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徐志摩：新知識階級的后五四分裂
引言：“執滯于小事情”與“無聊的東西”
魯迅與徐志摩的關系，是一個既往研究很少討論的話題 1 ，究其根源和雙方的沖突“表面上看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情” 2 有很大關系，研究者如果想去討論他們的關系，就會因為缺乏足夠重要的事件支撐，而陷入意義闡發危機。實際上，圍繞這些“小事情”而發生的沖突，在論戰當時就被視為私人意氣之爭而被批判否定，譬如徐志摩本人就認為“意氣文字往往無結果，有損無益” 3 ，勸和者胡適也認為“這種‘無頭’官司有何意義？” 4 旁觀者張克昌 更是認為“彼此互罵，不惟丈夫不為，正是下流根性的表現” 5 ，而魯迅自己也發現收錄這些論戰文字的《華蓋集》銷量不行，因為“讀者不察，往往以為這些是個人的事情，不加注意” 6 。
不過總的來看，論戰當時的輿論傾向于認為雙方都有問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來者開始認為“仇恨美學和仇恨政治學，在話語的搖籃中脫穎而出。魯迅是它們的主要締造者” 7，“這幾場紳士與名士、周氏兄弟與狂飆青年之間的罵戰，因為‘文化慣習’的不同，卻開創了直接指向對手人格的先河，其播下的分裂與仇恨之種子，遠比一般的思想與政治分歧深刻得多。而由此開始的論戰風氣，為之后連綿不絕的‘知識人內戰’提供了惡性的范例，一個世紀過去了，至今謬種流傳、陰魂不散” 8 ，有人甚至提出了所謂“魯迅研究之謎”的命題，追問：“為什么造反派會從內容，文體，乃至句式上，都不約而同地模仿魯迅而不是別的現代作家呢？” 9
而更復雜的則是魯迅自己的態度，他在《華蓋集》題記里回顧這些沖突時，這樣說：“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于小事情的脾氣”，“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于風沙中的瘢痕”。10 不難看出，魯迅一方面覺得這些“小事情”是“無聊的東西”，但另一方面又覺得它們對自己很重要，不僅如此，他認為“《華蓋集》及《續 編》中文，雖大抵和個人斗爭，但實為公仇，決非私怨，而銷數獨少，足見讀者的判斷，亦幼稚者居多也”11 。
顯然，相較于魯迅與陳西瀅、章士釗、成仿吾、梁實秋等圍繞重大問題而展開的論爭，“魯迅與徐志摩”沖突的研究意義，恰恰在于雙方耗費心力糾纏于 “旁邊人只覺得迷惑”的“小事情”，“這場爭執雖則表面看性質是私人的，但它所牽連當事人多少都是現代知名人，多少是言論界思想界的領導者，并且這爭執的由來是去年教育界最重要的風潮，影響不僅到社會，并且到政治，并且到道德”。12 所以我們有必要回到歷史現場，重新梳理魯迅與徐志摩沖突的始末，重新探究魯迅為何放著“大事件”不談，偏要“執滯于小事情”，耗費精力“寫這些無聊的東西”，進而發掘它們背后的更大社會歷史成因和意義。
一 《晨報副鐫》同人與泰戈爾訪華批評
魯迅與徐志摩的關系，其實和研究系的文化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研究系是以梁啟超的憲法研究同志會為主體成立的政黨組織，一向支持北洋政府，反對國民黨，在當時口碑極差，被視為“政客”的代名詞。由于1918年段祺瑞改組國會時研究系失敗退出，梁啟超等人決定“暫舍目前政權之直接爭奪，而努力文化運動，謀植將來競爭之穩固地盤者也”13 ，而其核心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計劃，為此他們成立了共學社和講學社，創辦了新的雜志，選派留學生出國，努力翻譯西方的著作，并多次邀請外國著名學者來華講學。其中1919年機關報《晨報》改版推出《晨報副鐫》，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力：
民國十二三年，在北京學界——即今稱文化界——最占勢力的報紙，——即銷路最廣，影響最大的報紙，要算研究系所辦的《晨報》了。因為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后，《晨報》便添設了副刊，除報導時事新聞外，還刊載起有學術性研究文字與文藝作品，而當時執筆的，又多為有權威的學者，及提倡新文化的教授，故北方——尤其北京——學術界， 無論教授與學生，大半多看《晨報》，而主編《晨報副刊》的，是副刊編輯專家孫伏園氏。14
孫伏園是周氏兄弟的學生，本是北大新潮社成員，他因為周作人的推薦而 在1921年10月接編了《晨報副鐫》，在其主編期間，周作人幾乎所有文章都發表于此，魯迅也前前后后發表了六十余篇文章，以至于后來顧頡剛聽到魯迅說他是研究系時，這樣反駁：“北京研究系報紙為《晨報》，我固曾寫稿，但魯迅先生登載《晨報》之文字不較我多得多嗎？”15 實際上，魯迅一直諱言自己與晨報和研究系的關系，女師大風潮時他曾針對別人說自己是“某藉某系”的 流言，多次聲明“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16 ，“‘某系’云者， 大約是指國文系，不是說研究系”17 。而廣州清黨時，他更是因為有人說他 “原是‘《晨報副刊》特約撰述員’”，“意在說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而專門發文辟謠，以防止自己“因此被關起來”。18
但是對于1920年代初的魯迅而言，雖然他并不支持研究系的政治主張，此時的他卻沒有太多的選擇，因為《新青年》的解體導致其缺乏發表平臺，所以 《晨報副鐫》就成了一個暫時的棲身之地。事實上，恰恰是這個新平臺給了周氏兄弟不同于《新青年》時期的獨立面目，譬如有時人就認為：
周氏兄弟之所以能為文壇盟主，一大半由于《晨報副刊》，而《晨報副刊》之所以能成為文壇之要塞，則孫伏園先生之力為多。孫伏園卒業于北大國文系，主副刊筆政，儼然以北大派嫡系自居，同時采對“尊周”主義，周即周氏弟兄也。周氏弟兄是副刊特約的撰述員，經孫伏園先生的鼓吹，遂成文壇上之霸主，而伏園先生亦因副刊而起家了。19
但是，形勢隨著徐志摩的回國逐漸發生了變化。徐志摩是梁啟超的弟子， 1922年底他從歐洲求學歸來，開始在《晨報副鐫》《努力周報》《學燈》等刊物上發表詩歌，由此在文壇嶄露頭角，不僅如此，他還熱心組織活動，多方聯絡研究系成員和英美派留學生，創辦了“新月聚餐會”和松樹胡同七號俱樂部。但另一方面，徐志摩又表現出強烈的新銳沖擊性，他不滿于文壇現狀，寫了很多論戰批評文章，尤其因為和陳西瀅一起批判陳大悲的文明新戲，開始和周氏兄弟發生關聯。
陳大悲和蒲伯英為了提倡愛美劇，在1922年創辦了人藝戲劇專門學校，周氏兄弟、梁啟超、汪優游等人都是校董，魯迅還特地參加過該校的開學儀式， 而孫伏園也曾在《晨報副鐫》上推崇過陳大悲的新劇，但隨著徐、陳二人多次批評文明新戲，并公開發表在《晨報副鐫》上，這讓他們非常難堪。1923年8 月，《晨報副鐫》開始連載陳大悲翻譯的高爾斯華綏的《忠友》，不久陳西瀅在晨副發表文章指責他譯文有錯誤，這讓陳大悲和孫伏園非常狼狽，他們自然知道此事背后肯定有徐志摩的攛掇，為此孫伏園專門邀請魯迅一同觀看該戲的演出，算是對陳大悲的公開支持。
