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文學批評向內轉

曾攀

文學許是有內外之分，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向內轉”便引起過激烈討論。反觀文學批評，若也要辯出個內外，多少令人心生疑竇。

然而，當下的文學批評，其程序化、平庸化、人情化、商業化日久，批評的個性被掩埋，批評的鋒芒被磨損，批評的誠意被質疑，批評的質量被詬病，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所在。細細考量，這都是文學批評過分的向外擴張以及向內開掘的不充分引起的，故不得不呼喚文學批評的“向內轉”：回到文學現場與文本內部，樹立批評思想與問題意識，恢復批評的獨立和自由，彰顯批評家的才學和個性。

誰都知道，批評不能缺席，批評要在場。但在場還不夠，因為在場也會失心走神，也會游移扯淡。這就需要一種介入式的批評，以求真正地切入文學之“場”。批評的介入意味著，批評是及物的，而不是如杜夫海納所言的用“既有的概念”去涵蓋作品，如此根本無法抵達文學的“深度”。批評的關鍵在于將自身擲入文學現場，滲透文本肌理；否則，游離于外，失卻庖丁解牛式的精準且不說，浮于淺表而不見耐心的文學批評，就像沒有充分向內收束的拳頭，打出去自然是綿軟無力的。

不知自何時起，文學批評已經不再“批評”了，成了文學鑒賞、文學夸飾。歸根結底，文學批評外在的索求和追慕太多，隱沒了個人思想與主體意識。文學批評沒有思想，就發現不了問題，也難以建立自身的說服力，反過來說，文學批評中真正的問題意識，往往都來自思想的作用力。杜勃羅留波夫去世時年僅二十五歲，然而他已經寫下了《什么是奧勃洛摩夫性格》，析解庸常懶惰、碌碌無為的“多余人”，揭露那個生產“多余人”的時代癥候與社會問題，影響了俄國乃至世界的文學史。不得不說，真知灼見來自有思想的批評，而真正的思想則在發掘和處理問題時得以施展。在我看來，沒有內在的問題，沒有內心的困惑，文學批評再多的喧嘩也只是一種浮華，再多的言說也終究是失語。發現問題，命名問題，周旋于問題，這是文學批評的內在動力。

文學批評當然不能放棄外部，淪為井底之蛙。但批評的向外延伸和“擴張”，必定以夯實文學內部與蘊蓄批評能勢為旨歸，如韋勒克所言：“我明白批評需要不斷地從相鄰學科中汲取營養，需要心理學、哲學、社會學和神學的洞察力。但是我也贊成那些反對無限度地擴張批評邊界以致失去了中心任務——文學藝術的觀點。”文學批評固然需要從跨文化、跨學科的實踐中獲致廣度，但其“中心”必然是內在而本色的“文學藝術”。

翻開批評史，我們看魯迅是魯迅，看周作人是周作人，看茅盾是茅盾，看李健吾是李健吾?，F在，我們讀的批評文章更多了，但分不清楚誰是誰。面目模糊的背后是程式與同化，是知識的趨同與思想的平庸。好的文學批評一定是有辨識度的文章，這需要批評家的才學思想與自我之興味相互激蕩，構設內在的意趣與襟懷。無論是印象式批評，還是學理型闡釋，都忌諱毫無個性與了無生趣的行文。莊子謂聞聲者，可以耳作聞，也可“聞之以氣”及“聞之以心”。文學批評追求真的聲音，但發聵者，固不可源自靡俗之音，也忌故作嘩眾取寵的振聾之聲，發聲之器，須源自本意與性靈，發之“以氣”，且發之“以心”。

當下的批評時常顯露出游離文學太遠之危殆，所以亟待一次真正的“向內轉”，以扭轉文學批評之風氣。魯迅在《破惡聲論》中說：“吾未絕大冀于方來，則思聆知者之心聲而相觀其內曜。內曜者，破瘰暗者也；心聲者，離偽詐者也?！蔽覀兊奈膶W批評需要破除“瘰暗”，遠離“詐偽”，傾聽文學與批評內部的聲音，如是，我們才得以點燃內心的光源，將暗影一寸寸地照亮。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9年第3期

