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周明全，復旦大學中文系2022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研究生、《大家》雜志主編。著有《隱藏的鋒芒》《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70后批評家的聲音》等；與陳思和共同主編《80后批評家文叢》《70后批評家文叢》，主編《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等。曾獲第十四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文學報·新批評》2015年度優秀評論新人獎特別獎，2020年南方文學盛典年度批評家等。

越來越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樣的人

張玲玲（以下簡稱張）：你出道和大多數當下年輕的批評家的出道有些不一樣。幾乎所 有當下活躍的批評家都是碩士、博士畢業后，經歷多年的學院教育而后走上批評之路的。而 你是先從事批評，之后才開始讀碩士、博士。是你覺得做批評還是需要經過學院的理論訓練 的一種自覺選擇吧？你認為從事一段文學批評再開始進入學院深入地學習文學理論，對你自 身的成長有哪些幫助？

周明全（以下簡稱周）：《長江文藝評論》2016 年第 2 期“輕騎士”欄目做我的評論小輯時， 我寫了一篇自述性的文章《我是批評界的“野狐禪”》。之所以自喻為“野狐禪”，一是當時 的我還沒有去高校接受系統的學術訓練，這在重師承、重學術譜系的學術界，的確顯得野。二是我身處邊地，且供職于和學術研究無半點瓜葛的出版系統 , 主要工作是做出版，雖偶爾寫評論文章，也屬野路子。三是我自己的學術準備也還不足。

很長一段時間，我就像一個上山打柴的野孩子，無意中發現“寺院”里的武僧在練武， 就站在“寺院”的高墻外，一邊看一邊跟著比劃，然而這種比劃，除了動作和姿勢能像那么回事外，其實是沒有“內力”的。我曾經渴望自由，想象著自己像古時的游俠，執劍走天涯， 我不羨慕“寺院”的真和尚，總覺得他們清規戒律太多，不自由。相對于自由，“內力”又算 啥呢！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野和狂莫名其妙地減弱了，開始羨慕那些不動聲色，卻能以無 形之招制敵于千里的高手，遂莫名地羨慕那些高墻內的真和尚了。這才是我 39 歲“高齡”自覺自愿地苦背單詞，復習文學史，重回考場的動力 和原因。

跟隨張清華、陳思和兩位導師的系統學習，讓 我明白了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畢竟是非常專業化的 工作，只有“放膽為文”，只有野和狂是不行的。在 思想上，做學問是要有狂野精神的，要敢于“大膽假 設”，但在具體的研究和寫作中，卻需要有理論的支 撐，需要科學精神、理性主義和“小心求證”。而這些， 都需要跟隨導師，認真地去修煉，單依靠自己看書有 些東西是很難內化于心的。

但作為“野和尚”的這段經歷，于我還是很珍 貴的。我在“真和尚”苦練內力時，曾灑脫地吃肉 喝酒走天涯，遇見不少真性情的朋友，碰到各種啼笑 皆非的事，讀了不少雜七雜八的書，也算豐富了自己 的閱歷吧。現在對很多人與事，都能以很平常的心 態去對待，對世界和自我都多了包容。

張：年輕一代批評家近十年來逐漸走上了批評 舞臺，并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出道初期，中 國現代文學館的研究員培養機制，以及《南方文壇》 等理論刊物對青年批評家大力扶持。你 2015 年入 選中國現代文學館第四屆客座研究員，2016 年第 6 期《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推介了你。客座研究 員和“今日批評家”對你的成長有哪些幫助？

周：2012 年從散文隨筆的寫作轉入文學批評， 真正意義上的第一篇評論文章是 2012 年第 12 期發 在《名作欣賞》上的《可以無視，但不會淹沒》。這 么多年來，我對《名作欣賞》心懷感激，它是我文學 批評起步之地。雖然我至今仍未到過太原，但我的 學術之路和太原是緊密相關的，或許可以說，太原是 我的福地。除了《名作欣賞》，當時還在《都市》雜志工作的閆文盛兄邀請我在《都市》開設了研究“80 后”批評家的訪談欄目“同步成長”。這組“第七代 批評家”訪談，或也將在王朝軍兄的垂愛下由北岳 文藝出版社出版。

大概是 2014 年在昆明市文聯搞一個活動，邀請 了時任《小說評論》主編的李國平兄講課，課后閑聊， 當國平兄得知我在出版系統工作，很感慨地說，現在的青年學者科研壓力太大，要在萬千人中冒出來太 難了。你在出版系統工作，就更難了。所以，能入選 2015 年第四批客座研究員，對我個人的成長是非常 重要的。之前和一個朋友聊天，他說，入選客座研究 員后，他實現了學術論文發表的自由。這個話，說得 特別真誠。能順利發表自己的學術論文，對年輕批 評從業者來說，真的是很重要的。客座研究員機制， 讓很多青年學者“浮出”了歷史地表，也讓很多刊 物認識了這批年輕批評從業者，為他們迅速走上批 評舞臺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平臺。我自己也是受益者。

