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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書寫早已成為中國文學傳統中重要的主題之一，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化，文學中的故鄉情結書寫也發生變化。古代文學作品中的鄉愁多表現為游子在難以返鄉的現實下對故土的思念。五四時期，既出現了以魯迅為代表的啟蒙視角下對傳統鄉愁的解構，也出現了以沈從文為代表的對故鄉烏托邦的追尋和贊美。新時期以來，隨著全球化、現代化發展進程的加快，故鄉情結則更加突出地表現為在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等二元關系中對精神故鄉的求索。羅偉章的《誰在敲門》也不例外，小說從普通人看似平淡無奇的生活著筆，在細微之處展現出一種混合了個人情懷和社會變遷的在現實困境中掙扎的精神故鄉皈依。

一

地母的追尋與遠去的故鄉

《誰在敲門》在敘述中構建了一種父親與母親“在場”層面的平衡感。依然在世的父親，有著很強的故事情節上的參與和在場感，而在現實之外，父親的存在感則顯得十分弱，不能完全成為子女精神上強有力的依靠。以至于大姐時常念叨應該留下母親而不是父親。可以說父親是現實的在場和精神的缺席。而母親則與父親恰恰相反，她去世很早，在現實層面早已離去，卻始終存在于兄弟姐妹的回憶中，是現實的缺席和精神的在場。這種看似互補的雙親定位在小說敘述中達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但這種平衡其實也是十分脆弱的，隨著父親的離世而被打破。當父親失去了現實在場的優勢后，在精神層面，必然會出現對母親的思念與追尋壓倒對父親的思念與追尋的局面。精神在場的母親被進一步放大，也就形成了一種貫穿小說始末的對作為母親的替代的“地母”的追尋。同時，親友思念也是鄉愁的一個重要層面，對地母的追尋也體現出對故鄉的追尋。

首先，這種追尋在許春明和許春晌兄弟二人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我進一步相信，這世上，的確有地母般的女人。”（第510頁）弟弟許春晌尋到的地母便是他的同學賀怡，他在賀怡那里找到了母親般的安慰與權威。幼年喪母的許春晌在缺乏母親關懷的環境中長大，他對地母的追尋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母親對于子女的關心與愛護，二是母親作為長輩對子女的約束的權威。賀怡同許春晌住了三天，傾聽了他對內心苦悶的傾訴，安慰了因父親去世而百感交集以致幾近崩潰的他。同時，小說借賀怡之口解釋了這種對于權威的依戀——“因為沒有奶，奶就成為他們的最高權威，反過來，他們又把權威當成奶，誰管得住他們，或者說誰愿意管他們，就以為誰有奶給他們，就服從”（第511頁）。而哥哥許春明尋到的地母則是縣醫院的程護士，他在程護士那里找到了母親般的支持與陪伴。對于年紀稍長的哥哥許春明來說，他對地母的追尋則體現在和兄弟不同的兩個方面：一是母親作為聯系孩子與父親的紐帶，二是母親對家庭和父親的責任和支持。小說中曾多次提到，許春明不知道如何與父親獨處，只有在身邊有別人的時候才覺得自在。同時，程護士對父親的照護分擔了許春明內心的焦躁與不安，使他在陪護期間耐心十足，陪父親走完了最后一程，也讓他“這個喪失了體面的人，保住了最后一張面子”（第516頁）。兄弟二人對于地母的追尋明顯指向不同的方面，但綜合兩人追尋的結果可以發現，二人的追尋共同構成了一個對子女、丈夫以及家庭盡責的理想母親。可以說二人的追尋地母代表了母親對子女、丈夫和家庭應盡責任的不同方面。

