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民：胡喬木與錢鐘書的人情詩緣
胡喬木、錢鐘書，一中樞高官、一純然學者，表象看去，似乎不應有多大關聯，但人的精神，有多個層面，不宜一概而論。那個時代許多高官，都有相當修養，對文化不僅喜愛且多有造詣。黨內“大秀才”胡喬木的文字功夫，經過長久修煉，使得一些語言學教授都很是感佩。此外，他有著傳統知識分子對學術修養的向往，對純粹學者，發自內心尊敬。他與大學者錢鐘書，接觸較早，且有同學之誼，“文革”之后，工作生活，聯系漸密。請錢鐘書出來“撐撐場面”——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便是胡喬木的作為。此外，胡喬木不僅愛讀中國古代詩文，還喜歡動筆寫寫舊體詩詞，以表達深層的內在世界，而這方面，錢鐘書是行家里手，由此，胡喬木便有了與錢鐘書的交流機緣。錢鐘書豐厚的學養及妙趣橫生的談吐，對他極富吸引力。種種內外因素，胡喬木與錢鐘書，不僅本人，甚至家庭間的關系，也變得親和密切起來。
一
胡喬木對錢鐘書，還是有一個了解過程的。從遠處說，他們兩人，誼屬同學。在大學時，錢鐘書高胡喬木一級。后來胡喬木曾對人說，在清華讀書時，對老師輩最景仰陳寅恪，同學少年則最佩服錢鐘書，可也就留有這樣的印象罷了，兩人當時并沒有什么接觸。倘用錢鐘書夫人楊絳的話說：“他（按：胡喬木）……和鐘書雖是清華同學，同學沒多久，也不相識，胡也許只聽到錢鐘書狂傲之名。”（見《我們仨》）1949年后，錢鐘書被吸納進《毛澤東選集》英譯班子，胡喬木此時已是該翻譯委員會的上層領導，雖不直接接觸，可相關消息卻知道得更多。據楊絳記憶，在此期間，胡喬木曾有一次不點名地批評錢鐘書“服裝守舊”。當時社會上女士流行列寧裝，男的多短打扮的中山制服，可錢鐘書仍一襲長袍，在胡喬木看去，這還顯得有些“名士”味道吧。
另一件給胡喬木印象深刻的事，是在翻譯《毛澤東選集》時，錢鐘書指出了一處原文的錯誤。原文說孫悟空鉆進了龐然大物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錢鐘書閑雜書籍讀得很多，記憶又好，他一眼看出其中有誤：孫猴兒從未鉆進牛魔王的肚子里去。意見提出，委員會主任徐永煐也不能定奪，只能請示上級。這上級就是胡喬木。為了弄清這個問題，胡喬木從全國調來多個版本的《西游記》查看。果然，孫悟空是變成小蟲子，被鐵扇公主吞進了肚子里。鐵扇公主也不能說是“龐然大物”。看來，錢鐘書沒有錯。這樣，毛澤東就得修改原文了。查后來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這段文字改為：“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鉆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敗了。”這段文字，頗似胡喬木的筆調，想來應該有胡的參與改訂。這件事，錢鐘書給胡喬木留下印象：夠“狂”的！
盡管如此，錢鐘書的學識和才華，還是很得胡喬木賞識的，由此他對錢鐘書的情況，便分外關注。1974年5月至1977年2月間，錢鐘書夫婦因與強鄰難處，被迫住進科學院學部的一間辦公室生活。在此期間，錢鐘書曾因為哮喘發作，進醫院搶救。胡喬木知道后，兩次寄來治哮喘的藥方。到了粉碎“四人幫”后的1978年元月，錢、楊夫婦忽然被請去看房子，緊接著就搬住進北京三里河南沙溝一套四間的寓所。誰給分配的這所房子，并不知道，他們夫婦先以為是自己的工作部門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分配，后來該所所長何其芳到他們家參觀，卻表示十分羨慕，希望也能有這樣一套房，才知道與文學研究所沒有關系。錢鐘書在家里思來想去，終于想不出。用楊絳的話來說是：“鐘書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對新居‘格’來‘格’去，也不能‘格致’，技窮了。我們猜了幾個人，又覺得不可能。‘住辦公室’已住了兩年半，是誰讓我們搬進這所高級宿舍來的呢？”
