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隨時觀察，隨時思考

汪雨萌

我父母對我非常嚴格，尤其是我的父親。我小的時候，他有一種特殊的教育方法，我現(xiàn)在把它稱為“散步教育”，就是每當我犯了什么錯誤，或者思想上出了什么“問題”的時候，我父親都會帶著我一起散步。散步的時候他總在不停地說，從我的錯誤和問題，說到做人做事的方法，再說到他對于這個世界的理解。滔滔不絕之后，我父親會突然說：“你把我今天講的主要思想歸納一下。”并且提問：“我剛才在那個拐角的地方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是什么？”這誰能記得！我能記住拐角，就記不住話，記得住話，自然就不會注意那個不起眼的拐角，但我父親不是，他都能記住，并且要求我也得記住，他一直在思考，但他從未忘記對身邊日常事物的觀察。

拜他的“魔鬼訓練”所賜，我從小練就了一身隨時觀察、隨時思考的本領，并且毫無疑義地接受了他對日常生活的高度重視。我留意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拐角，并且時時刻刻思考這個拐角的意義和價值。如果要說我的批評觀的話，批評對我而言就是我對日常生活觀察與思考的出口。在我看來，文學與日常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同構(gòu)的，它們在我眼中都是文本的一種形式，可以經(jīng)由我的目光與思維進行拆解、歸類、對照，并最終產(chǎn)生意義。不論面對何種文學文本，我對它進行分析的最終落腳點可能都會落在個人具體生活的層面，不論是物理的生活，還是精神的。我同意略薩在《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中的觀點，文學文本不一定是在復刻日常生活，但它一定在關注日常生活中那些你并不會發(fā)現(xiàn)和注意的角落與褶皺，建立起令人驚嘆和詫異的文學作品。因此我認為對文學文本的解讀離不開個人的日常經(jīng)驗，而文學文本又在拓展著你無法涉及的日常世界，用現(xiàn)在流行的話語來說，就是每個人都離不開自己的信息繭房，但對日常生活充分的觀察能夠從內(nèi)部撕開繭房，而對文學文本的閱讀，對他人生活的觀察則能從外部照亮這個被撕開的縫隙，思考與批評就在這個縫隙或洞口展開。因此無論是嚴肅文學、網(wǎng)絡文學，還是長視頻、短視頻、公眾號，都是我非常感興趣的領域和重要的觀察窗口。

2018年起，我進入上海大學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工作，這又是我批評生涯的重要轉(zhuǎn)折點，在這里，我不再是一個“批評家”，而是一個從事寫作教學的教師，這不僅僅是身份的轉(zhuǎn)變，更重要的是給我提供了新的方法與視野，我第一次從創(chuàng)作者的視角來觀察文學，它對我的吸引力已經(jīng)不在作品本身，而是讓我觀察作家對作品中每個物件的安排、每個人物的設計、每句對話的設計與每個詞語的推敲。這讓我看到了我之前未曾注意過的文學風景，也讓我對所謂細微褶皺的理解更為深刻。最近一段時間，我對散文這一文體觀念的流變產(chǎn)生了興趣，作為與日常生活最為接近的文體，它對作者的觀察力、思考力要求是很高的，它不僅需要看見日常生活，更要思考日常生活，理解日常生活的思想史、生活史價值。在我翻閱《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散文卷，翻閱市場上所流行的散文選本時，在關注自覺創(chuàng)作意識的公眾號散文作者、短視頻作者時，看到了寫作者與選文者的狹隘與困難，以及他們正在嘗試的突破方向。這將與散文的未來息息相關，也與我們能不能維持、豐富、保衛(wèi)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文學批評的從業(yè)者可能有各種各樣的目標，有人致力于創(chuàng)生新的文藝理論，有人致力于梳理文學史論，有人致力于建設批評為創(chuàng)作的一種特殊形式，如此種種，不一而足。而我卻沒有那么遠大的理想，我只想成為透過文學看見日常生活的一雙眼睛，我只想要能夠通過我的筆，寫出我所能觀察、思考的那個墻角而已，墻角有青苔，有石灰的顆粒，有孩子甩上去的泥點子，還有自行車把手、汽車后視鏡蹭出的白道道，這些都是這個時代、這個世界微小的，但值得注視的刻痕。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22年第4期

批評家印象記

小荷才露尖尖角

——記汪雨萌博士

欒梅健

大概是2010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剛從江灣游泳館鍛煉出來，就接到了汪政兄的電話。他說：“閨女在復旦本科畢業(yè)了，最近在選導師，就你帶吧？”當時，我沒有任何遲疑，就一口答應了。一則，汪政與曉華是文壇有名的夫妻檔評論家，有這樣的家學淵源，指導起來自然輕松；二則，又與復旦的具體情況有些關系。復旦中文系每年招收八九個現(xiàn)當代文學方向的碩士生，而本系推免直升的有四五個。而這四五位同學又必須是全系近百名應屆本科生中績點排名在最前的幾個。記得有一次，當時還在擔任中文系主任的陳思和老師在談到復旦招了許多“文二代”時說道：“南京來的兩個都不錯。”這“兩個”，一個是指葉兆言的女兒葉子，另一個就是指汪政的女兒汪雨萌。

