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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的林震和《布禮》中的鐘亦成都是王蒙塑造的“新人”形象。他們的“新”首先在于永遠向上、尋求真理、信仰堅定、品質純潔的黨員知識分子和革命者特質，還在于他們與新中國一起誕生和成長，經歷重重考驗依舊忠誠于黨和人民。這樣的“新人”既區別于現代文學中的舊式知識分子，也區別于當代文學中的林道靜等人物，有待于我們的文學評論家、文學史研究者進一步認識。

關鍵詞

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布禮》；人物形象

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寫于1956年，由此奠定了王蒙的寫作之路，現在回頭看，這部小說是至今仍在創作中的他年輕時期的里程碑之作，里面包含了太多關于王蒙的創作信息或者秘密，在此后的文學研究者那里，無論對于王蒙還是對于時代而言，這都是繞不過去的一部小說。

這部小說之于文學史的重要性，我的看法，是它塑造了一個叫“林震”的新人物，這個“新人”在此前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很少見到，也可以說是文學史中“罕見”的。許多年前，在思索這個人物時，我一直想以“新人”為林震命名，但我們熟悉的當代文學史中，“新人”形象似乎又不是林震這樣的，而是——后來研究者熟知的——比如《創業史》中的梁生寶，或者《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他（她）們是革命的產兒。而林震呢？他所置身的這部小說在一個時期都遭到了誤解，那么，它的主人公曾被誤讀更成了“順理成章”之事，所以，又何談“新人”呢？直到2020年中國作協召開的全國鄉村題材文學創作會議上，評論家孟繁華的大會發言論及“新人”形象塑造提林震，令我一震。原因在于這次會議是關于鄉村題材的文學主題的，以這個范疇言說，似乎談不到林震，同樣王蒙也不是擅長寫鄉村的小說家；從文學史的范疇來講，王蒙的寫作一直是知識分子寫作，知識分子形象在其小說中是一以貫之；而“一震”的另一原因在孟繁華從“新人”出發，為之命名，有著“挑戰”“拆解”或說是“補充”文學史中對于“新人”形象的論證邊界的“僵硬”或是“不足”的意味。他的看法，與我以往對于“新人”邊界的拓展性的看法有著不謀而合之處。

如此看來，將“林震”作為“新人”來理解并不止我一人。那么，這個新人，他“新”在哪里？

林震是一個在舊有小說中幾乎沒有出現過的文學形象。他的“新”的第一層意義在于，其人物形象本身就是對舊有文學的突破，這是一個革命者，一個年輕黨員，但同時也是一個黨員知識分子，一個新中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干部，與原有的文學中這類形象不同的是，原有的黨員知識分子、青年干部，在文學中或處于艱苦的戰爭環境中，或在斗爭中已經相對成熟或已磨礪為年輕的領導者。林震不然，他年輕，在成長中，還處于對新的工作環境的適應期，同樣在新的相對陌生的組織崗位上保有著新鮮感，但也正是他的不成熟，使得他的單純是可愛的，他沒有像那些在一個工作崗位上干的時間久了的老同志的世故和疲沓，他永遠是向上的，是尋求真實真理的，對于他認為不對的事情，他是絕對要不含糊地站出來的，而對于別人針對于他的不友善的擠兌和暗算，他也是要為了正直而挺身而出的。他的身上，保有著信仰的堅定，保有著對于工作的真誠，保有著對于同事的熱忱，他是那樣地積極有為，像一團年輕的火焰，熱烈地燃燒著自己。這樣的人物，難道不能用“新人”為之命名嗎？相對于魯迅筆下的《孤獨者》和《白光》中的舊式知識分子，林震算得上是文學史中的“新人”，相對于趙樹理筆下的小二黑、小琴等要求新生活的“新農民”，林震是文學史中的知識干部中的“新人”。相對于林道靜等在艱難歲月中幾經磨礪而最終成為堅定的革命者的知識分子，林震更是在新中國的新的建設環境中不棄初心，保持自己堅定信念、純潔品質的“新人”。這樣的“新人”，其實是有待于我們的文學評論家、文學史研究者去進一步認識的。林震，就是時隔他被創造出來的近65年之后再去看，你還是會被他的純潔、正直和純粹感動的。仿佛這樣的人物永不再來？不，這樣的人物已經活在我們之中。