后來有一次，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忽然”來到錢家。他來是向錢鐘書請教一個問題的：馬克思曾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他究竟是怎么說的？錢鐘書立即搬出他剛修訂完的《管錐編》手稿，翻到某冊某頁，指出問題答案。胡喬木見到這部手稿，大感興趣。他翻閱了一下手稿后，見到其中運用多種外國語言，便說，這么多外文，不及早出版，將來誰能校對呀！錢鐘書說，還沒有謄清呢。胡喬木身居上層，知道新的科技手法，他說，可用xerox（影印）。這“xerox”為何？錢鐘書夫婦當時聞所未聞。
緊接著不久，《管錐編》的全部手稿，在胡喬木的指示下，交中華書局用繁體排版。中華書局適合這方面的人手不足，又指令上海調來編輯人員。《管錐編》這部包含多種外文，用文言寫成的大著，在很短時間由中華書局以繁體字印制出版，在文化方面，實在是一大貢獻。這其中，胡喬木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次走訪錢家，雖然解決了《管錐編》出版的大問題，可對錢家住房安排一事，胡喬木卻沒有提及。后來因為錢鐘書談吐極富吸引力，胡喬木常常樂意在工作之余，到錢家坐坐，聽錢鐘書談天說地，求得內心歡愉。一次晚間來，見到錢家保姆床放在過道上，便問，房子夠住嗎？這話一問，錢、楊夫婦才知道自家房子是胡喬木所安排。楊絳的回答十分得體，始愿所不及。后來她在文章中說，這就算是向胡喬木道謝了！
1978年，錢鐘書與許滌新、夏鼐、丁偉志組成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去意大利，參加歐洲研究中國協會二十六次會議。這是中國十年浩劫后，中國學者在歐洲論壇首次亮相。人員組成，當然由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拍板”——清一色的學者。胡喬木知道在學術論壇上最應該由什么人出席。在這次大會上，錢鐘書以流利英語回顧了中國、意大利文化交流的歷史，展望中國和歐洲文化交流的前景。發言中，錢鐘書充滿感情呼吁“China no longer keeps aloof from Europe”（中國從此不再遠離歐洲），格外打動了各國學者。
講演完畢，錢鐘書在回答各國學者提問時，應答坦誠幽默、機智深刻，對歐洲各國文學典故、諺語，隨口道來，這引得與會代表一片贊嘆。法國《世界報》發表文章認為：“聽著這位才氣橫溢、充滿感情的人的講話，人們有這樣的感覺，在整個文化被剝奪的十年后，思想的世界又開始復蘇了。”與錢鐘書一同出訪的歷史學家丁偉志激動地說：“真正感受到，錢先生確實是中國文化的光榮。”“由衷地慶幸我們國家在大劫之后，居然還會保存下來這樣出類拔萃的大學問家。正是有賴于此，在經歷了十年浩劫的折磨之后，我們國家的‘思想的世界’才能夠‘又開始復蘇’。”
二
大約由于這樣顯著的文化表現，錢鐘書再次給胡喬木這位由衷敬仰文化者以深刻印象。同時，胡喬木與錢鐘書的直接往來中，對錢鐘書的學識和分量，認識更加深切。所以，才有了他后來請錢鐘書出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舉動。據一位當時與胡喬木一起寫作文件的學者講：“1982年大約5月份的一天晚上，他（胡喬木）忽然告訴我：‘明天要去找錢鐘書。’我問為什么，他一字一頓地說：‘我要請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給社科院撐撐場面，給社科院當個副院長。’”這位學者后來寫文章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當時笑瞇瞇的表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三年了，我從來只知道‘官能榮人’，現在才第一次看到了原來‘人也能榮官’。”（《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6月版）
