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我的學理性批評觀

劉艷

“我的批評觀”，起初我很認真地竟洋洋灑灑寫了近萬字。說來也巧，2018年2月7日，恰逢《文學評論》老干部年終座談會，正聽王信先生、陳駿濤先生等前輩們，說到《文學評論》應該保持她一以貫之的學理性特色的時候，燕玲主編的微信飄然而至，一語點醒我，“我的批評觀”是卷首語啊，一千四百字以內……心里抱歉之余，也感慨，這一時的糊涂，莫不是因了我對于“學理性批評”，真的有很多話要說？

近年來，我似乎給大家留下了“一直在執著地為學理性批評作辯護”的印象，而我得到的肯定是：“她不僅通過具體的作家作品評論忠實地踐行著自己的學理性批評諾言，而且還從文學批評理論上建構著學理性批評形態?！庇袝r候，也會被這樣介紹：劉艷一直在呼吁一種“學理性”批評……這里面，是鼓勵？是肯定？抑或還別有意味？實也未可知。但其實，學理性批評與批評的學理性，是我從《文學評論》這里偷師來的。學理性批評，其實是《文學評論》六十年一甲子以來一直在力倡和踐行的批評的標準，“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文學評論》的山暉川媚，皆因學理性使然。

究竟什么是學理性批評？我的理解，直接就得自《文學評論》的熏陶。而有學者如李遇春已經將“學理性”追溯到了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先生那里，自章太炎以來：“如果我們把視野進一步擴大，中國現代學術的繁榮與發展，同樣也是學理性批評奠定的學術基業。如今依舊為人津津樂道的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胡適、魯迅、陳寅恪、朱光潛之類的民國大師級學者，他們的文學批評或文學研究盡管風格各異、路數有別，但學理性卻是其一致的精神標桿?！倍^“學理交勝”，就是指在研究中實現史實與哲理的交融。

何為學理性批評？我曾打比方，像《文學評論》所刊發的好的批評文章，哪怕過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幾年，你依然會覺得它好。如果是當初讀過，你現在依然記得這個文章的好，仿佛一位舊人，呼之欲出，抑或讓你念念不忘。如果以前沒有讀過，舊文新讀，你讀來依然覺得是好文章，依然會從中有所得、對自己當下的研究和評論仍然有所啟發……至少，你會發現這篇舊文在當時可以代表一種研究的最好水平，對于今天仍然具有一種史料和資料的價值……這樣的文學批評文章，是能夠經歷住時間考驗的。

近年來，學理性批評，似乎一直被大家有意無意地誤讀和曲解著。很多人把學院批評和學理性批評混為一談。搞評論的人，尤其學院中人，為何似乎對學理性批評最為不滿呢？學理性批評之費時、費力和需要較為深厚的學養積累，不如媒介批評來得好寫和更容易讓評論者星光熠熠，似是原因之一。學理性批評就一定“佶屈聱牙”“讀之無味”嗎？當然不是。好的學理性批評，除了引人深思之外，其實也可以是美文，像張學昕的《蘇童：重構“南方”的意義》、郜元寶的《上海令高郵瘋狂——汪曾祺故里小說別解》等，學理性之外，也因其散文和近乎美文的筆調，打動人心。

2005年我博士畢業，在文學所工作，在《文學評論》當代組工作迄今，已近一十三載……白駒過隙，感慨良多。曾經不事寫文、寂寂多年，也只是近三四年才開始勉力寫作，實在還只是一個初習文學批評的寫作者。《文學評論》培養了我的批評觀、批評的路數，也讓我形成了學理性批評與批評的學理性的相關想法與一點點心得；而能夠在本職工作當中，就可以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習到所有不同選題類型的學理性批評的長處和優點，我想，這是上天對我的厚待。今后，希望可以把學者和評論者的路子，走得穩當和扎實一點。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8年第3期

批評家印象記

她能回到文學本身

——漫議劉艷的文學評論

陳曉明

我與劉艷相識較早，那時我還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工作，后來我到北大中文系，她從北師大博士畢業，進入文學所工作，到《文學評論》做編輯。有近十年，我沒有給《文學評論》寫稿，與她交往并不多，只知道她認真編稿，潛心讀書，也是欣慰。后來歷經多次劉艷給我編稿，她的認真執著令我驚異，也讓我欽佩。最近幾年，劉艷厚積薄發，時有長篇大論出來，而且出手不凡，頗為令人驚喜。《南方文壇》燕玲主編希望我能談點關于劉艷評論的看法，也是推辭不得。這就又重讀劉艷近年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這一讀，還確實有不少令我信服的地方。想不到，劉艷看上去嬌弱的身子骨，卻蘊含這么強大的能量，我的桌上就放著十幾篇她近年寫的一二萬字的長文，她的執著和勤奮，才情和膽識，都有不凡之處。她的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給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她能回到文學本身。