不過，魯迅對徐志摩這個《晨報副鐫》同人和北大同事，最初還是有意結納的，1923年底《中國小說史略》上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他特意在1924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贈給徐志摩初版一冊。徐志摩也聞弦歌知有雅意，欣然接受之余又另購一冊，寄贈給英國的朋友魏雷（Arthur Waley），并在信中說：“我的一個朋友新出一本小說史略（魯迅著）頗好，我也買一本，送給你。”20 二人的本次交往，看起來可謂投桃報李關系怡怡，但魯迅與徐志摩的關系，此后隨著研究系邀請泰戈爾訪華逐漸惡化了。
1924年4月，泰戈爾在講學社的邀請下訪問中國，之前他們已經邀請過杜威、羅素訪華，每次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本次邀請的主要聯系人是梁啟超和徐志摩，徐親自擔任泰戈爾的翻譯，并因此獲得了“詩哲”的名號。泰戈爾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各地巡講，他基于歐洲“一戰”的悲劇，反對全盤西化， 提倡東方文化的復活，隨即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強烈批判。而其真實的背景，一是政治原因，由于1923年研究系再次支持曹錕賄選，“中共中央認為，需要在報刊上寫文章，表明我們對泰戈爾這次訪華的態度和希望”，“對個別存動機而邀泰戈爾來中國‘講學’的學者、名流之反擊”21 ；二是文化原因，泰戈爾的觀點和梁啟超等“東方文化派”的觀點非常一致，這就引起了信奉西方民主科學的新文化知識分子的厭惡。
而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自然不能認同泰戈爾的東方文明復興論，因此恨屋及烏，也就開始看不慣跟著泰戈爾招搖的徐志摩，孫席珍就曾回憶“一九二四年春天某個下午”，魯迅和陳大悲、錢玄同在孫伏園的《晨報副鐫》辦公室里，談到徐志摩和林徽因因為泰戈爾訪華而大出風頭的事，他們諷刺“既然徐公稱為‘詩哲’，某某女士當然應稱為‘詩華’，或者叫‘詩娃’ 吧”。22 而魯迅的真實批判態度，在雙方關系僵化后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里，可以明顯看出來：
印度的詩圣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幾位先生們以文氣和玄氣。（《論照相之類》，1925年1月12日）
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再來一次》，1926年6月10日）
印度有一個泰戈爾。這泰戈爾到過震旦來，改名竺震旦。因為這竺震旦做過一本《新月集》，所以這震旦就有了一個新月社。（《辭“大 義”》，1927年10月1日）
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1929年5月25日）
不過泰戈爾訪華時，魯迅還只是私下里對徐志摩和研究系不滿，公開場合礙于《晨報副鐫》同人的身份，他并沒有公開發表批評的文字，雙方還維持著表面的和諧關系。
二 爭奪編輯權與《我的失戀》撤稿
隨著徐志摩不斷展露出來極高的創作天分和極強的活動能力，研究系的首腦們開始將他視為可以倚重的文化新軍，尤其是《晨報》主編陳博生和贊助人黃子美希望徐志摩擔起更大的責任，但生性閑散自由的徐志摩哪里肯被這些東西束縛住，他后來回憶說：
我認識陳博生，因此時常替《晨報》寫些雜格的東西。去年黃子美隨便說起要我去辦副刊，我聽都沒有聽；在這社會上辦報本來就是沒奈何的勾當，……垃圾還可以當肥料用，拿瀉藥打出來的爛話有什么去路！我當然不聽。三月間我要到歐洲去，一般朋友都不肯放我走，內中頂蠻橫不講理的是陳博生與黃子美，我急了只得行賄，我說你們放我走我回來時替你們辦副刊。23
徐志摩的這些說法，其實早就被周氏兄弟一方感覺到了，魯迅就直言：“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系，甚不滿意于副刊，決計加以改革，并且為戰斗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在開手看Anatole France的小說了。”24 魯迅說的就是徐志摩和陳西瀅，而李小峰后來也回憶說：
等到“詩哲”和“閑話”家們陸續學成回國以后，斗爭便逐漸尖銳了。他們向伏園進攻第一步驟是經常在副刊上做文章，逐漸把所占的篇幅擴大， 而把伏園所約的稿子擠出去。……進一步，他們想排擠伏園，連根拔去，占據《晨報副鐫》的地盤，作為他們的言論基地，擴展他們的勢力，以達到顯貴的目的。但《晨報》當局一則礙于和伏園有多年賓主的關系，再則伏園所約的許多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魯迅先生的，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擠掉伏 園，于報紙本身亦有不利。因此雖箭在弦上，尚引未發。25
雖然暫時沒有換掉孫伏園，但雙方的矛盾開始在一些小事上暴露出來。1924年7月，周作人開始在《晨報副鐫》連載《徐文長的故事》，但不久被禁止，原因是代理主編劉勉己認為他在諷刺自己的叔叔劉崧山，此事讓周作人非常生氣，他后來曾對孫伏園說：“當初你在編輯《晨報副刊》，登載我的《徐文長的故事》，不知觸犯了《晨報》主人的忌諱，命令禁止續載，其后不久你的瓷飯碗也敲破了事。”26 而在雙方的派系沖突漸趨公開之時，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也開始滲透進來。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出現，為了推動國民革命，國共兩黨發起了反帝廢約運動，激起全國性浪潮，孫伏園為了呼應當時的社會形勢，有意突破《晨報副鐫》之前的學術文藝編輯原則，開始登載一些批評政治的雜感和論文，其中有不少討論了蘇俄問題，這顯然觸犯了一貫反對國民黨和赤化的研究系禁忌，雙方的矛盾最終爆發了。
1924年10月3日，魯迅寫了一首擬古的打油詩《我的失戀》：
我的所愛在山腰；
想去尋她山太高，
低頭無法淚沾袍。
愛人贈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貓頭鷹。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驚。
我的所愛在鬧市；
想去尋她人擁擠，
仰頭無法淚沾耳。
愛人贈我雙燕圖；
回她什么：冰糖壺盧。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愛在河濱；
想去尋她河水深，
歪頭無法淚沾襟。
愛人贈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發汗藥。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經衰弱。
寫好之后，魯迅就轉給了孫伏園，但等到發稿時被劉勉己抽了下來，接著孫伏園就和他發生了沖突，第二天孫伏園就提出了辭職。據魯迅回憶說：
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系。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但我并不氣忿，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 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這詩后來又添了一段，登在 《語絲》上，再后來就收在《野草》中。27
