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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錢鍾書（1910-1998）這樣稟賦高明、博覽強記的人，讀書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幼年因興趣指引的自由探索本身仍有塑造性格的積極作用。他幼年由大伯父錢基成教習識字讀書，此后斷續讀過私塾（讀《毛詩》）與公立小學（造句“狗比貓大，牛比羊大”）均不長時間。1920年入東林小學前，已“卒讀《論語》、《孟子》、《毛詩》、《禮記》、《左傳》諸書；暇則涉獵子史，好臧否古今人物，握管作二三百字論文矣”[1]。幼年讀儒家經籍的啟蒙感受，在半世紀后最艱難的歲月里重新被喚醒。1969年至1971年在河南羅山干校，白天看管農具的錢鍾書閑時重讀了三部唐人經疏，密密麻麻地抄錄成一厚冊硬皮本筆記，為《毛詩正義》、《周易正義》和《左傳正義》[2]。至于其作文，今天可以在錢基博、錢基厚兄弟紀念親人而編的《北堂永感錄》里，找到錢基成去世后錢鍾書寫的一篇《題伯父畫像》：

嗚呼，我親愛之伯父死矣，不得而見之矣！可得而見者惟此畫像耳。然吾瞻拜伯父之畫像，不禁哀之甚，而又慰之深也。哀莫大于死別，夫何慰之有？慰者，幸音容之宛在。然而不能無哀，哀者，哀死者之不可復生也。嗟夫，我伯父乃終不可得而見矣！于不得見之中而可以稍慰夫欲見之心者，幸有斯像耳……

作時不滿十歲，行文難免孩童的口氣，如“我親愛之伯父”，多少帶點新派的抒情腔調，置于其中反倒真摯可感。整體上算是不失文言體式，如悲言伯父“不得而見之矣”，直接采用了《論語·述而》的那句“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哀莫大于死別”，變化自《莊子·田子方》的“哀莫大于心死”。字數不多，也是充分調動了腹笥中那些圣賢諸子的存貨了。

一、從章回小說中發現的修辭與批評趣味

還有另外一面的錢鍾書，見于楊絳所細數其幼年種種“癡氣”的表現[3]。他受“沒出息”的大伯縱容而養成晚睡晚起、貪吃貪玩的脾性，讀書、識字、寫文章，毫無章法，全憑興趣。早年書攤上租小說囫圇吞棗地看下來，固執地自作主張讀錯別字，滾瓜爛熟地記得關公、李元霸等人的兵器斤兩卻不認識阿拉伯數字：

家里的小說只有《西游記》、《水滸》、《三國演義》等正經小說。……書攤上租來的《說唐》、《濟公傳》、《七俠五義》之類是不登大雅的，家里不藏。鍾書……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兩個弟弟演說他剛看的小說：李元霸或裴元慶或楊林（我記不清）一錘子把對手的槍打得彎彎曲曲等等。他納悶兒的是，一條好漢只能在一本書里稱雄。關公若進了《說唐》，他的青龍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敵得李元霸的那一對八百斤重的錘頭子；李元霸若進了《西游記》，怎敵得孫行者的一萬三千斤的金箍棒（我們在牛津時，他和我講哪條好漢使哪種兵器，重多少，歷歷如數家珍）。

1980年，已經邁入“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錢鍾書重讀《說唐》。雖然不滿于“《說唐》中于楊林、單雄信、宇文成都、伍云召、司馬超、伍天錫、楊義臣、尉遲恭、鰲魚等一概曰‘有萬夫不當之勇’或‘萬夫莫當’”的套路窠臼[4]，筆記里還是特地記錄了楊林“善使兩根囚龍棒，每根重一百五十斤”，宇文成都“使一柄流金鐺，重兩百斤”，伍天錫“使一柄混金鐺，重有二百多斤”，程咬金的武器是“一把八卦宣花斧，重六十四斤”，十二歲的裴元慶“用的兩柄錘卻有五升斗大，重三百斤”。其中專門摘抄了第三十一回這段被他小時候津津樂道的內容：

元慶將錘當的一架，把一桿虎頭金槍打得彎彎如蚯蚓一般，連叔寶（秦瓊）的雙手都震開了，虎口流出血來……[5]

像《說唐》這種小說，在清末以來的古典小說里地位一直不高[6]，評價者往往是不滿其“于史無征”之處，但偏偏又因此吸引了市井大批讀者。熟記每條好漢的兵器及斤兩數，是很難從現代學術的種種論題里找到什么意義和價值的。而惟其無甚意義，毫無功利目的，才保留了童年肆意讀書時那種游戲般的快樂。這也許反倒是錢鍾書閱讀生涯里特別可貴之處。至1978-79年間抄讀《金瓶梅詞話》，與三十年前抄讀張竹坡評點本不同，錢鍾書此時更注意生活化的細節，不厭其煩地記下小說里每次的菜單。比如第21回這段：

西門慶又在桌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面蒸餅，一碗韭菜酸筍蛤蜊湯，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鵝，一碟香噴噴曬干的巴子肉，一碟子柳蒸的勒鲞魚，一碟奶罐子酪酥拌的鴿子雛兒。[7]