素有批評家重陣的《南方文壇》“今日批評 家”2016 年第 6 期推介過我。中國最一線的批評家 從最早的南帆、陳曉明、李敬澤等到時下更年輕的 “90 后”批評家，均被“今日批評家”推介過。自 1998 年至今“今日批評家”幾乎涵蓋了“60 后”“70 后”“80 后”“90 后”四個年齡層的主要批評家群體。我自己能被納入這個譜系里被推薦，不僅是一種榮 幸，也是一種激勵。

我身處邊地，能被這些最為重要的平臺關注、推介，在精神上給予了我極大的鼓勵。文學，尤其是文學批評，真是孤獨者的事業，它需要精神上的熱情響應和支持，沒有這些，很多人會選擇放棄的，我也是。同時，《滇池》雜志“中國批評家”欄目 2015 年第 3 期、《創作與評論》（現在更名為《文藝論壇》） 雜志“新銳批評家”欄目 2015 年第 4 期、《長江文藝評論》雜志“輕騎士”欄目 2016 年第 2 期分別推出過我的批評小輯。2018 年，在國平兄的邀請下在 《小說評論》開設了“中國小說”專欄，讓我得以集中、 系統地對中國古典小說發表自己的淺見。這些都是我成長路上非常重要的外部助推力量。我們現在總 是強調一個批評從業者要如何加強自身的理論修養， 這肯定是至關重要的內因。但也不能忽視外部力量 的助推，若沒有外部力量的協助，一個年輕的批評 從業者，很難“浮出”已經板結化的批評界地表的。從我自己來說，若沒有這些關愛與幫助，我可能蝸居 云南，墮落成整天和小地方的文友們吃肉喝酒，相互吹捧，百無聊賴地在虛榮或是虛無中，如井底之蛙一 樣混日子了。

張：聽你多次聊起過陳思和先生對你的影響，你 現在跟隨他攻讀博士學位，也算遂了心愿。我看你 在文章中也寫道：“思和先生認為：‘只有傳道授業、 出版和學術研究三位一體，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理 想崗位。’這句對現代知識分子的期許之言，對我影 響甚大。”我想知道的是，陳思和先生對你有哪些影響？

周：思和先生對我的影響，首先是精神氣質上 的。我最近在編撰先生的年譜，我發現，無論順境還 是逆境，先生都不抱怨，都在認真地做事、做學問， 始終將對文學專業的研究與對現實批判的介入緊緊 結合在一起。謝有順師兄在《成為一個創造者—— 我所理解的陳思和老師》中說：“在陳思和身上，洋 溢著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極為可貴的擔當精神、崗位 意識。由他，我經常想，中國不缺思想者、寫作者， 最缺的恰恰是如何把思想轉化成實踐，如何把紙上 的構想變成現實的人。空想容易，行動卻難……一 切思想，不能返回到現實，不能轉化成實踐，它的意 義都是有限的。”有順師兄對思和先生的這一判斷極 為準確，先生就是這樣的人，通過自己腳踏實地的行 動，將自己的思想轉化成實際的行動。也正是在先 生的影響下，這么多年來我才結合自己在出版系統 的崗位，與先生共同策劃、主編了《“80 后”批評家 文叢》和《“70 后”批評家文叢》；2022 年主編的《當 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也是在先生的支持下策 劃編輯的。當然，離先生的境界還相差萬里，但我始 終在先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下，身體力行地做些有價 值的事。做這些工作，無非想通過自己切實的努力， 在承傳、接續、播撒精神傳統方面，做一點自己的工 作。對我而言，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后學既能親炙前 輩們的風范，同時，也算是努力朝先生所言的“理想 崗位”?慢慢靠近吧。離先生之理想，我差距萬千，但 在精神的血脈上，我渴望與先生并肩。其次是做學 問的態度，有次我寫一篇批評史的文章，在談胡適稱 周作人的《人的文學》是“當時關于改革文學內容 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時，因為這個評價我很熟悉， 就懶得去翻《胡適文集》，順手抓起手邊楊犁編的《胡 適文萃》做了注釋。先生看我文章后，特意將此處 標紅，并注明讓我查原文。先生說做學問一定要去 閱讀最初的文獻資料。先生常說，他的導師賈植芳 先生，在他剛起步寫論文做研究時，就告訴他：研究 一個作家，一定要讀他最初發表的文本，了解它的最 初動機是什么，出發點是什么，并且要注意他是在 什么時代背景下對文本進行修改的。這一點讓先生 受益匪淺。或許，這也是學術傳承吧。最后是先生 總是關愛年輕人的成長，看到很多師兄和其他學者 的文章談到先生在學術、生活上對他們的關愛。從 2013 年 9 月第一次拜訪先生到現在，近十年來，經 常受到先生的鼓勵和幫助，或許可以說，若沒有先生 的鼓勵和傾盡全力的幫助，我想大概我是不會去念 博士的。當然，在具體專業的學習上，先生對我的啟 發、幫助也非常多。

張：你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作家老村對你的影響， 每位批評家都有幾位或一位與自己氣味相投的作家， 除了老村，你還關注過哪些作家？他們對你做批評研究有什么影響？

