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何同彬，生于1981年3月，青年評論家，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江蘇紫金文藝英才，南京申創世界“文學之都”特聘專家。曾任《鐘山》雜志副主編，現任《揚子江文學評論》副主編。出版有文學評論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歷史是精神的蒙難》《我們該以何種方式與傳統對話》，編輯出版《韓東研究資料》等。曾獲紫金山文學獎、紫金文藝評論獎等各類文學獎項二十余項。

“不能躺平，繼續努力”

周明全（以下簡稱“周”）：《南方文壇》2013年第4 期“今日批評家”推薦了你。同年，你入選第二批客座研究員。一轉眼，快十年了。今年正好是客座研究員培養機制實施十年，前不久舉辦第十屆客座的聘任時，中國現代文學館還做了視頻回顧這十年，一些長輩和同代批評家出境，對客座研究員培養機制給予很高的評價，回頭看這些成長之初的幫扶，有何感想？

何同彬（以下簡稱“何”）：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客座研究員制度積十年之功，締造了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一個影響深遠的批評傳統，我個人忝列其中，與有榮焉。當然這個所謂的“批評傳統”內部既單純又復雜，并非完全是一個褒獎的正面范疇。所謂“單純”即批評的學院化、大學化，所謂“復雜”就一言難盡了，諸如圈子化、精英化、功利性、話語權的壟斷、資源的優先權等。大概從客座研究員制度以后，文壇方才聚焦所謂“青批”，這十年“青批”既廣受關注和贊譽，也不乏尖銳但真誠的批評，我個人更關注那些“質疑的聲音”。

周：8月江蘇召開首批青年批評拔尖人才座談會，公布首批8位拔尖人才名單，你在列。南京對青年作家和批評家的培養是不遺余力的。首先祝賀同彬兄。我們現在總是強調研究批評家要研究批評家的師承等，你覺得你的批評資源、風格與你的導師丁帆先生乃至南大的整體風格有什么樣的傳承關系？

何：忝列所謂“青年拔尖人才”，其實讓我非常汗顏，一方面這幾年公務、家務纏身，再加上原有批評方式的困局，所以我個人批評研究成果不多；另一方面，在入選的8 位批評家中，我自己年齡是比較大的，卻并沒有與自己的“資歷”相稱的成就，愧對“拔尖”二字。我更愿意把此次入選當作關懷我的人們的一種敦促和激勵：不能躺平，繼續努力。至于批評風格的傳承，我記得以前也講過，丁帆老師是一位特別包容的導師、學者，對于學生的學術選擇在提出個人中肯建議的前提下，更注重每個學生獨立的興趣和風格。當然，他的批評和研究中體現的公共性和批評精神對我影響很大。

周：除了傳承關系，其實外部成長環境也是很重要的。你是如何看待批評家，尤其是年輕批評家的外部成長環境的？

何：批評和讀書是一樣的道理，外部環境的作用固然重要（比如近些年各種形式的扶持、獎勵和關注），其實更關鍵的是自我選擇、自我修煉；而且，看起來優越的外部環境往往也是雙刃劍，在“幫助”“提攜”的同時也不無“誘導”“規訓”。

周：這幾年很多高校老師到刊物工作，如《當代作家評論》的韓春燕、《小說評論》的王春林、《南方文壇》的副主編曾攀,還有你，你為何從南京大學這樣的名校到刊物工作？

何：這個問題被問得太多，我跟作家周愷對談的時候他也問過，我就用那一次的回答來“充數”：這是我第1571 次回答這個問題，當時的確很多人認為我離開大學是腦子被門擠了，我的官方式回答是：大學壓力太大，我想活得輕松點。很多人習慣于天天在網上批判、羞辱大學，卻對一個人選擇離開大學表示費解，這里面的邏輯很好玩兒。我曾經用波德萊爾一個特別文藝腔的回答粉飾自己這個“逃兵”的行徑：“人生是一座醫院，每個病人都渴望著調換床位。這一位愿意面對著火爐呻吟，那一位認為在窗邊會治好她的病。”我從大學到了雜志社還是（更像）一個病人，更多的人從別的似乎低一等的職業、身份涌入大學就不再是病人了？把大學、大學老師想象得更“好”是非常市儈的表現，但我離開大學不是我不市儈，而是因為我做得不好。