劉艷的評論能有感而發，從她最直接的喜愛入手來做文章，這樣的文章有熱情有體溫?！坝懈卸l”看似尋常，其實不尋常。做評論最重要的是要對自己評論的作家作品動了感情，用心用情去評價對象，才會有發自內心的感動和感悟。通常人們會說評論乃是一項理性活動，屬于科學抽象思維活動。但文學評論與其他的社會科學有所不同，甚至截然不同。我不以為那些冷靜客觀的評論就是最好的評論，帶著挑剔的眼光去品評作品是需要的，看出作家作品的漏洞或不足，這無疑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但這種批評很容易變成批評者的自我維護，批評者頑強維護自己的立場的標準，以所謂冷靜客觀的眼光去看待對象，那對象無論如何也是不會百分之百符合批評者的標準?；畹膶ο笈c固定的標準尺度如何能吻合呢？與既定的概念范疇如何能合拍呢？顯然不能。以某種概念成見去看待活生生的作家作品，固然可以批評出許多不盡如人意處，但實際上的意義，除了滿足批評者證明自己的高明和道德的正確外，其實這樣的批評并無太大的意義。是故特里林說：“我只談論最優秀的作品?！碑斎?，那是他認為的最優秀的作品。我們存留于這個世界的文學，我們希望是最好的文學，批評家或研究家猶如推薦人，向世界推薦你認為值得重視的作家作品，你把你所愛推薦出來，你要說得有理，你要說的真誠和令人信服，這并不容易。你自己都不能感動的東西，你都不會深深為之激動的東西，其他人何以要動心動情呢？說到這，這或許是文學評論和一般文學研究的區別，后者可以收斂起個人的情感，但個人的好惡其實是不能全都隱蔽的。沒有主觀性，就沒有真正的文學研究。不管文學評論還是文學研究，都應該是以心相交。與今人如此，與古人也應如此。

因我秉持這種觀點來理解文學評論，是故我就能理解劉艷投入極大的熱情去評論蕭紅、遲子建等作家。當然，這幾位作家已經是現代和當代早有公論的優秀作家，這對后來者的研究也帶來了難度，要在眾多的現有的成果之下再去談論，這就要有新的發現，新的問題意識。

劉艷把蕭紅和遲子建的創作放在一起比照探討，劉艷引起關注的一篇文章是她2015年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一篇文章《童年經驗與邊地人生的女性書寫》，這倒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她的核心問題則是試圖在蕭紅與遲子建的創作中找到童年經驗的重要決定作用，童年經驗如何貫穿了作家一生的創作。當然，劉艷也試圖描述出蕭紅與遲子建在創作上的諸多相近之處，她們共同對東北鄉村文化記憶的書寫。這篇文章并沒有大量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而是從實證出發，較多地使用她們的創作談，從她們的文本分析入手，把她們各自關于童年的記憶與作品中的東北文化記憶加以比照，從而揭示出童年經驗的決定作用。固然，這個道理很樸素，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童年經驗對其一生的影響，作家藝術家更是如此，劉艷并非只是停留于解釋這個耳熟能詳的道理，她通過這個大家都容易接受的“原理”，來呈現蕭紅和遲子建個人記憶與其富有邊地文化傳統的文學創作的內在關系，寫出東北地域文化的風俗史。蕭紅和遲子建的小說都寫出一個豐富生動的故鄉民情風景習俗風物的世界。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日常節慶都寫得異常細致生動。劉艷說，蕭紅在她的童年，便具有一種會心和善于、樂于觀察周圍事物的敏感善察的眼睛。劉艷顯然是把她對作品的閱讀的感動，投射于重新塑造蕭紅這個作家的形象上。遲子建也說：“假如沒有真純，就沒有童年。假如沒有童年，就不會有成熟豐滿的今天?！雹傥覀円蚕嘈?，遲子建小說的那種純凈之氣，在于她始終保持了童年純真心態，正因此，她的心靈世界才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事物，她的小說中的人物對待生活的諸多變故，才能那種坦然和淡定。劉艷的分析注重小說中的那些事件和細節，她詳細探究了蕭紅和遲子建小說都寫到的上墳、扎彩鋪以及紙扎，她們共同寫出了北國邊地地域特征和屬于她們的獨特審美意蘊。劉艷的分析不只是把握文本，不只是在理論的層面揭示這兩位作家的童年經驗與其創作的關系，童年經驗對她們書寫東北邊地風土民情所起的作用，也把兩位作家放在一起相互參照，寫出她們的心理世界，她們的精神氣質和文學追求。這兩位作家因為一脈相承，終至于融為一體，仿佛是不同時代的同一個人：蕭紅活在了遲子建的文學世界里，遲子建或許早就在蕭紅的童年記憶里落下了根。劉艷的文章寫出一種對作家同情，這是把作家論做到極致了，傳記批評與文本批評結合得非常融洽才可做到如此地步。