周：我聽老村之前和我講，一些批評家在和他聊 天時對他的《騷土》贊賞有加，但一轉身寫文章盤 點年度的長篇小說時，卻只字不提老村的創作和《騷 土》。這或許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下批評界的一些 實情吧。我從不回避老村對我的影響。我在多篇文 章中都談到當初閱讀《吾命如此》的震撼，老村的 底層色彩與我當時內心的失敗感意外重合，讓我產 生了巨大的感動，自此我將老村視為知己，并從單純 的閱讀轉入現實的交往。我一直覺得，失敗者只有 在失敗者那里才能得到精神的安慰，別指望從成功 者那里學到反敗為勝的秘訣。一個失敗者，在成功 者那里，得到的只有傷害，甚至絕望。

我最初從事文學批評，是從閱讀《吾命如此》 以及《騷土》開始的，老村給了我一個世界，這個世 界有情緒，有對抗，有對文學不屈不撓的執著和探 尋，有在命運無情戲弄下生命的堅忍和堅守。另外， 對“中國小說”的理解、闡釋，也基本上來自老村的 《騷土》為我提供的美學經驗。可以說，是通過對老 村創作實踐的理解研究，構成了我對“中國小說”研究的興趣，甚至也構成了我今天的小說評價方式。這些年我閱讀過很多作家的作品，和不少作家也交 往甚密，但更多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是在喝酒吹牛， 談和文學無關的事。一個人對另一個的影響其實是 很難的。幸運的是，在我懵懂之時，受益于老村。

張：《長江文藝評論》2016 年第 2 期“輕騎士” 欄目做你的批評專輯時，你寫過一篇《我是批評界 的“野狐禪”》，自稱“野狐禪”。此后你到北師大和 復旦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按你自己的說法，應該是 從“野狐禪”變成了“學院派”了。這種轉變，對你的批評寫作或研究有哪些影響？

周：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披露了劉半農 的事：“劉半農因為沒有正式的學歷，為胡博士他們 所看不起。半農受了這個刺激，所以發憤去掙他一個博土頭銜來，以出心頭的一股悶氣。”劉半農本人 是始終留戀于新文化戰線的戰斗的；因此，他在去 歐洲留學前夕，還寫信給周作人，倡議與周氏兄弟合 作，共同編《近代文藝小叢書》，系統介紹西方文學 藝術（除小說、戲劇、詩歌、文藝理論外，還包括音 樂、雕刻、繪畫、歌謠等），并以其固有的熱情，開始 著手王爾德短篇小說與屠格涅夫散文詩的翻譯。此 動議得到魯迅、周作人的支持，后因劉半農出國而未 實施，留下了中國翻譯出版事業上的一大遺憾。講 這個故事，倒不是說有人嘲笑我沒有博士學位，我才 去讀博士的。事實上，我和劉半農正好相反，很多人 覺得我根本不用去讀博士浪費時間。有選擇，自然 就會有放棄。劉半農選擇去國外拿學位，離開了新 文學陣營，很多計劃也落空了。我選擇去讀博士，可 能也會放棄有些世俗的名利，但我肯定也會得到很 多東西。比如，我的閱讀是很隨性的，寫文章也隨 意而為，但現在，開始很認真、系統地讀書了，寫文 章也有了一定的規劃，這可能就是很具體的變化吧。但我始終不認為自己是學院派，或者說，自己離學院 派還遠著呢。所謂的學院派，不是說在高校拿個博 士學位，或者身居學院成為教授、博導就理所當然地 成為學院派。我覺得，真正的學院派，他需要有深厚 的理論修養，對知識本身有信仰，不受世俗名利的左 右，能靜心地從事自己的研究。

張：這幾年，你從出版社調到雜志社，又不停地輾轉在北京、上海讀書，你自己覺得，這十年來，你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周：第一變化就是酒量越來越小了，油肚卻變大 了（笑）。第二個變化就是越來越明白自己究竟想做 一個什么樣的人。第三是在閱讀、寫作和思考中，我 找到了一個生命個體面對虛無、面對傷害的抵抗方 式了。

一切研究終究是“人”的研究

張：很多人認為文學研究就是研究作家作品文 學史，而你 2021 年在《光明日報》發文提出“研究 作家作品，也要研究批評家”，你身體力行地做批評 家研究多年。請你談談批評家研究的一些想法和收 獲吧？

