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誰在敲門》這部小說，是我唯一沒在刊物全文發表就出單行本的長篇，其中的四萬多字，以《倒影》為題發在《人民文學》上，那是小說寫到將近半數，掐出一段給過去的。小說寫完，直接就交給出版社了。有記者采訪時談到這話題，說先在刊物亮一下相，既是慣例，也確實能起到一定的宣傳作用，我回答的是顧忌篇幅太大，刊物不好處理。但這只是借口，當時有兩家刊物索稿，表示一期發不完，發兩期，我都沒給，事后稍稍有些后悔，是因為損失了一筆稿費。不過后悔很淺，我的另一個目的似乎比稿費更重要：檢驗這部作品的自我生長能力。

所謂自我生長能力，是指作品成為種子的能力。

許多作品出版的同時，生命就告終結，或許出于某種因由，銷量不錯甚至可觀，卻也并不能改變那種命運。那是因為，它是石頭，不是種子，不能在土地里生根發芽。每一位讀者都是一片土地，好的文學，被讀者“吃”下去后，會開出屬于它自己的花朵，同時也是屬于讀者的花朵，因為好的文學，能讓讀者從別人的故事里看見自己的故事。讀者沒有對自我故事的發現，文學作品的諸多功能就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這里的自我故事，不是指人生經驗的相似或重疊，而是情緒、情感特別是隱而不彰的內在渴望。

人的某些渴望，自己了然，但更多的是埋在幽暗深處，若不被發掘，別人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文學將其請到陽光底下，讓它“存在”。

連罪大惡極者，也有對美好的渴望。狄更斯談人物塑造，說寫壞人也要寫得讓人心疼，我想他的意思，除了因為壞人也是父母所生，也吃五谷雜糧，更重要的在于，壞人對美好的渴望沒有被導引和確證，因而既不知曉美好，更不能成就美好。再堅強和自覺的人，也需要確證。閱讀那些偉大作品，當人物的美好被作家如同挖藕一般從淤泥里拔出，亮出它的白，我們會深感欣慰：原來我也有那樣的白，原來我也是如此純潔。一旦認識到，就會形成目標和觀念。另一些渴望，很可能不是白，而是比鐵還黑，也比鐵還硬，被我們看見之后，會悚然一驚，從而引起警醒，并把自己作為對象，加以審視和修正。

生命的富饒和高貴，就是這樣培育起來的。

二

從作家的角度，我向來不太贊同以題材、地域之類去界定小說。在我看來，小說只有好壞，沒有新舊和類別。但從批評家的角度，不進行區分，便無法言說整體性的寫作景觀。照批評家的說法，《誰在敲門》當屬鄉土小說。

魯迅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里談道，鄉土文學是一種“僑寓文學”，作家書寫的對象是鄉村，但作家本人已離開鄉村，與鄉村保持著空間上的距離感，是對鄉村的回望：這種回望姿態，既針對空間，也針對時間。它不同于農村題材小說，農村題材小說是“融入”的，消弭了時空距離。由于此，后者熱烈，前者安靜：后者多作政策法規的印證，前者帶著審視和鄉愁。

但事實上，距離只是外因，觀念才是根本。《誰在敲門》是一部離當下很近的作品，這類作品如何把握時代本質，確實有天生的難度。其中的關鍵，我認為是寫作者必須具有歷史觀。沒有歷史觀而去書寫時代，只能觸及時代的皮毛。

這部小說寫了四代人，重點是第二代和第三代。

父親那一代，也就是第一代，剛出場就落幕了，對父親葬禮的鋪排，是對過去時代的敬意，也是對逝去的生命的敬意。幕布落下，是為了開啟，父親還活著的時候，就已經展開了不屬于他的舞臺。但在這個舞臺上，留存著他的精神因子，因此可以說，他還以另一種方式活著。千百年來，鄉村都是血緣結構，第二代分享著這種結構的福蔭，也擔承著它帶來的拖累，但拖累得再狠，再無力，再有怨言，也沒想過逃避。其實是不能逃避。命定的關系深人骨髓，仿佛那就是生活本身，與“承擔”“義務”之類的詞，都掛不上鉤。

