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生命、時代與文本

江 飛

四十歲的生命仿佛已到了如日中天的時候，正如這酷暑，讓人難耐，又讓人熱血澎湃。回憶是把鈍刀，切不開過去和現在，現在之我是過去之我的累積與延續，也是白紙黑字的涂抹與疊加，散落在與文學有關的批評之中。這里寫下的與其說是我的批評觀，不如說是我對批評的思考和對自己的期待。

批評家的批評與作家的創作都是一種生命形式，都能夠賦予生命以意義。斯坦納說，“文學批評應該出自對文學的回報之情”，這意味著批評家與作家在文學投入上是等量的，是殊途同歸的生命回報。批評的“對象化”實質上就是批評家自我生命體驗和情感思想的實踐，既“披文以入情”，又“情動而辭發”。由此，批評就變成了一種帶有批評者生命體溫和人間情懷的批評，能讓讀者切身感受到批評者的生命律動和“壓在紙背的心情”。不精不誠，不能動人，這是批評之所以具有動人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批評家與作家之間首先應當建立的一種生命契約。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批評。我的博導童慶炳先生曾指出：“文學批評的根基，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創作，而在生活、時代本身。生活、時代既是創作的根基，也是批評的根基。因此，一個優秀的批評家如何來理解現實與時代，就成為他批評賴以生存的源泉。”強調批評的時代性，不是說要與時代親密無間，而是說要“既附著于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阿甘本語）。所謂“同時代性”正是一種“不即不離”的批評姿態：一方面，批評家要“入乎其內”，置身于當下生活的、社會的、文學的現場，感知和洞察或顯或隱的時代潮流，以敏銳的問題意識、歷史意識和形式意識，剖析時代精神的文學顯現，甚至預見文學的未來走向；另一方面，批評家又要“出乎其外”，置身于相對安全的距離之外，以平和中正的態度對時代問題進行理性批判，大膽發聲并及時反思，不僅要揭示出幽暗的假惡丑的生活現實，更要顯示出光明的真美善的永恒價值，給人以信心和希望。如此，才可能真正成為一個誠實的創造者、審美者和闡釋者，一個具有時代精神和責任擔當的批評家。

當然，從具體的批評實踐來說，這并非易事。最大的障礙可能并不在于如何對時代進行洞察和批判，而在于如何突破觀念性批評的遮蔽與誤導，如何避免鑒賞式批評的主觀與隨意。毫無疑問，文學批評需要擺脫此前觀念性的批判，需要避免拿現成的某種理論模式去套用或壓制文本，而應當借用和吸收各種批評理論和方法，不管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也不管是文學的還是文化的，以文本為中心，以細讀為方法，進行實證性的論述和闡釋，追求義理、考據、辭章的完美表達。當然，這并不是說要對文本絕對崇拜，而是說要回到文本、尊重文本、相信文本，去接近文本最能激發閱讀興趣和想象力的那些關節，從而打開文本無限廣闊的天地，唯有如此，文學批評才真正成為一種“本體闡釋”，而非“強制闡釋”。

文本的打開正是生命的綻放，時代的現身。這樣的本體批評才能讓批評充滿生命力、公信力和影響力，也才能讓自己氣定神閑、勇往直前吧！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21年第6期

批評家印象記

江飛印象記

王達敏

大概是十多年前的2004—2005年間，在安徽省文聯舉辦的一次文學研討會上，與會代表按照慣例一一發言，二三十位作家和評論家發言后，時間已近十二點，而未來得及發言的人也都知趣地不再發言。當主持人準備宣布會議結束時，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學者站起來，他說他是安慶師范學院中文系教師，名叫江飛，是蘇老（蘇中先生）指名叫他來參加會議的，并且寫了文章；既然來了，就想借此機會講講自己的看法。