其次，小說中也存在作為暗線的追尋，著力將一些人物塑造為母親角色的替代。如大姐和大嫂，也是地母一樣的人，尤其是大姐，在生活的細微處給予了許春明母親一般的關懷。每次他返回省城的家時，大姐都會給他準備很多東西讓他帶回家，以至于“每次回來，臨走時都像吵架似的，推掉大姐給的許多東西，就像那些有母親的人推掉母親給的東西”（第165頁）。從這個比較就可以看出，實際上大姐在某些方面替代了母親，成為生活中母親形象的一種延續，尤其是對于身處外鄉的許春明來說，這種關懷則更顯得突出。同時，大姐本身也是個善良的人，雖遭婆婆冷遇，嘴上也還說著恨自己的婆婆，而卻始終如一對婆婆關懷有加。雖然嘴上總是念著家人的一些缺點，可在最后還是原諒了所有人，哪怕是最不爭氣的四喜。這一切都表明大姐也是地母一樣的人。“但她們是傳統型地母，她們寬恕了你，接納了你，呵護了你，你即使感覺到了，也不一定能認識到”（第510頁），血緣至親的標簽遮蔽了很多東西，讓人們錯誤地認為她的所作所為都是理所當然的：她本就是母親的替代，或者說地母一樣的人本就應該無私地付出。哪怕許春明感受到了大姐的奉獻和呵護，也看出了大姐的孤獨與無助，卻還是像孩子無法報答母親的恩情一樣，無力安慰大姐這樣地母一般的人。

在很多文藝作品之中，代表穩定、包容、關懷的母親形象天然地與故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很多母親缺場的情節設計也往往與冒險相關。而且，隨著對故鄉的定義逐漸打破地理上的限制，有父母在的地方便是故鄉，母親則更為理所當然地成為故鄉情結的重要組成部分。小說中母親的缺位明顯有著與弱化母親在場從而符合故事敘述邏輯這種做法完全不同的設計，從母親現實缺席而精神在場的故事安排可以看出，作者并非著意營造一種完全不存在的“無”，以便使故事情節能合理展開，而是在營造一種似無而有的“有”，創造出一種若即若離的邊緣狀態，并且令這種狀態隨著情節的推進而變化。同時，母親的缺位在這部小說里有兩種效果：一是構成追尋地母的邏輯起點，二是暗示了母親缺席下的那種游子與故鄉之間不穩固的關系。以此為基礎反觀小說中對地母的追尋，小說在許春明反思自己和程護士、許春響和賀怡的關系時用到了“長大了”一詞——長大了的孩子總有一天會離開母親，兄弟二人與各自所追尋的地母也都以分離而告終。追尋的終點是追而不得，追尋者同地母的關系象征著缺失了母親的游子與故鄉那種不穩定的關系，不斷地追尋，卻總不能如愿。同樣，作為另一種形式存在的地母般的大姐也在小說最后離場，所有對地母的追尋到頭來都是一場空。沒有人能真正替代母親，也沒有人能替代母親成為游子與故鄉之間的紐帶，只是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會遇到不同的如地母一樣的人，而這些人終將退場。小說對于許春明得知大姐去世消息的安排也十分巧妙且充滿了隱喻意味。許春明是在去往北京的高鐵上得知大姐離世的消息的，這種代表與故鄉有著緊密聯系的親人的離世和自己背離故土遠行的雙重離開，加重了無論是地理意義上還是親情意義上的遠離故鄉的悲哀感。同時以火車進人山洞、信號中斷作為小說結尾，更突出了這種別離的戲劇性，也象征著故鄉信息的不可預知的中斷。這種中斷既體現在許春明問出的那句“啥時候的事”里，也體現在不斷遠離故土北上的列車的行進中。如果說父母居住的地方便是故鄉，那么父母雙雙離世的許春明，似乎已經沒有故鄉了，而隨著代替母親的大姐的離世，與故鄉的最后一絲微弱的聯系也斷盡了。“故鄉在我心里，就像一列奔跑的火車，車身已遠去，只余下蒼茫的汽笛和鐵軌的震顫。”（第383頁）如今，那火車的汽笛聲和鐵軌的震顫似乎也已消散，故鄉，似乎是真的遠去了。

二

變化的時代與過時的故鄉

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發展中形成了鄉村頹敗和城市化發展的情況，這樣的現實構成了城鄉二元對立的局面，“城市文化的諸多要素正以突飛猛進之勢沖擊著鄉村生活，從而改寫了‘鄉土中國’的發展軌跡”[1]。身處時代變化發展中的個體，看似是沿著自己既定的方向前行，卻無時無刻不受到時代發展變化的牽動和制約。變化的故鄉人、物和景既包含了鄉愁中懷念故人層面的內涵，也包含了鄉愁中懷景感物層面的意義，突出了故鄉人和物變化中現實鄉愁的困境。