為什么會記下這些菜單，難道是因為剛經歷了物質匱乏的時代所以“望梅止渴”嗎？是欣賞西門慶這種山東土豪大戶人家的日常飲饌嗎？還是從中發現了社會經濟史與日常生活史的重要信息？恐怕都不是答案。錢鍾書樂于抄記，主要可能還是注意到了小說家排比名物時的一種文字表達能力。即便是菜單，有些文學家也可以寫出來富有趣味，這正好被錢鍾書捕獲下來。然而這些菜單還不夠有趣，最后進得《管錐編》，被稱為“多文為富而機趣洋溢”的，乃是《醒世姻緣》第五十回這樣的描述：

（孫蘭姬）將出高郵鴨蛋、金華火腿、湖廣糟魚、寧波淡菜、天津螃蟹、福建龍虱、杭州醉蝦、陜西瑣瑣葡萄、青州蜜餞棠球、天目山筍鮝、登州淡蝦米、大同穌花、杭州咸木樨、云南馬金囊、北京琥珀糖，擺了一個十五格精致攢盒。[8]

相較于前段引文中格調不高的菜色風貌（錢鍾書屢次在筆記里譏刺西門慶家宴“非官派”、“無素肴”等），這段文字更注意把天南地北的生鮮特產搭配出光色來，顯得搖曳生姿、花團錦簇起來。這其中洋溢的是書本文字之中自有的趣味，無論常人難以操執的兵器斤兩，或是令讀者口里生津的食品名目，都可能是不足為外人道的閱讀之樂，而隨著年深日久比主要

情節更容易留在記憶之中，啟發出關于文學如何體物的認識。

根據楊絳的回憶，讓少年鍾書困惑的是，不同書之間支撐這些趣味的說法卻會存在沖突。故有上文所謂“一條好漢只能在一本書里稱雄”的結論。可有時書本里的表述確實很難做到自洽，這需要他進一步進行探索，如其東林小學同窗日后回憶：

他常常做些小考證，例如巨無霸腰大十圍，他認為一圍不是人臂的一抱，而只是四個手指的一合。[9]

這是指《漢書·王莽傳下》“有奇士長丈、大十圍，……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的一段話。錢鍾書十一二歲讀過《漢書》，倒也并不出奇，當然更可能是錢基博提倡子弟們讀的《資治通鑒》（第三十八卷）或是清人《通鑒輯覽》（第二十卷）里的轉述。

自從發現了書中存在著很多現實中難以據信的不合理疑點，反倒令閱讀那些夸張虛構片段的經驗變得更為生動有趣。后來錢鍾書總結為“時代錯亂”（anachronism）的那些內容，想必在許多讀小說的小孩子頭腦中都會浮現出許多疑問：《西游記》里唐朝時人怎么會提到《百家姓》（第八十七回），《紅樓夢》居然出現顏真卿寫的對聯（第四十回），《水滸傳》林沖手持的是明代中期才盛行的折扇（第七回），《封神榜》開篇就讓商紂王在女媧行宮墻壁上題了一首七律，這和《三國演義》里讓漢魏文人做近體詩有什么分別。戲曲作品里這種情況就更多了，“仲宣忽作中郎婿，裴度曾為白相翁”（凌廷堪《論曲絕句》之一二），倒不妨就像湯顯祖那樣，在《牡丹亭》里讓人物“明知故犯”，直說“你宋書生是看不著《大明律》”來，也許更能展現修辭的追求和游戲的筆趣[10]？不過，這對于提倡“以詩證史”的學者來說，是毫無價值的內容。錢鍾書則說：

夫以疑年考史之法，施于嘲戲文章，膠柱鼓瑟，煮鶴焚琴，貽譏騰笑。古來詞賦，寓言假設，每時代錯亂，小說戲劇更無忌避……妄言而姑妄聽也可。[11]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劉知幾《史通》外篇《雜說》下，都提出以詞賦來查考史實是不可行的，“顧謂不宜苛責詞賦之有背史實，劉謂不宜輕信詞賦之可補史實”。但顧炎武仍囿于文體尊卑的局限，未能察見小說、戲曲興盛之當時的勃勃生機。可假如作家能消除這些“時代錯誤”，會使得作品的文學價值提高嗎？錢鍾書說：

“假設之詞”而于時代之界最謹嚴不茍者，唯八股文；陳澧《東塾集》卷二《科場議》一：“時文之弊有二。代古人語氣，不能引秦漢以后之書，不能引秦漢以后之事，于是為時文者皆不讀書。”[12]

這番妙論大快人心，可說是為童年時代純以興趣讀書的經驗找到一種格外理直氣壯的解釋。仿佛笑話里那位最終得到了一本列車時刻表的顧客，想在書店為孩子買一本書，要求沒有兇殺和愛情，一切內容都是準確無誤的知識，文學批評家們追求史實精確性的文學標準，不僅毫無意義，甚而倒是等同于最戕害人心、泯滅個性的八股時文了。

二、由外國通俗小說養成的文學消遣

少年時代的錢鍾書又由古文家林紓及通曉外文助手合作的“林譯小說”，廣泛接觸外國文學，“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么迷人”——