批評家印象記

曾攀：于批評中見學問

傅光明

我不懂文學批評，不會寫這類文字，平時很少讀。

或因我生性軟弱，對誰也不敢拿起批評的劍戟，更沒膽量對心懷不良刺來的矛槍以商榷之名反戈一擊。同時，我的潔癖癥越來越嚴重，對批評場域里的耀武揚威避之不及。實不相瞞，那種叫批評生態的東西時常令我心生恐懼，覺得緊閉門窗弄點兒學問心里踏實。

因而，當曾攀第一次提出希望我寫寫他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就婉拒了。不想，他對打定主意的事兒不肯放棄，瞅準機會便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且說得那么平心靜氣：“您看，作為我博士論文的答辯主席，您寫我最為合適?！蔽乙廊粵]松口兒。

2018年10月，應《南方文壇》和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之邀，前往賀州黃姚，參加由其聯袂主辦的“桂林抗戰文化城”之學術研討，再次見到已在《南方文壇》供職的曾攀時，他又當面向我提及。我說，我全身心在新譯莎士比亞戲劇，實在無暇他顧。他說他實在懇望于此。我稍一遲疑，說容我考慮，他隨即預支出一連串感謝。我心想不妙。

11月末，我倆在上海的一個會上再次謀面。曾攀不緊不慢地說：“季進老師答應寫我一篇，您就別推辭了。”現在回想，我實在記不起當時說了“好吧”這兩個字。

說穿了，我心中的批評家形象得是傲骨錚錚的學者，而非只寫溜光水滑文字的高學歷聰明人。出手批評，當勁道十足，直擊命門。花拳繡腿，不痛不癢，甚至一味捧頌，批評便丟了節操，成為玩物。

我沒把曾攀當青年批評家，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年輕學者。對此，我讀他的博士論文《跨文化視野下的晚清小說敘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國現代性的展開為中心》時便深信不疑。

若非把他當批評家看待，那我得欣賞他，便在于比起批評，我更看重學問。換言之，我喜歡讀于批評中見學問的文字。

由此，我想說，曾攀是近幾年嶄露頭角的有學問的年輕批評家中的一位。

學者的路徑

圖片

學者之路漫長、艱辛，一般來說，本科教育乃叩開問學路徑的初階。無師自通者例外。單看學歷的攀爬，曾攀已具備年輕學人的標配，他從本科、碩士、博士、博后，一路走來，順順當當。

曾攀的本科論文是《再活一次——論余華文本世界的記憶機制》。在我看來，這個題目蠻大，切入點雖好，卻不好做。但曾攀靠了一個不錯的理論支點，于敏銳的感悟中伸展學理觸角，將余華小說文本世界中存在的“記憶機制”爬梳出三種記憶：“原我”“述我”和“他我”。

細讀文本中，曾攀注意到，余華是一個追求真實的作者，忠于記憶、又超離記憶，在真實與虛構的兩界，架起條條寬敞的橋梁，用生命的本我記憶使文學情景一次次復活，透過著意塑造再現內心感覺，為人物的心靈傾注鮮活的血液。

曾攀注意到，余華常在作品里表現暴力和死亡，這無疑是作者的歷史記憶使然。一種怎樣的歷史記憶會給余華投下如此真切、突出的影像？那原是不可理喻的時代的暴力和苦難，余華把那些荒誕和混亂以記憶的話語集中喊出來。有了這份對文明和秩序的深切懷疑，便能理解那個敘述者面對死亡時的情態是那么冷漠、沉靜。

