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重讀《孫犁文集》，從第一卷第一篇開始。這篇文章題為《一天的工作》，為“短篇小說”之輯的開篇之作。

作品的情節很單純，寫三個孩子參與運送被抗日軍民拆下來的鐵軌的故事。編者將其編入小說之輯，看起來沒啥問題。可是，偏偏在我初讀這篇文章時，正值20世紀80年代中期，彼時我正在編輯《天津日報·報告文學》專版——身在其位，自然會站在自身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尤其是參照對比了孫犁的其他文章，就發現這篇作品似不應編入短篇小說之輯，而應算作一篇報告文學。我的依據也是來自孫犁先生的一番“夫子自道”：在孫犁自述其《第一次當記者》的回憶文章中，寫到他作為新入職的晉察冀通訊社記者，前往雁北地區采訪的難忘經歷，對這篇作品也在文末點到一筆：“接近舊歷年關時，我們這個被稱作記者團的三個人，回到了通訊社。我只交了一篇文藝通訊稿，即《一天的工作》。”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文藝通訊”其實就是報告文學的別稱，這在新聞界和文學界都有共識。而孫犁以記者的身份采寫的這篇文藝通訊，即便不算新聞，也應歸入散文之類，編進“短篇小說”顯然不太合適——這就是我彼時彼刻，站在《報告文學》專版編輯的立場上，得出的一個鮮明的論點。

剛好當時的《天津日報》副刊上，陸續登了幾篇新發現的孫犁早期報告文學作品和理論文章，如《冬天，戰斗的外圍》《報告文學的情感和意志》等，這就令我萌生了寫一篇論述孫犁早期報告文學的評論文章的想法。我把這個粗淺的想法告知了孫犁先生，希望他幫我圈定一下他早期報告文學作品的大致范圍。孫犁很快就給我列出一個文章篇目，這讓我在感動之余，愈加發奮：白天，忙于繁雜的新聞采編工作；晚上，廢寢忘食地把孫犁開列的文章篇目認真研讀，并記了詳細的讀書筆記。而就在這一段刻苦研讀的過程中，我發現這篇孫犁的記者“處女作”，在《孫犁文集》中似乎被排錯了位。

正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借著向孫犁先生匯報前一階段研究成果的機會，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其中專門有一段談《孫犁文集》中對這篇《一天的工作》歸類“錯位”的問題。原信摘要如下：

侯軍給孫犁先生的信

孫犁同志：

承您于百忙中為我提供關于報告文學的文章篇目，深為感謝！現在您提出的篇章俱已收集、拜讀，文集中有關報告文學的作品亦閱過一些，粗略有了幾點想法，同時也有些不明之處，今特去函求教，盼得到您的幫助。

……

您第一次作為記者采寫的文藝通訊《一天的工作》（文見《尺澤集》），為何在“文集”中被編入小說一類？文藝通訊早些時候好像只是報告的另一稱謂，倘若這篇文章是您當記者的第一篇作品，實際上就是您的第一篇報告文學。如此推論，不知是否正確？

雖然信中是以請教的口吻探尋發問，但我的觀點卻是明晰而鮮明的。我記得這封信和一份論文提綱是托文藝部的老編輯張金池轉交的。老張曾參加過《孫犁文集》的編纂工作，他一聽我對《孫犁文集》的編輯體例提出了質疑，就善意地提醒我說：你不知道嗎，這套文集是孫老親自審定的——你指摘文集的編輯體例，實際上就等于是在批評孫犁先生啊！

我聽罷暗暗后悔。是啊，孫犁先生是享譽文壇的大作家、老前輩，而我只是一個20多歲的無名小卒，竟然斗膽給他編定的文集提意見，豈不是太冒失了？然而，信已送出，覆水難收，我只能惴惴不安地等待著孫犁先生的回復，生怕引起孫老的不快。

兩天后，老張給我打來電話，說孫老回信了，讓我去文藝部取。我趕去一看，豈止是回信，還有一本孫老的新著《老荒集》，上面還有孫老的親筆題字——這是我收到的第一個孫犁先生的簽名本。更令我驚異的是，孫老在回信中不僅完全贊同我所提出的看法，而且對我的探索給予了超乎預期的肯定。孫老的信文不長，全文如下：

孫犁先生回信

侯軍同志：

讀過你的來信，非常感動。看來，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銳。我很高興，認為是讀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

這并不是說，你在信中，對我作了一些稱許，或過高的評價。是因為從這封信，使我看到了：確實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讀書做學問，研究一些實際問題。

我很多年不研究這些問題了，報告文學作品讀得更少。年老多病，頭腦遲鈍，有時還有些麻木感。談起話來，有時是詞不達意，有時是語無倫次。我很怕談論學術問題。所以，我建議，我們先不要座談了，有什么問題，你可以寫信問我，我會及時答復的。

關于你在這封信上提出的幾個問題，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的推論，和你打算的做法。希望你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廣泛閱覽材料，然后細心判斷，寫出這篇研究文章。這對我來說，也是會有教益的。

你的來信，不知能否在《報告文學》上發表一下，也是對這一文體的一種助興。請你考慮。原信附上備用。

隨信，附上近出拙著《老荒集》一冊，請你參考并指正。

祝好！

孫犁

十一月十三日

這封回信寫于1986年11月13日，距今已經36年了。遵照孫犁先生的囑咐，我把這封來信，連同我的那封信一起，發表在1986年11月28日的《報告文學》專版上，標題為《孫犁關于報告文學的通信》。

從這次書信往還中，我不僅真切感受到孫犁先生謙遜的品德與寬容的胸襟，更深深感受到他對青年人的真情扶掖與悉心呵護。由此開始，我與孫老的交往日漸頻密，孫老對我的成長也是一路護持。正如孫犁女兒孫曉玲在《逝不去的彩云》一書中給一篇文章所做的標題：“父親與侯軍的一段忘年交”。孫犁先生的這封來信，對我日后的人生道路選擇，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正因為孫老的這封信，我才立下志愿，要做一個“學者型記者”；正因為孫老的這封信，我才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讀書做學問，研究一些實際問題”；正因為孫老的這封信，我才能夠在浮躁的世風中耐得住寂寞、經得起喧囂，立定精神，筆耕不輟……如今，我已年過花甲，退出報海。回首前塵，自感欣慰的是，我沒有辜負孫老當年的叮囑，一直在心無旁騖地“讀書做學問”，雖然學問并沒做好，但確實是研究了一些實際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從孫老的為人處世中，知曉了何為人淡如菊，何為淡泊名利，何為文章立命，何為文人風骨……

重讀孫犁，我感恩！

（作者系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