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在1968年的冬天讀完了《魯迅全集》，當時我十五歲。之前一年，我跟著父親躲在屋子里把所有的書都燒了，包括父親為我訂的《兒童文學》。書架上剩下的書有一套是《魯迅全集》。學校停課了，忽然出現了許多天氣陰郁、空無一人的下午。我就坐在家中的地板上把《魯迅全集》讀了一遍。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認真讀這么多冊的一套書，有十本。雜文部分經常看得我哈哈大笑，痛快淋漓。散文令我激情澎湃，解恨，躍躍欲試。小說則令我沉思，不是完全明白。我絕不是阿Q，他有點像謝瘋子——這人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大學畢業分到我父親單位的大學生干部，因為戀愛問題精神失常，偶爾會站在院子里說些阿Q式的話。魯迅的照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覺得作家就是這個樣子，舍身飼虎、誠實、傲慢、嚴肅、深沉、冷峻、犀利、橫眉冷對千夫指，同時也透著溫存、幽默感、真情。他是戰士、思想者、“一個都不寬恕”的沒有絲毫矯情的決絕之人、匠人、語重心長的父親、朋友。《易經》說：“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魯迅的書是“修辭立誠”的偉大典范，讀他的書不會白白浪費時間。有用而非有利，大智大慧，啟發人生，教你如何做人，做什么樣的人，如何處理世上的各種關系，是非親疏。魯迅的書啟示的為人之道就像《論語》《世說新語》。相比之下，他同時代的大多數作家都軟綿綿的，言之無物、欲蓋彌彰、自戀、耍小聰明。《魯迅全集》一直是我的床頭書之一。他的書經得住一讀再讀。他同時代的許多作家，包括他弟弟周作人，我曾經有過興趣，后來他們的書都被我束之高閣了。魯迅的文章給了我一個尺度，我由此知道最高的漢語寫作是怎樣的，后來我閱讀西方文學經典，魯迅的文章是我判斷文章好歹的一個指南。魯迅的文章不是一篇或者幾篇是經典，表達的也不只是一個意思或幾個意思。魯迅的偉大，在于他為漢語提供了一個新的語言空間：魯迅語。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華蓋集續編·記念劉和珍君》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吶喊·故鄉》

文藝本應該并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夠鑒賞，而是只有少數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鑒賞的東西。

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

但讀者也應該有相當的程度。首先是識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而思想和情感，也須大抵達到相當的水平線。否則，和文藝即不能發生關系。

——《集外集拾遺·文藝的大眾化》

這種語感、意思都是前無古人的，并且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效果。

白話文由于魯迅而令冬烘先生們不敢再小覷。

魯迅的作品是白話文的經典。由于他的作品，在語言革命風起云涌的二十世紀，我們這些后生淡定下來，堅定了對白話文寫作的信任，白話文寫作再也無法逆轉了。因為魯迅的白話文，漢語再次抵達了一個經典的水準。子曰：“盡美矣又盡善也。”美是第一位的，美是語言中的語言；善是意義，依據各時代的狀況而內容不同。魯迅的作品就是這種“盡美矣又盡善也”的白話文典范。

毛澤東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的圣人。這句話并不輕率，毛澤東是深思熟慮后才說的。

現代中國的語言革命，呼喚的其實是一個馬丁·路德式的人物，這個人就是魯迅。

過去五千年的中國思想，其基本核心維護的是“仁者人也”，中是尺度。由此消解調整避免文明一再發生的極端、不仁。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力亂神總是導致暴戾和災難。暴戾是一種絕對精神，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唯我獨尊。

中國思想知白守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文明守護的是陰陽太極圖中間的那條永遠在不斷變易中的曲線，這條曲線令生命空間總是處于一種自由自在的不確定性中。不確定性就是詩性。所以，孔子宣布：“不學詩，無以言。”