周：一是從批評史書寫和研究來說，目前仍然是 數量偏少、質量相對偏低的狀態，且主要集中在現代 部分或某個領域，如“五四”、左翼文學批評、京派 批評家等的研究上。對國民黨文藝政策的研究，除 了倪偉的《“民族”想象與國家統制：1928-1949 年 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和臺灣吳怡萍博 士的博士論文《抗戰時期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運作》 外，幾乎沒有得到充分的關注和研究。而汗牛充棟 的現當代文學史，只有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 對批評家開設專章展開論述，馮光廉、劉增人主編的 《中國新文學發展史》對現代文學批評有所涉及，其 他的即使有，也只是作為文學運動或思潮的附帶物， 論述也很單薄，偏重于知識介紹。二是我始終認為， 只研究作家作品、文藝思潮和文學制度，對整個文學 發展的研究，還顯得不足，至少不完整。“五四”時期， 20 世紀 80 年都是理論先行的特殊時期，先有理論上 的探路然后才有創作的跟進。不搞清批評史，對作 家作品的研究也無法做到準確。三是，我更喜歡做 “人”的研究。我做批評史研究，首先是從我的同代 人開始的，采用了訪談和個案研究相結合的方式，此 后才進入叢書的編選、重要批評家的口述史等方面，這些工作，都是在和具體的人打交道。我一直認為 與那些優秀的學者面對面交流，實乃人世一大幸事。至于收獲，除了更清晰地理解了近百年文學批評的 演進外，還讓我明白，不能亂寫文章。

張：自 2013 年開始，你已經做了“80 后”批評家、“70 后”批評家，甚至部分“90 后”批評家的訪談和個案研究，你剛開始研究這幾個年齡代際的批評家時，他們剛剛“浮出”歷史地表，為何會選擇這個群體持續多年研究？

周：我持續多年關注年輕一代批評家，首先是因 為職業原因。起因是 2013 年第二屆“唐弢青年文學 研究獎”頒獎會上，有參會者驚呼“80 后”批評家 在文學評論界的缺席而被媒體炒作成一個顯性話題， 當時我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的選題生長點，就迅速組織出版了國內第一套《“80 后”批評家文叢》。很多事就是在無意中做的，為了 選編這套書，就大量研讀所選的年輕批評家的文章， 隨著閱讀的深入，覺得自己也有話要說。然后就開 始做他們的對話和撰寫對他們的個案研究文章。此 后，延續著對“80 后”批評家的研究思路，后來又 開展了對“70 后”“90 后”的研究，并組織出版了《“70 后”批評家文叢》。二是我當時還沒去念碩士、博士， 但求學之心卻很旺盛，就想通過對這些名校畢業的 年輕批評家進行研究、對話，來吸收對自己成長有益 的養分。

張：你策劃組織了《“80 后”批評家文叢》《“70 后” 批評家文叢》，你是如何看待以代際作為方法來歸 納、概括，進而研究批評家群體的？有學者認為“80 后”的命名，理念大于實踐，炒作大于創作，可能更 多是“影響的焦慮”，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作為同 代人，近十年來對青年一代批評家的訪談、研究，組 織出版等，為你個人的研究帶來了哪些影響？

周：我記得幾年前，有老一輩學者批評、質疑“80 后”批評家，以及所謂的抱團取暖，我寫過一篇文 章《脫“代”成“個”終有時》，文章就發在《名作 欣賞》2016 年第 7 期上。用年齡代際作為一種權益 式的、臨時性的方法對一代人進行研究歸納，肯定有 其合理性，當然也有其缺憾，在沒有更好的歸納方式 之前，在一個時期內使用年齡代際，我覺得是沒問題 的。這首先是因為這代人基本上都是名校畢業的博 士，接受的學術訓練，甚至閱讀、生活方式，都大同 小異。

從學理上講，批評者對 80 后批評家、對“代際” 的批評并非完全無理，放在一個更宏闊的時空，代際 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就當下的文壇和文學批評 界而言，代際是有著它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的。批評 者不能以自己的成長經驗來完全對此做否定，更不 必持嚴厲批評之狀。針對“80 后”批評家的批評， 至今仍無“80 后”批評家站出來反駁，就證明了這 代人是能接受批評，甚至尊重長輩的批評的。至于 批評者認為“80 后”批評家的理念大于實踐，炒作大于創作，可能更多是“影響的焦慮”的問題，我覺 得就過了。經過近十年的發展，“代際”概念已經無 法框住早年被放在代際里討論的人了。比如“80 后” 批評家中的楊慶祥已經獲得了魯迅文學獎的理論獎， 這足于說明問題。另外，如金理、黃平、岳雯、王晴 飛、李振等才俊，已經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果，也逐 漸成熟了。每代人的成長都會遭遇批評，這也是正 常的事。我還記得我們“80 后”這代人之前被稱為 溫室里的花朵，但后來我發現輿論或部分長者也這 樣苛責“90 后”，甚至“00 后”。

這十年，對年輕一代批評家的研究，給我最大 的感觸就是分化嚴重。李劼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就寫 過一篇《寫在即將分化之前——對“青年批評家隊伍” 的一種展望》的文章，對當時的青年批評家隊伍進 行了嚴厲的批評，他批評了整個批評隊伍面臨從年 輕化轉入名人化的危機，青年批評家的貴族化等問 題，這其實不單單是第五代批評家的問題，每個代際 的批評家可能都會面臨這樣的分化吧，第七代批評 家的分化，可能比第五代批評家的分化更顯性吧。

