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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李一洋：看金庸小說自學中文，“寫”是一種習得的過程

“我一直想寫個發生在草原與森林的故事。”青年作家李一洋在他的首部長篇小說《灰耳朵》中，便講述了這樣一個生發于新疆禾木村、關于旅途和探索世界的故事：少年鐵箭棱和父親野豬皮一路從草原走向了傳說中的杉林，尋找孤馬；灰耳朵——一路從杉林走向外部的草原，化身為人；兩條線索在“傳說”與“現實”的交織下，共同呈現了揭示自我、精神成長的文本意義。李一洋說：“旅途也與內省和成長有關。走在荒無人煙的路上，或許是一個人思考自我的最佳時機。這大概解釋了我為什么會寫一對寡言的父子?！?/p>

李一洋在海外成長，通過閱讀金庸小說自學中文，大學專業學的是生物化學。這讓他在寫作時遇到了一些問題，比如創作時，英文和中文的角力，同時也使他缺乏了某種歸屬感，“在內心我哪里都不屬于”使他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學地理”可供依托，但海外成長經歷卻也讓他擁有了他者的眼光。他欣賞厄休拉·勒古恩、格雷厄姆·格林等作家，以期成為如他們那般能打破純文學與類型文學壁壘的作家。

從《灰耳朵》中，讀者不難發現他對于人類學和民族志的喜好，在他看來，文學教我們認識“人”，而優秀的人類學著作同樣向我們展示人在不同處境的生活與選擇。他透露最近在研究六朝時期南方的少數民族，即史書中被統稱為“山越”的那批人。與他正在寫的一部作品有關。寫作于他而言和生命科學研究的過程類似，是一個需要觀察力的持續探索過程，“‘寫’本是就是一種習得的過程。對我來說，只有通過寫，才知道如何去寫。”

[加]李一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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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灰耳朵》是以兩條線展開的故事，一條父子的尋找之旅，一條則是灰耳朵化身為人，這兩條線索之間各自指涉什么？關聯又是怎樣的？

李一洋：《灰耳朵》的故事可以概括為兩段相逆的旅程：鐵箭棱、野豬皮父子走入杉林尋馬，而祖先灰耳朵的目的地則是杉林之外的未知（“化身為人”則是走出杉林的必要條件）。在文學作品中，我想所有的“旅程”都具備兩重意義：一是揭示世界，二是揭示自我。鐵箭棱與“灰耳朵”的經歷也不例外。

對鐵箭棱而言，旅程是從“現實”走入神話。在尋馬的過程中，他必須審視自己作為一個烏丹人、兒子，以及成人意味著什么，甚至開始思考自己的涉歷是否真實不虛，還是猶如“烏丹夏木”的講述一般來自虛構——即他作為一個“人”的存在。在故事的最后，鐵箭棱找回了孤馬“灰耳朵”，完成了“熊賜”這個頗具寓意的儀式。但其實他的旅程并未結束——在尾聲中我們看到，他的心中仍然有疑慮，而他所在的世界還有很多地方等待他探索。

同樣地，只有在祖先灰耳朵經歷了一系列肉體和內心的轉變后，她才能完成她的旅程：從神話走入陌生而廣闊的“現實”。相較鐵箭棱的部分，我對祖先灰耳朵的描寫更具奇幻色彩，更像史詩，也更具寓言性?？梢哉f，灰耳朵從鹿逐漸蛻變成人是一段“精神”的進化過程，她必須接納這個“新我”。我想，以上所描述的體驗對大部分人都不陌生，亦是鐵箭棱的旅程所同樣指涉的事物——在故事完結時，主角們都已不是故事開始時的自己，而他們眼中的世界也永遠地改變了。我們可以稱此為“成長”。

記者：時隔多年寫下的最終故事和你所說的“最早的種子”有什么不同？

李一洋：如書中后記所說，我一直想寫個發生在草原與森林的故事（即你所提到的種子，那個位于禾木村的絕美之地），但坦白說，在種子被埋下后，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沒去管它；我忙于生活，任由它以及我自身的寫作志業自生自滅。另一方面，我對公路小說也十分感興趣（廣義的公路小說——在我的概念中，《魔戒》、《悉達多》等都可列于這一題材之下）。于是在我終于開始有空閑和恒心時，我開始構想一個發生在草原、杉林，有關旅程的小說。最終，成為了現在的《灰耳朵》。