“詩三百，思無邪。”無邪，就是“不語怪力亂神”，“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在這個偉大的“文”的領導下，諸神（意義）狂歡。無數時間、無數的意義誕生了，死去了，消失了，文繼續。這就是為什么作者們在二十一世紀，依然在用甲骨文上的那些字寫作。正如孔子所言：“郁郁乎文哉！”

“文明”這個詞包含的意思，漢字獨有，就是以“文”照亮生命無名的、動物性的黑暗。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睿智地注意到：“每個漢字都是一個神靈。”

西安的碑林，就像瑪雅神廟，文字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今天依然如此，春節在家貼一個“福”字，無人敢撕毀。（但是文字也岌岌可危，在機場、購物中心，人們將漢字踩在腳下，“文”已經不再具有最高之神的地位了，它像西方語言文字一樣，日益工具化。）

在十九世紀，“文”垂死。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說：“近世文人沾沾于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

文明在十九世紀陷入巨大危機，民族需要一種唯我獨尊、是非明辨、名副其實（回到能指，直接說，拒絕隱喻、拒絕指鹿為馬，言此意彼。“古事之實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亂用作普通事實。”）的決絕精神。“禮失而求諸野”，白話文運動就是要回到遠古的“言文一致”，復活文的宗教式的招魂之力。“尼耙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言亦確鑿不可移。蓋文明之朕，固孕于蠻荒，野人其形，而隱曜即伏于內明如華，蠻野蕾，文明如實，蠻野如華，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魯迅《摩羅詩力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論語》）白話文作者們記起了屈原（中國最古老的招魂的祭司、文神之一），發現了尼采。

“拿來主義”青睞尼采。“上帝已死”給新青年巨大的靈感和鼓勵。在中國，這個“上帝”就是“文”，白話文運動的初心就是要復活“文”的招魂之力。

是時候了，這個民族需要一種新的現代的漢語，新的精神，鼓舞青年，激勵青年，為青年的話語建立一個空間。文必須再次分行、斷句、重組。

我在讀到魯迅之前，讀的是中國傳統典籍。魯迅的“少讀或不讀中國書”對我的熱血青春時代影響至深。他主張一種確定性的、力的美學。他要決定讀者，而不是傳統的“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魯迅的讀者是青年，而不是暮氣沉沉的中年和老人。過去的中國，話語空間基本上是長者的、老人的。李白那樣的青春激蕩的話語空間并沒有宗教性的力量，它領導一種深刻而超越的生活。白話文是觀念的產物，最偉大的寫作者就是魯迅，魯迅是一個屈原式的寫作者（屈原在宗教與大地的分岔口還是轉向了大地，他的《天問》已經指向一個柏拉圖式的方向）。魯迅是現代中國的產物，他的文章是中國被文明遮蔽著的黑暗荒野的呼喚。漢語不再是清末那種墨守成規、日薄西山、失魂喪魄的面貌。摧枯拉朽、青春激蕩、意氣風發，在二十世紀，吸引青年生命者，莫過于文學。魯迅的寫作重建了漢語的青春氣息、批判力、幽默感、怪誕、諷刺力量、憤怒、悲劇精神以及對未來的信心，實質性地豐富了漢語的表現空間。魯迅為漢語賦予了一種全新的氣質，獨斷、激越、冷硬、無情。文學不再是無病呻吟者的抒情體，文學重新成為中國精神世界解放的旗幟之一。

但是魯迅并不是極端的“怪力亂神”的膚淺粗暴的反傳統主義者，在魯迅的寫作宣言《摩羅詩力說》中，表達了深刻懷古之情：“夫國民發展，功雖有在于懷古，然其懷也，思理朗然，如鑒明鏡，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

吶喊。魯迅為漢語帶來了一種絕對精神。

持“中”的中國，現在有了一個“阿波羅”式的對立面，積極、進步、明白、確定、決絕精神、絕對正義、左或右的極端……而不再是“居中”“整一”“保守”“混沌”“以不變應萬變”……陰陽分裂，甚至陽勝于陰。陰陽之間出現了一個未知的空間。陰陽，都是推動歷史的力量，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巨大的分類，活力、激進、青春、決絕，革命成為塑造文明的全新力量。道樞被激活了，陰陽互補的傳統中國現在成為陰，而白話文、拿來主義創造出另一個陽，一個更高的中或許會在未來形成。

