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1980年代形成的知識場域出發，當代文學批評步入了兩個不同的經驗空間。一部分“跨出了文學，投入一個的更大的世界——批評家興致勃勃地將現實視為一個可供分析的大型文本”[1]。另有人則面對學科合法性的問題，不無憂慮地談論道：“如果說這里的批評行為是一種當代性的、因時的行為，那么學科行為則更是一種歷史性、現代性的行為。”[2]學界并召喚著學科規范、歷史話語的建成。粗略來講，前者的批評實踐相當程度上是借新時期引入的西方理論資源完成的，呈現出理論化的趨勢；而后者，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在近幾年呈爆發之勢，引發了眾多關于“史料學”“歷史化”“史學化”的討論。如果放棄那種任何一個學科都需要理論建設、歷史建設的普遍論調，歷史地看，“理論化”的批評與“史學化”的批評在新時期批評史上存在著微妙的不平衡。它們從1980年代后期的“重寫文學史”出發，在新時期第二、三個十年里“理論化”的批評率先崛起，稍后它又衰落下去。而在“理論化”遭受質疑的時間，“史學化”的批評實踐異軍突起。這樣的起落過程參差交錯，又如此迅速，稍不留神就從前一個命名、質疑、鼓動的邏輯中滑脫，遛入新的話語叢林。針對二者，當代文學學科內部已經存在著很多令人迷惑的聲音：有人抱怨做“史”的太多，有人則聲稱“批評”吸引了人們的全部注意力；有人在鼓動“回到歷史”時，有人已經將其視為陳規與陷阱。但好在這種矛盾并非不可理解，用什么樣的方式、呈現什么樣的勢態，歷史總有其內在邏輯。把握住這一關節之后，我們便有可能從那些唱衰或捧場的迷魂陣中走出，抓住有真實分量的部分。

經歷過新時期的學人，總懷有幾分對過去的警覺。“作為‘新時期’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個時期形成的文學觀念、知識體制與思維模式構成了近三十年的新主流文化，也是人們理解當代中國六十年乃至整個二十世紀歷史的基本認知裝置。”[3]對這些裝置的“考古”構成了日后“重返八十年代”的動因，因為在當時重新出發的當代文學研究正是從這一裝置的內部開始書寫。事實上，新時期對當代文學研究而言是有解放意義的。由1980年代末期延伸到1990年代之后的“重寫文學史”，通過對啟蒙使命的重新確認，將當代文學從“社會主義性質”中剝離出來。只是這種“解放”并非沒有犧牲，“啟蒙”視野下20世紀50—70年代年代的當代文學由于缺乏“審美”而被歷史排除在外，原來由“革命敘事”確立下來的以1949年之后的當代文學為主的學科格局被再次顛倒。“重寫文學史”賦予的“‘文學史’想象乃是一種‘退行’的歷史。文學仿佛是不斷由‘五四’這個高峰時代向后退行，向著某種低谷進發，而直到‘新時期’這一過程才告終止”[4]。這也形成了一種奇異的學科分工。以中間的30年為界，現代文學占有了歷史和解釋歷史的框架。而當代文學研究滑入到了時間的最尖端，當代文學研究“被實際等同于以當下文學創作為對象的‘新時期文學研究’，‘當代文學’被等同于文學批評”[5]。這是1990年代后的當代文學研究以理論化的批評實踐出現的歷史前提。

當然，這不意味著“當代文學研究”等同于“當下研究”，“當下研究”就必然以“理論化”的方式進行。那種批評理論，認為理論過密導致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缺失而遭遇合法性危機的觀點是一種因果倒置。退開來看，如果將當代文學研究批評化、批評的“理論化”上溯到1980年代中期，會發現在1985年西方理論入場并非無的放矢。“重評”打撈出的“新感覺派”“鴛鴦蝴蝶派”等文學資源和當時的批評家抱有很大期望的“現代化”的文學創作，已經使得人們對那種單一性質的現當代文學產生了懷疑。什么是文學？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是什么？就在原來籠罩一切的元理論的薄弱之處，西方理論憑借自己對這些問題的闡釋力與新時期“價值重估”和“歷史重述”的訴求有效對接。“新的作品（材料）”和“新的標準（方法）”良性互動，構成了新時期重要的話語資源之一。[6]換句話說，新時期對過去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改寫，不是像它聲稱的那樣從“無理論”到“理論化”、從“非科學”到“科學”的，而是用一種科學觀替代另一種科學觀，用一些新理論替代舊的理論。客觀上，當下批評被“理論化”了，也正是通過“理論化”被截留在“當下”的當代文學加入到了新時期的主流話語中，以“無歷史”的方式成了新歷史的一部分，確認了自身的合法性。