這段時間，中國社科院正在人事變動。文學研究所更換了所長，聘錢鐘書為顧問，錢鐘書“力辭得免”。回家特別高興，他對楊絳說：“無官一身輕，顧問雖小，也是個官。”可第二天，社科院有車來接。到了胡喬木那里，胡申明要錢鐘書、夏鼐當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理由是社科院學術氣氛不夠濃，要兩位大學者為其增添學術氣氛。胡喬木先前已經說通了夏鼐，對錢鐘書，則有些“突然襲擊”。錢鐘書聽后，急忙推脫，說沒有時間。胡喬木對于知識分子做學問的時間觀念十分了解。他開出寬松的條件：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畫圈；三不要你開會。此外，胡喬木還態度誠懇地說：“看我老同學的面上……”錢鐘書還覺得文學研究所那邊不好回應：“我昨天剛辭了文學所的顧問，人家會笑話我‘辭小就大’。”胡喬木說：“我擔保給你辟謠。”這下子，錢鐘書無從推脫了。
6月初，胡喬木七十歲生日，回顧風雨平生，文人氣頗濃的他便寫出四首七律《有所思》，回顧過往，抒志述懷。詩作成后，他便交請錢鐘書“指正”。錢鐘書接到這四首請“指正”詩時，大約心情高興，又感覺胡喬木以老同學身份求教，便興致大發。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對舊體詩的要求，將幾首詩大加修改，并加附評注。在交回的涂改詩稿時，他還附有一函，表達自己的想法：
昨日奉尊命，不敢固辭，耽誤大計。然終有雞皮鶴發老嫗忽作新嫁娘之愧。尊詩情摯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達，字有未穩。君于修詞最講究，故即君之道律君之作。原則是：盡可能遵守而利用舊詩格律；求能達尊意而仍涵蘊，用比興，不淺露，不乖“風人”之旨；無閑字閑句（此點原作已做到，現只加以推敲）。原稿即由我寶藏，現呈上抄錄稿，每句上附僭改，逐句說明。聊供參考，并求指正。貴事忙不勞復示。
專此即致
敬禮！
由函中看，錢鐘書首先肯定胡喬木詩作“情摯意深，且有警句”，但隨即認為胡喬木詩作存在“意有未達，字有未穩”的問題，所以代為修改。從錢鐘書信中的意思看，胡喬木作品有出“格”（格律）的地方；有較直白不夠“涵蘊”之處；有顯露，用“比興”有限，韻味不足的問題……這樣的看法，叫最講究“修辭語法”的胡喬木如何接受？
當時，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正與胡喬木一塊兒在玉泉山起草文件的李慎之，目睹了胡喬木接到錢鐘書修改稿后的尷尬情態：“當時在玉泉山五號樓，我住的房間與他只隔著兩個房間。6月初的一天，我看到他在走廊里往復徘徊，又屢屢在我的房門口停留，似有垂詢之意，不免奇怪，便請他進屋。他拿出來兩張紙，上面寫的就是后來在七一發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錢鐘書的筆跡。”
胡喬木似乎很為難。他一邊讓李慎之看詩的修改稿，一邊說，我做舊體詩總是沒有把握，因此要請鐘書給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給我改得這么多，你看怎么辦好？李慎之回答，這是錢先生書生氣發作了。還是我來給你辦一點“外交”吧。李慎之是對此一高官（胡喬木）、一高士（錢鐘書）有相當領會之人。他當時對胡喬木的心情理解是：“四首《有所思》實際上是他七十歲時的人生總結，是他的平生自序。”當然極為看重。從兩人的生活道路看：一個（胡）是投身革命，歷盡艱險，然后管領意識形態，“幾十年來基本上是烈火烹油的事業”；另一個（錢）是矢志學問，自甘寂寞，“始終視聲名如敝屣，如果不是‘四人幫’倒臺，著作印不出來、也不惜沒世而不見稱，可謂今之高士”。他認為，兩人之間的差別，錢鐘書本來十分了然，“也不知為什么，那一次卻似乎完全忘卻了，就像改自己的詩那樣，只顧一東二冬、平平仄仄，由興改去”。由此，便出現了這樣的局面：胡喬木誠心請錢鐘書改詩，錢鐘書也費心改了；胡喬木期期以為不可，但怎么好意思請錢鐘書再改回去呢？