魯迅這段話顯然是有水分的，事實上《我的失戀》并非泛指，而是故意諷刺的徐志摩，這從他補的最后一節尤其能看出來：
我的所愛在豪家；
想去尋她兮沒有汽車，
搖頭無法淚如麻。
愛人贈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練蛇。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罷！28
如果查一下徐志摩的創作，會發現1924年6月17日他曾在《晨報副鐫》發表過《去罷》，此詩是林徽因拒絕他后感情哀傷的產物：
去罷，人間，去罷！
我獨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罷，人間，去罷！
我面對著無極的穹蒼。
去罷，青年，去罷！
與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罷，青年，去罷！
悲哀付與暮天的群鴉。
去罷，夢鄉，去罷！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罷，夢鄉，去罷！
我笑受山風與海濤之賀。
去罷，種種，去罷！
當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罷，一切，去罷！
當前有無窮的無窮！29
對比這兩首詩，不難發現二者存在的關聯，所以當時擔任《晨報副鐫》校對且看過《我的失戀》校樣的孫席珍直言：“這首詩是用游戲的筆法寫出來的嚴肅的諷刺詩，諷刺對象是《現代評論》派的干將徐志摩”，“整天哭喪著臉，‘阿呀，阿唷，我要死了’地嚷嚷不休。先生對之很是厭煩，就寫了這首《我的失戀》，跟他開了個大玩笑”。30 而楊昌溪也在1930年代的《文人趣事》中，提到 魯迅“曾作打油詩《我的失戀》一首交去，付排時，為研究系之經理老板瞥見， 認為此詩是因想譏諷徐志摩而作，堅決不登，孫伏園因強扭不過，憤而辭職， 《語絲》即由是產生。因徐志摩當時正在追逐林長民之女兒林×音未成。該詩后經陳西瀅見后，也認為是為諷刺徐志摩”31 。
回頭來看，《我的失戀》成為導火線確實是一個意外，但“晨報館的壓迫孫伏園，伏園的憤而辭職，并不單純為了《我的失戀》那首詩”32 ，從劉勉己事后雖然向孫伏園道歉但并沒有挽留他來看，這個看法是很有道理的。雙方之間早已暗伏人事矛盾，后來更是因為辦刊理念和政治形勢的變化，“《晨報》老板有些恐慌了。于是他們不滿于再起的青年運動。更不滿于孫伏園所編的副刊。因為當時的副刊上，不只是登些辛辣的文藝作品，有時還登載批評政治、批評社會的雜感與論文。在這種形勢下，伏園被逼而離開《晨報》了”33 。
三 創辦新陣地與反對徐志摩投稿
撤稿事件隨即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伏園辭去了《晨報副鐫》之后，心里當然很氣憤，因此想自己辦一種刊物，邀集一些較為接近且曾為《晨報副鐫》撰稿的作者擔任撰述，以與晨報副刊相對抗，并給予他們一些打擊”34 ， 而魯迅也表示“我很抱歉伏園為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幾天之后，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愿意竭力‘吶喊’”35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語絲》在1924年11月17日正式創刊。
不久，在世界語專門學校聽課的荊有麟，在課上聽到魯迅提到了孫伏園辭職和《語絲》將要出版的消息，立即將消息報告給了《京報》老總邵飄萍，并力陳孫伏園的編輯能力和周氏兄弟的巨大影響，于是邵飄萍同意聘請孫伏園編輯副刊，并計劃“仿照上海《民國日報》的辦法，再出七種附刊，每天一種， 周而復始”36 。荊有麟隨后告知了孫伏園和魯迅，不過孫伏園最初并不情愿：
《京報》聽說我辭去了《晨報附刊》的職務，總編輯邵飄萍就來找我 去辦《京報副刊》。我覺得《京報》的發行數少（約三四千份，《晨報》 有將近一萬份），社會地位也不如《晨報》，很不想去。但魯迅先生卻竭力主張我去《京報》，他說，一定要出這一口氣，非把《京報副刊》辦好不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京報副刊》就出版了。邵飄萍倒很能 干，但幫忙的人不多，等于一個人辦一個報，也沒什么規章、制度，經濟也很困難，有時連稿費都沒有。但是魯迅先生卻不在意這一些，還是像支持《晨報附刊》一樣地支持《京報副刊》。37
在周氏兄弟的鼎力支持和孫伏園的出色編輯下，《京報》的銷路急劇增加，這讓邵飄萍又驚又喜，而《京報副刊》之所以一出版就能發生這么大的影響，主要原因是它迎合了1920年代中期青年人的革命激進潮流。當時正值孫中山北上發起國民會議運動，倡導反帝反軍閥，北方的青年人受此鼓動， 紛紛起來結社入黨，但“《晨報》漸趨灰色態度，已為青年所不滿”，“于 是《京報》風靡北方了，終至發生‘洛陽紙貴’現象” 38 ，而在《京報副 刊》上倡導青年起來積極批判社會的魯迅文章也廣受歡迎，與此相反，《晨報》的發行量卻急劇下降，無奈之下托人向孫伏園說和。魯迅回憶說：“至 于對于《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著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39
從這個角度看，魯迅一方雖然喪失了《晨報副鐫》這個舊陣地，反倒因此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這自然得益于《京報副刊》《語絲》這些新陣地的開拓， 而更重要的是適應了當時急劇變化的國民革命形勢。不過雙方也正在形成初步的對立，尤其是魯迅開始表達對徐志摩這些英美留學生以及新月社研究系的不滿。1924年12月，魯迅在《語絲》第三期上讀到了徐志摩翻譯的波特萊爾的詩歌《死 尸》，看到他這樣自夸：“我不僅會聽有音的樂，我也會聽無音的樂”，“你聽 不著就該怨你自己的耳輪太笨，或是皮粗，別怨我”。40 于是魯迅就寫了一篇 《“音樂”？》，諷刺道：
我這時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確并不滑；再一摸耳輪，卻摸不出笨也與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 不是我的皮，還能聽到什么莊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籟地籟和人籟。但是，我的心還不死，再聽罷，仍然沒有，──阿，仿佛有了，像是電影廣告的軍樂。呸！錯了。這是“絕妙的音樂”么？再聽罷，沒……41
這些話嬉笑怒罵、極盡挖苦之能事，自然是魯迅故意的了，他后來專門在文章中，談了自己當時這么做的真實原因：
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 了。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各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一 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和后來的“新月派”積仇的第一步；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42