周：你在南京大學、《鐘山》雜志、《揚子江文學評論》這三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機構工作過，高校、創作類刊物、理論類刊物給你哪些不同的感受？

何：簡單講就是，都一樣，都是在一個倦怠社會、績效社會里的職業、工作。或者對上一個問題回答時引用的波德萊爾同一篇文章中的文字做一點改寫，我的回答將是：“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地方！只要你還在這里！”

周：南京是世界文學之都，你本人曾參與了文學之都的申報工作，對南京的文學氛圍如何看？你個人的文學批評風格與南京的氛圍有關嗎？

何：我最近已經在多個場合談論過南京當代的文學傳統，尤其是1980年代由“他們”文學群體參與、推動的，那個充溢著青年人的創造性和反叛熱情的“小傳統”，是如何推出一代代的青年藝術人才，如何讓與這種氣質惺惺相惜的年輕人受益。在去年的韓東研討會和剛剛小海詩集的分享會上，我都回顧過自己與這樣的一個傳統和氛圍的關系，在此就不贅述了。

周：這十年，尤其是你到刊物工作后，似乎文章寫得不多了，但經常看到你參加會議的發言。是忙于刊物事務沒時間寫文章，還是不在高校不受考核的制約，就沒有寫文章的急迫性了？

何：我大概十年前形成的批評風格主要是一種基于知識分子立場的“偏執”的直言式批評，強調意識形態和公共性，有點像布魯姆所說的“憎恨學派”，其中飽含的敵意和批評跟我后來的工作性質、工作形態沖突比較大，跟目前文壇這樣一種虛浮的、言不由衷的批評風氣也相悖，所以寫得少了，或者干脆就不寫了。因為很多想法、文章寫出來，恐怕我的“約稿”就變得很困難了。另一方面，也和工作性質相關，活動很多，會議發言很多，盡管很多的發言我事先也做了較為認真的準備，但會后基本都不會寫文章，原因主要還是不能暢所欲言，只發表那些應景的“場面話”也純屬多余。當然，寫得少的最本質的原因還是一個字：懶，以至于常常不得不用羅蘭·巴特（“敢于懶惰”）和布朗肖（“悲觀主義者不書寫”）的話來遮羞。

周：這十多年來，在學術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變化？

何：乏善可陳，沒有什么“突破”和“變化”。如果說“變化”，那也是變得越來越“慈祥”、越來越“謹小慎微”“瞻前顧后”，這一點讓我非常沮喪。所以我經常想起詩人小海的兩句詩：“忠實于我的時刻越來越少了/像荒蕪的高地上玉米的陰影”。

“我們的文學正在失去年輕的力量和青年的氣質”

周：你在《鐘山》雜志工作了幾年，你對當下文學整體狀況是如何看的？《鐘山》在培養青年作家上，也做過很多事，你又是如何看待青年寫作的？

何：文學的整體狀況并不好，作家們沒有能力和勇氣書寫與現實相稱的文字，批評家一味隨波逐流、追名逐利……當然，好的傾向也是有的，但我是一個“頑固”的悲觀主義者。此外，關于“青年寫作”的看法我已經發表了太多了，基本觀點都已經表達了，此處就不再重述了——關鍵是于事無補，言辭也不無輕佻。