的確，余華以敘述見長，他有本事在文本里不斷轉換敘述視角和述說方式，常使所要展示的記憶狀態進入一種狂歡，仿若活水從四面八方涌來，瞬間匯流成一條記憶中的生命長河。

曾攀的碩士論文寫的是郁達夫，題為《夢的隱喻與現代文學生產——郁達夫小說論》。

剛在心里犯嘀咕，從當代之余華到現代之郁達夫跨度有點兒大。但一聯想自己，本科論文寫宋代李清照詞的意境美，博士論文一下跨到現代的老舍之死，現在又跨到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莎士比亞戲劇，對此便釋然了。學術上跨度大，沒什么不好。問題在于，寫郁達夫的論文已有好多，求新、出新有難度。

曾攀讀書很用心。令我頗感欣喜的是，他論文里透出一股學術的思考力和邏輯力，我向來以為，這兩點對一個人能否成為學者至為重要。

曾攀從現代文學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及與其相關的社會思想史和文化史角度，重讀了郁達夫的前期小說，及一些現代文學中包孕著“夢”的意象和隱喻的小說，力圖揭示出與此相關的現代文學符碼生成機制和話語生產實踐。難點在于，他要從發生學的角度，將中國傳統的“占夢”和它所體現的文化思維中的精神向度，以及近現代以來在內亂外侮刺激下對國民內部的精神訴求相聯系，探討中國傳統文藝心理中的“占夢”思維和它體現出來的認知模式、思維向度、藝術視野、精神意識和文化內涵，以及進入晚近之后，在多重歷史語境下，“夢”又如何衍變為現代歷史發展中的強大隱喻，進而參與到現代文學的文本生產、符碼創造和精神審視中來。同時，以“夢”的意象和主題為切入點，將其作為現代文學創作中的“精神分析工程”和它所遭遇的“反分析”的重要媒介，揭示出近現代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智識者”在探索國族精神深處的“創傷性”體驗中，體現出來的精神追尋、思維向度、創作理想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導向，審視其文學作品中蘊含的內在精神實質，以及符碼生成過程中體現的形式紋理和生產機制。這真不容易！

郁達夫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存在，是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的最早的“覺醒者”之一，親眼看見歷史的荒蕪與渾濁，深切體悟到內心的彷徨、無助、苦悶、壓抑，他把這些寫在小說中的病態人物身上，于是，便有了《沉淪》中的“他”、《空虛》中的于質夫，《采石磯》中“神經過敏的黃仲則”，等等。郁達夫筆下的“他們”只求探尋自我心靈，對外部世界“漠不關心”，在感傷和憂郁里“沉淪”?！八麄儭笔且蝗簳r代的病患。

可貴的是，曾攀還把學術視角對準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戰爭情勢下形成新的意識形態之際，郁達夫的“文人傳統”如何在詩學與政治的雙重焦慮下，尋求自身合理的落腳點和立足點，并由此在歷史和文本的參差對照中，透過探究郁達夫在古典詩詞、小說寫作及文藝思想的漸變，揭示他在文學、思想史中的復雜性及其意義。另外，曾攀從郁達夫刻意選擇“自敘傳”這一文體，深入探究郁達夫小說的抒情形式與美學自覺。

在曾攀眼里，“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中，不僅人物的‘夢’及其中蘊含的國民集體無意識和現實歷史的無意識被‘組合’了起來，而且從中透露出來的社會、時代、國族的精神病癥也得以結構，而這些‘原素’的聚合都不可避免地歸入到寫作者的‘美學理想’中，在郁達夫的小說中體現為一種現代修辭的運用。這種在現代文學作者筆下生成的新的形式和修辭又往往與其創造的‘夢’的隱喻相勾連，而且以特定的文學形式（如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為美學旨歸的文本實踐，將那些社會的、國民的以及知識者本身的‘夢’和其中的精神病疾結構了起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與之相關的精神解析實踐則又不斷地生產出新的權力話語和文學符碼，而依托于此的精神法則也得以制定和運行”。