我自己就是讀了林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游記》、《聊齋志異》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過梁啟超譯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譯的偵探小說等，都覺得沉悶乏味。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么迷人。我把林譯哈葛德、迭更司、歐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覆不厭地閱覽。假如我當時學習英語有什么自己意識到的動機，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夠痛痛快快地讀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險小說。四十年前，在我故鄉那個縣城里，小孩子既無野獸片電影可看，又無動物園可逛，只能見到“走江湖”的人耍猴兒把戲或者牽一頭疥駱駝賣藥。后來孩子們看野獸片、逛動物園所獲得的娛樂，我只能向冒險小說里去找尋。我清楚記得這一回事。哈葛德《三千年艷尸記》第五章結尾刻意描寫鱷魚和獅子的搏斗；對小孩子說來，那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場面，緊張得使他眼瞪口開、氣兒也不敢透的。（引林紓譯文略）獅子抓住鱷魚的脖子，決不會整個爪子像陷進爛泥似的，為什么“如人之脫手套”?鱷魚的牙齒既然“陷入獅股”，物理和生理上都不可能去“咬獅腹”。我無論如何想不明白，家里的大人也解答不來。而且這場惡狠狠的打架怎樣了局?誰輸誰贏，還是同歸于盡?鱷魚和獅子的死活，比起男女主角的悲歡，是我更關懷的問題。書里并未明白交代，我真心癢難搔，恨不能知道原文是否照樣糊涂了事。我開始能讀原文，總先找林紓譯過的小說來讀。[13]

那套商務印書館的《林譯小說叢書》，總共二集各五十種。第一集出版于1914年6月[14]；第二集最后一種《戎馬書生》的出版時間當晚于1920年[15]，這正好使錢鍾書在“十一二歲時”發現這套書[16]。《林紓的翻譯》里提到林譯小說作品題名凡25種，最早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未收入林譯小說叢書，孟德斯鳩《魚雁抉微》也只在1915-17年的《東方雜志》連載而未有單行本，還有《魔俠傳》是1922年出版的，收入《說部叢書》第四集，也逾出了“林譯小說叢書”的范圍。再加上只提到書名的，或是只引了序言的，那么此文錢鍾書引其正文來分析林譯特色的文本也就是十幾種。隔了四十年后重讀，關注角度自然不同。而錢鍾書自己承認幼年“反覆不厭地閱覽”的，我們可以從一百種《林譯小說叢書》里列出來的，分別是

1、哈葛德（Sir HenryRider Haggard，1856-1925）的作品：《迦茵小傳》、《埃及金塔剖尸記》、《英孝子火山報仇錄》、《鬼山狼俠傳》、《斐洲煙水愁城錄》、《玉雪留痕》、《洪罕女郎傳》、《蠻荒志異》、《紅礁畫槳錄》、《霧中人》、《橡湖仙影》、《三千年艷尸記》、《璣司刺虎記》、《劍底鴛鴦》、《雙雄較劍錄》、《鐘乳髑髏》、《天女離魂記》、《煙火馬》、《鐵匣頭顱》及《續編》、《金梭神女再生緣》。

2、迭更司（CharlesDickens，1812-1870）的作品：《塊肉馀生述》、《賊史》、《冰雪因緣》、《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

3、歐文（WashingtonIrving，1783-1859）的作品：《大食故宮馀載》、《拊掌錄》、《旅行述異》；

4、司各德（Sir WalterScott，1771-1832）的作品：《撒克遜劫后英雄略》、《十字軍英雄記》；

5、斯威佛特（JonathanSwift，1667-1745）的作品：《海外軒渠錄》。

其中哈葛德所作大多是非洲冒險小說，歐文的短篇故事帶有志怪和異域歷史風光的特色，司各德即司各特的兩部是描述綠林好漢的英國歷史小說。斯威佛特即斯威夫特，他的《格列佛游記》原本有深刻針砭英國社會的主題，但被林紓側重于獵奇及滑稽突梯的效果，故而擬題為“軒渠”，典出《后漢書》，謂歡笑之貌，宋人有《軒渠錄》，記當朝名臣諧謔掌故，與“拊掌錄”取義相近。而迭更司即狄更斯的五部長篇小說，今譯名依上引序列分別為《大衛·科波菲爾》、《霧都孤兒》、《董貝父子》、《老古玩店》和《尼古拉斯·尼克爾貝》，算是故事性特別強的文學名著，而林紓似乎猶嫌原作不能讓讀者盡興，“往往捐助自己的‘諧謔’，為迭更司的幽默加油加醬”，但在當時看來，少年錢鍾書一定覺得，“這真是帶唱帶做的小丑戲，逗得讀者都發笑”[17]。他讀了覺得沉悶乏味的《十五小豪杰》，是梁啟超在清末從日文轉譯的凡爾納航海小說《兩年假期》（Deux ans de vacances，1888），后經他人續譯完成。這部譯本帶有白話章回小說的特點，文字似更淺顯，反因刻意追求淺白俚俗而不太自然。周桂笙譯的偵探小說，大概指的是他在《月月小說》、《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刊物發表的一些作品，也有小說林社發行的福爾摩斯探案小說，以及原作待查考的幾部譯作。在以白話文體翻譯法國作家鮑福（Fortuné du Boisgobey，1821-1891）的偵探小說《毒蛇圈》（Margot la Balafrée，1884）時，周桂笙原汁原味地保存了開篇省略人稱主語的一段父女對話，得到小說家吳趼人的注意和效仿，成為文學史家非常重視的研究論題。從這里看來，即便是后來追述，錢鍾書也并不認可清末民初過于積極主動改造漢語文學內外形式以致損害文本自身文學價值的翻譯路向。