周：你的經歷挺豐富的，大學、作品類刊物、評論類刊物，這種經歷給你看待文學和文學批評帶來怎樣的不一樣的眼光？

何：會有一些不一樣，主要是現場感幫我避免陷入學院的當代文學批評、研究的某種歷史化和模式化的窠臼。很多的學院派評論家不在文學現場，他們的批評往往只能“就事論事”、隔靴搔癢，用現成的文學史、文學觀念框套乃至肢解文本，武斷又傲慢地下各種陳陳相因、言不及義、荒腔走板的判斷。

周：大家都知道江蘇作協工作力度很大，培養提攜本省作家不遺余力，你作為江蘇重要的文學評論家、文學評論刊物的負責人，如何評價江蘇的文學工作和文學氛圍？

何：相較于其他地區，江蘇的文學氛圍的確是比較好的，和這個地域的文化傳統、文學傳統乃至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都有很大的關系，也和江蘇作協這么多年的工作力度和服務態度有關，更與江蘇作家內部的某種競爭又團結的美美與共的狀態互為表里。這是一個大問題，說來話長。

周：你在《關于青年寫作、文學新人的斷想》中說：“對青年寫作者和文學新人的滔滔不絕的贊美、期許，廣泛持久的扶持、獎賞是制度的代際焦慮的產物，是當權者繁衍權力的某種古老形式，也是現代中國‘青年崇拜’、青年想象的文化心理的現實投射，如今更是蔓延為成年人、老年人重要的惡俗文化行為之一。贊美青年，是無限正確的政治‘雞湯’；謳歌青春，是經久不衰的代際‘春晚’，它們的共同目的是去鍛造青年的皮囊如何與蒼老、丑陋的靈魂完美融合。”這些年，“青年崇拜”“媚少”現象是非常突出的，包括我們在刊物工作，也有意無意地加入到這個行列之中。從你的觀察看，你認為出現“青年崇拜”“媚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何：你問題中所引的我的那段話，其實就是試圖說出造成這一癥候的制度的、意識形態的原因。從另一個方面講，我們的文學中不僅存在“媚少”，更存在“媚老”，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媚老”就不會有“媚少”。“媚”并不僅僅是一種褒獎的、推崇的態度，更是一種利益、權力的傳遞。試想，“媚少”是由誰發起的？更多的是由年長的人施與年輕人的，其實是“自下而上”的一種“施舍”，如果年輕人拒絕這種施與，那“媚少”何以形成？這不過是兩個代際間有關權力傳承的合謀，“眉來眼去”，一拍即合，一個巴掌拍不響。

周：我和一些刊物主編聊過，若不是這幾年各類刊物瘋狂地搶青年作家的稿子，很多人的作品若按正常刊物對稿件質量的要求，連發表都是很難的。至少刊物“媚少”現象還是存在的。批評類刊物的“媚少”現象，應該很少吧？

何：批評類、研究類刊物也有，但沒有文學期刊那么突出，門檻相對來說也沒有那么低，畢竟學術研究的起點還是有較高要求的。文學期刊“媚少”也是一種生存策略，建立在某種一廂情愿的“純文學”假想之上：多發一點年輕人的稿子，培養一些年輕的作者和讀者，以延續嚴肅文學的生命力、號召力和影響力。但現實顯然事與愿違，我們的文學正在失去年輕的力量和青年的氣質。

周：作為《揚子江文學評論》副主編，你對辦好這份重要的評論刊物有沒有什么具體的設想？

何：找一些前沿的、有價值的話題做研究專輯，討論新的現象和真正現場的問題，以期能對讀者和文學界提供一點有意義的提示、啟發，能達到這樣的目的，我就心滿意足了。更宏觀的、遠大的規劃不是我這樣的身份可以設想和主導的。

周：你認為，“文學不可避免地‘大學化’（或學院化）是當前青年寫作面臨的一種特別的困局”。2015年5月，我們第一次對話中，你講到：“沒有學院的文學教育，沒有那些以此為職業的學者、專家、批評家、評論家，你覺得中國文學能夠獨立運轉嗎？不可能的，極端地講，沒有大學中文系（文學院）就不可能存在‘文學’這個場域。”那你認為，青年寫作要如何突破“大學化”，寫出有異質性或先鋒性的作品？