幸好李慎之對雙方都熟悉了解，他接過了這個難題。他認為解開這疙瘩并不難，只需要向錢鐘書略略提一下就可以了。錢鐘書何等聰明，根本不用多說。過了兩天，李慎之帶著錢鐘書修改胡喬木的詩稿，來到錢家。用他的話，自己“一向倚小賣小，直來直往”。他對錢鐘書說，喬木同志一生是個革命家，有他必須守定的信條。譬如“紅墻有幸親風雨，青史何遲辨愛憎！”“鋪路許輸頭作石，攀天甘獻骨為梯。”……這樣的詩句，就是他的精魂所系，一個字也動不得的。在詩稿中，這些句子全被錢鐘書以“出格”（格律）或“意有未達，字有未穩”的理由大作修改。從寫作者的角度出發，李慎之以為，錢鐘書不能像編《宋詩選注》那樣，嫌文天祥《正氣歌》太道學氣，便不管其名氣多大，也不收入……言外之意不等說出，錢鐘書全明白了。他立刻回答：“是我沒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辭害志了。”這話典出《孟子》：“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
好了，思想統一。錢鐘書與李慎之一塊兒，開始為胡喬木詩作恢復原貌。大致恢復后，他們兩人仍對其中個別認為不妥地方進行修改。譬如原作“弦斷琴亡志亦酬”，“斷弦”舊多指喪妻，與作者原意不符，便改為“弦急琴摧志亦酬”。這樣一來，內容便自然多了。另外，“不將白發看黃落，貪伴青春事綠游。”以“黃落”與“綠游”對仗，“綠游”二字生硬不典，亦希望作者修改云云。
內容基本恢復原貌，幾處仍認為應該修飾處，也多恰切可以認同。這一稿帶回去后，胡喬木大為高興。他將幾處按照自己想法又改了一下后，抄出一份，再寄錢鐘書，并附函一封，對其中字句進行解說，可以看出胡喬木處事的認真、周全，以及自信：
“一川星影聽潮生”，仍存“聽”字，此因星影潮頭，本在內心，非可外觀。又看潮則潮已至，影已亂，聽則尚未逼近，尚有時空之距離也。(旁注：聽潮聲之主語固為作者，亦可解為星影本身，此為有意之模糊；看潮生則主語顯然有易，句中增一間隔。)
“幽木”亦未從命，則因幽樹禽聲，所在皆有，幽谷往覓固難，且原典只云出于幽谷，固亦已遷于喬木矣。鳴禽活動多有一定之高度，深谷非其所宜。下接“長風”兩句，因此首本言政治之春天，若僅限于自然界之描寫，在個人的情感上反不真實。至“將凋”“不盡”，原屬好對，但前者過嫌衰颯，后者用“代代”，則含子又生孫、孫又生子之意，與下文愚公相應，似較不盡為長。(旁注：將凋之葉必少而近枯，亦難成不盡之絲。)
看來，胡喬木確實并非以文士，而是以“志士”自命。所以自然認為詩作應當替“志”服務。有時哪怕從辭采看去差一點，可只要意思明白顯豁，對“志”的表達沒有歧義，就寧可若是。這當然與注意講求辭采之美的詩人顯著不同。
接到這封信及詩改稿，錢鐘書感到自己的心緒應當向這位官員老同學說說。他立即回函一封，認可自己與胡喬木對待文字的區別。信的內容有味，句子別具特色，值得節錄欣賞：
……奉到來信，并最新改本，既感且喜。慎之口頭向我解釋了您的用意，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適，現在讀您來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
接下來引用英國詩人、詩論家蒲伯的話：“A perfect judge will read each work of wit.With the same spirit that its author writ.”（優秀的評論應該領會到作品中的智慧，體現出與作者一致的創作精神。）引用外國詩人言論還以為不足，再引用中國古人：“孟子在《萬章》里早把詩分為‘文’‘辭’‘志’三部分，近代西洋文論家也開始強調‘Sense’為‘intention’所決定，‘intention’就是孟子所謂‘志’，莊子所謂‘隨’。我沒有能‘逆’您的‘志’，于是，‘以辭害志’，那是我得請您海涵的。”
當然，對胡喬木的新改本，錢鐘書仍有看法：
新改本都滿意，只有“風波莫問愚公老”一句，我還“文字魔深”，覺得“愚公”和“風波”之間需要搭個橋梁，建議“移山志在堪浮海”，包涵“愚公”而使“山”“海”呼應，比物比志，請卓裁……