我個人的收獲是，作為一個同代人、觀察者，通過對話、個案研究、組織出版等，我更系統地理解、 認識了這代批評家，這對我將來的批評史研究將是 一個基礎性的準備工作。

張：今年在《名作欣賞》開設批評家訪談，你命 名為“第七代批評家”，據你自己在“作者手記”《第 七代批評家》一文中講，“第七代批評家”這個概念 是從 1986 年《當代文藝思潮》“第五代批評家專號” 延展過來的。你自己認為，以“代”來研究批評家， 有其合理性嗎？

周：最早使用代來歸納批評家的是《當代文藝 思潮》雜志。1986 年第 3 期，該刊就推出了“第五 代批評家專號”。之所以打破簡單的年齡代際，以更 大的“代”的概念來討論，是因為，雖然每位批評家 因閱讀、學校教育，甚至是導師的思想資源不同而呈 現出巨大的個體差異，但在個體差異下，我們也不難 看出每個代的批評家的共性。而這個共性，和時代 的大主題與個人之間，亦存在著對話或矯正的關系。所以，我認為，以“代”作為一種方法對批評家，甚 至批評史研究是有效的。

張：你曾經和陳思和合作主編了《“80 后”批評家文叢》《“70 后”批評家文叢》，在批評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今年出版了你主編的《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據我所知，這樣的叢書讀者面是很小的，你是出于什么考慮主編這套叢書的？

周：我斷斷續續都在關注現當代批評史，而我看 書有個習慣，對引文的出處特別留心。對自己感興 趣的知識點，會根據這些著述的引文再去尋找其 他更多的著述或資料。但順著引文的牽引去尋找 更多資料時卻很難，我不在高校，沒有圖書館作 為尋找資料的支撐，一度為購買資料在孔夫子舊 書網上花了不少錢，即便這樣，有些資料還是很 難找到。

2020 年，窩在家重讀《陳思和文集》。我其實對 陳思和的著述是很熟悉的，就想看看他的同代學者， 后輩學者、包括他的學生，是如何評價他的文學研究 的。就查到了不少雜志，并在知網檢索、下載了數百 篇評論陳思和的文章一一拜讀。我讀書有個習慣， 喜歡在文章上寫寫畫畫，就順手在那些評論文章上 做了不少批注，并把我覺得評價得非常好的文章分 門別類地做了歸納整理。等我把整理好的文章打印 出來后，發現有五十多萬字，整整一大本。我當時想， 若有人要研究陳思和，除了看他本人的著作外，我手 上這本自己編輯的研究資料，肯定會是一個非常重 要的參考文本。正好那段時間，我對第五代批評家 做了不少研究，就想編輯一套第五代批評家中最有 代表性的學人的研究資料，為當下以及后來研究這 代學者提供一些參考。我最初其實是為自己方便找 資料而萌生編輯這套書的。為自己，方能為別人，渡 人先渡己吧。現在很多學者都一心憋大招，想寫出 驚世駭俗的大文章去渡世渡人，卻忽視了自己才是 最需要渡的那個人。另外，這種資料整理性的著作， 在高校，是不算學術成果的，所以，在考核、課題的 壓力下，很少有學者愿意花時間和精力去整理。我 不在高校，沒有這些壓力，所以能很自如地來做這些 工作。研究資料的整理工作，看似是一種很笨的方 式，但對研究這批頂尖的學者，還對自 1985 年新方 法熱后批評的轉變是有很多幫助的。

張：你做過很多學術訪談系列，在研究界頗有名 氣。你認為學術訪談的性質、范式與文學史意義是 什么？與學術論文相比，有什么異同？你做的學術 訪談有什么與眾不同之處？

周：我們現在其實窄化了文學批評的范圍，以為 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就是一本正經地寫學術論文、 專著。陳平原在《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中講得非 常有趣，“五四”時期那批知識分子，非常喜歡用演 講的方式去闡釋自己的思想，這難道不是批評？我 看陳思和先生收在文集中的不少批評文章，是以書 信體的方式展開的，這難道不是嚴肅的批評？我以 為以對話的方式展開批評，更鮮活，更能突出研究對 象、訪談對象的個性。同時，讀者也會覺得親切，有 代入感。從我個人閱讀的喜好看，我還更喜歡明清 那種評點式的批評。

好的學術訪談，把一個研究者在學術文章中沒 有表達的部分真實地表達出來了，也在提問與回答 間，生發出很多新的觀點，比如，我和思和先生關 于他參加 20 世紀 80 年代文學會議的對話《八個會 議?一個時代》，還原了很多 80 年的文學會議和其背后的文學演變、理論重構，有著非常重要的文學史價 值。還有，我 2021 年底和先生關于近四十年文學批 評發展的對話《當代文學批評四十年》，這不僅是先生自己從事批評、研究的一個回望，也是近四十年來 整個批評史的縮影。