不過，《語絲》同人中也有劉半農這種極力支持的，他寫了一篇《徐志摩先生的耳朵》，調侃說：“最難的是徐先生的耳朵，不能割下觀察與試驗”，所以“我要請他預先在遺囑上附添一筆，將兩耳送給我解剖研究，至少也須是兩個耳輪，能連同他的細皮，自然更好”。43 而徐志摩在看到這些文章之后，果然如魯迅期待的那樣不再給《語絲》投稿了，當后來周作人再次向他約稿時，他復信表示自己“不敢隨口答應”，他抱怨說“我不敢自信，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語 絲》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44 。
魯迅與《語絲》同人的不同態度，反映出雙方對后五四時代“思想革命的聯合戰線”的不同看法。由于同出五四新文化陣營，1924年底差不多同時創刊的 《語絲》《猛進》《現代評論》“三個周刊并沒有顯明的界限，如語絲第二期有胡適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現代評論有張定璜的‘魯迅先生’一文， 孫伏園又在京副說這三種刊物是姊妹周刊，都是例證。徐旭生給魯迅的信中說， 思想革命也以語絲，現代評論，猛進三種列舉，而辦文學思想的月刊又商之于胡適之。雖然內部的同異是有的，然大體上卻仍然是虛與委蛇”45 。但是，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卻認為：
北京的印刷品現在雖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卻少。《猛進》很勇，而論一時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現代評論》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卻很顯得灰色，《語絲》雖總想有反抗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大約因為看得中國的內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罷。……我現在還要找尋生力軍，加多破壞論者。46
在魯迅看來，“學者”“文學家”的聯合戰線只是“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效果遠不如“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47 ，不僅如此，恰恰是“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文學家和茶攤老板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48 ，導致了后五四社會的復古倒退，由此他認為“‘特殊智識階級’的留學生”需要為此負責。于是，魯迅將目光投向了狂飆社這些五四邊緣文學青年，聯合他們在1925年4月24日創辦了新刊物《莽原》，重啟思想革命，倡導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矛頭直指“學者”和“文學家”，“要擲去了這種尊號， 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49 ，這是魯迅針對后五四時代的新形勢，創造的新陣地、新戰士和新戰法。
四 接編晨副與互相揭發“抄襲”
到了1925年夏天，在陳博生的一再要求之下，徐志摩終于答應接編《晨報副刊》，不過他和陳博生約定了辦刊的宗旨：
我說我辦就辦，辦法可得完全由我，我愛登什么就登什么，萬一將來犯什么忌諱出了亂子累及晨報本身的話，只要我自以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還有一層，在他雖則看起我，以為我辦不至于怎樣的不堪，但我自問我決不是一個會投機的主筆，迎合群眾心理，我是不來的，諛附言論界的權威者我是不來的，取媚社會的愚闇與褊淺我是不來的；我來只認識我自己，只知對我自己負責任，我不愿意說的話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說的，我要說的話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說的……50
徐志摩的辦刊思路是拒絕投機和迎合民眾，具有強烈的獨立批判色彩，而其背后則是他所接受的英美自由主義和費邊主義理念，這點與陳西瀅所在的《現代評論》類似，他們都標舉獨立精神和研究態度，反對暴力革命和社會運動，支持精英治國和漸進改良，所以在他們的心目中，像周氏兄弟所在的語絲莽原群體其 實都是在迎合民眾，“他們所罵的人，都是‘民眾’所要罵的人，因為他們一罵之后，即刻就有許多人跟在后面罵。他們所恭維的人，也都是‘民眾’所要恭維的人，因為他們一恭維之后，即刻就有許多人跟在后面恭維。他們罵人，同時他們維持了他們的思想領袖的地位和威信”51 。
徐志摩接手后，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首先改變的就是副刊的外觀，為此找到蒲伯英重新題寫了隸書的刊名，然后找擅長繪畫的凌叔華重新設計刊頭， 凌叔華搬出了厚厚的畫冊共同查看，結果徐志摩相中了瑟亞詞侶的一張揚手女郎圖，他讓凌叔華描下來做了新刊頭。10月1日《晨報副刊》新刊出刊，徐志摩在該期登載的凌叔華小說《中晚秋》后面加了一段跋語，指出副刊篇首廣告的圖案也是凌叔華的，所以一并致謝。當晚的聚餐會上，徐祖正和鄧以蟄就指出這幅畫是瑟亞詞侶的，批評徐志摩沒有說明，凌叔華自己也很著急，擔心被人質疑，但徐志摩覺得無須擔心，他打算再做一篇長文說明為何選用這幅圖案。
但是，凌叔華等人的擔心很快成了事實，10月8日，陳學昭化名“重余”在 《京報副刊》發表《似曾相識的〈晨報副刊〉篇首圖案》，指出凌叔華是剽竊了瑟亞詞侶的作品52 。知道不妙的徐志摩當天致信孫伏園，解釋“這回《晨報副刊》篇首的圖案是瑟亞詞侶的原稿，我選定了請凌叔華女士摹下來制版的。我謝了她，卻沒有提畫的來源”，他表示“我先得把重余先生這份罵完全承擔在我一 個人身上再說，絕對沒有旁人的份”，“同時我得對替我摹制圖案的人深深的道歉，因為我自己不小心連累她也招人錯怪了”。53 不得已之下，徐志摩只好將刊頭換成了聞一多的一幅畫，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7日，凌叔華在《現代 評論》發表了小說《花之寺》，一周后又有人在《京報副刊》指出：“晚近文學界抄襲手段日愈發達……現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即契訶夫）的《在消夏別墅》 抄竄來了……這樣換湯不換藥的小說，瞞得過世人嗎？”54 緊接著，劉半農也發表文章指出《花之寺》有抄襲問題。