我沒有在過去五千年的中國生活過，如果出現了魯迅這樣的人物，那么，這意味著我們已經進入了另一個世界，王國維的死和魯迅的生，可視為古代世界的結束和現代中國的開始。

這是另一個世界，需要魯迅。

漢語是一種抒情性的語言。形音義天人合一。這種語言的載體漢字起源于貞人將神諭記錄在甲骨上。“天何言哉”（孔子）；“道可道，非常道”“強字之曰道”（老子）。常道不可道，非常道就是文道。“文”成為神的“道者”，成為人自己的神諭。知白守黑，有無相生，“文”通過“文”的確定又持守著“無”的不確定。“文”，超越了語言的工具性。所以孔子說：“郁郁乎文哉。”“不學詩，無以言。”文人得以繼承貞人的接神通靈角色。

“大地之上絕無尺規。”（荷爾德林）神諭是不確定的，也容易導致想當然，闡釋的“之間”巨大。暗示事物的意思、情景、意境、象征，所指而忽略其能指、在場。“詩無邪”，指的是意義的無邪，但詩本身作為一種被創造出來的文也一筆勾銷了。鄭聲淫，鄭聲，首先是聲之文，其次才是淫。正與邪，善與惡，各時代的尺度并不一致。此時代以為邪的東西，彼時代則未必。正邪之爭，往往遮蔽著美的非功利性。所以孔子強調“盡美矣又盡善也”，美第一，善第二。

“釋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鷹，投身飼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說教的倒算是大乘，總是發達起來，我想，那機微就在此。”魯迅有大乘的一面，也有小乘的一面。這是一種新的文教。

魯迅受到西方二十世紀本質主義的影響，強調文學之“用”，將文學視為判斷是非的工具、武器，批判、改造世界的手術刀。魯迅寫“什么”“為何”“本質”，塑造典型人物以概括之，這種寫作與莊子主張的“莫若以明”的寫作傳統不同，“道在屎溺”“王顧左右而言他”。很長一段時期，各種外力導致了漢語的恐懼、軟化、弱化，僵化、模式化、言文分裂，言行不一、言不由衷，名不副實。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對此有深刻批判：“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于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為乎。”魯迅的文字是非立場直截了當，旗幟鮮明，無所畏懼。他深惡明清以來，已成為文學主流（曹雪芹是例外）的“小擺設文學”。魯迅是要匕首和投槍的：“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么雅。”“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于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準備。”魯迅是“露骨”的：“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閑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察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么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魯迅其實是要回到《易經》所謂的：“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在二十世紀以前，中國思想對于人生的態度是莊子所謂的“莫若以明”，拒絕確定。這種態度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學中成為先鋒派的時髦。伊格爾頓認為：“在貝克特的筆下，沒有什么是確定的，每一個破碎的能指都將我們運送到下一個能指。這個事實不單可以被視為一個欲望的寓言，也可以被視為意義的寓言，意義也是一個無盡的未完成的過程。從一個符號拖著腳步走到另一個，對于終結既無恐懼亦不指望。我們至少可以肯定，意義總是越挖越多，邏輯上不可能有一個終級意義，一個終結所闡釋的意義，因為它本身也需要闡釋。既然一個符號的意義來自于他與其他符號的關系，那么就不會有一個終極的符號。正如不會有一個終極數字或終級之人。”