我做訪談帶有明確的目的性，就拿在《名作欣 賞》上的第七代批評家訪談來說，我本人早在 2013? 年就開始集中對“80 后”“70 后”批評家進行過訪談， 今年，重新回望第七代批評家這十年的成長之路，不 僅是對此前訪談的一個深化和拓展，更是觀察這代 批評家的一種方式，所以，在部分問題的設置上，是 有相似性的，就是想看訪談者對相似甚至相同問題 的回答和看法，從中觀察這代批評家的異同。多年 前的訪談和今年的訪談，形成了一個張力場。在這 兩個對話形成的張力之間，我們能窺見這代批評家 的成長。另外，我們也會發現，十年前非常活躍的而 一些“80 后”“70 后”已經不在文學現場了，轉入 其他領域了。這也是一個淘洗的過程吧。

張：“80 后”一代批評家的成長背景幾乎都是 從高校成長起來的，都有自己的師承和“門派”，有 人說這一代批評家在對待老一輩批評家時，繼承多 于反思和批判，據你對“80 后”批評家的整體觀 察，這種說法是否有一定的依據？你如何看待這個 問題？

周：孟繁華和張清華在《尚待完成的批評變 革——關于 70 后批評家的批評實踐》一文中說：“實 事求是地說，今天從事文學批評的全部困難要遠大 于八九十年代。因為那個年代提出振聾發聵的問題 是有可能的，無論是文學還是文化，到處積滿了問 題，而且處理起來也相對簡單些。到‘70?后’這代 批評家，他們面對文學或文化的問題幾乎是進了無 物之陣。不要說提出問題，即便是對一個事物的命 名都顯得格外困難。”這個觀察更適合“80 后”批 評家，所以我們會看到，大多“80 后”批評家的博 士論文，都是在導師的研究范圍內、關注領域內展開 的。這就決定了他們的研究更多是在導師已經打下 的地盤上開疆拓土，自然繼承就多于反思了。另外， 1990 年代以后，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批評隊 伍進一步分化，形成了媒體批評與學院批評兩分天 下的局面。第七代青年批評家就是在這樣的環境 下群體崛起的。向外，生活面臨巨大壓力，尤其是 在一線城市；向內，學院的考核機制嚴苛。可以說， 這代年輕學者是內外交困的一代人，這或許也是 所謂的繼承多于反思的一個原因吧。學術的光大 就在于傳承，當然，反思是必要的，要不，傳承就 失去了意義。

張：對目前的批評現狀你是如何看的？你對學界一直被詬病的人情批評、圈子批評如何看待？請 你談談“80 后”“90 后”青年批評家如何規避這一 問題。

周：去年年底，我在與思和老師交談時，他說：“在‘廟堂—廣場—民間’三維價值觀的演變過程 中，群體批評的立場慢慢在游移，由前向后。但是在 1990 年代以后，因為市場經濟大潮更加有力的沖擊， 進一步促使批評隊伍分化，最后形成了媒體批評與 學院批評的兩元互動。新世紀的國家經濟發展，學 院體制的完備，資本勢力對文化建設的滲透，使學院 批評的理性力量逐漸淡化，媒體批評迎合權力市場 等外部元素，形成哄抬叫罵的亂象。”今天依然是這 種亂哄哄的局面。當然，這種亂哄哄的局面，或許也 才是批評的正常狀態、健康狀態，若一個時代只有一 種聲音，那么它肯定就是安靜的，但這種安靜也意味 著批評的真正死亡。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圈子和人情，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行業都一樣，不唯獨 批評界是這樣的。但是，時間是公正公平的，它會淘 洗掉那些沒有學術含量的人情批評。

“80 后”“90 后”青年批評家還是其他年齡段的 批評家，都是無法逃避掉這個怪圈的。所以，我覺得 適當關注一下批評史是有必要的，哪些人情批評，或 者說那些揮舞大棒置人于死地的批評，都只是一時 的。自古文章千古事，所有從文的人，都應該謹記吧。網絡時代是有記憶功能的，一切不負責任的鼓吹，都 將被記住，都將被嘲笑。

今天的創作者折身傳統或是一種新的先鋒

張：你今年除了對批評家做研究外，對古典小說 的研究興趣也不減。你一直在強調“中國小說”這 個概念，2018 年在《小說評論》開設的專欄叫“中 國小說”，今年在《微信小說選刊》上的專欄叫“偉大的傳統”，2019 年出版的專著叫《中國小說的文與 脈》，都是在研究古典小說。你認為，在今天的研究 中，有必要刻意或特意去強調這個概念嗎？

周：2020 年獲南方文學盛典年度批評家獎時， 我寫過一個答謝詞，時至今日我依然堅持自己的觀 點——老祖先遺留下來的文學作品，讓我穿越時代 的塵埃，仿佛進入時間，進入時間里的寫作現場。在 那一個個和當下相隔久遠的寫作現場，我看到當時 的一位位寫作者，他們在各自的作坊里就像漢語的 工匠，對自己的“手藝”無比用心，孜孜矻矻地斟 酌每個字、每句話，孤獨而卓絕地精心制作著自己 的語言工藝品，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奮力開拓著一 門后來叫作“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看著他們流 傳下來的“手藝”，我感到這門古老的藝術是如此高 級、細致、優雅、微妙和完美。用學術的說法就是， 中國古典小說在長期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形成了一 種特殊的敘事、審美風格特征。而這些特征，和西方 源自史詩的小說傳統判然有別。晚清年間，西學東 漸潮流加速，小說藝術亦如此，自民初的翻譯大潮、 “五四”文學革命以來的百年間，中國小說的寫作者 們，大都以向西方小說學習為要務，對西方小說技藝 尤其是對西方小說現代性的學習，灌注了巨大激情。這種學習的激情，如今依舊延續在當下中國小說家 和他們的作品中。而在這種學習借鑒中，中國古典 小說的敘述傳統、美學特質，這門如此精致、高級甚 或偉大的“手藝”卻被有意或者無意地忽視了，它 的高貴傳統，只能在極少數的優秀寫作中得以存續。