從數量上占據了“林譯小說”里絕對優勢的哈葛德冒險小說，其原作在錢鍾書精研外文之后并未成為所寵愛的讀物。反倒是林紓較少涉足的偵探小說成了他更重要的日常消遣，比如在牛津攻讀學位時，苦于某些不感興趣的課程，于是“每天讀一本偵探小說‘休養腦筋’，‘休養’得睡夢中手舞腳踢，不知是捉拿兇手，還是自己做了兇手和警察打架”[18]。從《錢鍾書手稿集》里固然可以追蹤到錢鍾書個人閱讀史的很多線索，但這并不代表或可以由此限定他的讀書范圍，例如創造了福爾摩斯形象的偵探小說家柯南·道爾，錢鍾書的讀書筆記里根本沒有抄讀福爾摩斯的任何記錄，只讀了道爾的自傳《回憶錄與冒險史》（Memories and Adventures，1924），和那部南美高地發現史前生物王國的科幻冒險小說《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1912）。《容安館札記》里讀偵探文學名家讀道爾的生平傳記，結尾記T. S. 艾略特愛讀福爾摩斯探案故事，旁批又補記汪康年書里把《五橘核》的故事當真[19]。既然有那么多大家名流追捧的事例，自己就不用再表態了。1979年，《譯林》創刊，第一期發表了當時深受歡迎的電影《尼羅河的慘案》原著譯文，這是“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作，民國時期已有譯本。時任社科院外國文學所所長的馮至，批評說現在各種“謀殺案”、“慘案”小說充斥市場，乃“倒退”、“墮落”的表現。《譯林》社人員據理力爭，社會各界也紛紛為之辯護[20]。錢鍾書、楊絳當時也發聲，提出好的通俗文學反映世態人情，是文藝社會學的表現，而且哲學家金岳霖就是偵探迷[21]。這樣的表態不僅反映了出于公心的勇氣，也是自己長期喜愛偵探小說的個人經驗使然。

劉錚早就寫過關于錢鍾書藏書里有偵探小說的文章，其中有紐約初版的犯罪小說選集《殺人不掉淚：犯罪小說選》（Murder without Tears: An Anthology of Crime，1946），編選者是Will Cuppy[22]。鄭朝宗曾記在上海淪陷期間，常去圖書館幫錢鍾書借書，“上自康德的《純粹理論批判》，下迄多樂賽·佘爾斯的偵探小說，他都要借而且讀得一樣快”[23]。佘兒斯即塞耶斯（DorothyLeigh Sayers，1893-1957），是出生于牛津的著名女學者、詩人和作家，不僅研究古典與現代語言，翻譯過但丁《神曲》、《羅蘭之歌》，而且擅寫犯罪小說、神秘小說，在英國偵探小說的黃金時代里塑造了一位膾炙人口的彼得·溫西爵士（Lord Peter Wimsey）。錢鍾書除了詳讀過塞耶斯有關但丁的著述和翻譯之外，對于溫西爵士系列，他至少讀過最重要的代表作《喪鐘九鳴》（The Nine Tailors，1934）[24]，以及《貝羅那俱樂部的不快事件》（The Unpleasantness at the Bellona Club，1928）、《五條紅鯡魚》（The Five Red Herrings，1931）、《俗麗之夜》（Gaudy Night，1935）和《巴士司機的蜜月》（Busman’s Honeymoon，1937）[25]。本來當代通俗小說是很少能被錄入讀書筆記，像《五條紅鯡魚》不過就是抄錄了第十六章里的一句話而已。但其他幾部篇幅稍長些，且有部分批注，甚而《俗麗之夜》的筆記做過兩次，足見錢鍾書的鑒賞口味和偏好。通過讀書筆記還可以發現，錢鍾書早年就熟悉塞耶斯編選的《偵探、神秘與恐怖短篇故事杰作集》（Great Short Stories of Detection, Mystery, and Horror，1934），此書的中譯本縮水不少，但原書其實厚逾千頁[26]。此后還讀了她編選的另一部萬人叢書本《偵探傳奇集》（Talesof Detection，1936）。

近來劉錚著文對錢鍾書偵探小說的情況進行總結說：

錢鍾書讀多蘿西·L.塞耶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等名家偵探小說的記錄，陸灝先生及我曾寫文字提到過。《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刊布后，我們知道，錢鍾書讀過的偵探小說作家還有約翰·巴肯、G.K.切斯特頓、邁克爾·英尼斯、埃里克·安布勒、E.C.本特利、P.D.詹姆斯、埃勒里·奎因、雷蒙德·錢德勒、達希爾·哈米特等等。其中，也包括尼古拉斯·布萊克。[27]

