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是葛亮繼《朱雀》《北鳶》之后又一部新的長篇小說。關于葛亮，我自然不能說陌生，但面對他的新長篇，我又的確多少存有些許“忐忑”，吃不準他的新作究竟又會給你啥樣的體驗？

我之所以這樣說絕非憑空而論。還是在2009年，本人曾受邀至香港浸會大學做了半個月的訪問學者，校方給我的剛性任務就兩項：一是給這里文學院的學生講一次大課；二是和學院文學教研室的六位老師分別作一次交流，而葛亮就是其中之一。大課我自然會事先做些準備，至于與六位老師的單獨交流則本以為興之所致便可，但恰恰是那個最年輕的葛亮偏要給我“出題”，在交流之前先給我留下一扎厚厚的手稿并美其名曰為“請指教”，這就是他的長篇小說處女作《朱雀》。對當時的我而言，這可真是一次難忘的“燒腦式”閱讀，作品確有許多吸引我、感動我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令我“頭大”之處，說白了就是整體敘述在某些地方留有明顯“作”的痕跡，“作”得令人讀起來費勁。再往后就是差不多過去了六七年，曾經的同事告訴我說葛亮將他的新長篇《北鳶》交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總體蠻不錯，讓我給看看。看就看吧，大不了再“燒一次腦”！結果掩卷后的印象竟然是那種驚喜的生疑：“這還是我認識的那個葛亮嗎？”我除了在前后兩部分的銜接上還有點不滿外，其余的評價就是三個字：“非常好！”現在時間又過去了六七年，葛亮的第三部長篇《燕食記》殺青面世，這次帶給我的又會是啥感覺呢？

曾經有人將葛亮的《朱雀》《北鳶》和另一部短篇小說集《七聲》概括為書寫近現代歷史之家國主題的“中國三部曲”；現在又有人將這部《燕食記》稱作是葛亮繼《朱雀》《北鳶》后“中國三部曲”長篇小說系列的收官之作。不能說這些概括完全“不著調”，但畢竟只是一種局部的描述，而在這種描述的背后則意味著大量的省略。關于《燕食記》究竟是一部什么樣的作品？葛亮在自己這部新作的首尾都有十分清晰的交代。作品以漢代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天官·膳夫》中出現的“燕食”二字所作的“注”——“燕食，謂日中與餐食”為開篇，又在本書的后記《食啲乜》中明確坦言：“想寫一部關于‘吃’的小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念念不忘這個主題”。

食，怎么制作？如何品嘗？的確是葛亮這部長篇新作的重要切口，但又絕不僅僅只是切口，同時也是作品文本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燕食記》關于美味佳肴的制作與品鑒不僅占有相當的篇幅，而且寫得十分出彩。無論是白案還是紅案，無不被葛亮狀寫得濃妝淡抹、活色生香；炒、煎、貼、炸、熘、燴、燜、扒、氽、涮、鹵、醬、熗……烹飪的十八般武藝在葛亮筆下被表現得靜若處子、動若脫兔。比如本幫菜中紅燒肉因其“肥而不膩、甜而不黏、酥而不爛、濃而不咸”而廣受食客歡迎，這是因為從食材開始就要有連上皮肥瘦夾花共七層的挑剔，以及大火燒、小火燉、中火稠的制作過程，只有這樣才能呈現濃油赤醬、焦亮糖色的效果。這樣一種描寫的確令人心動，恨不能立碼親自動手一試。不僅如此，所謂美食之美，需要的還不僅僅只是制作者的匠心與手藝，品鑒者的“懂”與“會”同樣重要。《燕食記》中在寫到邵公偕夫人到“十八行”用餐時有如下一幕：面對上來的生煎，夫人先是不以為然，但在邵公“內里有乾坤”的提示下，“夫人便搛起一只，輕咬一口，才發現，這生煎的皮，不是用的發面，而是透明脆薄，里面的湯汁流出來，極其鮮美。再一口，原來內藏著兩個蝦仁。還有一些軟糯的丁兒，混著皮凍化成的鹵汁，咬下去十分彈牙爽口。夫人品一品。眼睛亮了亮，說，你們快嘗嘗。這花膠，用得太好。”……凡此種種，從制作到品鑒，不僅是一門功夫也是一種文化，不僅是作品的一些引子，也是作品主體的重要構成之一。

烹飪也罷、品鑒也好，都離不開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一部《燕食記》，出場人物中有名有姓者好幾十，主角兒自然是“大按師傅”榮貽生和他的高徒陳五舉，這師徒倆“相親相殺”的故事構成了作品的主線，他們各自艱辛曲折的成長歷程固然令人手不釋卷，而推動整個故事發展和緊緊抓住讀者心房的則是他們彼此個性的鮮明和命運的起伏。除此之外，在葛亮筆下的眾多人物中，無論主次、不分男女，隨便拎出三五皆可見出鮮明的個性，而這些又是與他們的血緣、經歷和成長環境緊緊勾連。比如錫堃、頌瑛、慧生、葉七、風行、司馬先生、露露、謝醒……還有其他，無論葛亮著墨多寡，個個都是“有故事的人”和個性鮮活的“這一個”。有這樣一群大大小小“活色生鮮”的人物支撐起《燕食記》的“四梁八柱”，作品想不抓人都難。