話說得不卑不亢。是蘇老讓我來的，這話就有分量了。蘇老是安徽省文學評論界的靈魂性人物，安徽當代文學評論的發展與成就，幾代評論家的成長，都與他有直接的關系。他看重的人，幾乎都很出色。江飛剛剛出道，就被蘇老看中，其人必定不簡單。當時，我還不認識江飛，也沒有留意過他的文章，便想通過他的發言來見識這位年輕的學人。果然，他的發言地道專業，是一位對西方現代文學理論訓練有素的青年學者。我對西方現代文學理論也下過功夫，因此，他的發言內容極合我的口味。平心而論，他那天的發言效果并不好，原因有二：一是他照本宣科讀文章——學理色彩很強的文章，而多數作家普遍不喜歡這樣的文章。他顯然不清楚這樣的文章是不適合用來發言的，發言要化繁為簡，要迅速變換學術表達的語式語調，使人人都能輕松地聽明白。二是他不明白大家開了一上午的會，已經疲憊了，早就盼著會議快點結束，而且時間已近十二點，到了吃飯的鐘點，還有幾個人能夠耐心地聽你說道。他顯然很看重自己的文章，一直把文章的主要內容全部講完為止。也許有人覺得他不懂規則，可我覺得這人可愛，他分明在說：講不講是我的事，聽不聽是你們的事。

我欣賞他的才學，更欣賞他于文質彬彬的外表之中顯露出來的“自信進取”的心勁。自這次會議后，我與他成了亦師亦友的關系。

轉眼過了十多年，當年年輕氣盛的江飛依然年輕氣盛，但此時的江飛的學術有了長足的進展，視野開闊，底氣充盈。這些年，他一路走來，步步扎實，先讀碩士，再讀博士，覺得不過癮，又到復旦大學拜名師做訪問學者，故而學術不斷精進。特別是近幾年，由于主持和參與了五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其學術呈井噴之勢，文章在《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外國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評論》等高水平學術期刊紛紛刊出，多篇文章被《新華文摘》和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文藝理論》《外國文學研究》全文轉載或摘轉；出版學術專著《文學性：雅各布森語言詩學研究》《朱光潛盡性全人教育思想》、文學評論集《理想與詩意》。毫不夸張地說，憑著這些成果，江飛已經成為學術界小有名氣的80后青年學者。一開始，我也擔心他會不會操之過急，如同不少青年學者那樣，急于成名，匆忙為文，幾篇文章就把自己掏空了，以致“江郎才盡”“學無隔宿之儲”。后來發覺他的治學是“以學養文”“以文興學”，且在一個階段以一個專題性的研究作為目標，因而能夠步步推進，持續發展。

江飛治學著述，始終不脫學術主向：中西比較詩學、美學和當代文學評論。二者時而分治，又常常合流，相互涵化，彼此借力，相得益彰。

江飛做當代文學評論有兩個明顯的優勢，即文學寫作優勢和理論優勢。江飛出道之前就寫過好多感情充沛、意境雋永的詩歌，之后又專寫散文一直持續至今。其散文數量既不多也不少，出版過《何處還鄉》《紙上還鄉》兩本散文集，有多篇美文被廣泛傳誦。別小瞧這些寫作實踐，有它與沒它，對于文學研究者江飛來說，是絕對不一樣的。有它，江飛研究文學，尤其是評論那些剛剛問世還未定評的文學作品，他就比沒有創作經驗的學者多了一雙敏銳的眼睛，多了一份藝術的審美感覺。無影又無蹤的藝術感覺出神入化，在文學評論的第一階段——藝術感覺和審美把握階段，往往比思想和理論更重要。在文學評論中，思想和理論是評論的中后程才能派上大用場的資源，而初始階段的藝術感覺和審美把握若發生偏離，哪怕是微小的偏差，都會直接影響到中后程的判斷、論析和創見，最終影響整個評論本身。