早年的開疆拓土，聚族而居，血緣之外，形成地緣。歷史上的幾次大移民，那些遷徙的民眾，走了千里萬里路程，到一個新地方，自由組合，或被政府指定，從此落地生根，繁衍生息。《誰在敲門》里的燕兒坡，就屬于這樣的村落。瘦瘠的土地，貧薄的出產，陰晴不定的日子，自由來去的風，養育出勤勞、堅韌、沉郁而又樂觀的品性。“風在吹啊云不息，云在走啊天不息，人在吆喝牛不息，牛拉轅輒犁不息……”[1]燕兒坡的人，正如這首民歌所唱，以為世世代代都會在那個位于山腰的村子里過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可到小說中的第二代，事情已悄然變化。他們人到中年，不得不被動地處理自己與祖居地的關系。由被動而遲疑，由遲疑而順應。以前，他們相信一方土地養一方人，后來慢慢相信了一方土地養不活一方人。所謂養不活，并非吃不飽穿不暖，而是在對比中照見了自己的窘迫。于是他們也跟隨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把自己最飽滿的生命獻給城市，并在對祖訓的回味中堅信汗水的力量。

他們很快就老了，偷偷地改了身份證，讓自己在數字上變得年輕，可是腿腳不行了。這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回到故鄉，拿出辛苦掙來的積蓄，把故鄉的板房變成磚房，平房變成樓房。這些事情都做得很順利，但奇怪的是，家境殷實了，住房改善了，卻再不能像以前那樣住得踏實和安穩。

這是因為，他們對土地的感覺變了。在第一代人心里，即在父親這輩人心里，土地和農人是原生關系，是魚和水的關系；父親到鎮上的大女兒家，空調開得再熱，天然氣火爐開得再大，他也感覺不到暖和，非要回到燕兒坡，或他小兒子的新居拐棗坪，燒上柴火，才覺得世界又回來了。是他的心回來了。空調、天然氣與柴火，在父親那里是實實在在的體察，在小說中則是隱喻。到第二代，類同父親似的體察依然存在，隱喻卻漸次失效。

拿出積蓄在故鄉修一棟房子，就把他們對故鄉的依戀耗去大半。十年二十年的打工生涯，他們已經認同了另一種生活，再在老家長久地待下去，心里便有了焦躁，關于余生的去向，半推半就的遲疑之后，終于由被動變成主動：主動地離開村莊。故鄉的房子沒人住，但并不叫浪費，那棟房子成了對故鄉最后的念想，時不時回去照管一下，順便照管一下祖墳，就算是對自己的交代。

到而今，常年留守村莊的是極少數，大多數去了鎮上，甚至縣城，更有甚者，是跟隨兒女，去了遙不可及的地方。其中還有人，比如《誰在敲門》中的“我”，剛進入青年就考上大學，遠走他鄉。我寫《饑餓百年》時，用過幾首古歌，古歌里除了說“一寸土地一寸金，田土才是命根根”，還說：“我父親的墳頭長著這里的荒草，我父親的尸骨肥著這里的土地，親親兒啊，這里就是我的家！”[2]歌聲里的曠世深情，已成為埋在時光深處的蒼涼回響。

說它蒼涼，是因為沒有了應答。

不管多么強調血緣的命定性，它與地緣也是生在一根藤上的，地緣慢慢解體，血緣也必將隨之淡化。當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勞動愈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愈受限制，社會制度就愈是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3]反之，當勞動產品日漸豐富，物質有了充分保障，血族之間的相互依存和支撐，就不再顯得那么重要了；與之相應，血緣紐帶本身，也會松弛下來。

血緣淡化了，地緣瓦解了，鄉村倫理只能重新建立。

而在真正建立之前，一切都茫然無序。

這就是《誰在敲門》中第三代面臨的處境。

三

讀者和批評家對以父親為代表的第一代，帶著普遍的認同和肯定態度。這是自然的，父親的勤勞、善良、任勞任怨，盡管基本上來自兒女輩的轉述，但也是具有標志性的描述；就連他的懦弱，也是善良的附屬物，因而能引起深刻的同情。對以“我”和大姐夫、大姐、兄弟等為代表的第二代，作為重點和正面呈現的群像，就不能這樣籠統言之，只能個別評判，不過，有大姐在，便足以承續父親的衣缽，盡管比父親復雜得多。而對第三代，也就是以四喜、李志、秋月為代表的那一代，則基本上是否定的。

第三代有著含混不清的世界觀，甚至沒有世界觀，要說有，也是唯我獨尊、為我所用，高懸頭上的指揮棒只有目的論。當目的論成為最高統率和絕對權威，所有手段就都是正當的。四喜欺騙親人去做傳銷，弄得個個血本無歸，接著誘騙女大學生和自己同居，并千里迢迢帶她來奔赴爺爺的喪禮；秋月不僅和表姐的男朋友勾搭，還對表姐刻毒詈罵……如此種種，都顯得那般理直氣壯。

