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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件被誤判為勒方锜所書的陶方琦信札
      來源:文匯報 | 賀宏亮  2022年09月13日07:55
      關鍵詞:名人手跡

      壬寅初夏,友人賜下韋力著《著硯樓清人書札題記箋釋》一冊。長夏得暇,開卷拜觀。首篇為“勒方锜致邵友濂”,學習中檢索了一些資料,發現這封信札的作者并非勒方锜,而是另有其人。

      此札圖版(圖①)和釋文如下。

      圖①

      小村三哥大人左右:

      前奉到寄卷一冊,適因嬰寒,臥病旬余,頃已閱畢,先行寄呈。不知前課卷已發出否,此卷頗博贍,惜少裁制,然齋中亦高才生也。弟伏臘故園極所系念。彭芍丈以局事羈縻,尚不得歸,為之心惄。仲葊家兄到滬否?抑反越詣葬否?久不得其寄字,甚念之。寒夜呵凍。不恭。敬請

      勛安,無任依溯。

      世弟制方锜叩首

      潘景鄭題記中云,“此札上署款小村者,未知何人”。韋力則在“箋釋”中認為“此小村為邵友濂”。2020年12月,《文匯報》“文匯學人”版刊出《潘景鄭也寫錯的“苔岑”》一文指出:

      “仲葊家兄到滬否?抑反越詣葬否?久不得其寄字,甚念之”,其“葊”與“葬”字似都不確,“詣葬”似乎也不詞。鄙見此二字實即同一字而書寫有異,看字形疑即“蒯”字之異寫。姑就以“蒯”字為說,“仲蒯家兄”應即這位“小村”的二兄......以我這種理解,此箋的“小村”就不太可能是邵友濂了。因為看到一條材料,說余姚人邵燦有三子,長子邵曰濂,官至太堂寺正卿,次子早殤,三子即邵友濂。

      按照書儀“家兄”是自稱,而不是對人稱。此札“家兄”是寫信者自己的親戚。且提及家兄“反(返)越詣葬”事,與寫信者署款中“制”字正相呼應,與受信人邵友濂毫無關系。

      我細讀了書中提供的一些資料,又生另外的疑竇。一是勒方锜(1816—1880)比邵友濂(1841—1901)大整整25歲,稱邵為“三哥”不合常理;二是札中提及彭芍丈即彭祖賢(1819—1885),與勒屬同輩且還小三歲,被勒稱為“丈”,也不合常理。第三,我查找到勒方锜的字跡,與本札比較,差別太大。

      圖②

      這封信札的署款非常個性化(圖②),絕大多數人會認為署款是“方行”或“等行”甚至“方乃”。我頗為懷疑,此札裱件外某處或有“方锜致小村”之類的附識,潘景鄭也是看到后才聯想到勒方锜。我把此札和一些疑問發給了王家葵教授。他給出了一個可謂“燈下黑”的線索——此札花箋上有木板水印的字跡——“守如上言”和“麓云仙館主人自制箋”!

      我先檢索“守如”。只查到清代有一位不太出名的畫家金鴻保,但金氏書法與本札的書法,顯然不是一路。再查“麓云仙館主人”,發現有一位湖南郴縣人陳守愚,曾于清光緒八年(1882)在寧鄉刻過《麓云仙館圖題詠集》一卷。湖南話中,“守愚”和“守如”是完全相同的讀音。因此,這件“守如上書”花箋的制作者為陳守愚無疑。

      檢索《麓云仙館圖題詠集》中作者諸人,赫然發現其中有一位“陶方琦”者。陶方琦(1845—1884),字子縝,一作子珍,號湘湄,浙江會稽(今屬紹興市)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出督湖南學政。再檢索其家族信息,發現陶氏兄弟有陶方琯伯英、陶在銘仲彝、陶祖培少貫、陶方琦子珍、陶在恒南常等,均名噪一時。

      圖③

      《潘景鄭也寫錯的“苔岑”》一文中談及的疑字,并非“蒯”字之異寫,而是與“彝”字筆畫和書寫大體相同(圖③)。先前未能被認出的那位“仲?家兄”,定是陶在銘(仲彝)無疑。

      陶方琦研究許慎和“說文”,撰有《許君年表考》。我在去年7月長沙舉辦的“舜水湘波——晚清湖南學政與書院文獻展”中,查到陶方琦致朱逌然信札一件,與致“小村三哥”札喜用“篆化”之古寫的字例非常類似。

      至此,致“小村三哥”札的書寫者真相大白:乃是會稽陶方琦。

      陶氏于光緒五年(1879)四月任湖南學政,其使用的“守如上言”花箋,應是當地文友陳守愚所贈。光緒六年(1880)六月,他因母喪守制卸任返鄉。札中有“弟伏臘故園極所系念。彭芍丈以局事羈縻,尚不得歸,為之心惄。”云云,意思是他很想回鄉,但湖南巡撫彭祖賢以“局事”(修通志局之事)相“羈縻,尚不得歸”。因此,這封信札是陶方琦在光緒六年六月卸任之前所寫,據札中“適因嬰寒,臥病旬余”“寒夜呵凍”等語,知此札系年當為光緒五年末到六年初之間。

      繼續查探陶方琦信息。在《清史稿》中有關于陶方琦的記錄,附于李慈銘之后。陶方琦于光緒六年六月回鄉守制,光緒八年秋受湖北巡撫彭祖賢聘請,任《湖北省通志》總編修,繼續從事“局事”。陶方琦在服母喪丁憂期滿后,于光緒九年(1883)秋入京復職,不料同年十二月間(1884年1月),突然染病,于北京寓所辭世。

      韋力認為“此小村為邵友濂”,未給出論據。遍檢此札的各種信息和參考材料,暫未找到陶、邵二人直接交往的證據,但可補充旁證如下:一是彼時號“小村”者,除邵外尚未見到其他人。據《余姚邵氏宗譜》,“友濂”下寫明:“元熙繼子,行三”。與“三哥”相符。二是陶方琦詢問“仲彝家兄到滬否”,查邵友濂行跡,此年為蘇松太道道臺駐守上海。第三,陶、邵二人有共同的友人樊增祥。第四,札中言及“課卷”事,邵友濂曾參與上海格致書院(創建于1874)的教學和正課命題,“課卷”事可能指此。總之,除非有其他過硬的材料證實“小村三哥”另有其人,我同意韋力的看法,“小村”為邵友濂。

      更進一步,還可談談魯迅與邵洵美的關系。同治六年(1867),浙江鄉試中式的山會籍27人中,有陶方琯、陶方琦,魯迅的祖父周福清,以及周福清的妻弟孫琥銘。而陶方琯、陶方琦的小妹又是孫琥銘的長媳。陶方琦與邵友濂是世交平輩關系,與周福清是同年、姻親關系。因此,周福清的長孫周樹人(魯迅)和邵友濂的長孫邵洵美其實也是同輩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