有一說一，我對這個時候的曾攀一無所知。及至曾攀的博士生指導老師欒梅健教授希望我去復旦擔任答辯主席，主持曾攀的博士論文答辯，我才得與曾攀的文字結緣。更需實話說的是，我對他的博士論文《跨文化視野下的晚清小說敘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國現代性的展開為中心》所寫內容并不十分熟悉。因此，審讀曾攀的博士論文，對我也是學習。面對浩瀚無窮的知識，誰能說自己是有知的呢？在集中看過曾攀的許多文字之后，我覺得他最用心、用力寫的，還是他這篇博士學位論文。他像許多學人一樣，只在讀博期間做到了心無旁騖。這點甚至讓我覺得，做上學問的人就不要再搞批評了。在此，我無意把學問與批評對立起來。

曾攀整篇論文討論晚清小說敘事，主要是以上海為背景，呈現都市上海狀貌，或在上海報刊中連載、刊行的五部分作品：譴責小說、煙粉/狹邪小說、歷史小說、世情小說、理想小說。簡單說，曾攀以跨文化的理論視角，結合晚清在都市上海中形成和呈現出來的世界性因素，不僅將晚清的都市語境與彼時彼景的小說文本進行對接且加以辨析，并同時指出，在中外文化交匯中形成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浪潮，影響和促進了國家的現代化轉型。

核心問題是如何把握“跨文化”的意涵和指向在小說文本里的呈現樣態，一方面，需從跨文化視角探究晚清小說中的上海敘事，另一方面，需更深層挖掘小說文本。曾攀注意到，晚清小說文本反映的歷史層面和社會范圍極為廣泛，其所觸及的話題和內容難以簡單歸類概括。這也是論文的難點。為此，曾攀確定了前以緒論、后以結語（第六章）、中間五個專章的整體架構，六部分各具功能，也使我對晚清小說中的上海敘事有了膚淺認識。

緒論是引子，主要以跨文化視角切入晚清小說的敘事話語和形式類型，指出小說在晚清的新變，即傳統中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在這一時段的上海發生動搖，原來牢不可破的縱向等級意識在政治和文學/藝術層面都動蕩了起來，小說的出現可算等級制松動的表征。換言之，晚清小說之所以發生大的新變，根本源于異域文化植入下生發的“跨文化”現象。

由此，論文進入正章，展開鋪陳，每章一個中心。

第一章，以討論譴責題材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官場現形記》為中心，通過聚焦晚清小說中對權力政治和社會癥結的審視，指出小說如何通過敘事語言和形式結構，叫那林林總總的“怪現狀”“現形”。

第二章把重心移到“煙粉”或“狹邪”題材的小說上，同時兼及一些其他類型的小說。論述中不乏精彩，比如，曾攀敏銳感覺到，由《海上繁華夢》和《海上華列傳》等小說中的上海敘事建構起來的“上海夢”，其“所指示的新的結構形態，其實質就是一種空洞而巨型的容器，能夠涵納欲望、想象甚至是幻覺，甚至可以融匯基于這種種因素的沉思、言說和批判。兩種結構形態存在著內在的疊合，這就意味著，一方面，這種重合標示著近代時間段中上海夢的兩個主要面向；另一方面，都成為上海歷史與文學現代化的重要表征。而所謂‘繁華夢’中的‘列傳’其實表達的便是晚清小說的形式美學問題”。

第三章的關注重點在歷史題材小說的敘事形態，主要以歷史小說，或涉及晚清“史”的小說為文本依托，不僅涉及關乎社會政治的正史，也包括日常生活史及精神世界的情感史。曾攀論析了“主體的抒情以及借主體營造抒情的形式”使晚清小說在虛實中游離，并穿行于主客體之間，通過自我與他者、國族與個體、歷史與當下、邊緣與中心的話語轉換，令敘事觸角極限延伸，歷史敘述變得飽滿、豐腴，在人物主體之上形塑所“記”之“史”。