他們是這樣的“不爭氣”。

電視劇《人世間》熱播期間，原作者梁曉聲接受采訪時說：“現在的年輕人與我們那代人差別太大了。我當時大學畢業，有留校任教的機會，但是父母年歲已大，還有殘疾的兄弟在家，因此放棄了留校機會，懇請領導讓自己回了東北老家。類似的選擇在當時很普遍，現在的年輕人能做到么，有這樣思考過么？”[4]

言外之意，也是對“現在的年輕人”的質疑乃至否定。

難道真像《風波》里的九斤老太所說，“一代不如一代”？

當然不是那樣簡單。

《誰在敲門》里的第一代，社會有著穩定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第二代長大成人后，那些觀念已有所動搖，但基石還在，小時候播下的種子還在；到第三代，各種關系已呈現出撕裂的面貌，風南來北往地吹，他們眼神迷茫，看不見來路，更看不見去向，同時腳下也沒了根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那是最讓我心痛的一代。他們表現出的迷惑與混亂，很難說不是一種吁求、一種抵抗。

上輩和上上輩都經歷過物質生活的困境，到第三代，困境解除了，解除后才發現，那些格言、家訓、諺語、圣人的教導，大多是在物質匱乏時發出的聲音，且多把物質和精神對立起來，當物質不再匱乏，艱難累積的精神文明仿佛突然失去了依據。當西方價值觀涌人，第三代崇尚個人主義，對固有的集體主義思想便隨手拋棄，完全不顧及兩種文明的不同成因。農耕社會所耗費的人力，是狩獵社會的260倍，中國作為古老的農耕國家，通力協作是自然選擇。

但并不能因此指責他們。到他們這一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了改變，農耕社會的特質已顯著弱化，各種觀念的雜糅和沖突也讓他們無力判斷。而且我前面說過，人都有對美好的渴望，盡管對“美好”一詞有不同的理解，但其中分擔和分享的含義，一定是最本質的，也是最為動人的。第三代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第一、二代，他們非常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整體格局喧囂，很難要求他們迅速而自覺地從迷亂走向清晰。他們好像有許多選擇，其實已喪失了選擇。正因此，需要重塑和再塑的，不僅是他們自身，還有他們呼吸的空氣、站立的土地。

大環境如此，對小環境也要考量。

兩個月前，我們幾人跟一個領導聊天，這位領導的年齡，如果納入《誰在敲門》的代際，屬第二代，談到年輕人，即小說中的第三代，他很感慨，說：“為什么他們成熟得那么晚？我二十多歲就當廠長了。”這樣的感慨不只他有。我還聽一個領導講過，他剛滿十九歲就當了廠長，廠里職工過萬，而當下年輕人到而立之年還像個孩子，他說起來直是嘆氣和搖頭。他們天賦異能，不去比，就是普通民眾，也深怨兒女輩的晚熟。莫言寫過一個《晚熟的人》，雖與這里的話題無關，但“晚熟的人”似乎可以作為標簽，貼在第三代人身上。

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忘記了他們多是獨生子女，尤其是在城市。獨生子女很珍貴，即使有超生，頭胎過后的生育權和生命權，是付出了代價的，因而同樣珍貴，在他們成長的初期，父輩和祖輩往往以愛的名義，剝奪了幫助他們成長的風雨雷電。沒有一種生物只需要陽光，哪怕是溫暖的陽光，如果只在溫暖的陽光里生長，長大了也只會索取陽光。然而，這群只會索取陽光的人，肩膀上還沒沾過一粒塵埃，就被告知，他們將以一人之力，贍養兩個甚至多個老人。

力不能任，于是逃避。

同時，手機的普及、網絡的發達，都被這代人趕上了，他們與實際社會若即若離。如果這代人是農民工，已沒有了上輩人的艱難奮斗，盡管融不進城市，但城市給予他們的印象，遠不是第二代感覺到的凌厲和疏離。他們喜歡上了城市。喜歡歸喜歡，還是融不進。同時因為喜歡城市，就不愿意回歸故鄉。

他們已經沒有了故鄉。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也沒有他鄉。所謂“卻把他鄉作故鄉”或“誤把他鄉作故鄉”，對他們而言都不存在。

這是從整體論、從外部論，但歷史趨勢和社會環境不應該成為個體精神撤退的全部理由。生活會教育他們的，遲早。他們遲早會懂得李嘉誠的這句話：雞蛋從外面打破，是食物，從里面啄破，就是生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惑和責任，因為困惑而放棄責任，也就放棄了自己。