在此通過上述讀塞耶斯小說筆記的粗略檢覽，算是管中窺豹但取一斑了。其中的約翰·巴肯（JohnBuchan，1875-1940）、埃里克·安布勒（EricAmbler，1909-1998）往往也被貼上其他通俗小說文類的標簽。例如錢鍾書在留學時代就留下閱讀痕跡的巴肯小說《綠斗篷》（Greenmantle，1916）、《斯坦法斯特先生》（Mr Standfast，1919）、《三人質》（The Three Hostages，1924），都屬于作者最為著名的間諜小說代表作，即以一戰英德為背景的“情報官理查德·漢內系列”，而且顯然其中因希區柯克改編電影而為人熟知的那部《三十九級臺階》當然也不會被錢鍾書所忽略[28]。至于安布勒，錢鍾書在四十年代初早已讀了他寫英國工程師在法西斯意大利情報活動的《警報有因》（Cause for Alarm，1938）和寫蘇聯雙重間諜的《不尋常的危險》（Uncommon Danger，1937），也應該是側重于間諜小說的特點。此外，我們還可以在《錢鍾書手稿集》找到的著名間諜小說家，除了安布勒所效法的祖師爺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之外，還有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1908-1964）的“007系列”。筆記里可以找到的是《金剛鉆》（Diamonds AreForever，1956）和《金手指》（Goldfinger，1958）這兩部[29]。當然實際讀過的肯定還不止此，難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文學所借書處會當著“美麗的吳興華夫人”和李文俊等外文所青年就樂于大談“007”了[30]。還有因成功改編成電影近年來備受國內讀者關注的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其“喬治·斯邁利系列”進入錢鍾書筆記簿的至少有五種：最早問世的《召喚死者》（Call for the Dead，1961）和《優質殺手》（A Murder of Quality，1962），最多贊譽的《柏林諜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1963），以及《榮譽學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1977）和《斯邁利的人馬》（Smiley’s People，1979）[31]。從較長的筆記篇幅和諸多批注上可以看出閱讀時的濃厚興趣來，比如讀《榮譽學生》時遇到“the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即嘗試譯作“閉道電視”[32]，讀《柏林諜影》時對于小說人物利瑪斯為執行任務所苦心經營的一系列“潛伏”計劃印象深刻，也用眉批指出這是從“豫讓吞炭文身為乞人”這一古老題材變化而來[33]。

若是對這類間諜小說追根溯源的話，我們需要知道錢鍾書童年時代熟讀的“林譯小說”里有一部《藕孔避兵錄》（1909），翻譯的就是倭本翰（Phillip Oppenheim，1866-1946）的《大秘密》（The Great Secret，1907），乃“007”系列小說的鼻祖[34]。至于出身情報機構而能做到精擅各體、雅俗共賞的格雷厄姆·格林（GrahamGreene，1904-1991），錢鍾書不僅讀他的《密使》（The Confidential Agent，1939）、《哈瓦那特派員》（Our Man in Havana，1958）[35]，也將其他帶有異域風情和旅行心懷的眾多小說盡收眼底，甚至最晚讀到了1982年出版的那部戲仿塞萬提斯名著的《吉訶德閣下》（MonsignorQuixote，1982）[36]。

如同巴肯的《三十九級臺階》那樣，我們在讀書筆記里也看不到格林的以幫派與偵探小說為素材的《布賴頓硬糖》，也許是太過有名，都讀得早、記得熟反而不必記錄什么，反正讀這些小說主要是為頭腦和心靈提供消遣之用。又如狄更斯的眾多小說作品，讀書筆記很多都是簡略抄錄數語而已，惟有《匹克威克外傳》筆記甚詳[37]。究其原因，狄更斯這部最早的長篇小說最有諧謔的文詞趣味，必為錢鍾書所喜愛，且從前沒有被林紓所翻譯，無論是早期的文言節譯本《旅行笑史》還是后來的蔣天佐全譯本，恐怕都未能傳達出狄更斯的趣味來。正如錢鍾書在論文里所說：

我試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無疑也是比較“忠實”的——譯本來讀，譬如孟德斯鳩和迭更司的小說，就覺得寧可讀原文。[38]

《林紓的翻譯》再三援引《冰雪因緣》作為例證，此書原作即狄更斯創作成熟時代的名作《董貝父子》。錢鍾書的讀書筆記抄錄其中人物對話不過半頁紙，想必對此書極為熟稔，但可能也說明此書在錢鍾書心目中的實際地位：能讀懂原文之后，依然忠實于自己的趣味和品鑒標準，并不迷信于文學史家們的定論或共識。楊絳曾經試圖重譯《董貝父子》，譯了七萬多字即交由外文所新進人員（薛鴻時）代為完成[39]。