第四章以世情小說為中心，提出“都市上海社會各階層之間往往存在著某種特定的程式進入小說的敘事軌道，”一來，這與此時小說肩負的歷史使命有關，二來，也由此在相當程度上折射出晚清上海的社會現狀和文化生態。

第五章主要涉及作為晚清小說中重要題材之一的科幻理想小說，這類小說一方面立足于由“過去與現在之中國”憧憬和構建“未來世界/中國”，另一方面，則抹除時限，從現實與日常中抽離開來，形成一個時間之外的烏托邦圖景，由此對時間之內的晚清現實做出反觀與再思。

結語部分探討晚清小說中的時間意識和進化觀念，揭示晚清小說的敘事語態及修辭形式，在此基礎上總結被晚清歷史裹脅著的中外文化的世界性因素，指出其往往蘊藉在小說敘事的語言結構、符碼特征和文體修辭的運用中，“不僅撇除簡單的主題評價與藝術得失，而且揭示出小說敘事背后所收束、折疊或者展開的言說邏輯、話語策略、敘事倫理以及時代無意識的欲望旨向與形式結構特性”。

本心講，這是一篇較厚重的博士學位論文，但我總覺得，寫來太守規矩。論文自有規矩，這不在話下，我言外之意是，希望它在文氣上哪怕能張揚、恣肆那么一點兒。我想這跟曾攀是個規矩的好孩子密切相關。除此，我還覺得，它似乎缺了一個高屋建瓴、統領全篇的縱論。當然，這有點兒像河邊的風涼話，說起來容易。

套用一句老話，曾攀是位求學上進的好青年。拿到博士學位，他對自己的學術志業并不滿足，而是又跟做海外漢學研究的名家季進教授繼續深造。不急不慢的，他的博士后研究報告《海外漢學的跨文化視閾——以英語世界對中國近現代小說的譯介和研究為中心》出籠了。我為他感到欣喜。

海外學術界對中國文學的探索，天然存在著異質文化的碰撞、融合，其中的“跨文化”因素自不待言。曾攀頗具挑戰性地要打破“這種不言自明的先在之名”，以英語世界對中國近現代小說的譯介和研究為軸心，重新思考英語世界中的“跨文化”因素，聚焦海外漢學背景下“跨文化”之“為何與何為”。他的確有想法，試圖指出在跨文化視域下海外漢學的觀照視野與研究理論，返歸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譯介和研究本身，昭示其中的“跨文化”所從何來、又如何成是，且具備怎樣的內涵、層次，以揭示英語世界在對焦中國近現代小說時折射出來的跨文化特征，并在此基礎上，深層探索在跨文化語境中海外漢學的理論視野、知識系統和話語形態，同時對其中的洞察與偏見進行考究、辨析。

尤其可貴的，曾攀還在深入、挖掘文獻資料，全面梳理英語世界對中國小說的譯介基礎上，稽考了海外漢學界對近現代中國小說形成的探索和討論，以跨文化視閾切入海外漢學對近現代中國小說的敘事話語和形式類型的研究，指出近現代中國小說在漢學視野下經由跨文化考究而形成的新變化。

無疑，曾攀具有較強的邏輯思辨力，一方面，他從英語世界的譯介和研究路徑探視出“海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選文偏好和評價體系，同時，另一方面，中國現代文學尤其現代小說的創作實績，也透過這一“選文偏好和評價體系”凸顯出來。

曾攀成為一個學者的路徑清晰擺在眼前。

批評的面孔

姑且把曾攀看成“今日批評家”，他有著多副面孔。

他是傳記作者。十萬字的《面對世界的對話者——樂黛云傳》呈現出一個那么富有學術前瞻力的“面對世界的對話者”——樂黛云。曾攀在文中寫到，1980年代初，游學歐美賦予樂黛云“嶄新的視野和開闊的胸襟。她深深感到搞現代文學必須視野開闊，應從世界文學背景入手，突破傳統的方法。既要看到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更要把中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來予以審視。”