從作品面上的呈現看，同興樓、十八行當然是榮貽生、陳五舉師徒倆活動的主空間，般若庵、太史第、安鋪、灣仔、觀塘等則是作品里各色人等展示自己的次場景。但整部《燕食記》則是籠罩于一塊巨大的自然時空之天幕下，這里上演了自辛亥革命以來粵港兩地先后經歷的諸如抗戰、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時代風云變幻，無論作品中人的選擇與作為如何，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都是可以從那片巨大而斑瀾的時空之幕上尋找到些許緣由。榮師傅出生在20世紀20年代之初的廣東，這當然是一個時代的開啟，他的人生自然不得不伴隨著此后一系列的時代變革與風云際會而起伏；而弟子五舉活動的主場景則主要在香港，六七十年代那里的經濟騰飛，八十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及粵港澳大灣區開始啟動等一系列重大歷史變革對于個人命運的興衰起伏或多或少都會激蕩起種種微妙的漣漪。比如作品行將結束之際，謝醒在動員露露去說服五舉參賽時曾說道：“你們這個觀塘的店，不長久”，理由就是“如今大陸開放，多了四個經濟特區，吸引外資。觀塘的老板們，心思活絡的，都想著把廠子北上移到內去”。寥寥數語，八十年代經濟特區建設的魅力躍然紙上。

“食”之成為《燕食記》的切入口是因為“中國人的道理，都在這吃里頭了”，這個“道理”固然很多，但葛亮這次選擇的則是如何順時、怎樣做事、哪般立人？孤立地看，三者都很精彩，但對一部長篇而言，各有其美并不等于整體之美，稍有不慎還有可能前功盡棄。如何將這三塊獨立之美和諧完美地糅合成一個整體之美就成了決定《燕食記》成敗之關鍵。

比之于《朱雀》《北鳶》曾出現的遺憾，葛亮這次在結構上做足了文章。從文本表層看，《燕食記》全篇由上下兩闕共十六題組成。上闕九題以師傅榮貽生的傳奇身世為主體，展示的是辛亥革命以來粵地的時代風云變幻；下闕七題則以榮氏弟子陳五舉的成長為核心，呈現的是香港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展歷程；終曲則以師徒二人在一場電視烹飪大賽中重逢而走向大團圓。這當然是一種典型的雙線敘述結構，其長則在于脈絡相對清晰，其短則略顯機械，靈動感不足。為了補強抑短，葛亮在作品中特別設置了“我”這個角色來貫穿上下，這是一個赴港讀書又留在那工作的青年學者，因其祖輩與榮師傅也算世交，因而多有交往，為此，“我”還特意申請了一個關于粵港傳統文化口述史的研究項目。不曾想到的是在研究尚未展開之時，竟傳來了同欽樓即將結業、榮師傅出走的驚雷。為了搶救這段歷史，“我”便加速了該項目的研究，也成了自由游走于上下兩闕間的一個“自由人”，他可以將榮師傅和五舉師徒倆在上下兩闕間自由調度，容易混淆處也不妨加點近乎注釋類文字。這樣一來，上下兩闕結構的短板在“我”的調度下就變得自由靈動起來，而且“我”的出現也使得讀者在閱讀《燕食記》這一虛構文體時自然產生一些非虛構的“幻覺”，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感。

當然，《燕食記》之成功也還有其他因素共同促成。或許是一種巧合，在進入對葛亮這部新長篇的閱讀之前，我正在集中閱讀東方出版中心新近推出的《七聲》《戲年》和《問米》這三本葛亮的中短篇小說集，總計18則中短篇雖各有長短，但善寫人則是其共同特點，不多的著墨將作品主人公的主要特點給勾勒得栩栩如生，令人難忘。這一點在《燕食記》有了更寬廣的表現舞臺，作品中先后出場的人物大大小小幾十有余，著墨雖有多寡之別，但活靈活現則是其共同特點。還有語言，葛亮的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其實都值得琢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是葛亮語言的顯著特色，但《燕食記》因事發粵港二地，一些粵語的嵌入在所難免，但在具體處理尺度上葛亮的掌握十分得體，不僅不顯生硬，反倒更見豐富。

《燕食記》的題材不能謂之為重大，但它所表現出的主題分量卻不輕，且感染性極強。這樣一種閱讀體驗再一次告訴我們：對創作而言，寫什么和怎樣寫同等重要；對文學而言，只有具備了強大的藝術感染力，讀者才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作品本欲傳遞的內容與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