讓我們一起來懷有敬意地看一下這個“新人”吧。

現在22歲，他的生命史上好像還是白紙，沒有功勛，沒有創造，沒有冒險，也沒有愛情——連給某個姑娘寫一封信的事都沒做過。

林震口袋里裝著《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興高采烈地登上區委會的石階，對于黨工作者（他是根據電影里全能的黨委書記的形象來猜測他們的）的生活，充滿了神圣的憧憬。

而在如上的外形與心理描寫同時，我們還看到了圍繞于林震周邊的一些人，他們的所作所為無不襯托著這個可以說不諳世故的“新人”。

批評會上，韓常新分析道：“林震同志沒有和領導上商量，擅自同意魏鶴鳴召集座談會，這首先是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

——這是林震與韓常新的沖突。

“是的，見到你，我好像又年輕了。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壞現象作斗爭……”

——這是趙慧文對林震的感嘆。

難道自己真的錯了？真的是莽撞和幼稚，再加幾分年輕人的廉價的勇氣？也許真的應該切實估量一下自己，把份內的事作好，過兩年，等到自己“成熟”了以后再干預一切吧？

——同時也伴有林震自我認識中的些許懷疑。

“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習慣了，疲倦了。解放以來從來沒睡夠過八小時覺。我處理這個人和那個人，卻沒有時間處理處理自己。”他托起腮，用最質樸的人對人的態度看著林震，“是啊，一個布爾什維克，經驗要豐富，但是心要單純……

——這是林震與劉世吾們的區分。

他提高了聲音，“黨是人民的、階級的心臟，我們不能容忍心臟上有灰塵，就像不能容忍黨的機關的缺點！”

——心地單純、不能容忍心臟上有灰塵的林震，在這個世上是多么可貴。他所小心并竭力維護的信念是多么的可貴。以致，我以為在視其為同道的趙慧文那里，他們之間的感情也是純粹而高尚的，是沒有丁點灰塵的。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

趙慧文站在門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閃著光，她說：“今天的夜色非常好，你同意嗎？你嗅見槐花的香氣了沒有？平凡的小白花，它比牡丹清雅，比桃李濃馥。你聞不見？真是！

又有誰能否認，趙慧文本人也是這樣“新人”中的一員呢？！

同樣，《布禮》中的鐘亦成，也是這樣一個“新人”。當然他的“新”要比林震更復雜一些。之于鐘亦成命運的改變，一切都是從攏共不過四句的小詩《冬小麥自述》開始的。

野菊花謝了，

我們生長起來；

冰雪覆蓋著大地，

我們孕育著豐收。

然而特定條件下的誤讀，使得這首描寫大自然四季轉換的詩具有了不同的涵義。以致在小說中的反右運動中，“……越揭越多，使鐘亦成自己也完全懵了。”“從此，開始了他一生的新階段，而一切的連續性，中斷了。”《布禮》在1957、1966、1949、1979多個時空中展開，在不同的境遇中，鐘亦成的角色是不斷變化的，然而這不是他個人主觀的變化，而是不同語境中他的“被動”變化——被賦予的他。似乎在那兩個語境中，他已不再是他，而是別個他，別人眼中的他？抑或是時間中被置換了的他？所以他不斷地在小說中要回到對于自我身份也是人格確認的原點——1949年1月。他要找回被別人偷換了概念的那個原初的“他”。