時至今日，三十多年已成流水，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的視野和胸襟怎樣呢？我愈來愈感到，學術并非絕對隨光陰前行而前行。

曾攀還寫到，“樂黛云教授一再強調，我們應該擺脫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既定思維模式，從全球化的新角度看問題，無論某一理論出自何方，只要它合理、適用，能解決實際問題，就可以采納利用。那種排斥西方影響，執迷于重返本土的‘文化部落主義’，不僅在理論上不可取，而且在實踐上還可能成為‘文化戰爭’的根源，威脅人類未來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后殖民狀況下，多元文化的發展必然會帶來民族文化的新的繁榮。這就使非西方民族有可能用現代眼光來重新審視自己的傳統文化，加以新的闡釋，使之為其他民族所理解，并對人類發展作出貢獻。……樂黛云早就意識到，只有采取新的文化態度，在多元文化視野下面對新的問題，處理新的概念、范疇和命題，不僅是比較文學發展的重要任務，同時也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經階段”。

我喜歡讀這樣的批評文字。

他是“今日批評家”。一篇有分量的論文《文學·歷史·闡釋者——論顧彬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已使他的批評家面孔顯得靚麗起來。他對顧彬這部引來爭議的文學史做了三百六十度掃描，提出自己的觀點：“顧彬在他的文學史中，設定了一個比較文學的理論視野和研究框架，在討論魯迅時，將其作品與《圣經》、尼采、艾略特、羅素等對照進行闡述；在討論郁達夫時，一般的國內文學史只是將其與日本的私小說相對應而談，而顧彬則更是將郁達夫對現代人心理的書寫，與列夫·托爾斯泰、加布里埃爾·鄧南遮、歌德等人的作品做比對……不管怎樣，顧彬在敘述20世紀中國文學史時，經常采用世界—中國的敘述模式，將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尤其是德國文學相映照，恰恰是國內文學史敘述所缺乏的視角。其中也許會有不科學、不嚴謹的地方，但不得不承認，這種敘述模式更多地起到了一種相互映照的效應，打開了思維的空間，也賦予這本文學史與眾不同的光彩?！薄邦櫛驈囊环N辯證的角度出發，不避諱歷史時間的正常演變、政治政權的更替以及意識形態對文學的直接影響，將真實的歷史與豐富復雜的文學形態揭示出來，論證了20世紀中國文學從發生到逐漸形成自身特征的內部動力?！薄艾F在這本充滿個性的文學史，雖然有粗漏，有誤讀，有局限，但畢竟體現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敘述的另一種可能性，也為西方讀者提供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面貌，其價值和貢獻是不容否認的?！?/p>

這樣的批評姿態不正是“面對世界”的對話嗎？

他是年輕學者兼學術活動家。近年來，他不懈地以青春的精力和學術的活力孜孜于廣西作家與批評家研究的大力推動：主持桂學研究院“桂籍作家研究”項目，擔任首席專家，在《廣西民族師范學院學報》主持“文學桂軍點將臺”欄目，專門發表項目相關成果；在《賀州學院學報》主持“桂派批評英雄譜”欄目，率先提出“桂派批評”的概念，并進行深入論析和闡釋；主編《廣西多民族文學經典》中的《短篇小說卷》（上、下）與《中篇小說卷》（上、中、下），并撰寫這兩卷的導言。與此同時，還發表了一系列廣西文學與廣西作家的研究文章：《自成姿態的痛與愛——讀陳建功小說》《人間至性——讀陳建功散文集〈默默且當歌〉》《那些迷失歸途的靈魂，兀自發出光亮——從白先勇離散文學中的廣西書寫說起》《現實感與現代性——光盤小說敘事倫理探究》《自我的破碎、補綴與重塑——非亞詩論》《一帶一路視閾下廣西小說的影視改編研究——以廣西文壇三劍客為中心》。