在1980年代，“理論化”批評是當代文學站穩腳跟的方式，1990年代亦是如此。在后新時期，“當下創作”被商品經濟沖到了政治/社會/文化的邊緣，文學本身不再與歷史形成對話。這也意味著文學研究通過當下批評介入歷史的可能性被攔腰斬斷，而在以現代文學為主而形成的解釋歷史的框架里面尋找自身歷史的完整認知也是徒勞的。在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的當代文學研究再度通過“理論化”的批評以不可思議的方式延續了自己的生命。與1980年代的啟蒙主義哲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不同，1990年代的“理論化”批評借重的是西方的階級、種族、性別、區域、民族等等話語，以“文化研究”“大眾文化批評”的方式使1990年代的當代文學研究得以自由出入于文化鏡城般的社會現實，反過來這些理論也賦予了它釋放出20世紀50—70年代歷史資源的獨特通道。通過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經典作品的“再解讀”，1990年代的當代文學研究在“重寫文學史”給定的“當下批評”的站位，完成了對給定這種站位的歷史邏輯的強力反撥。

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再次回應那種站在“歷史化”立場對“理論過剩”的批評之聲。事實上，早在1991年就有敏銳的研究者提出過史料建設，在其尚未取得顯著成果的同時[7]，1999年兩本當代文學史的出版卻給予了當代文學“史”的依憑。與其說當代文學的歷史來自史料的更新，不如說來自借助“理論”勢能獲得的視野突破。

當然，從另一種層面來看，盡管“理論化”的批評在一定限度上將當代文學從“重寫文學史”給定的歷史中解放出來，但“理論化”的批評能推動著當代文學研究走多遠呢？它的限度也僅限于此。這也是吳秀明將當代文學史料稱為“歷史補課”的原因之一。近年來隱有“轉向”之勢的“史學化”批評在用各自的方式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回應著“理論化”的批評實踐的缺失與缺憾。

在最低限度的意義上，中國學術原本就具有考據、實證的傳統，比較成熟的古代文學學科有版本、目錄、辨偽、校勘等一套文獻學學問；現代文學方面，1980年代錢理群、樊駿等人倡導的史料建設如今也走到了比當代文學更遠的位置。從1949年迄今，當代文學都有大批史料散落在當代文學的歷史現場，這些“批評”和“寫史”都需倚重的文本資料亟須清理、證實、完善，否則就會有根基不穩之慮，這是西方理論無法觸及的。一些觀點將“史料學”稱為“新史學”,因為當代文學史料學有其自身的獨特優勢，以往的文學研究可以依憑的史料類型非常有限，這些“常規性史料只是史料形態之一種，而這一史料形態的存在屬性與特征，又規約著它敘述事實的視角與方式”[8]。“新”不僅是要挖掘陌生的史料，還意味著對史料邊界的拓展，“如在研究對象上由傳統的正文本、手稿、日記等常見史料形態拓展到副文本、擬文本、口述史料等新型史料形態”[9]，這些工作或許無法形成那種“翻案”式的突破。但在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學科關系已經穩固之后，徐徐圖之也無不可，“它們所發掘的新材料可以在不同研究者手中與不同問題相遇并激活新的結論或方法”[10]。眼下成系統的當代文學的文獻史料的挖掘、整理，已經初具規模。這是一種以實證之“真”補足闡釋之“真”的嘗試。因而，那些認為做“史”太多，淹沒了批評的直觀性意見者，未免責備求全。

那么，史料的增添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突破原有的文學史認知框架呢？“史料學”的發起者對這一基本問題并非沒有考量。“史料學”第二個引人矚目的工作是活的田野調查。當代文學的歷史是一片廣闊的田野，在看得見的作家作品之下，還有包括疆域、山川、名勝、學校、賦稅、物產、鄉里、人物、藝文、金石、災異、歷史、地理、風俗等“沉睡著的文學礦藏”[11]。在文學體制和規范之下，透過這些材料“去尋找和發現那些隱存于外表的人心中的內在的人，‘看不見的人’、‘核心’、‘產生其他一切的那些能力和情感’、‘內心的喜劇’、‘心理’”[12]。“即是說通過觸摸這些東西去深刻理解那個年代的人的悲歡離合，這些悲歡離合中的歷史面貌、歷史軌跡，以及歷史的整體性形成之原因”[13]。對這種感覺結構、主體位置的看重，隱含著一層從1990年代借由“外部轉向”打開的缺口，繼續向前結構一個有立體、有縱深的、有主體差異的歷史面貌的考量。在這個意義上，“史料學”之“全”，是對“理論化”批評的片面性“補課”。受制于當下性的批評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都無法完成這種“整全”的認知，這是必然的；而西方理論也要受制于它本身的認知結構的規束，即使以女性、階級、種族、地域的一端切入縱向的歷史，事實上完成的還是對歷史的分割。