存在之意義在二十世紀晦暗不明。“置身于……實用主義和市儈氣息中，加上它對遠大圖景和宏大敘事的懷疑，對形而上事物的固執的祛魅，人生和其他許多總體性概念一樣已經聲名掃地。我們被誘使只考慮生活中的小問題，而不去考慮大問題。”此語適用于魯迅時代的漢語。“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毛澤東）的“小擺設”文學乃是現代文學的主流。魯迅為現代文學帶來了沉思。自朱熹、王陽明之后，中國之思比較沉寂。尤其是在思考人生意義上，為什么活著，做什么人，怎樣的人生才是人生。“追問人生的意義是人類永恒的可能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之一。”“反思存在本身就是我們的一種存在方式。”（伊格爾頓）獨立寒秋，在二十世紀初，其他作家批判歷史，魯迅對存在進行了反思。魯迅試圖明辨存在之是與非。“中國人”的形象在魯迅筆下基本上是負面的，而“我”則“橫眉冷對”。《阿Q正傳》塑造了一個典型的中國可憐蟲的形象。精神勝利法試圖將中國過去時代的精神生活總結概括成一種“阿Q精神”。魯迅試圖塑造某種負面的終極之人、概念之人，比如阿Q。從“莫若以明”到本質主義，這是漢語的一個巨變，也是一種豐富。按伊格爾頓說的，本質主義就是“那種認為包括人類在內的萬事萬物均具有確定性的觀念”。

“人生的意義就在于你在一個更大的整體中發揮作用，離開這個背景，你只是一個空洞的符號。人生的意義不是預先規定好的，而是人為建構出來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極為不同的建構方式。”（伊格爾頓）“諸種可能的人生態度無法調和，因而他們之間的沖突沒有終極的解決方案。”（馬克斯·韋伯）“在我們所遭遇的日常經驗的世界中，我們面臨著一些同樣絕對的選擇，實施某種選擇，必然會犧牲掉其他選擇。”（以賽亞·伯林）阿Q令魯迅陷入自相矛盾，魯迅自己并不在這個形象之內。

魯迅的寫作屬于二十世紀受到西方線性世界觀影響的本質主義寫作。本質主義通常導致一種“比你較為神圣”的居高臨下、鶴立雞群的視域。“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叫我慚愧，催我自新，并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一件小事》）魯迅是看得起人的，這是他的非同凡響之處。他沒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作家身上那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這一點就是胡適也難免。魯迅的本質主義是謙卑的、樸素的、自省的。魯迅的本質主義不是庸俗的本質主義，就像唯物主義在魯迅這里從來不庸俗一樣。

魯迅反對“小擺設文學”，但他并不像他的敵人攻擊的那樣“怪力亂神”。“后現代主義誠然有各種各樣的信念，但是沒有信仰。”寫作之于魯迅，乃是一種信仰，信仰就是獻身。“世界上哪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魯迅是一位匠人而不是才子。“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速寫），決不將Sketch材料拉成小說。”“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魯迅骨子里是中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吶喊、冷嘲、批判、諷刺、契訶夫式的冷靜無情、世故、激情。他是一個文人，寫一切。“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隨物賦形。“也許人生的意義不是某個需要追求的目標或一塊需要發掘的真理，而是生活本身表達出來的某種東西，或者寓于某種生活方式之中。畢竟，一段敘事的意義不只在于它的目的，還在于敘事過程本身。”

“五四”以降的大多數作家寫本質、意義，魯迅不僅寫本質、意義、是非、典型，更重要的是他創造了“魯迅語”。魯迅概括的本質或許會在時間中煙消云散（其實阿Q在中國復雜多姿的人性世界中只是某種流動性的個別狀態，人的一生中的某些時刻或許會“阿Q”一下，也可能“魯迅”一下，“孔乙己”一下，“祥林嫂”一下，“呂緯甫”一下）。有無相生，沒有永不變易的本質、寓意，只有漢語穿越時間。作家納博科夫曾經指出：“文學史不是寫什么的歷史，而是如何寫的歷史。”魯迅的偉大在我看來正是確立了他自己的振聾發聵的“如何寫”。

