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世紀中國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無疑是在西方文化挑戰下中國本土文學理論與批評尋求現代轉型的產物，毋庸諱言，它深受西方的影響。現今眾多的研究也足以表明這一影響的路徑、方式和結果。但這個情形似乎造成這種印象：20世紀文學理論與批評有一個深遠的西化過程。在此觀點視域內，中國自己的創造究竟所剩幾何卻是一個不甚明了的事情。這正如過去我們探討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時概不論及西方的影響一樣，只要將其歸結為資產階級的腐朽文化就可以將之封存起來，不再問津。其余就是接受了蘇俄的影響造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成果，這也是既往論述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的主要成果，甚至是唯一成果。如此翻版，效果其實如出一轍。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源于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需要而建構起來的？或者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創造中所起到的作用究竟如何？這些問題并未得到切實的探究。

或許我們應該更加集中去考慮如下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在西方（包括日本）以及蘇俄的雙重影響下，如何極其有限卻又頑強地尋求中國理論與批評前行的路徑。這里并不想去探討理論與批評的“本土化”問題，“本土化”在創作上總歸是一個天然的毋庸置疑的問題，只要是用漢語寫作的文本，總是難脫本土化的語言特性。然而，“本土化”的理論與批評似乎不是那么天然自明，它的含混和似是而非也多有可質詢之處。理論與批評的觀念、方法，甚至問題都可以是直接受到外來影響的，而且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實踐借自西方實甚于借自傳統，這是事實，也是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在那一歷史時刻的必然選擇。那么現代理論與批評在哪個方向上，在哪些問題上，可能有本土性呢？確實，“本土性”（或本土化）在理論與批評方面，是一個難以確認的問題。這里只想探討一個更為狹窄的問題，那就是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在何等程度上以何種方式頑強地尋求自身的路徑。這是一種執著而堅韌地要走出中國路徑的意識，并非是要排斥外來影響，而是在強大的外來挑戰下，能意識到自身的文學現實、自身的理論目標、自身的理論與批評的問題，一句話，是對中國現代理論與批評的問題意識，由此才有中國路徑的開掘。雖然在20世紀理論與批評的原野上，它可能是一條并不清晰、也不寬闊的路徑，但唯有這樣的路徑，才是歷史延續之堅定的力量。之所以在如此大的語境中來討論這么有限的問題，或者說找尋如此蜿蜒曲折的路徑，是因為要在一個較長時段中，才能看到延續至今的那種理論創造的能量，它在任何時候都不曾熄滅過，故而它在今天，在未來，更沒有理由不堅韌延伸……

本書的重心在“批評史”。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s）與文學理論 (literary theory) 還是有區別的，本書在具體展開過程中，始終把握住“批評”的命脈。從我們的直接經驗來說，文學批評是指直接面對作品文本或作家創作展開言說的那種文體，它要揭示的首先是這部作品文本或作家的意義，當然，也可以再引申于理論方面的意義。文學理論則是討論文學的一般問題，它是在多種文學現象基礎上歸納出一般的與普遍的概念和原理。本書要把握“批評”的特點，盡可能和“理論”區別開來，否則，“批評史”的面目和線索就很難厘清。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國當代，理論的勢頭要壓倒批評。

盡管這是我們的原則，但面對具體的批評和理論文本，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這兩種現象還是很難完全分離，二者既有區分，也有相通之處。甚至在歷史發展源流中，理論與批評也難舍難分。但就批評形成一門單獨的學問而言，則是現代的產物。

在西方的古典時代，自柏拉圖（《對話錄》）、亞里士多德（《詩學》）、賀拉斯（《詩藝》）以降，談到文學藝術，都是將之看作哲學的附屬，理論和批評并未成為一門單獨的學問。自德國鮑姆嘉登 1750 年創立“美學”（Aesthetic）一說，關于文學藝術的探討就已十分復雜，也與哲學構成潛在的對抗。康德的三大批判把《判斷力批判》獨立出來，說明哲學并不能完全統轄審美判斷或文學藝術判斷。但黑格爾努力去解決這一問題，在他的哲學體系里，美學是可以歸屬進去的。到底是黑格爾推進了康德的學說，還是簡單化了（乃至倒退了）康德？這是個很難直接回答的問題，至少黑格爾對美學加強了理性的掌控。西方的文學批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是現代晚近的事情。以批評家進入大學為標志，文學批評成為一門專業，開始形成自身的一套知識譜系。按照當代法國批評家蒂博代的看法，此事發生在 1827 年，當時在法國的大學里出現了文學批評課程。文學批評家有機會成為教授，這與大學設置了這一教職有關。也就是說，大學教授文學，文學成為大學的科目，是得益于文學批評設立教席，是由文學批評帶動起來的。文學成為一門學問，才有對批評的需要；也因為要成為關于文學的學問，批評才能自成格局。