我不禁疑惑，這么多事情，他怎么做到的？

除此之外，他還在《文藝報》發表了一系列當代作家批評與文學現象評論：《作家偏見與文學辨識力》《縹緲孤鴻影——讀肖彭小說〈北京戶口〉》《凋敝的想象——評王昕朋小說〈方向〉》《網絡文學需要推陳以出新》《堅硬的沉重》，等等。

到這兒沒完，他還有其他諸種當代文學與當代作家作品的評論文章，比如：《百年薩滿的精神圖譜——評劉慶的長篇小說〈唇典〉》《無明中的引渡——論洛夫的詩歌〈邊界望鄉〉》《何以人間——論王昕朋長篇小說〈文工團員〉》《名與實：裂變的鐵路官場與中國社會》《隱微與忠厚——論小說〈旁門〉》，等等。

他是青年作家。這帥小伙兒真了不起，在讓我覺得驚異的同時，更看到了精彩。讀過他發表在上海《生活月刊》的大量文化隨筆之后，我想說，下次見到他，我要跟作家曾攀握個手。這些隨筆的篇名都起得那么有詩意，如《連云往事》《俠骨柔魂張竹君》《李霖燦：不負平生》《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與圣彼得堡》《蘋果禪：喬布斯與印度》《顧拜旦：〈體育頌〉與現代奧運》《韓熙載夜宴圖》《發現世界：從甘英到杜環》《發現中國：馬可·波羅與李?；舴摇贰恫柡账梗和鹑魤糁小贰恶R爾克斯：孤獨與狂歡》《倉央嘉措：卿本如來》等。

我尤其喜歡讀《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與圣彼得堡》和《博爾赫斯：宛若夢中》兩篇，前者最后一段文字：“柴可夫斯基的船歌在輕輕搖曳，他還在歌唱，不是布谷不是夜鶯，不是隨地而棲的野鵠，時間流逝，他只愿是一只蟋蟀，抱風而眠的夜晚，音符與曲調，終將聳立成生命的雕像?！本褪庆`動“如歌”的詩啊。

他是年輕翻譯家嗎？至今，我尚未讀過他翻譯的《騎馬出走的女人——勞倫斯中短篇小說選集》。但我想，或許，一個年輕的翻譯家有期可待了。

到此該收筆了——說得那么文縐縐，其實就是快敲完鍵盤了。

我自覺是個做學問還算踏實的傻人，難免在說了一大堆好話之后，不留幾句忠言。

曾攀一路走來，甭管“學者的路徑”，還是“批評的面孔”，都像他的相貌一樣好看。但我禁不住要說，搞文學批評，要有學者的風骨，不能摧眉折腰事權貴；要力求真知灼見，言人之所未發；要擲地有聲，使批評的聲音逆耳而不刺耳；批評斷不能有償，萬不能一味捧頌，更不能拿批評賭人格。因為在我眼里，批評界有時成了交換文學利益的集散地，成了文學大官人的娛樂城、名利場、試驗田和開發區。由此，我也時常感到，風清氣正的批評生態難不成真在烏托邦的理想國里？！

最后，以曾攀在他隨筆散文《博爾赫斯：宛若幻夢》中寫得十分精彩的一段話結束本文：

博爾赫斯一生寄情圖書館，在他那里，圖書館是一座宏偉雄壯的宮殿，那里筑起了知識的石柱，也矗立著思想的圍墻，能抵御黑暗的侵略，也能擺脫風波的襲擾，點亮和捍衛黎明的光熹。

而他本人，畢生堅守在知識和思想的殿堂——圖書館之中，并且以小說、詩歌、散文創作，為宮殿筑墻添壁，守護著精神之殿的純粹和神圣。

愿與曾攀共勉！

2019年元月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9年第3期

（傅光明，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