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沈杏培，男，1980年生，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杜克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全國百篇優(yōu)秀博士論文獲得者、江蘇省首屆青年社科英才、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江蘇省青藍工程優(yōu)秀骨干教師、江蘇省333高層次人才培養(yǎng)對象、南京師范大學青年領軍人才培養(yǎng)計劃人選、江蘇首批青年批評拔尖人才。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理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社會科學》《文藝爭鳴》等學術刊物發(fā)表論文80余篇，部分成果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文轉載。出版《私想文學》《印痕與記憶：新時期小說論稿》。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3項、省部級社科基金項目3項。榮獲第六屆江蘇文學評論獎一等獎、第二屆江蘇紫金文藝評論獎二等獎、第三、四屆江蘇文學評論獎二等獎、首屆江蘇文藝評論獎二等獎、紫金山文學評論獎、金陵文學大獎、江蘇省社科成果優(yōu)秀獎。

記者：在《正義與及物》一文中，你提到，好的文學批評應該具有“正義”與“及物”的內在屬性，而在此前的文章中你提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應該具有批判性和趣味性。這是四個具有意味的詞匯，也代表了好的文學批評應該具備的特質，請談談你的理解。

沈杏培：什么是好的文學批評，見仁見智。本雅明對批評家有一個比喻，稱之為“煉金術士”，他說不斷生長的作品是一個火柴堆，批評家是煉金術士，他將現存無用的素材轉化成永恒的真理金丹。我在關于文學批評的兩篇文章中具體探討了好的文學批評的屬性，并將正義、及物、批判和趣味視為理想文學批評的品性。比如正義，我欣賞那種愛憎分明、充滿正義的文學批評，有時盡管會以某種粗暴的形態(tài)出現，但它們是建設性的，是文學的真正有意合作者。及物，是需要不斷重申的重要批評屬性。文學批評是以問題作為導向，在鑒賞和評價文學中體現著學術理性的心智過程。如果把這種復雜過程簡化為一種隨興所至的活動，這種批評一定是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也會成為空洞無物的“不及物”批評。批判性的立場也很重要，沒有立場或是缺少價值評判的文學批評一定是糟糕的。趣味的文學批評更是一種美好期待。趣味生動的話語、修辭與文風，是當下文學批評所缺乏的品質。朱光潛認為，大師筆下，高度的幽默和高度的嚴肅常常化成一片，不但可耐人尋思，還可激動情感。我敬重并欽佩融合了這些特質的文學批評。

記者：由此延伸而來的一個問題是，一個批評家是否應該具有一種恒定的批評觀，可以個性，也可以不斷革新，但它在大的方向或曰價值取向上應當是恒定的，指引著批評家做出真正的批評？

沈杏培：你所說的批評家應該有相對穩(wěn)定而自洽的批評觀，我非常贊同。從個人偏好來看，我比較欣賞別林斯基式的批評風格，誠摯勇猛、凌厲尖銳，而又精準有力，他為后世的文學批評建立了一種崇高的美學標桿和批評人格，別林斯基的文學批評實踐具有高度的介入性。這里首先要區(qū)分一組概念，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前者介入并干預文化現實，后者則更接近于傳統的專業(yè)研究。約瑟夫·諾思在近作《文學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中，將20世紀以來的文學批評史視為“批評”與“學術”兩種范式的博弈，認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個性化、介入性的文學批評逐漸讓位于歷史主義/語境主義的文學研究。在這種轉型中，諾思所看重的文學批評作為一種影響深遠的“思想話語”（intellectual discourse），蛻變?yōu)橐环N知識話語。我在近幾年的學術實踐中，總是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做死學問，要注意學術的當代性，體現專業(yè)性、現實性和思想性的融合。緣此，我在研究中深入關注疫情時代文學的敘事倫理、當下小說中的善惡書寫、當代文學中的青年問題、當代文學批評的求疵傳統等極有當代性和現實感的問題。總之，我理想中的批評家，不僅會“尋美”，更敢于以“求疵”立場介入各種文學現象/病象，這種介入看似冒犯顯得粗暴甚至略顯激憤，但它是善意而真誠的，是充滿建設性的。

記者：你于2018年發(fā)表的論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強行關聯法”指謬》學術影響較大，論文指出當下文學批評和研究實踐中存在著在事物與事物、現象與現象之間強行建立關聯的征候。某種意義上，這是對于文學批評方法論的一次指正，甚至它也是與批評理論所結合的，所以不難理解為何它被雜志轉載和獲得獎項。所好奇的是，它指向了你文學批評事業(yè)的一種志趣嗎？它對當代文學批評有怎樣的啟示意義？

沈杏培：這篇文章屬于我的研究中為數不多的“金剛怒目”式的求疵論文。探討、追溯文學現象在具體歷史語境中的內在關聯、因果關系、影響效果，從而揭示文學的內在本質與歷史真相，彰顯文學的“存在之由”與“變遷之故”，這是文學研究的應有之意和常見路徑。我經常讀到一些學術實踐在建構這種關系或關聯時，顯得勉強、松散，甚至虛假、無效。究其因，由于學力不逮、史料儲備不夠，或是學術方法不當，造成關聯弱化或缺失。我將這種學術方法概括為“強行關聯”，并將這種病癥歸納為松散關聯、虛假關聯和庸俗關聯。通過這種研究，我最后想指出的是，學術研究也是一種科學研究，科學有所不能，因而承認學術的有所“不為”和有所“不能”，是學術人應該有的職業(yè)精神。這篇文章體現了我的學術勇氣，彰顯了一種“不隱惡不虛美”的批評姿態(tài)。