蒂博代認為文學批評的產生有三個條件：其一是誕生了教授行業和記者行業；其二是歷史感的加強對總結的需要；其三是多元化的創作和欣賞趣味。就第一點而言，他在《六說文學批評》一書中說道：

“大革命以前，所有的教育均附屬于教會，從事教育的首先和尤其是無處不在的神職人員。貫穿著整個18世紀的哲學家和教士之間的斗爭，最終以教育的或多或少的非宗教化結束，從而一種新的行業，一種新的行業精神得以產生。類似18世紀下半葉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學任教和費希特在耶拿戰役之后在柏林大學任教的那種形式，從此在法國成為可能和正常的了。隨著1827年三位教授的出現，即基佐、庫贊和維爾曼，出現了有關教席的爭論、教席的哲學和教席的文學批評。他們于1830年獲得榮譽和權力。在1830年的100周年所能引起的各種思考之中，不要忘記這一點：批評家的職業，在100年里，始終是教授職業的延長。”

文學批評成為一門學問和批評家進入大學成為教授乃是同一個問題。其根本在于現代性引發的世俗化，過去是教士僧侶壟斷知識，現代則是大學成為知識創造的中心。文學與文學批評的發展，也是現代大學興起的產物。因為大學有必要把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文學批評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也就順理成章。盡管哲學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文學批評的根基，但并不是在某一個哲學家那里文學批評被處理成某一個哲學體系中的相關部分（例如像黑格爾那樣），而是另一門知識（文學批評）將哲學作為基礎（例如，像羅蘭·巴特或保羅·德曼那樣）。

批評進入大學促使文學研究成為一門學問，文學知識形成體系和學科，文學批評也因此延伸出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但是文學批評進入大學并不是批評自然而然發展的結果，而毋寧說來自兩方面的需要：其一是大學專業化分工對文學知識的需要，其二是18世紀以來歷史意識的興起。大學文學學科的興起，文學學科的知識創造在文學史研究、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三方面展開，很顯然，文學史研究乃是其主導方面，文學理論的興起乃是現代晚近的事情，文學批評則隨著現代媒體和圖書出版的興盛在報刊上傳播。大學文學研究的主導領域限于文學史，對文學進行經典化建構，以此方式來影響現實的文學創作與傳播。在歐美的文學研究傳統中，文學史研究以及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始終都難以明確區別。也就是說，文學史研究和文學理論依然是以文學批評作為基礎，或者說只是在文學批評活動中強調了歷史的語境和眼光，提煉歸納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理論性。文學批評全部化解到文學史、文學理論的研究中，它們本質上還是文學批評。歐美現代興起的新批評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新批評多數研究19世紀的浪漫主義詩歌，它既是文學史研究，又是“詩學”，又形成“新批評”一系列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具有可歸納的理論體系。但是它的根本方法是具體的、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隨后，因為哲學的重新介入，出現了現象學批評、闡釋學批評、符號學批評、結構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精神分析學批評、解構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后五類可以看成建立在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基礎上的批評，這種批評理論很強，有一整套知識體系和固定的概念、術語以及論述方法，其批評不再是個體的，而是面對作品文本，或者以還原作品文本的意義為主要旨歸。從這里，就可以區別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前者通過對作品文本的批評研究歸結出一套理論觀點，最終可以歸屬于更大的理論知識譜系，例如，所有的女權主義批評，雖然也闡釋分析文本，但有兩點是明顯的：其一，運用既定的女權主義理論術語和方法；其二，作品文本的內容和意義最后可以歸屬于女權主義體系，可能證明女權主義理論觀點和價值立場。如果是文學批評，則更具有個人主觀性體驗和感受，不專注于一種理論體系，重點在于還原作品文本的內容意義，雖然也是在某種觀點觀念推演下來展開，但會將作品文本的文學特質和內容作為主要闡釋對象。很顯然，當代批評的發展越來越具有理論化的趨勢，它借助了哲學、精神分析學和歷史學的知識及方法，批評盜取了這些知識的火種，讓它們在文學的曠野里燃燒。

本文原刊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陳曉明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