首先，小說以主線構建的形式從普通日常生活人手，展現出一場因父親病故而生的變化。小說選取了一條以父親病故為主要線索的歷時性主線來進行整體建構，并把父親去世作為時間的節點，將小說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重點圍繞為父親祝壽這一核心事件展開，主要交代故事發生的背景，介紹出場人物，敘事節奏比較緩慢。第二個階段講述父親去世后主要人物的變化，敘事節奏也隨之加快。小說并沒有十分鮮明突出的主要矛盾，而是將所有的變化都集中在父親去世這樣一個核心時間節點上，有意創造出一種父親的去世引發了這一系列連鎖反應的敘事假象。因此，父親的去世既成為結構上承接上下的節點，又成為人為設置的此后種種變化的引爆點。同時父親的去世本身也象征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家族中第一輩人都已離場，屬于那一代人的時代已經結束。父親的去世是小處著手展現大的時代變動的一個著力點。一方面，這體現出了時代變化中維系村民與村莊、村民之間關系的舊有倫理和道德的垮塌。父親那繁復冗雜的葬禮可以說也是為舊鄉村舉辦的，大姐在父親葬禮上的一番哭訴，看似是表達對父親的懷念與不舍，實際上也是一種對于現實世界和人群表現出的荒謬的控訴。年輕一代人非但不因此而感到悲傷，反而將葬禮變成了家族團聚和社交聚會，聚眾打牌成為貫穿葬禮始末的出現最為頻繁的場景。另一方面，它也是家族后輩隨時代變化而轉變的節點。父親的去世使得家族第二代兄弟姐妹之間失去了向上聯系的紐帶，父親葬禮也引發出四喜與曉菲二人的關系變故，以及燕子、達友和秋月三人之間的情感糾葛。

其次，小說在敘事中以網狀結構鋪展人物關系，通過人物關系的連接展現出一連串相互影響的個人變化。小說在大的時間框架中以轉喻性的鄰近原則進行敘事內容之間的關系構建，穿插講述一些之前發生的事情或簡單透露一點將會發生的事情。轉喻是一種組合的、句段的歷時性向度，遵循鄰近性的原則，[2]即如果一段文本是以轉喻的方式來編織的，那么它一定遵循某種時間或空間距離上的相近性。這樣的敘事方式既豐富了線性表達的內容，又增加了敘事的廣度和寬度，使得人物同其命運的構建既在各自的軌跡上獨立發展，又在時代變化發展大環境中相互關聯。例如在敘述大姐夫與周圍人之間的關系變化時就以大姐夫這一人物為核心展開，分別講述了與之相關的雇傭司機楊津、得力助手李前濤、合作伙伴何老三以及村中無賴灰狗兒同他的關系如何逐漸疏離直到形同陌路。其中每個與大姐夫相關的人的變化都有獨立的發展過程，也都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如李前濤和灰狗兒同大姐夫的關系變化是由扶貧政策下村導致的，何老三同大姐夫的關系變化是由清溪河環境治理導致的。而大姐夫本人的仕途從順風順水到大廈將傾的轉變也是由扶貧引起的，扶貧事件又將大姐夫被人設計陷害到被判刑人獄串聯在了一起。同時，這種網狀的人物變化構建還體現在同一個人的前后經歷展現上。小說刻意打破線性的敘事模式，將前后發生的事件以相似或相近的關鍵節點連接在一起。如將大姐一家的變故和大姐結婚之初在新疆的經歷同時敘述，刻意將大姐夫在新疆就蹲過監獄的信息留到小說最后才揭示出來，與當前時間線內大姐夫人獄形成了一種跨越式的觀照，加強了情節上的張力，突出了這種中興到衰落的戲劇性，也表現出時代大環境下個人和家庭的悲哀命運。