這一句，從發表稿看，仍沒有順應錢鐘書的意見，可也在原詩句上作了修動：“風波莫問蓬萊遠，不盡愚公到有期。”
據李慎之的回憶文章，他與錢鐘書共同認為生硬不典的“貪伴青春事綠游”中“綠游”二字，胡喬木堅持要用。他談出的是與毛澤東論文改詩時的領悟：遣詞造句，一定要有新意，“惟陳言之務去”，所以還是覺得“綠游”二字好。今天看來，胡喬木大約著眼于這個詞“別致”“尖新”吧？
三
也許由于胡喬木所作有逾于常規的內容和詞句，這幾首詩中有讀者難以徹曉的地方。后來鄧穎超見到胡喬木，談及這四首詩，雖然認為寫得不錯，可也說其中有不易看懂之處。7月25日，胡喬木在給鄧穎超的一封信中，將此四首詩一句一句疏解一遍。要想較好讀懂胡喬木詩中的心情，信中的解讀對讀者可以有所幫助。
盡管有了這次刪改詩作的經歷，卻并不影響胡喬木對錢鐘書的態度。他與錢鐘書以至夫人楊絳，成了十分相熟、樂于拜訪的好友。從一些書信及圖片資料看，雖然繁忙，胡喬木卻常常樂意去錢家。有一幅照片，是錢鐘書與胡喬木對坐而談的情景。一貫謹嚴的胡喬木，在這幅照片中很高興得笑起來。楊絳注釋：胡喬木與錢鐘書閑談是他“思想上的放假”。
這段時間，錢鐘書與胡喬木關系到了何種程度，有一個小例子可以側面證明。一天，一位晚輩去錢鐘書家聊天。由于彼此熟悉，晚輩還很得錢、楊兩位長者欣賞，所以談話更深入些。后來晚輩回憶，錢先生那天聽他談八卦世事后，說，你們谷羽局長治家甚嚴啊。谷羽是胡喬木的夫人，是這位晚輩的上司。錢鐘書告訴他，胡喬木在家里的零花錢是有額度的。可胡喬木喜歡書，購書有時超支，缺錢，不向夫人要，而是轉而向錢先生借。從當時書價看，胡喬木買的書實在不少。一次借錢少則二三百，多則四五百。到了下個月發工資當天，胡喬木必定親自來還錢。這個事例不僅可以說明他們關系的密切，還能夠見出胡喬木的書生本色。
對楊絳的文字，胡喬木同樣賞識和關心。他不僅稱贊楊絳的文筆優美，還說自己是楊絳的忠實讀者，認為讀楊絳的作品是一種享受，甚至愿做楊絳任何一部新作的“第一讀者”。“文革”后楊絳第一本有影響的小冊子《干校六記》，就是在胡喬木的關心下才得以在大陸出版的；后來楊絳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寫出了回憶父親楊蔭杭及姑母楊蔭榆兩篇文章，題目直寫《一份材料》。胡喬木讀后，立即打電話給楊絳：“這樣情文并茂的文章，怎么稱作資料！”他還自作主張，改其中一篇題目為《回憶我的父親》，交刊物發表；楊絳《記錢鐘書與〈圍城〉》完稿后，并未馬上發表，因為錢鐘書怕人說，以妻寫夫，有吹捧之嫌。也是胡喬木讀到稿子后，稱贊之余問為什么不發表？這樣，錢鐘書才同意發出；楊絳長篇小說《洗澡》寫出后，胡喬木很欣賞。他曾先后三次與楊絳談及此作品。他說：“你寫的幾對夫妻身份都很合適。你是簡·奧斯丁派，不是哈代派。”看來，胡喬木的外國文學學養也很深厚。
胡喬木在讀書時，有一些自己涉及較少不大自信的領域，也向錢鐘書請教。1986年2月，胡喬木去往錢鐘書處拜訪。此日按錢鐘書的信函中所言，當為2月7日，是民間所謂“小除夕”，正是人們往來拜訪的日子。胡喬木來，總是文人的風格，帶上自己或他人文章，彼此快意暢談。這次他帶來了一篇何新的文章，大約自己已經看過，但對其中一些名詞不能確認，故請錢鐘書過目。春節想來忙，錢鐘書幾天之后，才拿起何新文章，讀后立即給胡喬木致信：
喬木同志：
小除夕承撥冗枉顧，有獲暢談，極快極慰。賤驅不足為慮，血壓必能漸降……何新同志文已于今日細看一遍，遵示以鉛筆批識于稿上，獻疑求疵，欲為他山之石，想其不致誤會為潑冷水也。此文用意甚佳，持論甚正，詞鋒亦利。然涉面廣、戰線長，不免失照傳訛，如尊示Spengler國籍，即是一例。弟愛其才思，本朱子鵝湖詩所謂“舊學商量加邃密”之意，欲其更進一步。其基本弱點似在于界劃不甚明晰，將“現代主義”與“存在主義”等量同體，遂欠圓妥；蓋就涵義論，“現代主義”廣于“存在主義”，而就形成之時間論，“現代主義”又早于“存在主義”。另一弱點，則今之文史家通病，每不知“詩人為時代之觸須（antennae）”（龐特語），故哲學思想往往先露頭角于文藝作品，形象思維導邏輯思維之先路，而僅知文藝承受哲學思想，推波助瀾。即就本文所及者為例，海德格爾甚稱十六世紀有關“憂慮”之寓言（Cura-Fabel），先獲我心，將其拉丁語全文引而稱之，見《存在與時間》德語原本第一版一九七——一九八頁，按所引為G.Hyginus之《寓言集》（Fabularum Liber）；卡夫卡早死，并未及見海德格爾、薩德爾，Dostoevski之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二人皆存在主義思想家，現世贊嘆，奉為存在主義先覺。蓋文藝與哲學思想交煽互發，轉輾因果，而今之文史家常忽略此一點。