凌叔華為何頻頻被《京報副刊》一方爆出抄襲呢？原因是和當時愈演愈烈的女師大風潮有關。由于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撰文批評風潮背后是“某藉某 系”（浙江籍北大國文系）的人暗中操動，此舉最終引發了新知識階級內部英美 派和法日派的公開對立。“《現代評論》創辦時，北大校內有兩派。一派以國文系教授為主，主要是些留日學生，再加上幾個留法學生。如三沈（兼士、尹默、 志遠）、二馬（裕藻、敘倫）等。他們的后臺是李石曾。另一派是以胡適為首的從英、美回來的留學生”55 ，其中英美派及北洋政府支持校長楊蔭榆，法日派及 背后的國民黨則支持青年學生，雙方逐漸形成“莽原，語絲，猛進對現代評論；京副，民副對晨副”的政治“界限”56 ，譬如周作人就強調：“此刻中國（至少 是北京）的言論界上顯然分出兩個局面：一是繼承《新青年》以來的思想革命的革新運動，……一是繼承《公言報》以來的反動的復古運動，……這回戰爭的關 系頗大，這決不僅是文白興廢的問題。”57
為了擊倒對手，雙方競相采用了制造流言抹黑對手的辦法，凌叔華被頻繁揭 露抄襲，顯然是周氏兄弟所在的法日派為了搞臭陳西瀅，而選擇了向其戀人下手的做法，同時也順帶給支持現代評論派的徐志摩和《晨報副刊》以相應打擊。而在陳西瀅看來，此事是魯迅幕后指使的，因為他在教育部就負責美術事宜，同時也是著名小說家，只有他才能判斷凌叔華的畫和小說是否抄襲。憤怒的陳西瀅于是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一方面為自己的愛人辯護，另一方面也含沙射影 地指出：
可是，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么？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58
眾所周知，“思想界的權威者”59 是魯迅在1920年代中期的著名稱號，顯然陳西瀅是在暗示他抄襲了。但魯迅斷然否認幕后指使，他后來這樣解釋：
因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 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這些小說。“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后，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可憐教授 的心目中所看見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60
不過，魯迅的解釋并不能為對方信服，凌叔華特意在《晨報副刊》發表了 一封致徐志摩的公開信，非常不屑地說：“哼，哪曉得因此卻惹動了好幾位大文豪小文人，順筆附筆的寫上凌□□女士抄襲比斯侶大家，種種笑話，說我個人事小，占去有用的刊物篇幅事大呀！”61 而徐志摩自然也知道這些事情背后的緣由，不過他此時采取了回避的策略，不想正面和魯迅他們發生沖突。但是，沖突不是他想避免就能避免的，隨著政治革命形勢的變化，徐志摩最終也被徹底卷入了這場論戰之中。
五 攻周專號與互相制造“流言”
1925年底國共兩黨策劃了首都革命，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垮臺，女師大學生趁機復校，魯迅所在的法日派全面獲勝。與此相應的則是對手的失敗，其中晨報館被群眾焚毀，“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運動，竟將《現代評論》社的人都列入應打應燒的名單里面”，“甚么反革命派呀，反動派呀，帝國主義者之走狗呀，文妖呀，奴才呀，畜生之畜生呀，都是我們的綽號”。62 在這種情況下，陳西瀅1926年初提出“永遠不管人家的閑事”63 ，但周作人表示“我希望陳先生也不要高隱，還是仍舊來管點閑事”64 ，而剛寫了《論“費 厄潑賴”應該緩行》倡導“打落水狗”的魯迅，則諷刺“這些老玩意，也只好 騙騙極端老實人”65 ，然而陳西瀅不做回應，只是在《閑話》里大談最喜愛的作家法郎士。
此時的徐志摩忍不住出來打抱不平了，他一方面稱贊陳西瀅是“有根”的“學者”，認為“他學的是法郎士對人生的態度，在譏諷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譏諷”，“他唯一的標準是理性，唯一的動機是憐憫”；另一方面明貶暗褒，說“西瀅是個傻子；他妄想在不經心的閑話里主持事理的公道， 人情的準則。他想用譏諷的冰屑刺減時代的狂熱。那是不可能的”，這些話除了力挺陳西瀅，顯然也是在借機諷刺周氏兄弟的不寬容、非理性和不學無術，不僅如此，徐志摩還談到了凌叔華因晨報館被燒而勸陳西瀅的話， “‘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對他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頭人家來燒我們的家，怎么好？’”，他借此稱贊陳西瀅“對女性的態度，那是太忠貞了”。66
看到徐志摩的文章后，魯迅首先發難，他寫了篇《有趣的消息》，對此加以諷刺：
倘使有一個妹子，如《晨報副刊》上所艷稱的“閑話先生”的家事似 的，叫道：“阿哥！”那聲音正如“銀鈴之響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許可以借此撥轉馬頭，躲到別墅里去研究漢朝人所做的“四書”注疏和理論去。然而，惜哉，沒有這樣的好妹子。67
接著是周作人發難，他寫了篇《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強調陳西瀅對女性并非是徐志摩褒揚的忠貞，他揭露說：
我知道在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因為憤女師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釗，后楊蔭榆而揚言于眾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兩位名人是誰，這里也不必說，反正總是學者紳士罷了。68
陳西瀅看后勃然大怒，因為這是在暗示自己嫖妓，于是他馬上給周作人寫信質問：“這話先生說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罵我的文章里，而且語氣里很帶些陰險的暗示。……如果先生還有半分人氣，請先生清清楚楚回我兩句 話：（1）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說的兩位人里面？（2）如果有我在內，我在什么地 方，對了誰揚言了來？”69 而更讓陳西瀅生氣的是，《語絲》上突然發表了劉半農、川島、林語堂的一組文章，以陳西瀅認為極其“下流”的語言諷刺凌叔華， 尤其是川島再次提到了凌叔華抄襲瑟亞詞侶畫的事。在陳西瀅看來這無疑是二周幕后策劃的結果，“忍不住爆發了”的他對徐志摩說：“他們兄弟二位既然那樣的咄咄逼人，我現在偶然不客氣一次”，必須要揭穿他們的“假面具”。70 于是陳西瀅在給徐志摩的信中，明確指控魯迅抄襲：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 得刻骨銘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巖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71