通觀魯迅的全部作品，與其說他是一位試圖為人類塑造（批判與重塑）“中國靈魂”的工程師（雖然二十世紀的評論家一直試圖在這個方面肯定魯迅），在我看來，不如說魯迅更像是一位屈原式的巫師，通過“魯迅語”招魂。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藐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么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魯迅的寫作激活了漢語，激活了漢語身體的繁殖力。“魯迅語”一詞的真正意義是在這里。持“中”、雅馴、守成與革命、非此即彼……作為思想方式，應當是一個加法的關系，它可以豐富文明，深厚文明。如果現象學式地將魯迅說什么放進括號的話，“魯迅語”確實有點《圣經》那樣的語感。“要有光，就有了光。”其實在開始傳布的時候，人們并不知道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只是它的語感更決斷，更具有神話的威力，人們更容易被這種不容置疑的聲音所震撼。時間久了之后，這種語言成為理性、常識。是時間將意義塑造成常識。說什么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說，魯迅的如何說，在中國過去史無前例。他其實是用虛擬諸神之一的口氣說話。“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語氣何等的決絕。但在經驗、常識的層面，這話并沒有什么道理。可以說不講道理。與“黑暗是好的”一樣，沒有什么道理，但魯迅要的就是那種不容置疑的決絕。魯迅的語氣，像是上帝的語氣，獨斷而不容置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面具戴太久，就會長到臉上，再想揭下來，除非傷筋動骨扒皮。”“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很充實，當我開口說話，就感到了空虛。”“魯迅語”橫空出世。這種語言從未在漢語中出現過，但它確實是漢語，并且在浩如煙海的白話文中，是最有力量的、可辨識度最高的來自個人的漢語。

在二十世紀，作者們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熱衷于角色分類，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魯迅卻成了“文豪”，堅持著“文人”這個中國獨有的作者身份。魯迅寫一切，包括大量的雜文。這些偉大的雜文更像是薩滿教的咒語。小說是契訶夫式的冷靜、散文詩是浪漫主義的激情洋溢、評論犀利而睿智、小品文的幽默閑適……魯迅總是在說出那些人們想說而尚未說出的東西。他確實說出了許多真理，不再像中國傳統的寫作那樣模棱兩可。魯迅令文人回到了荒野上，重新成為屈原式的巫師。

魯迅不僅僅是變革者，也是最杰出的作家。沒有變革就沒有新文學，語言變革的結果必須是新文學的產生。文學并非橫空出世，中國文學已經有五千年以上的寫作經驗。在中國，文學具有宗教性的作用。文學就是文明的體現，以文字照亮人的不可見的靈魂世界。魯迅不僅變革了文學，也重建了文學的中國常識。

魯迅的寫作使白話文的寫作合法化了，在他和他那一代作家之后，用白話文寫作，已經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為有魯迅的文本，魯迅式的語言的存在，現代漢語才有堅實的“合法性”。我并不同意魯迅的某些觀點、意思，但我欣賞他的文章。魯迅文章的個性和魅力是他那個時代作家中罕見的。大多數作家有立場、有意思，但沒有個性化的語言。魯迅不同，他的文章是漢語的一個新的空間。如果僅僅因為對魯迅思想的認識變化，就完全忽略其文本的價值，這將是中國現代文明的巨大損失。魯迅不是作為一種偉大的知識在課堂講授。如果只是在意義的兩級搖擺，那么在教育中被遮蔽的永遠是真正的知識。

魯迅的思想只能是一種思想，而不能絕對地以這種思想來改造現實。“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正視人生，拒絕瞞和騙，是的。但是中國人的文藝“向來”還有杜甫、白居易、蘇軾的詩文和《紅樓夢》這些作品。魯迅是偉大的思想者，思想有時也意味著怨、批判、極端。如果一定要讓魯迅思想成為現實（比如：“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漢字應該廢除，否則中華必然走上滅亡的道路。”）我們就只能重蹈西方宗教歷史的覆轍。

文章為天地立心。魯迅的寫作創造了中國文化的現代靈魂。魯迅是我寫作的指南之一。

我從1970年的冬天開始寫作，我一直試圖繼承的就是魯迅主張的“為人生”而寫。

謹此表達我對魯迅先生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