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無聲勝有聲——漫憶黃裳與巴金的交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黃裳、茹志娟、吳強、王安憶（后排自右至左）與巴金合影
2021年10月18日，我在徐匯區旅游公共服務中心展出的《薪傳：魯迅與巴金圖片展》上，看到自己拍的巴老在魯迅先生墓前敬獻的花籃的圖片，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黃裳先生為拙作《世紀巴金》作后記的情景……
2000年初夏，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為賀巴老九十六歲華誕，準備出一本名為“世紀巴金”的書。一天，我來到陜南邨黃裳寓所邀請他為書作后記。黃裳見是介紹巴老生平的攝影集，當即答應了。也許是看到畫冊“魯迅是吾師”一章中有巴老、黃源與他結伴同行訪問魯迅故鄉等的配圖，他便以此作背景，寫下了《琥珀色的紹興酒》這篇后記，以數百字篇幅記敘了他在紹興的所見所聞。后記把參觀魯迅先生故居百草園，及接受故居紀念館贈送魯迅先生慣用的“金不換”毛筆等難忘場景和細節悉數收入文內。那天，三老還為紀念館題詞留念，巴老題懷念魯迅的詞；黃源是憶先生的，各有所長。黃裳題的是：“魯迅先生永遠是我學習的楷模，愿追隨先生的腳跡前進，這是我畢生的志趣。1983年10月9日。”
然后，他們來到故居對面，過了屋前的那座石板小橋，走進“三味書屋”。在魯迅兒時讀書的座位，巴老側身擠進狹小的書桌，坐在先生當年的椅子上開心地笑了。
午飯時主人取出了存放幾十年的紹興陳酒，只有一小瓶，座中每人都分到一小杯，那確是難得的陳釀，已經成了琥珀顏色的了。
黃裳借物抒情，在平直的敘述中表達了幾位魯迅追隨者的敬仰之情。小林讀后說，黃裳的這篇后記寫得好。
沒隔多久，《世紀巴金》出版了，出版社拿出三十本書，請為書作序和跋的作者簽名蓋章進行義拍，拍得款捐給“希望工程”。那天，我們把書運抵黃裳寓所，我看著黃裳坐在沙發上邊簽邊翻看著書中一幅幅熟悉的圖片，便與他東拉西扯地攀談。當我問及巴老替他找回失散多年的書時，黃裳見我似知非知，便告訴我——
一次，黃裳約上黃宗江和姜德明上巴金寓所喝茶聊天。彼此談得正酣時，巴老上二樓找出三本藏書送黃裳，說是二十多年前托人從舊書店買的，現在沒用了。黃裳見其中一本《藥味集》扉頁上有周作人親筆為他題的字。還有一首“題詩”仍夾在書頁中。黃裳和我說到書上的簽名及詩的來歷。1946年，時為文匯報記者的黃裳，到南京的老虎橋監獄采訪被羈押的漢奸文人周作人。訪談結束，黃裳拿出《藥味集》讓他簽名，周作人不僅簽了，還另給黃裳作小詩一首。黃裳還記得，此書是在他被打成“右派”后從家里“流”出去的，卻在不經意間重回到自己的手中。
1997年11月20日，我走進巴老病房，聽見巴老正在動員黃裳捐書。他對黃裳說，你可捐些書給上海圖書館。黃裳說，準備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巴老立即說，那不一樣，你的古籍版本書適合給上海圖書館……
正在討論時，柯靈夫婦開門走了進來。柯靈還是那熟悉的笑臉，進門與大家招手并點頭示意，我見他還特意轉向黃裳點了點頭，黃裳與其相視抿嘴一笑。柯靈夫婦便在巴老的另側落座。此時病房里的氣氛明顯沒有先前那么輕松隨意了，大家不知話從何說起。過了片刻，還是巴老先開了口，問柯靈近來在忙點啥。柯靈說正在寫浙江文學志和準備赴京參加民主黨派會議。接下來，他們都似王顧左右而言他，不知所云。在場的心里都清楚發生在三年前的那場筆仗，使柯靈與黃裳已有多時未相見了。如按往常，我早就給他們合上影了，這次卻始終沒敢舉起手中的相機，生怕造次。
原來，1994年適逢梅蘭芳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柯靈在《讀書》（第六期）上發表了《想起梅蘭芳》的文章，對黃裳寫于1947年的《餞梅蘭芳》提出了不同看法。隨后黃裳在《文匯讀書周報》（1994年7月）回應以《關于〈餞梅蘭芳〉》一文。在以后的一個多月里，雙方在報刊上打起了“筆仗”。你來我往，各不相讓。相比之下，柯靈的文章犀利，而黃裳則從容不迫，在我眼里都是論辯的好文章，屬正常學術范圍內的爭論。三年后，兩位名聞遐邇的散文大家，又同為文匯報的資深報人，在探望巴老時巧遇，能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相逢一笑，實屬不易。這當然離不開巴老的橋梁作用。難怪他們告辭離去后，巴老坐在輪椅上“偷著樂”，小林見他這么開心就問道：“爸爸你在笑什么？”他說：“我剛才差點笑出聲來。”后來，有友人為我未拍下一幅巴老與黃裳、柯靈的合影而惋惜，現在想想當初我的顧慮確是多余的。