當然，種子長成樹后已面目全非，但大約還是能從我對霧地邊緣的描寫中隱約看到當年我在禾木所見的風景。

記者：“從厄休拉·勒古恩學習到一種寫作時‘呼吸’的方法”，看得出你很欣賞這位作家，這是她對你寫作的啟發嗎？

李一洋：讀勒古恩作品的英文原文，肯定能感受到我所說的呼吸。我說的是一種聲音，一種節奏，一種連綿不絕的起伏，就像呼吸的長短，或歌唱時的吐息。

某種意義上說，當我們閱讀，我們是在“聽”著者留下的聲音。但此時，蘊含于文字的已不盡是字面意義上的聲音，它同時容納著著者的思索、情感、記憶和想象，形成一種內化的韻律。勒古恩就是一位用散文“作曲”的大師。她會控制語句的長短，安排恰到好處的停頓，選擇讀音最諧律的詞匯，由此呈現出一種有意義且動聽的文字。無論她創造出的世界多么光怪陸離，總有令人信服的魔力——這一點肯定要歸功于此。

她對我的影響有太多方面。另一個啟迪是對于創造世界的熱衷。勒古恩的“創世”方式與許多經典奇幻作家（例如托爾金）大相徑庭。她不會在故事開始前長篇大論地介紹一番這個世界的地理、人文、語言等等。她擅于將有關世界的信息織入敘事——可能是一個遙遠的地名，一個無關緊要的習俗，或語焉不詳的傳說；雖然不過是只言片語，但往往能有效地擴充讀者對于想象。

記者：接上一個問題，石黑一雄呢？你似乎也很欣賞他。

李一洋：應該說，石黑一雄在寫作上對我的影響沒那么大。但對我而言，他是近乎“典范”的存在。他示范了一個當代寫作者可以不受自身的經驗所限，嘗試不同的題材與風格。從他身上我看到：至少對于當代小說家，多樣性是可企及的，而且是值得敬佩的。

記者：我們通常會從一個作品中去尋覓作家的身影，這對讀者來說，有時候像個解密游戲，但你的這個作品與你自身的關聯似乎很淺，這可能與故事所具有的神秘性相關，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與你的寫作策略相關，可否就這一點談一談你的想法？

李一洋：的確我在寫作《灰耳朵》時一直有意識地將我自身從故事中“摘”出來。原因很簡單：我想寫的是鐵箭棱、灰耳朵和野豬皮，而不是“李一洋”，或李一洋的投影。為此我必須避免將自身的經驗或好惡帶入人物。然而，我覺得這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這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應該做的事。很多時候，“自我”只是在寫作過程中滲入了創作，而這是在《灰耳朵》完稿后我才發現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換句話說，你仍然能在作品中找到我的聲音和投影。

記者：在你的創作談里，提到了作家的文學地理，但你說自己是個沒什么歸屬感的人，所以虛構了一個世界，你會試圖去尋找一個這樣的文學地理嗎？

李一洋：如果有一個文學歸屬地供我掛靠，的確能解決不少問題。首先，我無須再面對“你的文字屬于中國，還是加拿大？”等類似的問題?？上У氖?，我的經驗暫時不能被任何文學地理所囊括。

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我當初列舉的作家——門羅、馬爾克斯、曹雪芹——皆活躍于全球化開始之前，而他們符合一般人對于經典作家的固有認知，即他們的文字似乎是從某片特定的土壤生長出來的，甚至帶著只屬于那里的土腥味兒——從喬伊斯到莫言皆然（當然也有例外，比如納博科夫）。我覺得在當代，文學的地域屬性已不是那么重要了。以前面提到的石黑一雄為例——你能用“英國作家”的標簽定義他嗎？有些人稱他為“移民作家”，可移民這一群體比地域顯得更模糊、更難以定義。