在柯南·道爾的自傳里，錢鍾書注意到王爾德曾表示自己愛讀其歷史小說《米卡·克拉克》（Micah Clarke，1889）的細節[40]，此書即“林譯小說”里的《金風鐵雨錄》（1907）。實際上林譯道爾小說共六部，除了其中五部都是歷史小說，包括《林紓的翻譯》里討論過的《黑太子南征錄》（The White Company，1891）和僅提及題名的《恨綺愁羅記》（The Refugees，1893）：前者寫“百年戰爭”史事，接近司各特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后者寫法王路易十四衛隊中人物，接近大仲馬的《俠隱記》。但就歷史小說而言，司各特和大仲馬都不是酷愛抄讀原作的錢鍾書所感興趣的對象。他讀吉爾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1906-1978）的學術名著《古典傳統》（The Classical Tradition: 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Literature，1949），曾留意到作者對寫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小說名篇進行總結，首推布維爾-利頓的《龐貝城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1834），其后則是查爾斯·金斯利的《許帕提婭》（1853）、劉易斯·華萊士的《賓虛》（1880）以及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Quo Vadis，1895）[41]。想必很贊同此說，在讀《龐貝城的末日》時又將之引述于筆記的卷首[42]。需要指出的是，布維爾-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在中英文學交流之初具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時期最先被譯成中文的英國長篇小說，連載于申報館《瀛寰瑣紀》（1872-74），后又推出“申報館叢書”單行本（1875）的《昕夕閑談》，原作就是他的《夜與晨》（Night and Morning，1841）前半部。此后又有傅蘭雅的重譯本以及“說部叢書”里的一部《菱鏡秋痕》。小說《龐貝城的末日》在1913年被搬上銀幕后，周瘦鵑根據電影故事情節譯述了一篇“影戲小說”《旁貝城之末日》，刊于《禮拜六》第32期（1915）[43]。190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顯克微支最早因短篇小說《燈臺卒》被清末的翻譯家吳梼譯出，刊于《繡像小說》上。此后特別關注他且做過不少譯介的周氏兄弟，卻受到當時歐洲文學史觀的影響，并不重視其長篇歷史小說，尤其是描寫古羅馬帝國時期生活的《你往何處去》。錢鍾書早期筆記里通過法文譯本對這部小說略有涉獵[44]。據說楊絳去世前曾托人想借閱此書，大概緣于從前聽丈夫說起過么？

留學時代讀書筆記里出現的柯南·道爾《失落的世界》，不過抄了兩三句無關題旨的話而已[45]。此書早有李薇香的中譯本，列于與“林譯小說叢書”同時出版的“說部叢書”，題為《洪荒鳥獸記》，起先曾連載于1913年的《小說月報》上，錢鍾書必定是早就熟悉的。至于他列舉早年讀“林譯小說”印象最深的其他那幾位作家，哈葛德自然不用說了，他已承認自己不愿意去讀其原作。歐文和司各特只是偶爾會被提及。狄更斯和斯威夫特則是讀書筆記里經常眷顧的作家，尤其是林譯《海外軒渠錄》更無法取代《格列佛游記》原作的風味與表現力[46]。

錢鍾書對于科幻小說的興趣較為淡薄，但儒勒·凡爾納、H. G. 威爾士，都是他從小就非常熟悉的作家，也是在讀書筆記里幾乎看不到一點痕跡的[47]。中學時代他甚至還翻譯過威爾士《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 1919-20）里有關古生物的一節內容，“譯馀贅語”介紹說“威氏善為小說家言”云云[48]。多年以后，錢鍾書將這本舊藏英文書贈給了顧頡剛[49]。當然，如果考慮科幻小說史家喜歡追溯到的登月文學鼻祖譬如古羅馬作家琉善《真實的歷史》，或是當代反烏托邦小說如《1984》、《我們》和《美麗新世界》的話，那么錢鍾書無疑也算是非常熟悉這類蹈空凌虛之作的。

三、結論

在錢鍾書漫長得看似恒久不變的閱讀史里，曾有過這樣令人動容的一幕：《中文筆記》“硬皮本（三十三）”，中間至《柳河東集》處突然書法凌亂，此后的《宋書》筆記字跡越發潦草失控，其間突然夾入一頁（正反兩面？）凡爾納《神秘島》英譯本第一部分“空中遇險”（Dropped from the Clouds）的摘錄。“硬皮本（三十三）”有楊絳識語：“此冊當是74、75年筆記。‘流亡’期間，哮喘，急救后大腦皮層受損，手不應心”[50]。“流亡”指的是“1973年12月，錢、楊以強鄰難處被迫逃離宿舍”后四處搬遷，在學部七號樓辦公室住了兩年多，直到1977年2月受政策照顧入三里河新居[51]。1974年1月下旬，錢鍾書因搬家吸入過多灰塵引發哮喘，送醫院急救后造成大腦缺氧，遂有一段時間行動言語不便。在這種情況下，像《宋書》這樣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大經典”都不能解憂消愁，以科學幻想預言二十世紀人類世界的凡爾納經典名作才是他心目中合適的消遣讀物[52]。可知此前對于梁啟超譯《十五小豪杰》感到的乏味沉悶，并未能因此而遷怒于原作。《神秘島》里的主人公們，乘坐氣球航程中失事，漂泊在荒島，徒手制作各種生活用品，這與錢、楊年過花甲而落難于辦公室的艱難生活很難不令人產生對照的聯想。1958年，楊絳曾寫文章介紹《神秘島》這部“科學小說”，其中贊頌主人公們“敢想敢做而又有科學依據”的行動力，“讀來很能鼓舞干勁”：

只實事求是的設法應付困難……他們并不“得過且過”，認為“應當象永遠住在這里似的建立自己的家園”。[53]

雖說是誕生于“大躍進”時代的應景之作，但幾處強調“科學”的字眼未免自有深意，更重要的在于，這是實實在在地根生于他們閱讀此書的感受。童年時代的游戲娛樂記憶，在人生后來的每次波折困厄時復活過來，給予其精神上最堅實的支持和援助。