“我們是新時代的主人，新社會的先鋒”，那時的他是追求進步的少年，是光榮的地下黨員，是帶領著進步同學一道保護國家名勝古跡和人民生命財產的組織者參與者。“中國的幾千年的人吃人的歷史就要結束了！天亮了！繁榮、富強、自由、平等、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就要誕生了”的欣喜之下，這個“新人”是與新中國一起誕生和成長的。這個時刻的他的形象是明晰的——“鐘亦成帶領著一支由三十多個年輕的中學生組成的隊伍走過來了。他們當中，最大的二十一歲，最小的十四歲，平均年齡不到十八歲。他們穿得破破爛爛，凍得鼻尖和耳梢通紅，但是他們的面孔嚴肅而又興奮，天真、好奇而又英勇、莊重。他們挺著胸膛，邁著大步，目光炯炯有神，心里充滿著只有親手去推動看得見、摸得著的歷史車輪的人才體會得到的那種自豪感。”

路是我們開喲，

樹是我們栽喲，

摩天樓是我們親手造起來喲，

好漢子當大無畏，

運著鐵腕去消滅舊世界，

創造新世界喲，創造新世界喲！

歌聲中的“新人”鐘亦成是與林震一樣，他們站在一個隊伍里。然而，有一天，這支隊伍中有人要他出列，走出這個隊伍，說他不配在這樣的隊伍里，這時的鐘亦成所經歷的人生之復雜，則是1956年小說中的主人公林震所意料不及的。

什么？布禮？這就是說，布爾什維克的敬禮，康姆尼斯特——共產黨人的敬禮！鐘亦成聽說過，在解放區，在黨的組織和機關之間來往公文的時候，有時候人們用這兩個字相互致意，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還是頭一次從一個活著的人，一個和他一樣年輕的好同志口里聽到它。這真是烈火狂飆一樣的名詞，神圣而又令人滿懷喜悅的問候。

所以他要在對他誤讀的時代里，不斷地回放這段記憶，那些親歷的畫面，使得他一次次地在對自我的懷疑中堅定著信仰，那是對自己來路的信念，對自己起點與選擇的信念。他不曾背叛。他不會背叛。以致于他面對著對他誤讀的“戴紅袖章的青年們”，仍要給他們一個合理的或是書生氣的解釋，“除了懦夫、白癡和不可救藥的寄生蟲，哪一個十七歲的青年不想用炸彈和雷管去炸掉舊生活的基礎，不想用鮮紅的旗幟、火熱的詩篇和袖標去建立一個光明的、正義的、擺脫了一切歷史的污垢和人類的弱點的新世界呢？哪一個不想移山倒海，扭轉乾坤，在一個早上消滅所有的自私、虛偽和不義呢？十七歲，多么激烈、多么純真、多么可愛的年齡！”這種寬容的理解里何嘗不包含著對自我的另一番確認。

鐘亦成之所以仍被我稱為“新人”，原因在于他堅定的信仰，這種信仰在1949年沒有動搖過，在1957年、1966年更沒有動搖過。與這個“新人”相對應的，是一個“灰色的影子”般的人。這個“灰影人”沒有具體的名字，也沒有鮮明的面孔，然而卻一直是讓他的信念發生動搖的一種消極的思想。我們在小說中看到了“新人”與“灰影人”的較量，就是在這種較量與斗爭中，鐘亦成真的“脫胎換骨”而無愧于“新人”的稱號的。所以，那樣的篇章是這位已將自己鍛煉成為“戰士”的人心緒的自然流露：

在這二十余年間，鐘亦成常常想起這次黨員大會……有些記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退色，然而，這記憶卻像一個明亮的光斑一樣，愈來愈集中，鮮明，光亮。這二十多年間，不論他看到和經歷到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論有多少偶像失去了頭上的光環，不論有多少確實是十分值得寶貴的東西被嘲弄和被踐踏，不論有多少天真而美麗的幻夢像肥皂泡一樣地破滅，也不論他個人怎樣被懷疑、被委屈、被侮辱，但他一想起這次黨員大會，一想起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這十年的黨內生活的經驗，他就感到無比的充實和驕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動搖的信念。

這樣的“新人”，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可曾出現過么？

黨課結束以后，鐘亦成和凌雪一起走出了禮堂。鐘亦成迫不及待地告訴凌雪說：“支部已經通過了，我轉成正式黨員。在這個時候聽老魏講課，是多么有意義啊。給我提提意見吧，我應該怎樣努力？”