劉艷對蕭紅的熱愛塑造了她的文學熱情，也造就了她對文學的理解感悟。文學批評確實是帶著強烈主觀色彩的研究活動，《呼蘭河傳》可能在通常的眼光看來，是一部回憶性的散文化的作品，其敘述簡單明晰。但劉艷把投入巨大的熱情，在敘述學上下了一番功夫，有備而來，寫了一篇長文從敘述學方面來分析《呼蘭河傳》，她的那篇《限知視角與限制敘事的小說范本》對蕭紅的《呼蘭河傳》再次進行了深入解讀。劉艷頗有思路去揭示作品里的隱含作者、隱性敘事以及限制性敘事，看來她是認真研讀過敘事學諸多著作，尤其是琢磨了申丹的敘事學理論，把隱形敘事用到蕭紅小說上，這算是蕭紅研究中的另辟蹊徑。因為對敘述學和敘事理論把握得很到位，另一是對蕭紅小說文本分析得十分細致，以我的有限的閱讀來看，可以說是迄今為止從敘事學角度，對《呼蘭河傳》分析得最為透徹的論文。劉艷通過學理分析之后，也敢于對作品進行文學史的價值定位，她最后做結論說：“《呼蘭河傳》是限知視角和限制敘事的小說范本，這也是它在文學性上終將成為不朽之書的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雹诒M管我一直也十分欣賞《呼蘭河傳》，但并不認為這部小說的藝術含量很充足，其回憶體和散文體確實有一種純樸情懷，有一種簡單之美，就其小說藝術而言，還是屬于中國現代早期小說的藝術嘗試。閱讀劉艷的論文之后，我似乎要適當修正我的觀點。

劉艷的評論文章注重文本細讀，她的所有的分析都是建立在細讀的作品文本的基礎上，她是認真地讀作品的批評家，在研究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時，她通常都會找來作家主要的代表作通讀，如果作品不算多的話，她基本上會讀全作品，這樣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她在研究蕭紅和遲子建等作家時，她把她們的作品基本上都讀過了，最重要的相關研究也涉獵過了。這得自于她良好的學風，她的碩士導師孔范今先生、博士導師劉勇先生，都是治學十分嚴謹的學者，她的學術訓練當然起到很關鍵的作用。后來她當編輯十多年，身處《文學評論》這樣的學術陣地，她每日里要讀大量稿件，也是從大量優秀稿件中汲取養料，也是在用心感悟做學問的方法。她于2016年發表于《文藝爭鳴》第6期上的文章《學理性批評之于當下的價值與意義》，就可以看出是她十多年來編輯稿件的經驗體會的總結。這篇文章可以看出劉艷在做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時在方法論方面的自覺，她能看清當代文學批評的格局和走向，看到當代文學批評的難題和困境，看到應該突破的方向，當然也因此能看清她應該尋求的自己的路徑。讀到她的這篇文章，我還頗為意外，想不到頗為率性的劉艷，還有這份清醒呢！當然，批評方法很難孰優孰劣，但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任務，文學批評的方法也確實還是有難易之分，處理的問題也有或大或小，或高或低。但做得漂亮就會有好文章。選擇何種文學批評方法，這受個人的性格氣質、學術訓練和學術處境相關。批評方法也可走向綜合，也可多種方法熔為一爐。劉艷顯然也是在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法，我理解她的方法是依憑文學史語境的比較方法。