不僅如此，陳西瀅還要求徐志摩必須將這些信件登出，徐志摩表面上“著實的躊躇了一晌”，實際一一照辦發表，順帶還挖苦說：“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只《吶喊》集里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為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里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72 而這期被旁觀者所稱的“攻周專號” 發表后，周氏兄弟隨即陷入被動，由于“叫局”事件的見證人張鳳舉自稱“誤傳”，周作人只好在《語絲》和《晨報副刊》等刊物聲明此事和陳西瀅無關，他 一直到了晚年還對此耿耿于懷：
我根據張鳳舉的報告，揭發陳源曾經揚言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后來陳源追問來源，欲待發表，而鳳舉竭力央求，為息事寧人 計，只好說是得之傳聞，等于認輸，當時川島很是不平，因為他也在場聽 到張鳳舉的話，有一回在會賢堂聚會的時候，想當面揭穿，也是我阻止 了。這是當斷不斷的一個好教訓。73
然而一向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魯迅，豈肯像周作人這樣認輸，他當即撰寫《不是信》逐條反駁陳西瀅，他尤其針對最關鍵的“抄襲”問題， 首先聲明凌叔華被揭發剽竊和自己毫無關系，其次承認“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但《小說史略》除了有限部分外，“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74 。同樣氣憤難平的川島則在《語絲》撰文反擊，他一方面聲明“叫局問題——我也聽說是陳源教授所說”，另一方面爆料《現代評論》接受政府津貼問題，“據說，章士釗經手一千元之外，國民黨亦曾津貼一千元，還有二百元是武昌某大學校長送的”。75 周作人于是抓住“津貼”問題，先后寫了十幾篇文章加以抨擊，說這是“一筆買奴才的錢”76 ，尤其是在“三·一八”慘案之后，成了英美派捧章擁段反革命的證據。
此后，魯迅只要逮著機會就挖苦諷刺一下徐志摩，徐志摩則避而不戰，雙方再無直接的碰撞接觸。1927年11月，轉往上海的魯迅應邀到徐志摩任教的光華大學演講，事后知道消息的徐志摩責備學生不該邀請他來，顯然他內心對魯迅是很有看法的。
六 “教授罵街”：思想革命、雜文自覺與階級分裂
魯迅和徐志摩的關系發展到最后，是是非非已經很難搞清，以至于勸和的胡適都覺得“越到了后來，你們的論戰離題越遠，不但南方的讀者不懂得你們說的什么話，連我這個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們用的什么‘典’，打的什么官司 了”79 。不僅如此，在這場被旁觀者稱為“教授罵街”的論戰中，“雙方的怨毒愈結愈深，結果彼此都拿出本性里的罵街婆甚至野獸一類東西來對付”80 ，“原是以狠毒為原則；所以‘青年叛徒的領袖’，‘沒有勇氣做人’，‘趙子昂畫 馬’，以及‘刑名’，‘刀筆’，‘糞車’，‘泥缸’，不特不怕刻薄尖利，而且可以慶祝‘罵的藝術’之成功”81 。而雙方的理念差異和魯迅的意圖創造，恰恰是在關于這場“對罵的筆戰”的不同態度中反映了出來。
（一）“罵之為戰”的思想革命
作為一個“愛自由的人”，胡適說：“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 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們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82 而這也正是堅持寬容理性的英美派的共同看法，陳西瀅在給徐志摩的信中自責說：“我一向總想兢兢業業的向前走，總想不讓暴戾之氣占據我的心。可是，志摩，這次也危險得很了！這一次我想，我已經踏了兩腳泥！”83 而在徐志摩看來，“鬼是可怕的；他不僅附在你敵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見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話，你就得連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84 ，為此他提醒雙方要認識到“意氣是病象的分數多，健康的分數少”，“怨毒是可怕的”85 。
但在魯迅看來，英美派的“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不過是殺人不見血的“好名聲”“好花樣”，“要救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86 ，同時“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 罵”87 ，像徐志摩“鬼附身”的說法，實則“一并承認了陳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難逃。他們先前是自以為沒有鬼的”，所以他要求這些 “正人君子”們“除下假面具，赤條條地站出來說幾句真話就夠了！”88
1925年后的魯迅之所以創辦《莽原》，就是希望能在新知識階級內部展開批判，“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89 ，因而反學者氣反中庸的“罵”，就成了 魯迅“思想革命”的一種有意識追求，其根本目的意在“撕去舊社會的假面”， “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90 。而激進青年的反應也印證了魯 迅“罵之為戰”的意義，雖然這些筆戰“牽涉的竟往往是私事。但它們在當時青年中所引起的關心卻不下于軍國大事。其影響也決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辯論所發生者為小。人們以無限興趣注意著圍繞于文藝與私事的冷戰，卻在這些上面分清著新和舊，前進和倒退，非正統和正統，革命和保守”91 。《語絲》的同人也逐漸在論戰中“狠以吳稚暉魯迅兩先生之言為然”92 ，意識到“提倡寬容之‘流弊’亦大矣哉”93 ，發現了“有藝術的罵比無生氣的批評效力大得多”94 。
（二）“雜文自覺”的文體革命
正是基于“罵之為戰”的思想革命訴求，所以魯迅眼中的這場論戰“雖大抵和個人斗爭，但實為公仇，決非私怨”。后五四魯迅的視野已從文藝轉向了批評，他改變了五四時重視小說啟蒙，認為隨感錄“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只是“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95 的看法，開始重視“雜感”的重要性，逐漸形成“雜文自覺”，認識到“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態，實在不佳，但究竟作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 ‘社會批評’”96 。所以，魯迅才會在編選《華蓋集》時強調自己明知中國有 “大事情”，但自己“偏有執滯于小事情的脾氣”，“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那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97 。