錢鐘書此函中除去對“現代主義”“存在主義”兩個詞匯產生時間先后、范圍加以厘清，還特別強調了詩人為時代觸須的認知。當時的許多文論，每每以為哲學思想影響文藝，由此生發，而錢鐘書的結論卻是：“蓋文藝與哲學思想交煽互發，轉輾因果……”這實在是通曉中西文藝現象而獲得的不刊之論。當然，由此函也可知胡、錢之間交流問題之深之廣，這也應該是他們能夠相互領會甚至能夠“快慰”“暢談”的基礎吧。
胡喬木與錢鐘書后來在詩詞方面的交往，仍然很多。1988年4月，胡喬木把自己一生所作詩詞，匯總以《人比月光更美麗》為名出版。盡管認識那么多重要政治領導人物，書名題簽，他卻請了學者錢鐘書。這幅書名題字，似不如錢鐘書平日書跡流利瀟灑，寫得較為工穩，用筆也略粗重。顯出作者在題簽者心中的分量。
此詩集《后記》，作者自謙地說：“過去若干年內寫過一些新詩和舊體詩詞。這些東西藝術水平都不高，只是由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同志（最早的是韋君宜同志）多年來屢次要求結集出版，我也就同意了，并且趁此作了一些刪改。”《后記》中還提到錢鐘書：“在這以后，我只寫過兩次七律。《懷念》曾經多位友好指點。《有所思》曾經錢鐘書同志厘正，但他不能對后面的定稿負責，我自己也不能滿意。迫于時間，只好將就發表。再作修改，請俟異日。”這樣的表達，是傳統修養很深的表現——客氣、謙遜，這也是對世事有通達認識后應有的態度。
錢鐘書收到詩集后，這樣回復一函：
頃奉惠賜大集，感喜之至。愚夫婦已快讀一遍，尚須三復。《秋葉》、《希望》、《懷舊》、《紅帽》、《桃花》、《國慶》、《杭州感事》、《水龍吟》之六、七、《六州歌頭》之一、《采桑子》四首、《七一抒懷》之一、二、《有所思》之一、四，皆尤心賞。
錢鐘書還真是文人風度。可以的，我“心賞”，其余，你去想吧。當然，以錢鐘書的“古今中外”眼光，點贊胡喬木的作品，數目不算少。這一點，胡喬木也清楚。此詩集再版，他在《再版后記》中特地提及錢鐘書的這封信：“錢鐘書同志是我親敬的學長和朋友。我們之間有關詩的通信是不少的，這里僅附錄有代表意義的兩件。一件是他收到《人比月光更美麗》的詩集后寫來的信，從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對這本集子看得是很仔細的，指出了哪幾首和哪幾首中的哪幾段寫得較好。”胡喬木文字好，還在于他對文字方面的人事、人情，體會得深。錢鐘書能一一指出他“心賞”的多首，正是他認真讀后的結果，所以胡喬木不會計較一些作品未能入錢鐘書“青眼”。
四
再后來，胡喬木偶爾寫詩，仍然還請錢鐘書“指教”。1989年1月，胡喬木寫出了一首《樂山大佛歌》。草稿便拿給錢鐘書夫婦。大約喜歡，錢鐘書夫婦還請胡喬木用毛筆抄給他們。能入錢鐘書青眼的詩作不多，我們來看看這首胡喬木稱為“歌行”的作品：
樂山有大佛，壯偉冠東亞。
獨坐江邊接云水，悠悠歲月千年跨。
游人趾上仰彌高，煩惱紅塵頓一劃。
昔時峭壁當激流，舟人到此鬼門訝。
高僧海通志除危，鑿山造像濟天下。
橫眉抉目拒貪吏，粉身碎骨全不怕。
航道平安豈神力？為德為藝差并駕。
樂山山水皆可樂，通衢夾道連廣廈。
三川合抱大江投，半天斜落峨眉架。
風景繁華未足多，巍然一尊傳佳話。
飽閱滄桑憂患頻，慈容爭奈彈火炸！
春光遲到到如歸，修整護持今未罷。
四海人潮日日朝，來非禮佛禮文化。
巨匠作佛等千人，作人合參天地大。
十億靈魂摩上蒼，佛亦抬頭看華夏。
樂山大佛，確實如胡喬木所言極為“壯偉”。詩中陳述了大佛修造的緣由和歷史，對“除危”的高僧評價頗高。當時大佛在修整：“修整護持今未罷。”最后落腳在人民身上，符合當時時代風習。胡喬木的“歌行”，內容豐富飽滿，也頗有詩意，得到錢鐘書夫婦賞識，胡喬木自然高興。不久，這首詩便在《人民日報》刊發出來。