1926年初的寒假，錢基博在清華大學任教未能回家。缺少了嚴父管束的錢鍾書，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恣意閱讀了大批通俗小說雜志，包括《小說世界》、《紅玫瑰》、《紫羅蘭》，等等。錢鍾書的舅父王蘊章（1884-1942），乃是鴛鴦蝴蝶派作家里著名的王西神，中過舉人，又通英文，曾主編《小說月報》和《婦女雜志》。《小說月報》創刊號上發表的小說，除了林紓譯述的哈葛德小說《雙雄較劍錄》，還有王蘊章的兩個短篇小說。他的小說多有類如“志蘇臺之風月，拾金粉之遺聞”云云的抒情筆調[54]，偶爾點綴以洋派新式的時髦元素，時人稱之為善以詞章寫小說者[55]。錢鍾書對近代的各種主要小說刊物大多都是熟悉的，比如李伯元主持的《繡像小說》[56]，比如包天笑創辦的《小說時報》[57]，還有徐念慈、黃人創辦的《小說林》。他后來讀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收藏的鈔本《摩西遺稿》，這是黃人（1866-1913，字摩西）未刊詩詞集的轉錄本[58]。筆記末尾補充了一段文獻：

光緒33年《小說林》創刊號，發刊詞亦摩西作，有云：狹斜拋心締約，輒神游于亞猛、亨利之間，屠沽察睫競才，常銳身以福爾、馬丁為任……言不齒于縉紳，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閱必背人。下筆誤征，則群加嗤鄙。雖如《水滸傳》、《石頭記》之創社會主義，闡色情哲學，托草澤以下民賊奴隸之貶，假蘭芍以塞黍離荊棘之悲者，亦科以誨淫誨盜之罪，謂作者已伏冥誅，繩諸戒色戒斗之年，謂閱者斷非佳士。……吁天訴虐，金山之同病堪憐；渡海尋仇，火窟之孝思不匱。[59]

與后來學者研究近代小說時援引黃人《小說林》發刊詞的著重點不太相同，錢鍾書所記的這段內容在于申明對于通俗小說的趣味乃是人人皆有的天性，惟士夫儒生不肯明說而已。筆記頁邊批注里標明了“亞猛”、“亨利”都出自《茶花女》，而“福爾、馬丁”指的是“同號覺我（徐念慈）”的《小說林緣起》所云“闡事燭理若福爾摩斯、馬丁休脫（偵探案）”；并對引文末句稍加解釋：“《黑奴吁天錄》、《孝子火山報仇記》，皆林譯”[60]。“馬丁休脫”即亞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1863-1945）所撰寫的偵探小說系列之主人公馬丁·休伊特（Martin Hewitt）。雖然譯名采用了小說林社自己推出的奚若譯本（1905年），但林紓后來也譯了這位“馬丁休脫”，即在《神樞鬼藏錄》（1907年）里登場的“希威忒”，這同說部叢書本《海衛偵探案》（1908年）的“海衛”一樣，都是同一個人。加之林紓又譯過《歇洛克奇案開場》（1908年，即《暗紅色研究》），可以說黃人這里提到的西洋文學內容都與“林譯小說”或遲或早地發生了聯系。

錢鍾書早年的西方文學閱讀來源，與“五四”新文化的傳統并不太親近，倒是與林紓所代表的清末以及鴛鴦蝴蝶派作家的民初傳統更多淵源。——這或許可以解釋他與中國現代新文學傳統保持若即若離關系的原因，聯系他平生學術立場、文學批評思想和散見于各種中西文學比較研究的觀點主張，這種關系或許可以給我們更大啟發，來思考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雅俗如何做到統一。根植于童年閱讀史的趣味與習慣，對于這位成就顯赫而又始終忠實于自己內心的偉大學人，在日后性格生成和塑造方面具有著重要意義。

注釋：

[1]錢基博：《堠山錢氏丹桂堂家譜·大哥述略》，載《錢基博集·譜牒匯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20頁。文中提到了錢鍾書起初沒受小學教育的原因：“（鍾書）垂髫，將俾就外傅，大哥不可，曰：‘今之有事于學校者，徒皮附歐美作高論，以矜夸馳口說，匪能以牖啟后生小子為心者也’”。

[2]“硬皮本（二十三）”，《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3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015年，第201-394頁。

[3]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楊絳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78-182頁。

[4]《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961頁補白。

[5]《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9冊，第537頁。

[6]雖然章學誠認為《說唐》屬于“多記實事”的“演義之書”（《丙辰札記》），但后人并不認可此說。比如“蠻”（黃人）《小說小話》，連載于《小說林》第1卷（1907年），就批評《說唐》是“惡劣”之作，“章回小說之下乘者”，“贗而俗者，易投時好”。俞樾也曾批評《說唐》捏造薛仁貴、李元霸的事跡“不知其所自”（《小浮梅閑話》）。俱見于朱一玄編、朱天吉校：《明清小說資料選編》上冊，第143-144、196、215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另外，周作人略重視《說唐》在歷史演義里的地位（《歷史小說》，1949年11月），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對于《說唐》只字未提，只在“敘唐之薛家”之名目下開列了《征東正西全傳》，以為“文意并拙”。