而在后五四社會斗爭形勢的需要下，魯迅這些“小報式罵人或發牢騷的隨感文字”的“社會意義”凸顯了出來，它實際是“輕浮的細節和嚴肅的思考兼 有”，“不僅是奇聞掌故，而且具有革命性”98 ，所以時人認為“其實這些文字，流傳于青年中間最為普遍，其影響亦最大。魯迅之成為今日的魯迅，大半還是由于這些文字”99 。也正因此，魯迅在后五四時代逐漸中斷了小說寫作，轉向了雜感，“更樂觀于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他后來這樣評價：
但是，雜文這東西，我卻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學樓臺去的。小說和戲曲，中國向來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經西洋的“文學概論”引為正宗，我們也就奉之為寶貝，《紅樓夢》《西廂記》之類，在文學史上竟和《詩經》 《離騷》并列了。雜文中之一體的隨筆，因為有人說它近于英國的Essay， 有些人也就頓首再拜，不敢輕薄。寓言和演說，好像是卑微的東西，但伊索和契開羅，不是坐在希臘羅馬文學史上嗎？雜文發展起來，倘不趕緊削，大約也未必沒有擾亂文苑的危險。100
（三）新知識階級的左右分裂
魯迅與徐志摩的這些罵戰流言，不僅僅關涉到思想革命和文體革命，正如拉法格指出的，“大批的野蠻和卑賤的單字包圍了上層社會的文雅的語言，侵入場地而且攪亂了兩個世紀的貴族文化的成績”，實際反映了“這是在文學的形式之下繼續的政治斗爭”101 。事實上對魯迅而言，“從反晨報反徐志摩，陳西瀅，章士釗諸戰役而與當代的運動巧妙地聯系著”102 ，這就是瞿秋白指出的，“‘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國思想界里逐步的準備著第二次的‘偉大的分裂’。這一次已經不是國故和新文化的分別，而是新文化內部的分裂”103 。
魯迅與徐志摩的這些看似瑣碎無聊的爭論，實際正是新知識階級后五四分裂的一個表征，他們在五四斗倒了共同的守舊派敵人后，卻在五四之后基于“當時國內政治見解的有異與留學國度所受學術熏陶有所歧見之故”104 開始了分裂。最初還僅僅是文化分歧和派系沖突，但隨著泰戈爾訪華、《我的失戀》撤稿、爭奪報刊陣地、女師大風潮、首都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新知識階級的聯合戰線 最終破裂，并逐漸被塑造成革命和反革命的對立。
這種新知識階級分裂的酷烈和徹底，不僅表現為公共領域的論爭，而且進入了私人生活領域，那些層出不窮的罵戰和流言，就是打通公私領域的努力。最終徐志摩、陳西瀅這些英美派知識分子，被視為“與反動派朋比為奸的”“本階級的惡勢力的代表”105 ，而魯迅則在批判他們的過程中，“在思想界幾乎做了一時的盟主”106 ，并在1920年代中期思想革命和國民革命的合流中，逐漸成為“紳士階級的貳臣”和“革命家的諍友”107 。
注釋：
1 主要有兩種看法：一是歸因于雙方性格氣質不和，譬如房向東的《氣質和氣質之外的沖 突——魯迅與徐志摩》（《魯迅與他的論敵》，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韓石山的 《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5年版）；二是認為雙方觀念沖突，譬 如胡建軍的《吶喊與歌唱——徐志摩與魯迅漫評》（《文藝理論研究》2004年第6期）、 霍秀全的《從文藝觀念到政治理念的對立——關于魯迅與徐志摩的論爭》（《北方工業大 學學報》2001年第4期）、劉炎生的《魯迅與徐志摩論辯述評》（《魯迅研究月刊》1996 年第8期）。第一種看法無法跳出私人沖突，第二種看法則缺乏充分社會歷史性。
2 房向東：《氣質和氣質之外的沖突——魯迅與徐志摩》，《魯迅與他的論敵》，上海 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頁。
3 12 72 80 85 志摩：《關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晨報副刊》1926年1月30日。
4 79 82 胡適：《胡適致魯迅、周作人、陳源（稿）》，《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華 書局1979年版，第379、379、379頁。
5 張克昌：《讀了〈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的三言五語》，《晨報副刊》 1926年2月3日。
6 11 魯迅：《致楊霽云 340522》，《魯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版，第113、113頁。
7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頁。
8 許紀霖：《紳士、名士、斗士與流氓——知識人的內戰與“文化慣習”的沖突 （1924—1926）》，《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9 謝泳：《魯迅研究之謎》，《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頁。
10 97 魯迅：《華蓋集題記》，《莽原》半月刊第2期，1926年1月25日。
13 謝彬：《民國政黨史》，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74頁。
14 荊有麟：《〈語絲〉的發刊》，《魯迅回憶錄（專著）》（上），北京出版社2000年 版，第193頁。晨報副刊在孫伏園主編期間，報眉印有魯迅擬就的“晨報附刊”字樣， 報頭定名為《晨報副鐫》，1925年徐志摩接編后改名《晨報副刊》，學界往往以“晨 報副刊”混稱。
15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 第一卷（1913—1926）》，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版，第778頁。
16 魯迅：《我的“籍”和“系”》，《莽原》周刊第7期，1925年6月5日。
17 60 74 魯迅：《不是信》，《語絲》第65期，1926年2月8日。
18 魯迅：《略談香港》，《語絲》第144期，1927年8月13日。
19 徐丹甫（梁實秋）：《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時事新報·學燈》1927年6月4日。
20 徐志摩：《致魏雷 240221》，《徐志摩全集》（第八卷·書信二），商務印書館2019 年版，第262頁。
21 茅盾：《文學與政治的交錯》，《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版，第245頁。
22 孫席珍：《魯迅先生怎樣教導我們的》，《魯迅回憶錄（散篇）》上冊，北京出版社 1999年版，第367頁。
23 50 徐志摩：《我為什么來辦和我想怎么辦》，《晨報副刊》1925年10月1日。
24 27 35 39 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第169、169、170、169頁。
25 32 34 李小峰：《魯迅先生與〈語絲〉的誕生》，《文匯報》1956年10月11日。