看著大學者喜歡，胡喬木又將一首寫成不久的白話詩作《天安門》，寄給錢、楊夫婦。附信抬頭用“學長”，首先提到了自己手書的《樂山大佛》“歌行”：“前曾囑將樂山俚句抄奉，寫出乃見太丑了，字之大小、墨之濃淡、行之斜正均不一，自揣再寫亦未必見好，就這樣算了罷。”從現存發表文字看，胡喬木書法一般。長久不用毛筆，寫得大小不一，行的斜正不一，也可以想見到。不過老朋友之間，看重情誼，字跡倒不重要了。
“日前得白話詩一首，意殊平直，仍是一韻到底，并以草稿奉上，乞予指點。”這首白話詩不長，胡喬木敢于拿給錢鐘書看，自己一定有些自信的。《天安門》：
天安門前的人行大道
我曾多少次邊走邊瞧
投入東來西往的人流
迷入左右前后的說笑
迷著要歌唱 迷著要舞蹈
迷著要蒸發 迷著要燃燒
天安門前 一切在吸引
天安門前 一切在擁抱
你我他她 可消融在夢境
不不 我們在一同創造
呼吸 愛撫 這沸騰的生活
這血汗的收成 這心中的珍寶
走了還要走 瞧了還要瞧
要為你勞動 要向你報效
縱然倒下 忠實的靈魂
也向你飛來 將你縈繞
這首詩的情緒比較飽滿，形象描述及取譬也頗為生動。在作者的整個作品中，是不錯的。這首詩錢鐘書如何評價，尚不見資料，想來，此時對胡喬木求“指點”的詩作，他會處理得十分得當，表述分寸也會“拿捏”得很準吧。送給錢鐘書看后十多天，此詩便發表在11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了。
1991年8月，胡喬木抱病為《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寫下題記。錢鐘書讀到后，贊嘆道：“思維縝密，詞章考究。”到底文人，處處沒有忘記“詞章”呵！
1992年1月，錢鐘書大約知道了胡喬木患病，他寄上自己的《管錐編》增訂內容的第五冊和一盒西洋參，表示文人的心意。胡喬木勉力回信，在簡單談了一下自己的病后，隨即對錢鐘書之作大加贊賞：
終日無事，奉讀新著，雖囫圇吞棗，意趣略可窺其一二。足下常自言衰朽，此書所表現的創作力、思維力、記憶力、想象力猶足震驚當世和后代，實可引為晚年之一大驕傲也。
由此信可知胡喬木為何對錢鐘書如此敬重。他對《管錐編》作出“猶足震驚當世和后代”這樣的評價，也是我們閱讀這部著述時可以體會和參悟的。
五
1992年8月，胡喬木病重。此時，回顧一生，他為自己長久相濡以沫的妻子寫出一首“七古”詩作《贈谷羽》。這首詩他仍然先交錢鐘書修改。這次修改，錢鐘書仍十分認真，幾乎多句都參加意見，所以，后來收入詩集時，原作與錢的修改情況也作為附錄收存。我們借此可以觀照一首詩作的形成過程：
白頭翁念白頭婆，
一日不見三春多。
（錢：“春”易“秋”字何如？《詩·采葛》：“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五十余載共風雨，
（錢：“載”易“年”字何如？因下句首仄仄仄仄，此句首四字仄仄平仄，平稍變則聲韻似諧些。）
小別數日難消磨。
此生回望半虛度，
（錢：“望”字稍遜于“顧”。如易為“回顧此生”似可把“此生虛度”拉緊，較有力。）
未得如君多建樹。
兩彈一星心血瀝，
正負對撞聲名著。
晚年遭遇頗離奇，
（錢：“離”似未達意，易“蹇”字又似太淺露。仍之。）
浮云豈損日月輝。
自古功成身合退，
沙鷗一對兩忘機。
（錢：“一對”易“比翼”何如？以與下句“并駕”對稱。）
伏櫪亦作并駕圖，
纏身衰病欲何如。
（錢：“欲何如”易“心有余”似語氣較樂觀，且“心”與“身”呼應。）
撫躬一事堪自慰，
唱隨偕老相護扶。
人言五十是金婚，
金貴安足與比倫。
（錢：原句似不甚達。易為“黃金縱貴難比倫”，何如？）
夕陽更比朝陽好，
（錢：“比”字與上句“比”字復。易“更比”為“未讓”何如？）
君傍不解早黃昏。
（錢：“君傍”易為“傍君”何如？“早黃昏”不甚達，易為“傍君不覺已黃昏”，何如？）
錢鐘書如此大動干戈地修改胡喬木這最后的、帶有深厚情感的詩作，正是他忠實友人囑托，同時對文字精益求精態度的表現。從后來收入詩集的情況看，錢鐘書這次的大部分意見，都得到認同汲取。這應該認為是真正意義上友人間的交流，異常難得。