我通過自己的閱讀思考，發現文學包括藝術的 美學高度在于它的混沌之美。含而不露地寫生活的 混沌狀態，卻包含有人生最深沉的智慧和最美好的 情感，畫家黃賓虹先生將這樣的狀態稱為“內美”。這從《山海經》《史記》到唐宋傳奇、明清筆記、四 部古典名著等，幾乎都顯示出這種美學大氣象。我 想，一部作品假如能將這種文學品格和進步的時代 文明融為一體，這該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們 當期待這樣的作家和作品，我個人也愿做這樣的批 評家，與這樣的紐斯女神相知相戀，自始至終。

我不是一個復古主義者，也不是阿Q“我們先 前——比你闊多了”那般無知，只是在對古典小說的 閱讀中，以及作為職業編輯每天看大量的當下作品后 覺得，今天的寫作者，還是有必要認真研讀一下中國 古典小說。如果說20 世紀80 年代向西方學習是一種 先鋒，那么，今天，是不是折身自己的傳統，認真拜師 學藝也是一種先鋒——這個時代的先鋒呢？

當然，我常說，做批評的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至 少我是這樣，至今也不敢去嘗試寫小說。但從美學上講，我一再強調“中國”，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小說 傳統和西方的小說有別。最近，一個朋友給我傳了 一份別人統計的“關于中國小說的選題分析報告”， 分析顯示，自 2010 年以來，關于對“中國小說”的 研究，發文較多的學者是：周明全 (7 篇 )、溫慶新 (7 篇 )、鮑國華 (6 篇 )、宋麗娟 (5 篇 )、陳文新 (5 篇 )、 王春林 (5 篇 )、劉曉軍 (5 篇 )、郭冰茹 (5 篇 )、趙維 國 (4 篇 )、張文東 (4 篇 )。我不知道這個數據是否準 確和權威，但至少說明一個問題，對“中國小說”的 研究和關注還是不夠的。在這個意義上，強調“中國” 也是有必要的。

張：在撿拾我們自己的小說傳統和學習西方文學兩者間，你認為需要一個平衡嗎？或者說，今天的 寫作者和研究者，要如何去面對我們自己的傳統？

周：對中國古典小說美學的強調和對西方現代 主義以來小說美學的重視，其實是不沖突的。恰恰 相反，今天的寫作者，應該要認真地閱讀、學習西方 小說對人性的深度挖掘，對小說題材邊界的突破， 甚至在小說寫作技術上，依然要認真地研讀。我個 人認為，這本身就是一體的，不存在需要特別去平 衡的。今天的寫作者和研究者，要如何去面對我們自 己的傳統，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我 以為，從《瑣語》《山海經》《列異傳》《搜神記》《搜神后記》《幽明錄》、唐傳奇、宋以后的話本小說、《聊 齋志異》等文言、白話小說一路讀下來，重新建立， 至少是擴容自己的美學范圍，還是有必要的。

張：在你和李遇春的對話中，你問他：“在復興 傳統和堅守‘五四’新文學傳統之間，今天的學者 要如何才能平衡兩者的關系，而不會導致復古？” 針對這個問題，我也想聽聽你的意見？

周：我在一次講課中，也被學員問到這個問題， 我就用了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我說，你見哪個嬰兒 在吃母乳時，永遠只吃一只乳房。嬰兒肯定是既吃 左邊的母乳，又吃右邊的母乳。只有這樣，嬰兒才能 吃飽，才能得到營養。中國自己的小說傳統和西方文學傳統，就如一個文化母親的兩只乳房，無論是寫 作者還是研究者，都要吃的，只吃一邊，肯定營養不 良，吃不飽。

文學研究同樣需要“心”在場

張：你一直在做青年批評家研究，這些被你研究 的青年批評家都是你的朋友，在朋友和學術之間，你 是如何平衡的？

周：我和絕大多數的“70 后”“80 后”批評家 都是朋友。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完全拋開情誼，做 到純客觀，我想是很難的。但我所選擇對話的對象， 都是當下最優秀的青年批評家。可能還有一些非常 優秀的青年學者我沒注意到，但可以保證的是，我選 擇的都是優秀的。最近外出開會遇到一些批評界的 長輩，都在夸“第七代批評家訪談”的對象選得好。我想，這也說明了我是極大地克服了人情和兄弟情 誼的。