正如與林震相對應的趙慧文同屬于同道知己一樣，凌雪不僅與鐘亦成青梅竹馬、志同道合，而且還是他危難中的妻子，心靈上的摯友。這種以“提意見”作為愛情表達和請求的方式，你在古今中外的文學中見過么？然而他們是絕對真誠的，他真誠地希望自己的愛人幫助自己成為更好的人，更值得得到她的純潔的愛情的人。

與此同時，那個“灰影子”又能夠怎樣他呢？他又怎么可能聽從于那種挫敗他信念的情緒呢？正如他所說：“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心靈曾經是光明的而且今后會更加光明。但是你呢？灰色的朋友，你有什么呢？你做過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呢？除了零，你又能算是什么呢？”這樣戰斗著的，難道不稱之為“新人”么？這樣如一根兩頭點燃了自己并一直燃燒著的蠟燭，難道還不能夠稱為“新人”么？這樣讓自己在嚴苛的心理的搏戰中不斷求取戰勝的人，的確正是我們在中國以往的文學史中難得一見的“新人”呵。

這個“新人”的形象是由以下的圖景構成的：

春天了，他深翻地，目不斜視，耳不旁聽，全部肌肉和全部靈魂的能力集中在三個動作上：直腰豎锨，下蹬，翻土；然后又是直腰豎锨……他變成了一臺翻地機，除了這三個動作他的生命再沒有其他的運動……

夏天，他割麥子，上身脫個精光，彎下腰來把脊背袒露在陽光下面。鐮刀原來是那么精巧，那么富有生命，像靈巧的手指一樣，它不但能斬斷麥秸，而且可以歸攏，可以撿拾，可以搬運。他學會用鐮刀了，而且還能使出一些花招，嚓嚓嚓，騰出了一片地，嚓嚓嚓，又是一片地……

秋天，他打荊條，腰里纏著繩子，手里握著鐮刀。幾個月沒有摸鐮刀了，再拿起來，就像重新造訪疏于問候的老友一樣令人歡欣。他登高涉險，行走在無路之處如履平地，一年的時間，他愛上了山區，他成了山里人……

這樣的人，誰能夠奪去他心里的光明呢？誰能夠阻擋他心向光明的愛情呢？沒有誰，沒有人。一個用特殊材料造就的人，到了這一步，已經不可戰勝。“他黑瘦黑瘦，精神矍鑠。他學會了整套的活路……他也學會了在農村過日子的本領……雖然他從小生長在城市，雖然他干起活來還有些神經質，雖然他還戴著一副恨不能砸掉的眼鏡，但他的走路，舉止，愈來愈接近于農民了。”而這一切都源于一種信念，有了它，他才能做到——“咬緊牙關，勇往直前”。

那么，那是一種什么樣的信念呢？也許正如凌雪所言，“既然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恒的法則對于整個宇宙、對于全部自然界都是適用的，那么，我常想，在社會生活當中，在政治生活當中，不滅和守恒的偉大法則究竟意味著什么呢？事實真相和良心，這難道是能夠掩蓋、能夠消滅的嗎？人民的愿望，正義的信念，忠誠，難道是能夠削弱，能夠不守恒的嗎？”正是有了這樣的信念，這種對于真理的相信與追尋，他（她）才能夠穿越那一個個時間所標識的人生考驗，無論是1949、1957、1966、1971還是1979年，他（她）們都相信著，并相信所付出的代價對得起這種相信。那被相信的，是什么呢？他相信，如同初次的愛情。那被相信著的，是——

多么好的國家，多么好的黨！即使謊言和誣陷成山，我們黨的愚公們可以一鐵锨一鐵锨地把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們黨的精衛們可以一塊石一塊石地把這海填平。

如同初戀，他從來沒有放棄，更不可能背叛！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新的“人”。他之誕生，使再艱辛的命運都能成為——如歌的行板。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協創研部。原載《當代文壇》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