小說并沒有宏大場面的書寫，而是通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普通人命運的變化，從細微處著手展現這場大的時代的變化。每個人都是時代變化巨大浪潮中的一支細流，眾多人的變化匯聚起來，就形成了時代變化的趨勢。這種細微處的變化更像是一種量的積累，在不經意間積少成多，形成了足以改變整體的巨大力量。究其根本，這場變化是由現代化進程中城鄉發展不平衡導致的。城市飛速發展，匯集了更多資源，擠壓了農村發展的空間，同時也吸引著新生代農民去城市尋求新的活路。失去了資源和人口的農村則開始衰敗，“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鄉村必將成為一片消逝的風景，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之力”[3]。就像小說中象征著故鄉的母親河清溪河，在城市文明的人侵下，也變得污染嚴重。“人們以鋒利和寒光對待生養自己的大地，包括潤澤大地的河流。”“清溪河自不能免。”“清溪河臟了數十年。”（第579頁）清溪河的變化是植被破壞、天然氣開采和污水排放等多種人為因素共同導致的。河水成了照見人心的一面鏡子，反映出人心的變化和道德的敗壞。同時，“一條河流的臟，從來就不只是看得見的部分”（第579頁），清溪河的臟既是其現實命運變化的表象，也是鄉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快速衰敗的象征。同時象征著鄉村衰敗的還有貴爸這一人物。貴爸同父親是同一輩人，父親去世后他便是為數不多還健在的老人了。貴爸因為年紀的增長而變得遲緩、愚鈍，這象征著作為故鄉的鄉村已經趕不上城市化發展的進程而最終變得與時代格格不人。誠如作者在小說中所言，“人是一個一個地活著，但人活的，不是個體，而是時代，自己的時代過去了，即便你的身體還活著，心卻跟時代一起埋葬了”（第306頁）。人是如此，鄉村又何嘗不是呢？城市化發展引發的人與鄉村的變化導致了鄉村的衰落，鄉村的衰落造成了現實的落差，對于故鄉的情思也在這種現實的落差中不斷起伏。雖然心理上不能接受，但在這種時代發展大勢的催動下，作為故鄉的鄉村似乎只能變得越發過時了。

三

歸去的悖論與精神的故鄉

小說中展現了許春明在對待故鄉問題上一種進退失據的兩難局面，離去與回歸的選擇所展現出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認同問題是鄉愁困境的又一重要層次。小說中安排了許春明的兩次返鄉，一次是為父親祝壽，一次是參加父親的葬禮。兩次的場合都是酒席，從許氏家族的家宴到父親葬禮的全村宴席，場面擴大，也將更多的人和事拉人許春明這一敘述主體的視線當中。許春明通過這兩次返鄉的經歷一步步深人觀察著自己的故鄉。一方面，他看到了現實層面故鄉村莊逐漸走向衰敗，房子坍塌，田地荒蕪，人也變少了。留下的只有老一輩侯大娘、王晴光、貴爸、鄒燈等人；第二代如大哥、二哥、兄弟、二姐、么妹等也漸次離開了家鄉，或到鎮上買房，或到外地去謀生路;而第三代受城市化影響更深的四喜、燕子、秋月等人則去了離故鄉燕兒坡更遠的地方。就連昔日回龍鎮最為繁華的老街也已清冷異常、無人問津。故鄉已經變得不再是自己記憶中的那個故鄉了。另一方面，他也覺察到了自己情感方面和故鄉聯系的減弱。和兄弟姐妹之間的情感要靠對母親的回憶來維系，以此來找到“當年那種拆散不開的滋味兒”（第148頁）。并且隨著父親的去世，這種能將兄弟姐妹聚集在一起的上一代的聯系就斷掉了，對故鄉的那種親情牽絆也在不知不覺中減弱了。

同時，在許春明觀察故鄉的變化之時，故鄉也在審視許春明。許春明作為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的從鄉村考上大學并留在省城的人，自然受到了人們的關注。首先就是家人對許春明的關注。雖然并不清楚許春明的工作是怎樣的，但是在他們看來省城的人應該很有能力，隨之而來的就是各種各樣的以親情為憑據的道德綁架。如給大姐的女兒麗麗安排工作，替大姐夫為鎮領導尋演出門票，為二姐開鞭炮廠辦營業執照，等等，這些都超出了許春明的能力范圍，但礙于面子，許春明又不好直接拒絕，只得表面上應承下來，能拖就拖。其次就是來自其他人的關注和注視。村子里的人總覺得你出去做了省里的人便是大富大貴了，成了有錢人，許春明也因此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實際上許春明并不富有，村民隨著對他的了解逐漸深人，似乎也發現了這一事實。但為保住那份尊重，許春明只能裝神秘，以神秘的姿態來掩飾自己真實的情況。此時，原本應該給予游子心靈支持與安慰的故鄉已經變了味道，變成了一種難以卸下的負擔和累贅。許春明為了維護自己那光鮮的面子，也像是戴上了面具的小丑，在原本應該可以放下身心一切負擔的故鄉凈土，疲憊地進行著佯裝神秘的表演。在這種雙重的審視中，故鄉和游子雙方都已經異化，故鄉成了如同酒桌一樣的名利場，游子則成了在此間游戲的過客。游子和故鄉的關系也已經異化，褪去了溫馨和留戀，只剩下金錢和利害。