我想我就屬于在全球化過程中誕生的那種“既不受鄉土滋養也不依賴鄉土”的寫作者。“異鄉感”是貫穿我成長經歷的一個主題。自童年到如今，我幾乎一直作為“外地人”或“外國人”生活著；我不太熟悉“土生土長”的感受是什么樣子的。如果說這對我的寫作有什么影響，那就是在我的作品中，故事總是從一個他者的角度被講述。

記者：你的資料介紹里寫著：通過金庸小說自學中文，大學專業為生物化學。我好奇的是，僅從這本小說來看的話，實際上并不太能讀出金庸的影響。

李一洋：我能閱讀中文——更不說用中文書寫——本身就得益于金庸小說。如果目的僅僅是學中文，看武俠小說比任何中文學校都有用。

我想深層次的影響還是有的。第一，金庸的文字使我啟蒙，認識了一種典雅的漢語文體。雖然人們對金庸小說的文學價值褒貶不一，但我還是想說：僅限文體而言，金庸給漢語帶來了非常多的可能性。第二，也許是受金庸的影響，我不太留意通俗小說與所謂純文學的界限。我一直欽佩那些能夠打破這一壁壘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是；厄休拉·勒古恩是；金庸也是。

記者：“一個典型的理工科男”看起來好像更符合你的成長經歷，但你主動選擇了文學。

李一洋：在學物理、數學的人面前，學生物化學的永遠沒資格自稱為“一個典型的理工科男”。在我的認知中，生命科學這一學科大類是最欠缺理工氣質的科學專業之一（也許僅次于心理學）。

這個專業的學生需要熟記的往往不是公式，而是物種的名稱、蛋白質結合的順序——某種意義上說，與背單詞沒有區別；研究者很少進行復雜的運算、抽象的推理，反而時常繪聲繪色地記錄顯微鏡下發生的變化，細胞們看起來是否活躍？是否顯現異常染色？等等。

其實與寫作相似，生命科學是一個非?？简炗^察力的學科，而不少生物學理論——比如進化論，比如遺傳學的“中心法則”——實際上是某種敘事。生物學家們的工作之一是在繁雜的觀察結果中尋找可貫徹始終的規律，或用文學的語言描述：故事。

而且我不覺得一個人的大學專業對其未來的職業有絕對的影響——更不用說“文學”這種有普世性的精神活動。

寫作是一個探索的過程，只不過探索的對象是我創造出來的人物或事物。我很少在動筆前能將故事安排得巨細靡遺，只有文字被確切地敲下時，想象力才能開啟。應該說，《灰耳朵》中的人物是隨著文檔中字數的增長變得豐滿的，隨著行文的“呼吸”節奏越來越清晰，寫作變得更流暢和篤定。一切皆非一蹴而就。“寫”本是就是一種習得的過程。對我來說，只有通過寫，才知道如何去寫。

李一洋與他的兩只貓

記者：“入讀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的研究生項目，于入學同年肄業”，是否可以分享當時為什么做了這個選擇呢？多年的海外成長經歷，對你創作有什么影響呢？

李一洋：現在回想，主要原因是年輕。年輕人血氣方剛，而且膽大，以為自己擁有無窮無盡的選擇，不想困在一個自己不是特別熱愛的事業上。話說回來，生物科技這幾年發展得如火如荼；如果當初我走上研究的道路，大概可以過上比現在更優渥的生活。但那是一個情理上說不通但不可避免的決定；是這個決定造就了我，某種意義上說，也間接造就了《灰耳朵》。用烏丹人的語言說，那是我的熊賜。

海外成長經歷的影響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屬于在全球化過程中誕生的那種“既不受鄉土滋養也不依賴鄉土”的寫作者。另一個影響是英語思維。其實寫作時，很多時候在我心中出現的句子是英文的，我得將其“轉換”成中文表述，既得保留原有的韻味，又不能顯得翻譯腔——整個過程像一個英文的我和一個中文的我在搶奪話語權，《灰耳朵》的創作就總處于一種緊繃的狀態。還好，緊繃對于寫作而言未必是壞事，有時甚至可以是張力。

直到我寫第二部長篇作品時，才開始試著使兩者和平共處。結果出人意料。漢語有我不曾想到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