26 周作人：《答孫伏園論〈語絲〉的文體》，《語絲》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28 魯迅：《我的失戀》，《語絲》第4期，1924年12月8日。
29 徐志摩：《去罷》，《晨報副刊》1924年6月17日。
30 孫席珍：《魯迅詩歌雜談》，《文史哲》1978年第2期。
31 楊昌溪：《魯迅諷刺徐志摩》，《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一 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71頁。
33 36 38 荊有麟：《〈京報〉的崛起》，《魯迅回憶錄（專著）》（上），北京出版社2000 年版，第184、185、189頁。
37 孫伏園：《魯迅和當年北京的幾個副刊》，《北京日報》1956年10月17日。
40 徐志摩：《死尸》，《語絲》第3期，1924年12月1日。
41 魯迅：《“音樂”？》，《語絲》第5期，1924年12月15日。
42 魯迅：《〈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第4、5頁。
43 劉復：《徐志摩先生的耳朵》，《語絲》第16期，1925年3月2日。
44 徐志摩：《致周作人 260126》，《徐志摩全集》（第七卷·書信一），商務印書館 2019年版，第252、253頁。
45 56 高長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上海《狂飆》周刊第5期，1926年11月 7日。46 魯迅：《致許廣平 250331》，《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頁。
47 49 86 魯迅：《通訊》，《猛進》第5期，1925年4月3日。
48 冥昭（魯迅）：《春末閑談》，《莽原》周刊第1期，1925年4月24日。
51 西林（丁西林）：《“臭紳士”與“臭架子”》，《現代評論》第3卷第66期，1926年 3月13日。
52 重余（陳學昭）：《似曾相識的〈晨報副刊〉篇首圖案》，《京報副刊》1925年10 月8日。
53 徐志摩：《致孫伏園 251008》，《徐志摩全集》（第七卷·書信一），商務印書館 2019年版，第38、39頁。
54 晨牧：《零零碎碎》，《京報副刊》1925年11月14日。
55 《陳翰笙談〈現代評論〉周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2期。
57 辛民（周作人）：《言論界之分野》，《京報副刊》1925年8月21日。
58 陳西瀅：《閑話》，《現代評論》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
59 參看《民報十二大特色》（《晨報》1925年8月5日）、孫伏園的《一年來國內定期出 版界略述補》（《京報副刊》1926年1月18日）。
61 素心（凌叔華）：《關于〈說有這么回事〉的信并一點小事》，《晨報副刊》1926年5 月5日。
62 豈明（周作人）：《“〈現代評論〉主角”唐有壬〈致《晶報》書〉書后》，《語 絲》第86期，1926年7月5日。
63 陳西瀅：《閑話》，《現代評論》第3卷第56期，1926年1月2日。
64 何曾亮（周作人）：《管閑事（半席話乙）》，《京報副刊》1926年1月5日。
65 67 魯迅：《有趣的消息》，《國民新報副刊》1926年1月19日。
66 志摩：《“閑話”引出來的閑話》，《晨報副刊》1926年1月13日。
68 豈明（周作人）：《閑話的閑話之閑話》，《晨報副刊》1926年1月20日。
69 《西瀅致豈明 260120》，《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晨報副刊》1926 年1月30日。
70 《西瀅致鳳舉 260126》，《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晨報副刊》1926 年1月30日。
71 83 《西瀅致志摩 260128》，《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晨報副刊》1926 年1月30日。
73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頁。
75 王子欣、川島：《反周事件答問》，《語絲》第68期，1926年3月1日。
76 豈明（周作人）：《我們的閑話六》，《語絲》第76期，1926年4月26日。
77 志摩：《結束閑話，結束廢話！》，《晨報副刊》1926年2月3日。
78 88 魯迅：《我還不能“帶住”》，《京報副刊》1926年2月7日。81 敬仔：《教授罵街的旁聽》，《京報副刊》1926年2月9日。
84 志摩：《再添幾句閑話的閑話乘便妄想解圍》，《晨報副刊》1926年1月20日。
87 89 魯迅：《通訊（復呂蘊儒）》，《豫報副刊》1925年5月6日。
90 魯迅：《燈下漫筆》，《莽原》周刊第2、5期，1925年5月1、22日。
91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
92 錢玄同：《回語堂的信》，《語絲》第23期，1925年4月20日。
93 星命（周作人）：《忠厚的胡博士》，《京報副刊》1925年8月18日。
94 語堂：《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語絲》第57期，1925年 12月14日。
95 魯迅：《熱風·題記》，《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頁。
96 魯迅：《致許廣平 250428》，《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頁。
98 羅伯特·達恩頓：《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鄭國強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2年版，第144、165頁。
99 辟支：《魯迅之罪及其他》，《濤聲》第2卷第26期，1933年11月25日。
100 魯迅：《徐懋庸作〈打雜集〉序》，《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302頁。
101 保爾·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國語言》，羅大岡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66頁。102 106 高長虹：《一點回憶——關于魯迅和我》，《高長虹全集》（第四卷），中央編譯出 版社2010年版，第360、365頁。
103 107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 （第一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23、819頁。
104 李璜：《回國任教與對當時學術界的觀察》，臺灣《傳記文學》第21卷第5期，1972年 11月。
105 霉江（韋叢蕪）：《通信》，《莽原》周刊第20期，1925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