記者：事實上，文學批評不應當是凌空虛蹈的，它必然應該與當下的文學現場相結合。在你的文學批評中，對于史料和當下批評的有效結合，在歷史感與文學現場之間穿行，這應該是你學術研究的一種特質，既顯示了你的個人才情，也顯示了你的學科視野。

沈杏培：在這一方面我有著比較自覺的認知和實踐。我的研究起步于中國當代經典作家作品的闡釋，研究之初，對史料的介入和歷史語境的關注并不太多，后來慢慢發(fā)現無論是作家與作品的解讀，還是文學現象的分析，都離不開對研究對象所處語境的了解甚至勘探。詹姆遜的“永遠歷史化”（always historicize）的歷史主義研究范式也成為我常常用以自勵的學術方法。我在學術研究中，自覺把“歷史化”和“整體觀”作為兩種基本研究方法，也即，無論是研究具體作家、文本，還是思潮、現象，都盡可能地進入研究對象所處的歷史語境，以論從史出的學術方法，在相對完整的歷史線索中還原、解釋事物的既有邏輯；另一方面，我非常注重以整體視野來觀照研究對象，通過讀全集、知全人、還全境的方法，對學術問題與研究對象進行理性闡釋。近幾年，我在畢飛宇、王蒙，文學資源與新世紀作家等研究方面，體現了這樣的學術自覺。

另一方面，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來說，當下性和歷史現場也是不可或缺的學術維度。諾思認為提倡文學研究的“當下主義”（presentism）可以促使學術范式突破已有瓶頸進入到一個“新階段”，諾思強調的實際上是薩義德所說的突破專業(yè)主義，關注當下，積極干預文化現實這一主張。我的很多同行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也在努力向他們學習，通過會議、專題爭鳴、工作坊、學術訪談等方式積極介入到學術現場，見證、參與當下文學生產。

記者：你研究中的一大關注點，是“青年”，既從學術史的角度考察文學中的青年問題，又將思考的觸角延伸到當下社會。為何關注“青年”，青年話題有怎樣的現實價值？

沈杏培：青年問題作為一種問題域，從社會學意義上，和兒童問題、老年問題一樣具有重要意義，只不過，當我和我的同行們將青年問題作為一種學術問題進行研究時，我們更為關注的是青年敘事中體現了文學知識分子怎樣的青年建構和現實反思。自現代以來，青年問題一直是一個核心命題。不同歷史時期的青年文化塑造了不同的青年角色與青年主體性。青年在近一百年的歷程中，經歷了角色和姿態(tài)的巨大變化，到了新時期語境下，從城市“邊緣人”高加林，到都市“新窮人”陳金芳、涂自強、汪長尺，再到當下更年輕一代的青年，我通過考察中國當代文學中幾個不同階段的青年敘事，試圖追問的正是青年主體性建構和消失的問題。這些論文都不是簡單地描述青年的現實處境，同時更包含了我的價值評判。關注文學中的青年問題，其實是在專業(yè)視角下具體考察作家群體關于青年的文學建構和文學想象，也是在社會、倫理、政治維度考察青年治理和青年秩序問題。

記者：你的個人經歷相對而言是豐富的，最后選擇了治學。為什么做出這種選擇？2013年獲得“全國百篇優(yōu)秀博士論文”這樣一個國家級的學術榮譽，是否也堅定了這種選擇？我認為，是文學和學術研究，在某個層面上吸引你將其作為一種終生事業(yè)，是否如此？如果確乎如此，是在哪一種層面？

沈杏培：我的個人經歷談不上有多豐富，但確實經歷了對幾個職業(yè)的體驗、甄別與選擇。幾種職業(yè)經歷豐盈了我的人生，同時我也欣喜地覺得大學教師是我最理想的歸宿。這種職業(yè)選擇是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受到家族因素的影響，根本上還是大學的那種優(yōu)雅和自由的氛圍吸引我。我的專業(yè)方向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學時期我在這個方向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和興趣，碩博期間師從朱曉進先生并接受了比較嚴格的專業(yè)訓練。2013年獲得全國百篇優(yōu)秀博士論文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但確實提振了自己的學術信心。這部論文這些年經過多輪修改和完善，前段時間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也算對學術起步階段的一個小小總結。

你所說的職業(yè)吸引和將文學研究作為一種終身事業(yè)的動力問題，確實也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對于職業(yè)的意義問題，我們需要在自己內心完成其意義賦予和動力來源，否則我們很容易會產生職業(yè)倦怠。馬克斯·韋伯將學術生活稱為“一種瘋狂的冒險活動”，他認為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如果沒有一種對這個職業(yè)的“熱情”，即便知識淵博和內心虔敬，也不能獲得很大成就。對于我來說，對學術研究的這種濃郁的興趣和持久的“熱情”，是我至今仍具有的一種狀態(tài)。回想這些年的研究實踐，我似乎從沒有感到過痛苦，即使寫博士論文我也沒有失眠過，也沒有大把掉過頭發(fā)，寫論文做研究作為一種智識活動在我看來是一個比較快樂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