張：2016 年《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欄目 做你專輯時，你的批評觀是“做心的批評”，我想問 的是，做批評需要“心”的在場，做文學研究呢？個人情感過于濃烈，會不會影響研究的嚴肅性和客 觀性？

周：陳思和先生曾經說：“一個知識分子，如果 對當代生活沒有激情，沒有熱望，沒有痛苦，沒有難 言的隱衷，那么，他的知識，他的學問，他的才華， 都會成為一些零星而沒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學研究 雖然不同于文學創作，但在冷靜的學術研究背后，仍 然需要精神上的熱情支持。”我非常喜歡這段話。我 們看書時會發現，有些著作說理說教，看似客觀冷 靜，有學理，但是讀起來卻不會產生太多共鳴。它只 是作為知識，而缺乏必要的體貼感。

很多事一定是自己要走到了才知道，走不到就是不知道，而這個“道”是“道可道”的“道”。”“道” 沒有那么玄妙，對一個學者來說，它就是一個人自己的閱讀、思考。我在批評觀里說，要做“人的批評”， 說直接點就是，我以為好的批評就是那種能深入文 本內部，深入作者的精神世界中，與其共同經受語言 和心靈的體驗，用自心的在場進行闡釋和批評，從而 讓文本在解讀和觀照中煥發出獨具特色、交相輝映 的美。文學研究其實也一樣，同樣需要“心”的在 場。也只有“心”在場，他的研究、他的學問才會是 有溫度的。它不僅不會影響研究的嚴肅性和客觀性， 相反，它會使你的學問有溫度，有人文情懷。

張：你一直關注批評史，目前批評史的研究和書 寫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

周：給我的感受是，相對于汗牛充棟的現當代文 學史的研究和著作，對現當代批評史的研究還很薄 弱。我自己研讀過的有黃霖的《近代文學批評史》、 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33 年）、李何林的《近 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1917—1937）》（1938 年）、 比利時漢學家文寶峰《新文學運動史》（1946 年初 版）、王永生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1986 年）、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1993 年）、 劉鋒杰的《中國現代六大批評家》（1995 年）、斯諾 伐克漢學家高利克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史》 （1997 年）、許道明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 （2002 年）、黃曼君的《中國 20 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史》 （2002 年）、周海波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論》（2002 年）、古遠清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1949— 1989 大陸部分）》（2005 年）、陳曉明的《中國當代 文學批評史》（2022 年）等。

從目前出版的專著來看，現代部分的較多，當 代的較少。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王永生主編的《中 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和許道明的《中國現代文 學批評史新編》是質量最高的，不僅史料翔實，論述 有力，宏觀和微觀、思潮和批評家個體都得到了很好 的觀照，而且新見頗多。我一直將兩套書作為這一 兩年的枕邊書，時不時拿起來重溫一下。溫儒敏的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劉鋒杰的《中國現代六大 批評家》、高利克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史》以 重要批評家來勾連整個批評史，突出了人，但作為 史，還是顯得沒有連貫性和整體性，觀照度不夠。另 外，如李潔非、楊劼的《解讀延安——文學、知識分 子和文化》《共和國文學生產方式》，對延安文學、對 共和國文學的內部肌理的研究是非常扎實的，我推 薦給很多搞現當代的朋友看。艾曉明的《中國左翼 思潮探源》、張廣海的《政治與文學的變奏：中國左 翼作家聯盟組織史考驗》、黃健的《京派文學批評》， 都是某一個領域批評史研究非常優秀的著作。當然， 我個人對陳萬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周策縱的 《五四運動史》、舒哲衡的《中國啟蒙運動》這樣的 著作更感興趣。我覺得這些著作，才是有個人溫度 的學術著作。

張：你認為一個批評家，應該如何與他生活的時代相處？

周：無論什么時候，都要認真地做好自己的學 問。我在很多地方都在重復一個觀點，那就是知識 分子對一個時代最大的貢獻，不是去批判現實，或者 說，批判只承擔了一個知識分子極小的一部分責任。創造，才是一個知識分子對一個時代最大的貢獻。

張：未來有何打算？博士畢業會考慮進高校當 大學老師嗎？如果進入高校就會有科研課題、項目、 發 C 刊的考核壓力，這些會對你選擇高校形成障礙 嗎？你覺得學院體制對文學批評有哪些束縛？

周：我是一個隨意而安的人，不太愿意打破規律 性的生活節奏。對未來，暫時沒有太多考慮。至于 去大學教書，目前尚無此念。至于科研課題、項目、 發 C刊的，我想到不至于成為壓力。

關于學院體制對文學批評的束縛，這個話題可 能是被傳媒放大了，沒有學院的文學教育，沒有深厚 的理論修養，如何去面對文本，或者說，你和普通讀 者對文本的理解和把握處于同一水準，那還要文學 批評干什么？我們會發現，當下從事文學批評最優 秀的一波批評家，全是高校畢業的碩士、博士，而且絕大多數也是身居學院的教授、博導。從我的觀察 看，學院體制對文學批評本身是沒有多少束縛的，可能束縛來源于批評家個體的需求、欲望和得不到之 間產生的心理落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