劉艷對20世紀現代以來的文學史的把握還是比較深入的，這使她在論述作家作品時，能有一個較為深遠的文學史背景。把握文學史語境不只是要做到具有整體視野，要對材料熟悉，重要的還要準確，在具體的問題建立起來的關聯語境中，能準確揭示文學史材料之間的相互聯系，給予準確的意義。在劉艷關于蕭紅與遲子建之間的比較，劉艷能建立材料翔實豐富的基礎上來論述，能把現代文學史的語境與當代建立起譜系關系，其論述還是很到位。在論述趙本夫的《天漏邑》時，她引入中國古典傳奇小說的文體資源作為參照，并且把紅色經典的革命傳奇敘事加以比較，在此基礎又引入陳河的《甲骨時光》來顯現《天漏邑》的敘事特點。這對一部作品的探討就顯得很深入了。再如，劉艷在分析北村《安慰書》的敘述時，與李洱的《花腔》做比較，這樣能揭示出二者在“限制性敘述”方面所做的不同展開路徑，各自不同的藝術特點以及《安慰書》值得肯定的藝術意義也突顯出來了。在把遲子建放在現代當代的散文化敘事與神性精神書寫的大語境中，劉艷能做到從大處著眼，小處落墨。劉艷的有些觀點還是頗值得重視，她認為，因為過于沉浸于對神性書寫的追求以及散文化敘事，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遲子建在當代文學研究中被歸類的可能，因為這種寫作比較少見，遲子建屬于自成一格。劉艷從當代“抒情傳統”論說的興盛，遲子建或可以因此納入中國現代以來的抒情傳統一脈，作為這一傳統的當代傳人，遲子建的論說當可有更大的拓展空間③。這樣一種探討及在重構文學史語境，也是建立在劉艷對當代現代傳統及當代批評論說的深入了解，從而有了富有建設性的討論。當然，文學史論說是一種方法，對文學作家作品的藝術價值及地位的品評又是另一種眼光，二者有時可以統一，有時未必能夠合一。這些論述可能需要更高的眼光和更準確的藝術的和理論的把握。

文學史語境給劉艷提供了一種比較的參照譜系，劉艷的文學批評形成她擅長的建立在文學史語境中的比較方法，這使她的文學批評具有一定的學理的厚度，這就在于她有文學史與理論概括的雙重視野。我注意到她有一篇論述北村的《安慰書》的長篇評論《無法安慰的安慰書》，這篇文章有兩萬兩千多字，縱論中國先鋒小說的今生往事，她能梳理出一個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轉型的脈絡，在這個譜系中來重新審視北村的創作，來闡釋《安慰書》的特殊的意義。她從先鋒小說難以解決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作為導引，從限制性敘事這個理解視角出發切開北村小說的藝術特征：“限制敘事，直接關涉北村在《安慰書》中的小說結構和布局，也讓小說免去了對新聞事件的無深度拼貼之虞，撲面而來的是‘真實感’目標的實現——中國現代以來作家一直想通過限制敘事所追求到的‘真實感’，在北村的《安慰書》里，成為可能。”④劉艷對《安慰書》的限制性敘事分析，到它的思想內涵，對善與惡尤其是惡的思考，來揭示《安慰書》依然保持的先鋒精神，對中國當代小說的思想性的匱乏提出了批評，這些都可以看到劉艷的文學批評所具有的一種可貴的努力。

劉艷孜孜不倦探求文學批評的路徑，她用功甚勤，她知道自己的學術方向，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研究路數，尤其是她在理論方面也有用力，她在敘述學方面就下了相當的功夫，她的那些細密繁復的分析，能層層展開，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她在敘述學方面的理論語境，引入敘述學，她分析作品呈現出的理論意味和文本的結構邏輯就顯得很扎實可靠。當然，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經常難以區分，尤其注重當下的創作的研究，與文學批評幾乎是可以等同，不妨稱之為深度的文學批評。它與文學史的運用史料來還原一段史實，或者建構歷史語境還是有所不同。劉艷的文學批評能兼顧文學史語境和敘述學的理論論說，這是她的批評有厚度的地方，若是要我提點建議，那就是在歷史感和哲學思辨方面，還可有所加強，那就是要通過更多的閱讀和體會，思考和感悟。當然，這只是時間問題，年輕如她，假以時日，一定會有更大成就。

2018年2月1日

于北京萬柳莊

（編輯有刪節）

【注釋】

①劉艷：《童年經驗與邊地人生的女性書寫》，載《文學評論》2015年第4期。

②劉艷：《限知視角與限制敘事的小說范本》，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③劉艷：《神性書寫與遲子建小說的散文化傾向》，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④劉艷：《無法安慰的安慰書——從北村〈安慰書〉看先鋒文學的轉型》，載《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3期。所謂限制性敘事，按劉艷的解釋：“‘我’的局外人身份，讓敘事層次最外層、也是敘事層次等級結構中最高層次敘述者‘我’的敘述，首先就呈現一種限制敘事——也是為整部小說多層級、分層次限制敘事定下基調?！?/span>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8年第3期

（陳曉明，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