他們的子女，即小說中的第四代，還是天真爛漫的年紀，充滿無限可能。

四

《誰在敲門》寫一個家族的命運。當然，家族只是出發點，是長河的源頭。家族小說的志向是萬川歸海。家族本身，就是發展和不斷發展的歷史。原始群落雜交時期，不可能產生家族，到母權制氏族公社，家族誕生，因生產技術的進步和婚姻關系的確立，母權過渡到父權，并形成父系家長制大家族。新中國成立后，從經濟基礎上消滅了封建大家族，分割為單純以血統結合而成的小家族。以后呢？到小說中的第三代，血緣和地緣都已淡化甚至瓦解，多為獨生子女的身份和生育率下降的現實會不會讓小家族也成為歷史？從時代敘事的層面，《誰在敲門》會不會是最后一部家族小說？

時代的浪頭漫過，被打散的，既有傳統家族本身，更有傳統風俗和倫理。所以在小說中，對這些都下了重筆。意在記住。“記住”，是文明累積的前提。但不是挽留，連挽歌也說不上。這部小說在獲評《當代》“長篇小說五佳”的時候，賀紹俊老師撰寫頒獎詞，其中說：“作者......演繹了幾代人的生生不息，在厚重的歷史氛圍中表現出對時代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充分理解。”[5]

因為理解，所以顧惜，所以疼痛。

如前所述，家族只是出發點，是敘事的核。寫一朵浪花的故事，是為了寫一條河流的故事。諸多評論家把《誰在敲門》稱為長河小說，長的不是敘述時間，那不過幾十天，而是細節背后的縱深，是我們來時的路。同樣是賀紹俊老師撰寫的頒獎詞：“長篇小說《誰在敲門》在致密的細節和飽滿的文字里，深藏著作者宏大的藝術野心，他代表新興的城市和悲壯的命運頻繁敲擊時代之門，并以這種方式向沉默的土地和偉大的傳統致敬。”[6]

鄉土一直是喧鬧的，可也一直是沉默的，因其喧鬧和沉默的強烈沖突，才吸引了眾多作家的注目，并努力表達其中的對立、交錯和延伸。八十多年前，茅盾在論述鄉土小說時，說鄉土小說要呈現我們共同的對于命運的掙扎，因此鄉土小說的作者，須是一個有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人。說得好。如果不是這樣，鄉土小說就成了類型小說，別的類型小說有人看，鄉土類型恐怕難覓讀者。

在我的觀念中，長篇小說的可貴處，是能把握民族情緒。無論鄉村還是城市，那種情緒都在基因里流淌。在中國，因其個性鮮明的地理特征、源遠流長的農耕歷史和天道哲學，鄉土成為捕捉民族情緒的最佳場域。

《誰在敲門》出版后，不少讀者說，這是寫他們家鄉的事，而那個“他們”的家鄉，可能在湖北，可能在山東，也可能在廣西、海南或河北。這些人，有的出生在鄉村，有的出生在城市。這正是我需要的效果。我說檢驗小說的自我生長能力，也是希望達到這種效果。還有的讀者，拿小說中的人物與他們生活中的人物對應，大姐夫像誰，大姐像誰，“我”又像誰......所謂像，同樣不是指人生經驗的相似或重疊，而是指他們的品性、渴望和夢想。

所以，鄉土小說的歷史觀，既指社會史，也指心靈史。

巴爾扎克所謂小說是民族的秘史，“秘”就“秘”在情緒和心靈。

如果社會史還有特殊性，心靈史則具有廣闊的共通性。當我們把人心里的千溝萬壑攤開，發現其實并沒有什么秘密，我們都從茄毛飲血的道路上走過來，雖然因為不同的地緣，發展出了不同的文化，但彼此經歷的痛苦和憂傷是一致的，內在的美好和局限是一致的，渴望的真情和感動是一致的，對高于人間尺度的仰望也是一致的，我們對英雄的定義是如此相似，我們的鞭撻和批判以及對未來的展望，都指向同一個方向。文學因此成為橋梁。

中國人的心靈史，從很大程度上講，埋在人情世故當中。“人情世故”這個成語，據百度詞條上講，產生于宋末，出自文天祥《送僧了敬序》，但事實上，這個成語產生之前，它所蘊含的方法、道理和經驗，早就融人了我們的血液。所以要寫好中國人，方法大抵有兩種，一種是通曉人情世故，一種是打碎人情世故。前一種能奉獻厚度，后一種能抵達天真。

抵達天真的小說，可遇而不可求，金圣嘆盛贊《水滸傳》，盛贊李逵那個人物形象，天真并且天真到爛漫，是重要的評判標準。但這樣的小說不能強求。多數小說還是從“通曉”二字著力。畢飛宇曾說，人情世故是文學的拐杖。《紅樓夢》被喜歡，張愛玲的作品被喜歡，故事和語言當然是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對世態人情的微妙體察和準確書寫。“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7]，曹雪芹的這句話，證明他行文之先，就有了深刻的自覺。