換句話說，要面對“歷史”這個龐大的對象，過去倚重的那些“理論”已經顯得驚人的有限，歷史學的、古典的、中國傳統學術的方法都被排除在外了。“理論化”的批評為我們打開了建立整體性的學科格局的可能，卻無法進一步回應這一愿景。因此，“史學化”的批評不單是對“理論化”批評的救弊，也是對其整體訴求的續接。它不是對理論方法的棄置或偷懶，它是“重新出發”，“是以基礎性的材料工作去重新開掘那些被‘重寫’所遮蔽的當代文學的復雜面向，是一種對‘重寫’的重寫，也是一種‘擱置方法’的方法”。[14]

另一方面，理論最大的問題還在于，理論無法反思自身。理論的先驗性的預設會使得其對象的豐富性還未敞開就被封閉。這是那些批評理論太多的人一早就感受到了的。1990年代的“再解讀”，將敘事機制視為與意識形態機制同構的方式，突破了那種政治/文學的二元論調，但是，它“一定程度上，在這個視野中所有的政治構成都會被視為意識形態的宰制、合謀，這是否是另一種的理論先行呢？”[15]在這種制度、政策、話語之外的“政治”的復雜性，包括人際倫理、組織秩序、思想意識等等被省去了。對反本質主義而言，理論又成了一種解釋歷史、現實時最本質主義的教條。

這種反思將“歷史化”導向了另一個位置。現當代文學史的深處一直有一條極具自反性的脈絡，“重寫文學史”對文學的重估、現實和對現實的講述的迅速變幻、后現代理論的引入，使得人們對我們能否接近真實、歷史是否存在一種處于中心的真實都產生了懷疑。在反思之后，如何處理文學、歷史的經驗呢？如何處理局部經驗與整體視野的關系呢？我們是否可能或者還是否需要最終用那種從十七年繼承而來的文學史寫作方式固定我們對當代文學的再次“歷史化”？

除了整理歷史材料之外，“社會史視野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試圖“做減法”，“對構成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理論預設、歷史敘事等加以澄清”。[16]張旭東的“批評的文學史”寫作、洪子誠的“材料與注釋”，都有以“史學化”批評的方式來拒絕封閉到一個自足的大敘事之中的嘗試。

這種意義上，“理論化”批評為我們清理出了一片開闊的歷史場域。而“史學化”的批評可以說是再一次的“理論”嘗試，它在最低限度上將清理我們的知識的訛誤、歷史材料的片面性，而在最大的可能性上將突破“范式”“方法”的規條，朝著一種我們現在還無法預知面貌最終呈現，或者連“最終”的存在都會被質疑的理解和進入歷史的方式進發。把握住這一邏輯，我們也可以像回應對“理論化”的批評那樣對“史學化”的批評唱好或唱衰的聲音。它無意于遠離具有鮮活生命的文學本身，也不等同于“論”得太多就以“史”代“論”的線性推理，其存在和爆發都有與歷史扣合的堅固因由。“史學化”轉向本身蘊藏著諸多復雜性，理念可以兼容多種可能性平滑運作，而現實卻只能抵達它實際可能抵達的地方。在諸多建議當中，值得我們去注意和最終可能留下來的，也只有那些尊重了現實之軌跡部分，如此才有走向未來之可能。

注釋：

[1]陳曉明、孟繁華、南帆等:《“文學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筆談——元理論的終結與批評的開始》，《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2]謝冕、王利芬、孟繁華、陳順馨、尹昌龍、尹國均、史成芳：《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上海文學》1995年第2期。

[3]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3期。

[4]張頤武：《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在轉型中》，《天津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

[5]李楊：《為什么關注文學史——從<問題與方法>談當代“文學史轉向”》，《南方文壇》2005年第6期。

[6]楊慶祥：《“重寫”的限度——“重寫文學史”的想象和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頁。

[7]《當代參考資料與信息》在1991年第2期曾以“面對歷史的挑戰:當代中國文學史料研究筆談”為題，發表了張頤武《當代文學史料學：起點與機遇》、韓毓海《文學的“重構”與“解構”:建設“當代中國文學史料學”的意義》等文。

[8]斯炎偉：《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的“知識化”現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10期。

[9]馬天嬌、金宏宇：《“史料學轉向”：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新發動”》，《江漢論壇》2020年第10期。

[10]張均：《當代文學研究史學化趨勢之我見》，《文藝爭鳴》2019年第9期。

[11]程光煒：《從田野調查到開掘——對80年代文學史料問題的一點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2期。

[12][意]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譯，傅任敢中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56頁。

[13]程光煒：《研究當代文學史之理由》，《名作欣賞》 2018年第22期。

[14]李強：《史料何以成為“方法”——論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文藝爭鳴》2019年第10期。

[15]劉卓：《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歷史化”》，《文學評論》2015年第6期。

[16]劉卓：《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歷史化”》，《文學評論》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