何：我想糾正和強調的是，“大學化”是文學的某種知識基礎和觀念背景，是“文學”這樣一個范疇依賴的客觀的存在，并不必然構成對文學發展的阻礙，所以也就談不上要“突破”大學化。一個主要來源于大學教授的知識和經驗的學院作家難道就一定寫不出異質性的作品？反之亦然，一個純民間的、沒受過系統的學院訓練的作家就天然攜帶著異質性或先鋒性嗎？顯然不是。我想說的是，“大學化”有自身的局限，作家只不過需要意識到這樣的局限，并且努力去豐富和拓展更多的經驗而已。

周：由《揚子江文學評論》組織的青年批評家論壇，每次議題的設置、邀請的青年批評家，還有部分青年作家都很有特色。通過這幾年舉辦幾屆批評家論壇，你個人對青年批評家或作家有什么樣的觀感？

何：無論是青年作家還是評論家都越來越老成持重，越來越合群、友好，為了某種共同體規則和利益，大家都秉持著和氣生財、避免沖突的原則展開文學對話、文學交流，缺少碰撞、交鋒和野性。

周：2017年由《揚子江文學評論》創辦的年度文學排行榜，影響也越來越大，提名評委也幾乎是清一色的年輕批評家，通過幾年的運作，從提名情況看，年輕一代批評家確立了自己的審美觀了嗎？

何：提名的情況其實反映出很多問題。“排行榜”本身的科學性、有效性和公正性就無法保證，每年那么多作品，每個研究者和從業者的視野都是有限的，又很容易被各類好書榜、文學推廣活動誘導，根本無法保證提名的作品一定是那個年度、那個文體中最好的。而且，大部分的一線青年評論家都無法避免文學的“圈子化”，這就導致提名的“同質化”和親緣性很嚴重：提名的基本上就是自己熟悉的作家、朋友或者刊物、出版社，范圍非常有限，重復、雷同嚴重。因此，看起來人數不算少的提名隊伍，也不過是在“合謀”做著一個貌似公正、公開、公平的文學民主化的游戲。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也沒辦法判斷年輕的評論家們是否確立了自己的審美觀，就算確立并在提名中體現了也是枉然，因為大部分的排行榜、文學獎的終審評委都以資深、年長的學者、評論家為主。

重建批評的尊嚴

周：你在《關于“文學批評的現狀”》中說：“作為一個雙重的從業者（文學批評工作者、文學批評刊物編輯），我對‘理想的文學批評’有期待，但也有疑惑。舉個例子吧，今天一位資深的或者一線的作家發表、出版了一部新的長篇小說，你幾乎看不到同樣資深的評論家、學者公開發表批評性的意見，小有名氣的青年批評家差不多也是同樣的態度。這在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或本世紀初不是這樣的，針鋒相對的意見很多，形成爭論的局面，甚至一群評論家‘群起而攻之’的情況也時常發生。現在敢于‘直言’的評論家往往都是‘籍籍無名’之輩，或者只敢化名到豆瓣評論區去發發牢騷、直抒胸臆……”你的期待的是什么？疑惑的又是什么？

何：其實“期待”或“疑惑”在你的問題引用的文字中我已經基本說清了，簡而言之，期待的是大家都實話實說、言之有物，疑惑的是虛與委蛇、言之無物的風氣為何愈演愈烈。而且，我在我的位置談“疑惑”難免矯情，因為我就置身于這樣一個場域中，很清楚其中的根由。

周：那你認為，有沒有可能打破你上面所說的這種批評的利益化呢？

何：批評家不獨立，要么受制于體制，要么受制于自身的欲望，或者是這兩者的夾攻。這是死結，很難打破，少數個體的打破也無助于改變整個體系的運轉邏輯。我們渴望“得到”，并且恐懼于“失去”。文壇上極少數敢于說點實話的人，他們直言的基本前提就是不怕“失去”，而且有的“人微言輕”“一介草民”，也沒有什么可以“失去”。如果你是知名教授、博導、學者、主編、青年才俊、某某人才……那就另當別論了，名頭越多，說話的“禁忌”和“顧慮”也就越多。