文學評論不是純粹的形而上的理論，但又離不開理論。在文學研究中，特別是在學理性文學研究即學院派研究中，理論和評論是相互依賴、相互涵化的關系：理論是對評論實踐的升華與概括，又反過來指導評論；評論介于作品與理論之間，它一頭通向理論，一頭通向作品，是溝通理論與作品的橋梁。它連接作品，既可以對具體作品進行研究，又可以為最上層的理論提供思維材料，用以構建理論。它通向理論，目的是向評論提供思想、理論和研究方法，以及評價的標準和尺度。評論貫通作品和理論，就形成了“由下而上的升華與蒸發”與“從上到下的反射與關照”的雙向同構格局。反過來，沒有一套理論、概念、評價標準和研究方法作指導，評論會顯得淺薄、浮泛和平庸。江飛的中西比較詩學和美學研究，為他的文學評論注入了現代性的思想和理論。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學者深知，在進行文學評論時，僅有文藝學和美學理論還不能大顯身手，它需要評論家動用哲學、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理論，雖不能深之，但必有之。江飛無疑深諳文學評論的這一奧秘，我從他的文學評論中能夠發現眾多學科的身影，比如《難度·限度·單向度——論當下知識分子的底層敘述困境》《人道主義：當今小說底層敘述的精神支撐》《現實批判：底層敘述的重要立場》等文章，他就運用社會學、思想史、人道主義、敘事學等學科理論，對底層文學作出了具有創見性的闡釋。

理論指導評論，多體現為闡釋的功能，而理論功能的更大意義和價值，則在于通過理論的觀照使評論家作出新發現。理論的這一功能在江飛的評論文章中多有表現，從文章的標題、立論、結構、闡釋、表述到語言，都能看出“學術文”的規范，比如他評論徐則臣的長篇小說《耶路撒冷》，就有這樣的發現：

“耶路撒冷”——小說以這樣一個帶有濃郁的以色列風情的音譯外來詞作為標題，顯然意味深長。它表面上指向的是一座世界聞名的古城，一處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教發源的圣地，實際上指向的卻是一個“精神的圣地”。……作者有意識地祛除了“耶路撒冷”本身所蘊含的宗教、派別、種族等特定內涵，而將其轉換為一個純粹的精神信仰的象征……換言之，這不是一部關于宗教或宗教信仰的小說，而是關于信仰或尋找精神信仰（上帝之眼）的寓言。

發現了《耶路撒冷》思想要義之所在，然后再分析五位主人公的自我救贖，就入理至深，論析精準了。

相對而言，江飛的理論闡釋的優勢表現充足而文學靈動的發揮稍嫌不足。這可能與他的文學評論的屬性有關，即他的評論基本上屬于學理性較強的學術評論。江飛本是江城才子，又正逢青春勃發、才情浪漫、筆底生風的大好年華，怎能讓思辨理性就這么遮蔽著審美感性？我一直希望具有文學寫作經驗的江飛，啟動另一套筆法，把部分評論文章寫得靈動飄逸些，使之成為“文中有學”的美文。江飛不妨一試。

寫到這里，心有一念：江飛在安徽還能待多久？江飛生長于桐城，立足于安慶，兩地人文薈萃，文化傳統深厚，長期受桐城、安慶文化的浸潤，江飛聰慧敏銳，又勤奮不惜力，故而學術上順風順水。人年輕，學術勢頭正健，便有多所高校送來橄欖枝，許以豐厚待遇。兩年多前，他征求我的意見，我勸他別離開安徽，給出的理由卻不充分，權衡再三，便想把他從安慶師范大學調到安徽大學，怎奈省教育主管部門有一嚴令，安徽大學不得從本省高校挖人才，只好作罷。這兩年，眼見多位中青年文學評論家飛往上海、南京等經濟發達城市的高校，我知道我再勸說他就太不近情理了，于是就一句也不說。江飛走到今天頗不容易，重情重義的他總是顧及這顧及那，牽絆之事何止一二，解決起來均耗費心力，有幾次通話聽他說，能夠想象得出他身心疲憊的樣子，我想，他是該換個環境了，運氣好的話，既可以在更高的平臺上獲得學術的更好發展，又能使日子過得更舒心。但愿，但愿！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21年第6期

（王達敏，安徽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