胡喬木逝世前數天，他看過了準備再版的《人比月光更美麗》詩集的《再版后記》。因為病重，他沒有能夠親自修改定稿。三天后，胡喬木逝世。這份《再版后記》，最后是請錢鐘書來“審定把關”的，熟悉中國傳統文化者都能掂得出其中的分量。其中提到兩處改動，一是：“將《有所思》題改為《有思》，這是酌采了錢鐘書同志對原題《所思》易為《有思》或《有所思》的意見……”二是：“另一件是他（按：錢鐘書）最近對《贈谷羽》一詩的修改，看了他幾乎對每句都有仔細修改的旁注，我是很感動的，所以照原來格式原原本本地附錄排印了。”想來，錢鐘書看到這里，也是感觸深切吧。
這大約是兩位有分量人物生前最后一次交集吧。1992年9月28日，胡喬木逝世。他遺愿是骨灰播撒在延安土地，這實在是通達之舉。可惜友人如錢鐘書夫婦等，卻無從致意，只是在心中寄達哀思了。
他的詩集《人比月光更美麗》，遲到1993年7月才獲得再版。不能見到是遺憾，可由大學者錢鐘書最后審定把關，他該很欣慰才是。1993年10月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當代中國研究所為《胡喬木文集》第二卷出版舉行座談會。錢鐘書因病不能參加，可仍口授一聯，請夫人楊絳筆錄，送給會議：
立德立言 推君兼不朽；
酬知酬愿 愧我一無成。
對胡喬木的評價，從傳統人生不朽的“立德立言”高度給予推崇。錢鐘書在信中說，下聯有所指。胡喬木曾經希望他把所寫的外文稿整理出來，還希望他選注唐詩，但都因身體不好而未照作。胡喬木希望錢鐘書選注唐詩，這也許是讀了錢鐘書那部《宋詩選注》所引發。這個愿望終于沒有完成（近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錢鐘書選，夫人楊絳抄錄的《錢鐘書選唐詩》，或許與胡喬木希望錢鐘書選注唐詩有些聯系），但是“外文稿整理”，卻由高齡的楊絳先生用心費力完成。這或者是胡喬木、錢鐘書不曾料到卻非常愿意見到的心血結果。
胡喬木與錢鐘書，雖然誼屬同學，可認真說來，友情還是開始在那場“文化大革命”之后。浩劫褪去了許多先前光華四濺的幻象色彩，使有心人自覺回歸人的本位。對此，《聽楊絳談往事》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文革’前，胡喬木對錢鐘書比較冷漠，而‘文革’后卻十分親厚，關心照顧，先后判若兩人。錢鐘書也不明白什么緣故。他猜想，一個人經過‘文化大革命’，受了委屈，吃了苦頭，會心胸寬厚。”由此，我們也可看出，人，哪怕身居高位如胡喬木，同樣有精神多個層面的需要。楊絳曾這樣認識胡喬木樂于到自己家的心態：“但是我覺得他（按：胡喬木）到我家來，是放下政治思想而休息一會兒。他是給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兒跟來照相。我這里留著一張他癡笑的照片，不記得鐘書說了什么話，他笑得那么樂。”
胡喬木深心處對知識、對智慧之士相當敬重，或者可以說向往。這從他自己一直十分嚴謹地對待文字，常常抽暇作詩填詞，并請益如錢鐘書這樣的行家里手可以看出。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李慎之在文章中表達了這樣一個看法：“我當時已是社會科學院的工作人員，我自信深知喬木同志內心的一個秘密。他雖然身居高位，‘文革’以前已經因為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而成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然而他心中最珍視的職位恰恰是世人不甚尊崇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他曾親口對我講過，‘社會科學院永遠是我的戀愛對象’。”這對解讀胡喬木，認識他與錢鐘書這樣的“文士”建立很深的情誼，是有幫助的。表層看去，胡喬木與錢鐘書的主要聯系是在詩詞文章，可其中表現出的人生意味，卻頗為繁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