[7]《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9冊，第310頁。

[8]《管錐編》，第579頁。

[9]鄒文海：《憶錢鍾書》，《傳記文學》第1期，1962年6月。參看范旭侖：《錢鍾書的性格》，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第62頁注釋1。

[10]《管錐編》，第2032-2037頁。又見第1018頁。

[11]《管錐編》，第1614-1615頁。

[12]《管錐編》，第2038頁。

[13]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2-83頁。

[14]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上海：上海圖書館編印本，1979年，第636-637頁。

[15]收入《說部叢書》第三集八十九編的單行本出版于1920年4月，見上書，第789頁。

[16]相較而言，冰心回憶自己十一歲之前（1912年左右）讀完全部《說部叢書》（《我的文學生活》），就是不可信的，或指出她所讀完的可能是《說部叢書》改版前的“十集本”（1903-08年），見王炳根主編：《冰心論集》，第五輯，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256-261頁。但這畢竟不是全部《說部叢書》了。

[17]《七綴集》，第84-85頁。

[18]《楊絳全集》，第2冊，第189頁。又見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第108頁。

[19]《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05頁。

[20]趙稀方：《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新時期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48-52頁。

[21]李景端：《如沐春風：與名家面對面》，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212-213頁。

[22]劉錚：《三位名學者的西文藏書》，《收藏·拍賣》，2006年第10期。

[23]鄭朝宗：《懷舊》，《海濱感舊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48-49頁。參看陸灝：《東寫西讀》，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第13頁。

[24]《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5冊，第511-513頁。

[25]《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7冊，第564-566頁；第18冊，第696-697頁；第19冊，113-114頁；同冊第118-119頁；第22冊，第188頁。

[26]《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5冊，第282-283頁；第17冊，第62-63頁。

[27]劉錚：《上海解放時，錢鍾書收藏過的偵探小說》，《文匯筆會》，2021年8月5日。

[28]《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1冊，第439頁，第455頁；第3冊，第362頁。

[29]《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17冊，第448頁；第18冊，第704-708頁。

[30]丁偉志主編：《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三聯書店，第163頁，2010年。

[31]《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23冊，第267-272頁，第272-273頁；第28冊，第323-325頁，326-327頁，337-338頁。

[32]《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23冊，第269頁。

[33]《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28冊，第326頁。

[34]陸建德：《文化交流中“二三流者”的非凡意義——略說林譯小說中的通俗作品》，《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6期。

[35]《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7冊，第583-585頁；第21冊，第576頁。

[36]《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31冊，第217-222頁。

[37]《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22冊，第74-97頁。

[38]《七綴集》，第84頁。

[39]楊絳：《楊絳全集》，第2冊，第326頁。

[40]《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5冊，第562頁。

[41]《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37冊，第80頁。參看《古典傳統》，王晨譯本，北京：北京聯合公司，2015年，第386-387頁。

[42]《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22冊，第5頁。

[43]按周氏于1935年又將電影腳本譯出，題作《哀鵑歷劫記》，列于《紫羅蘭言情叢刊》出版，參看陳建華：《紫羅蘭的魅影：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1911-1949）》，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第574頁。

[44]《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6冊，第474頁。

[45]《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2冊，第402頁。

[46]《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41冊，第385-404頁。

[47]《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10冊，第696-701頁，讀《氣球上的五星期》“萬人叢書”英譯本。

[48]錢鍾書譯：《天擇與種變》，《桃塢學期報》第9卷第2號，1926年7月。

[49]扉頁題簽：“頡剛先生欲閱英文通史，屬為購采。予適有二十年前所讀此書，幸逃劫火。童心難覓，舊學全荒。即以奉遺，庶幾物得其主矣。丁亥歲不盡二日，錢鍾書識。”按，丁亥歲不盡二日，是1948年2月7日或8日。見俞國林編：《顧頡剛舊藏簽名本圖錄》，第393頁，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50]《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6冊，第432-433頁；第17冊，第1頁。

[51]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第305-310頁。

[52]錢鍾書筆記首行即摘錄了法國元帥于貝爾·利奧泰（Louis-Hubert-Gonzalve Lyautey，1854-1934）的名言英譯文，謂“近二十年人類的發展不過是活現了儒勒·凡爾納的小說”（For the last 20 years the advance of peoples is merely living thenovels of Jules Verne）。另外，由《外文筆記》可看到錢鍾書此時期在讀雪萊詩集，字跡也出現了混亂潦草的情況（第21冊，第58-63頁），對照來看，《神秘島》筆記似乎并非病中所作。

[53]楊絳：《描寫敢想敢做故事的小說——介紹〈神秘島〉》，《文學知識》，1958年創刊號。

[54]這兩句話見于王蘊章的短篇小說《杏花春雨記》，《西神小說集》，上海：世界書局，1924年，第2頁。

[55]范煙橋：《中國小說史》，蘇州：秋葉社，1927年，第310頁。

[56]《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冊，第194頁。

[57]《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8冊，第61頁。

[58]見江慶柏、曹培根整理的《黃人集》“前言”，見該書，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5頁。

[59]《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0冊，第286頁。橫線是筆記原文所標劃的。

[60]參看羅書華：《中國歷代小說批評史料匯編校釋》，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8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