周：我們再說得宏大點，你認為今天的批評，要如何做，才能實現自己作為批評的有效性呢？

何：“實現批評的有效性”的確是一個宏大的目標，我只能略微談一下我認為的可行的路徑，這在我以前的一個對談中具體表達過，在此贅述如下：首先要適度地脫序，我們嵌入既定的文學秩序太深，甚至已經成為這一秩序的一部分，以至于我們充分繼承了秩序的利益及其“惡”；其次要重建批評的尊嚴，這是一句老生常談的廢話，但我還是想再說一次：尊嚴，沒有尊嚴的批評可憐又無聊；再次，別再假裝愛文學，愛得那么深沉而虛偽，還不如直接說出你的恨和無奈，做不了勇士也不要做一個售賣劣質文學雞湯的小販，至少可以做一個“逃兵”：“逃兵是一個拒絕為他同時代人的爭斗賦予一種意義的人。……他厭惡像一個小丑那樣參與大寫的歷史的喜劇。他對事物的視覺經常是清醒的，非常清醒……它使他從同時代人中分離出來，使他遠離人類。”（米蘭·昆德拉）

周：這些年對學院派批評一直有不同的批評，你曾在高校完成了碩士博士教育，又在高校工作幾年，現在到了刊物，應該更能清楚地看清學院派批評了，你是如何看待學院派批評的？

何：關于學院派批評的問題和我對它的看法，在前面第二部分的第二個問題已經涉及了，這里不重復。需要重申的是，“學院化”“學院色彩”并不是學院派批評的原罪，它只是容易導致一些封閉、狹窄、僵化的問題和局限，而不是說學院派批評本身就是錯的。離開學院的文學批評會變好嗎？一樣差，甚至更差，或者更明確地說，目前所有行之有效的批評都是寬泛意義的學院批評，壓根兒就不存在學院以外的批評。即便很多“豆瓣”的評論、新媒體的彈幕，都有著或隱或顯的學院知識的痕跡。

周：“80 后”一代批評家，是以相對整齊的方式出道，后來有人批評“80 后”批評家抱團取暖，替代了討論文學。我在看第五代批評家資料時，看到李劼當年寫的《寫在即將分化之前——對“青年批評家隊伍”的一種展望》，李劼很刻薄地批評了整個批評隊伍面臨著從年輕化轉入名人化的危機，青年批評家的貴族化等問題。其實，我發現第七代批評家的分化更嚴重。你認為，文學批評家正常的出道方式除了認真研讀、做好充足的理論儲備和知識儲備，外力的助推對批評家的成長有沒有益處？關于第七代批評家的名人化、貴族化問題及其分化，你如何看？

何：在任何一個職業和行當中都不可避免地產生科層化、等級化的問題，文學或文學批評概莫能外。對于“80 后”評論家來說，如何才算是“出道”？無非就是成為學術名人、有充足的出鏡率和曝光度、掌握更多的資源和話語權、分配到更多的獎勵和學術權力……這和娛樂圈又有什么本質的不同呢？因此，那些推動和促成某個個體或群體出場或成長的力量，從文學社會學角度來說，都不能算是“外力”，而是其題中應有之義，也就談不上對其進行無謂的指摘。所以，糾纏于這樣一個非文學性的社會學問題（關于貴族、名人、門第、學閥等），是無益于進行有效的文學思考的——雖然這個問題在我看來也不是不重要。

周：若給批評家朋友或晚輩推薦幾本書，你會推薦哪幾本？

何：“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魯迅：《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征求》，此處略去“附注”部分。）

周：謝謝同彬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