然而，就算回到城市，許春明得到的依然是一種空虛。首先，這種空虛來自城市認同的日漸淡化。從小在鄉村長大的許春明在面對城市之時產生的依舊是陌生感。除了那些和他生活發生聯系的地點如畫報編輯部、自己的家、岳父岳母的家、兒子所在學校、妻子所在學校，城市并沒有承載他太多的回憶。年少時對城市種種可能的幻想也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散殆盡。剩下的，只有最簡單的地點，最簡單的生活，簡單得像平面幾何圖形，將許春明的生活框在其中。他在城市沒有根，沒有什么精神寄托，也沒有時間沉淀留下的回憶，有的只是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生活。其次，這種空虛感來自對故鄉的回望。身處城市的許春明十分渴望能找到自己的歸屬，還是會不自覺地懷念自己的故鄉，然而他深知自己和故鄉的聯系幾乎已經斷掉了。他“丟掉了故鄉，也不敢有鄉愁”（第508頁）。在城市找不到歸屬感，而故鄉也已經離自己遠去。身為游子的許春明只能在這兩者之間游蕩，他陷人了更深一層的沒有歸屬感的空虛之中。

這種在城市和鄉村都找不到歸屬的處境混同千年以來關于游子思鄉的文化積淀，如同一副沉甸甸的擔子，重重地壓在許春明的肩上，又像是現實織就的密不透風的繭將他緊緊包裹。許春明希望打破這樣的困局，但又實在無能為力。許春明是處在社會發展變化中萬千農村游子的一個縮影。在城市化發展中，他們為追求更好的生活背井離鄉，獨自去往城市闖蕩。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實的重壓使他們認清了城市的本質。在城市中，他們永遠保留著故鄉的痕跡，永遠都是“鄉下人”，無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歸宿。但此時再想要回到故鄉也已不可能，不僅故鄉本身變了模樣，自己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適應農村生活。在故鄉人眼中他們又變成了“城里人”，于是故鄉人以道德綁架的形式向他們索取，故鄉似乎成為吞噬他們的黑洞。這是城市化發展帶給每個出身鄉村的游子的現實和精神上的困境，他們無力憑自身能力擺脫這種傳統思鄉文化混同城鄉二元現實的困局，甚至在掙扎之中異化，成為這種狀況的精神犧牲品。“在從鄉村到城市的漂泊長旅中，物質上的‘移地’并不能保證他們精神上的安家。他們是生活于都市的‘邊緣人’和鄉村‘羈旅者’。”[4]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我國社會，傳統文化的思維根基有很大部分依舊是非現代的，而社會物質現實的飛速發展又造成了城鄉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這種精神與現實發展的不平衡加上城鄉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處在城鄉夾縫之間的鄉村游子的兩難的精神困境。現實的故鄉與記憶中的故鄉已經成為兩個互相獨立的平行時空。因此，游子對故鄉的追尋與懷念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寄托與追念，而非現實中的返鄉。如同許春明一樣，處在城鄉夾縫中的眾多鄉村游子所追尋的那種歸屬感，實際上來源于精神上的故鄉，對于精神故鄉的追尋因而逐漸替代現實的返鄉，成為新時代的鄉土情結。

羅偉章的小說《誰在敲門》，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手，展現了一幅復雜而含義深遠的社會現實畫卷。在對新的社會環境下個人現實與精神困境的描摹中，小說層次鮮明地展現出現代農村游子的獨特的鄉土情結。這種情結發端于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物質與精神發展的不平衡，作者試圖在不平衡之中創造出屬于新時代農村游子的精神烏托邦，并在新社會現實催動下探索建構在現實鄉愁困境中獲得精神皈依的模式，為后鄉土時代的故鄉情結書寫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注 釋

[1]孫慶忠：《離土中國與鄉村文化的處境》，《江海學刊》2009年第4期。

[2]羅剛：《敘事學導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

[3]徐剛：《歷史類型、現實模式與未來圖景一當代鄉村敘事的三重維度》，《上海文學》2017年第10期。

[4]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