2002年9月27日，我隨巴老的胞弟李濟生、侄子李致、女兒李小林、侄女李國糅到浙江嘉興踏訪李氏祖籍地，到訪“仰甘亭”、塘匯鎮西的李家祠堂舊址，在返回的路上順道來到南湖湖心島上的煙雨樓小憩。小林是重返舊地，她給我們說起四十多年前她與弟弟小棠隨父母到嘉興游玩的情景。1955年，黃裳與嘉興衛校讀書的朱光耀姑娘正處于熱戀期。一天，他約巴金、蕭珊夫婦帶著兒女赴嘉興，泛舟南湖后上煙雨樓喝茶，黃裳有意讓未婚妻來與大家見見面、“亮亮相”。巧的是，我來嘉興前在《文匯報》“筆會”上剛讀到黃裳對煙雨樓贊美有加的散文《嘉興去來》，我不曾想到其中還有這么一段充滿故事的小插曲。
回上海后不久，我在翻閱《巴金全集》的“書信卷”和《家書》時看到這段愛情故事的“前奏曲”已被巴老記錄在冊。抗美援朝時，在朝鮮體驗生活的巴金讀到妻子蕭珊的來信，其中說：“有一天黃裳陪那位小姐來我這里坐了很久，第二天就去無錫，我們在報上讀到他們訂婚的消息。”（見《家書》1953年11月16日的信）巴金看后即提筆寫信給黃裳：“蘊珍（即蕭珊——作者注）來信也說起你訂婚的事。這是好消息。什么時候結婚？我希望能喝一杯喜酒。”（見《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370頁）
黃裳對在人生道路上得到巴老的扶植是沒齒不忘的。1942年冬，黃裳拿著巴金的三哥、他的英語老師李堯林的一紙便條，只身入蜀，去找巴金。見面后，他對巴金的印象是說話不多，待人卻很熱情。巴金把黃裳視同手足，見他舉目無親，生活困難，便幫助把他的旅行記事散文介紹給《旅行雜志》，使黃裳在重慶得到了第一筆稿費。黃裳在軍中任翻譯官時常調防，巴金把他曾發表過的散文收集到一起，通過書信與黃裳商議進行編排修改，為他出版了第一本書《錦帆集》。由此，黃裳走上了文壇。
我在黃裳的懷念文章中看到，有一次單位搞個人鑒定，黃裳請巴老給他提意見，巴老向他指出“拼命要錢”是大缺點（見《散文海外版》2006.1期）。黃裳對巴老的批評意見心悅誠服。他因喜歡買舊書，感到錢總是不夠用，于是預支版稅，計算稿費，編書也要編輯費，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可見巴老對他所提的意見說的是真話。
我與黃裳的接觸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雖然也時常看到他到作協開會或參加各種活動，但多數還是在他探望巴老時見到的。我從他們的交往中觀察到巴老對黃裳的關愛是無微不至的。早些時，巴老常以書信或帶話的方式約黃裳到家里品茗聊天，他珍視這樣的輕松自如的交談。有一次，在杭州養病的巴老托我帶兩盒西湖龍井回上海，說黃裳喜歡喝茶，讓他也嘗嘗新。黃裳夫人逝世，在告別儀式上，黃裳發現一只挽聯上署名“老友巴金”的花圈。令黃裳動容的是巴老住醫院也有好幾年了，心里仍惦記著他。
平時，多日不見，如隔三秋，兩人期盼著相見。真的在一起了，巴老因病無力氣說話，又碰上黃裳少言寡語，對話不多。我看到他們時常會有“卡殼”的狀況，坐在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當此時，我便想起白居易的詩句“此時無聲勝有聲”……
出幾本書，送送朋友，是巴老生活中的一大樂趣。因此，無論單行本還是大部頭的全集、選集及五卷本的《隨想錄》都會送給黃裳。有幾次黃裳來訪，巴老都會叫我從柜子里幫他拿新書，當場簽名送給黃裳留念。有了書作話題，巴老與黃裳的談話就流暢得多，自然而然像泉水般流淌出來。
1998年11月16日的那次見面，黃裳進門還沒坐定，巴老就對他嘆起了苦經，說：“我現在動不了了，書店沒法去了。”黃裳說：“我也已多年沒去四馬路（即福州路）書店了。”巴老笑著說：“以前，書搬來搬去，我高興搬，現在連書都拿不起了。”接著，他告訴黃裳說，這次出了一套《巴金譯文全集》，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書了。黃裳聽后說道：臺灣出版的那套譯文全集漂亮。小林說：“這次把克魯泡特金的作品也收進去了……”
黃裳與巴金長達六十多年的交往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我記得，黃裳在一次回望與巴老亦師亦友的交往時，深有感觸地稱他是新生者的保護者，前進道路上的領路人。如是評說，我看是恰如其分的。
2021.12.8
2022.8.20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