上海批評家黃德海、北京批評家李云雷等，都說《誰在敲門》讓他們想到了《紅樓夢》，稱其為“鄉土《紅樓夢》”[8]。我想，這除了因為兩者都有對盛大場面的鋪張揚厲，都塑造了光焰般照人又灼人的人物（《紅樓夢》里的王熙鳳，《誰在敲門》里的大姐夫），都采用了“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寫作手法，更重要的是對世態人情的深度關切和把握。

當然，世態人情或者說人情世故，只是表象。比如“看破不說破，面子上好過”，其深沉背景是儒家文化培育出的恥感。恥感和罪感，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與刀》里有專門論述。[9]本尼迪克特認為，恥感是對他人批評的一種反應：罪感則是一個人即使在無人知曉自己的不端行為時，也會為罪惡感所煩惱。有學者說，中國是面子文化即恥感文化特別發達的國家，儒家文化的基石就是恥感文化，其積極意義，是能成為強大的約束力，規范人的社會行為，但人在獨處時，也就是社會性暫時消失的時候，恥感文化的約束力便也隨之退隱。

寫世態人情，要寫到這個層面。

但還不夠。小說不能陷進世態人情的泥淖里。相當一部分世態人情是對人的局限性的妥協，而小說的意義不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而是揭示并修補人的局限性。因此須有飛升和超拔，須有一束遙遠的光。

《誰在敲門》在意那束光。小說的結尾，大姐死了，自殺死的。一次分享活動上，有讀者說：“你不能讓大姐死，你必須再寫一部書，把大姐寫活！”那位讀者愛大姐，不少讀者都愛大姐，那是一個地母般的人物。我的回答是：我不能把她寫活，否則，這部小說就沒有光了。那位讀者若有所悟。

有位署名“蘇蘚酥不甜”的讀者，在“微信讀書”上發表對這部小說的評論，說：“永遠有植物記得自己的使命，就像永遠有寫作者記得自己的責任。好的寫作者橫眉俯首，寫自己更寫時代；他們把作品寫在紙上，寫在地上，讓世世代代來審判、發問，自我觀照，以及反思。”[10]反思本身，就是一束光。

那束光是我們心靈史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關于這部小說的主題、有人說是寫新城市人的鄉愁、有人說是寫新的城鄉差距、有人說是寫鄉村政治的解體與重建、有人說是寫我們日日面對的人生命題……作為作者、我似乎沒有權利多說什么、但我將主題的多解視為這部小說的榮耀。到目前、這部小說已獲得很多鼓勵：中國小說學會年度好小說、《揚子江文學評論》年度文學排行榜、《當代》長篇小說五佳、《長篇小說選刊》金榜領銜作品、《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十大文學好書、《收獲》文學榜人圍作品、《亞洲周刊》十大華語小說……這些鼓勵固然重要、但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作品本身。我繼續期待它的自我生長能力。

（作者單位：四川省作家協會）

注釋

[1]楊素筠：《阿爾莫下雪了》，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年版，第58頁。

[2]羅偉章：《饑餓百年》，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頁。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4]希克斯：《新城市人的鄉愁》，豆瓣讀書2022年5月23日，htps：//bok.douban.com/review/14421800/.

[5]《〈當代〉2022年度文學論壇舉辦：2021年長篇五佳作品揭曉》，新浪讀書2022年1月24日，htps：//book.sina.com.cn/news/whxw/2022-01-24/doc-ikyamrmz7185099.shtml.

[6]《〈當代〉2022年度文學論壇舉辦：2021年長篇五佳作品揭曉》，新浪讀書2022年1月24日，htps：//book.sina.com.cn/news/whxw/2022-01-24/doc-ikyamrmz7185099.shtml.

[7]曹雪芹，高鶚：《紅樓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頁。

④蘇蘚酥不甜：《誰在敲門》，微信讀書2022年2月1日，htps：//weread.：.com/web/review/detail/4103243777wKMiDQIU.

[8]黃德海：《萬物復蘇的聲音——讀羅偉章〈誰在敲門〉》，《劍南文學》2021年第4期；李云雷：《〈紅樓夢〉傳統、生活史詩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羅偉章〈誰在敲門〉簡論》，《當代文壇》2022年第1期。

[9]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何晴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

[10]蘇蘚酥不甜：《誰在敲門》，微信讀書2022年2月1日，htps：//weread.qq.com/web/review/detail/4103243777wKMiDQ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