兵家兒早識刀槍。2009年，當時本科還沒畢業(yè)的她就在核心刊物《小說評論》上發(fā)表了長篇論文《于遺忘處開始書寫——評劉醒龍的長篇小說〈天行者〉》。這年她才二十一歲。這是她正式走上文學研究道路之始，同時也使她在強手如林的復旦中文系同學中脫穎而出，順利進入碩士研究生階段。當時我想，有著如此條件與基礎的學生投在門下，作為導師，不僅是輕松，而且是幸運的。

果然，汪雨萌三年的碩士學習相當優(yōu)秀。她在《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先后發(fā)表了《朱輝論》《〈獨唱團〉：關于理想的課堂作文》《史鐵生研究綜述》等論文，在同屆研究生中出類拔萃。于是，很自然地到了是否要進入博士階段學習的問題了。

不過，當她提出想跟著我繼續(xù)讀博士時，倒是有些猶豫的。

這倒不是因為申請復旦讀博的考生眾多、她的研究潛能有問題，而是有點擔心女博士生的個人問題。有一次，一位分管學生工作的副書記在會上說，最近每年進復旦中文系的本科生中女生比例超過了百分之八十，而在那百分之二十的男生中身高達到一米七的只有個位數(shù)。這真的讓許多有女兒進入了名校的父母倒吸一口涼氣。本科難，碩士更難，而博士？于是，有一次在辦公室，我裝作不經(jīng)意的樣子問了一句：“有男朋友了嗎？”她倒一點不害羞，大大方方地承認道：“有了。”這真是太好了！隨即，我說道：“那就來讀博士吧。”后來的2014年，復旦舉行范小青作品學術(shù)研討會，在卿云賓館，看著汪雨萌與男友恩恩愛愛的樣子，范小青輕聲說道：“汪政的這個毛腳，蠻好的！不知道當年為什么還有人不同意？”有人不同意？是現(xiàn)在年輕人不懂禮數(shù)，沒有及時送兩瓶名酒給長輩感謝養(yǎng)育之恩？還是外人覺得男孩子學歷不夠名牌？前一陣，外系一個女生的追求者，辛辛苦苦從上海西南的某“985”大學趕過來，在南區(qū)門口，一束玫瑰花硬是沒送進去。這位女生說：“高考差了十二分！還是看看再說吧。”唉！這就說遠了。

博士與碩士階段的學習，其實是有著本質(zhì)差別的。博士論文要求有原創(chuàng)性的觀點，字數(shù)一般都在十幾二十萬字，遠非碩士論文可比。而能夠在三四年的學制中準時完成學業(yè)、取得學位的學生，這么多年來一直都只有百分之三四十。在考慮博士論文的方向時，我征詢她的意見。她說打算做新時期以來小說中的家庭婚姻問題。應該說，這是個好題目。新時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以后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與思想觀念的裂變，在家庭婚姻問題的描寫與揭示方面確實出現(xiàn)了巨大的轉(zhuǎn)型，值得深入探討。但我也覺得題目太大了，作家、作品不計其數(shù)，讀博期間完成起來比較吃力。于是，我建議她能否找個小的切口，比如一個作家群，或者一個作家進行研究？甚至我還啟發(fā)她：范小青、王安憶、池莉？

按理，當導師將學生的題目大幅度縮小時，學生往往會強壓制住內(nèi)心的興奮而故作遺憾地說：好吧，等博士論文做完后再接著做。但沒想到的是，她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力圖在一個時間的跨度中來展開她的論題。我有些吃驚，也有些佩服。這是一個有學術(shù)野心的學生。不過，我還是有點不放心。最后，討價還價，達成共識：做2000年以后的新世紀家庭婚姻文學。

博士論文開題后，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資料的收集、閱讀與研究之中，而我，只是給她重點推薦了一篇季紅真的博士論文《文明與愚昧的沖突——論新時期小說的基本主題》供她參考。季紅真的這篇論文既涉及大量的文本，同時又能提煉出主題思想，當年分兩期發(fā)在《中國社會科學》上，頗受贊譽。我想這可能對她有幫助。

博士論文的寫作期間是靜默的。學分已經(jīng)修滿，平常偶爾見一次面。忽然，有一天在光華樓的電梯里碰到她，發(fā)現(xiàn)已懷孕大肚子了！這是個喜事，但也是個費心事。我主動地詢問道：“干脆延期吧？復旦沒生小孩還延期的多了去了。”又一次令我沒想到的是，她嘻嘻地笑了笑，回答了兩個字：“不延！”這丫頭，還真有股精神。

其后，便是論文的盲審與答辯階段，一切都很順利。在由陳思和、張新穎、王光東、宋炳輝等教授組成的答辯會上，她的論文《追尋與發(fā)現(xiàn)：新世紀家庭敘事研究》以高分獲得優(yōu)秀等次。隔了不久，該論文便由江蘇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

記得在收回的一份盲審材料中，有一位專家寫道：“作者對家庭婚姻問題的論斷不同凡俗，新穎、深刻而貼切實際。”這是對一位初涉文學研究者的判斷，同時，也是對她學術(shù)未來的肯定。

小荷才露尖尖角。她的學術(shù)正在徐徐展開，人們正可拭目以待。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22年第4期

（欒梅健，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