，盡管漏譯誤譯觸處皆是。”于此可以互相印證。

劉訓練兄還提示我，“孔網”另有多封同時期中青社“二編室”收到的復信，也都各列出不同詳略的書單。比如有人所列的讀物都是歐美主流的兒童文學作品，大多民國時期已有中譯本。錢鍾書這張書單雖然是作為補充的“可添”建議，且也有些早期的漢譯史線索可尋，卻還是更能包含他極為獨特的閱讀視野。少年時代的錢鍾書喜愛《說唐》里英雄豪杰的夸張打斗，喜愛“林譯小說”添枝加葉地描述非洲歷險者所見獅鱷相搏的驚心動魄，還喜愛《古今滑稽詩話》里“以‘鄙俗’逞能”的調謔玩笑。我們可以想見，這都不屬于“五四”新文化傳統里的文學資源。這張書單中所涉及的外國文學作品，重詼諧、重想象、重冒險、重歷史背景下豐富而活潑的社會生活畫卷，可以說他想要向新中國的廣大青少年傳遞閱讀外國文學書籍的一種門徑，而這背后的根源則是錢鍾書個人閱讀史早期培養起來的興趣，體現出了他的獨特個性和真切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