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相信任何一個熟悉葛亮和他作品的讀者，都能感受到他對于筆下人物的體恤。這種體恤，使他即便著墨曾經縱橫捭闔、構建過歷史輪廓的人物，也寫出了人之常情；即便聚焦手藝人，也能通過訪問的形式讓讀者“重回”現場。因而，葛亮的敘述是溫和的，文字是有溫度的。

從《朱雀》到《北鳶》，他花了七年時間，從《北鳶》到《燕食記》，花了六年時間。這節奏對于一個70后實力派作家來說委實算不得快。但慢的背后是葛亮工匠般的細密扎實，卻又懂留白和意韻；他“以淡筆寫深情”（王德威語），卻暗自有一種強大的精神氣質。《燕食記》出版了，帶著葛亮式的印跡，一貫典雅的語言，品質，依然寫傳統文化的融合，只是選取了粵港美食作為故事和人物的落腳點，既打通了整個嶺南的空間壁壘，又以飲食的傳承、流變、革新輕松勾連起近代百年嶺南歷史。

的確，葛亮的小說比較多地關注那些不斷遷徙的人群，這正是嶺粵繁盛歷史中重要的一環。《燕食記》中，葛亮以葉鳳池、榮貽生、陳五舉、露露等為代表的五代廚人的命運遭際，寫出了普通中國人心中最樸素真摯的家國情懷以及心存向往、溯流向上的風骨。在四十余萬字的《燕食記》里，葛亮是如何像匠人般專注地描摹、打磨，堅韌地跋涉于文字長河，還能保持固有的文學品相？8月初，葛亮抵京，接受中華讀書報專訪。

中華讀書報：從《七聲》到今天的《燕食記》，都有一個講故事的“我”在旁白。這種敘事方式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葛亮：每一個作者內心中都存在著對作品的勾勒。因為題材的不同，作品的呈現也不同。我希望這些“不同”之間有呼應和親近。《七聲》里的毛果可能是作家本人的鏡像，毛果一直在成長，讀者也在成長，成長的過程互相陪伴，很溫暖。

中華讀書報：從《朱雀》到《北鳶》用了七年，從《北鳶》到《燕食記》用了六年，你的每一部作品的醞釀與寫作都準備得比較充分？

葛亮：這是必須的。對作者來說，這種準備會讓自己有底氣。無論是案頭工作還是田野調查，不做好充分準備下筆會很虛。雖然小說是虛構的藝術，做不到無一字無來處，就不是小說的創作形態。涉及到歷史時代，必須言之有據。人性的發揮、闡釋都依賴于時代語境才會成立，才會在那樣的瞬間迸發出光彩。這也是和讀者交流互動的前提，語境有說服力，對當下的人才有說服力。

中華讀書報：無論《瓦貓》《北鳶》還是《燕食記》，你對每個細節都十分講究，小說中涉及的書畫、服飾、陶藝以及飲食、戲曲、刺繡等等，各種駁雜萬象的描寫貼近人物同時合乎情境。在閱讀的過程中，能感受到你還是很享受創作過程的。

葛亮：蠻享受。印象中的小說家都是天馬行空，從寫作的角度講會自在一些。對我而言，和歷史間的勾連是享受的事情，而你呈現歷史的輪廓的前提，一定是撿拾歷史的磚瓦，案頭考據也好，田野調查也好，可以從舊的東西里發掘、感受、尋找，和當下的審美或價值觀里相近的東西。

寫作的過程實際上是發現的過程。我發現這兩個文化傳統可以合而為一，又可以傳達給當下的讀者。我更在意寫作過程本身，這個過程很幸福。比如寫匠人，起初想象是某種意義上的“挽歌”，可能會覺得他們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談日常的東西，你會發現他可能木訥、寡言，不知道怎么表達，但是談自己專業的東西，立刻神采煥發，他們有自己的小世界，專心到一定程度，他們會忽略外部。進入他們的領域之后，發現他們有充分的自足自洽，他們樂觀、達觀得多。這時我會重新審視自己的預設，外在的同情感，不是真正的共情。

中華讀書報：很多男作家寫女性角色，反而把握得更獨特、更細膩？

葛亮：我的想法，不光是性別，還有所處的時代的節點和境遇。女性的處境相對男性更艱難。男作家寫女性把握更敏銳、質地更鮮明，本身我是對女性更尊重的作家，對于她個人怎樣去經歷時間的節點和歷史的關愛，更容易產生共情感。《七聲》里的阿霞很純真，一直沒有選擇低頭與和解，她的生命質地是非常單純的。《燕食記》里的露露有非常圓潤和成熟的地方。辛格寫《傻瓜吉姆佩爾》就是很成熟的人物類型，寫看似單純的人如何應對復雜的世界。

中華讀書報：準備如此充分，是否下筆已經不太有難度？《燕食記》對你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葛亮：把資料或者把文本準備轉化為虛構的文體，還是需要賦予相對強大的敘事邏輯。敘事過程中如何將資料進行創造性的轉化還是有難度的。首先前提是熱愛寫小說。如果是負擔，效果可能就不一樣。《燕食記》看似以食物為切入點，其實包含的元素還是很豐富的，不光是飲食，不光是嶺南的文化元素，還包括戲曲，瓷藝、園林，有機地共冶一爐，同時不顯得刻意，在文化容器里要落腳在人性式樣，進行整合，同時自然地使故事推進和流淌，這是有難度的。這個過程中，又不是克服的狀態，好像你在創造一個世界。這很有趣，一磚一瓦地把房子造起來。

中華讀書報：寫了多少種食物有統計嗎？ 每種食物都了解過制作過程？ 包括食的感覺都體驗過嗎？

葛亮：“計天下所有之食貨，東粵幾盡有之；東粵之所有食貨，天下未必盡有之也”。我沒有統計食物種類，只是自然地往前推進。在某個節點應該寫這樣的食物，就表達出來了。這些食物在某些時間點出現有隱喻的意味，有些是真實存在的菜系，都有據可查，有些也是我的創造。比方說，五舉入贅到廚師家，他以自己的經驗又創造了一些食物，比如黃魚燒麥、水晶生煎是不存在的，但在我的想象中工藝上是有依據、是可以合璧的。我更想表達的是，文化傳統之間融合的品性。看上去是菜肴或點心的創制，背后是傳統文化的特性，穩中求變不斷融合的特性。具體的菜肴，也有相應的飲食類的古籍經典，也有趨近的部分，在這個過程中，你會有底氣。想象的基實還是要求有本源的。

中華讀書報：也許可能會開拓廚師的思維。《燕食記》里錫堃提到，用荔枝殼墊底干煎山斑魚，這個細節有來歷嗎？

葛亮：這個是真實的，就是把荔枝殼天然的清甜味道滲入魚肉的肌理中，是食材之間非常美妙的互動和交合。這是粵菜重要的觀念。紅杏主人的《粵菜第一書:美味求真》，就提到粵菜的古樸，不用太多佐料，用食材本身的氣味、本身的特質互相融合彰顯，是所謂食材的真味。我們認為粵菜清淡，實際上是寄托食材本身的真味。粵菜里的煲湯是很講究的，湯的質味是甜，其實不是糖的甜，甜是食物真味。有味始之初，無味始之入。

中華讀書報：寫作的狀態如何？ 是否也調動了自己的感觀？

葛亮：一方面要有代入感，一方面在小說推進的敘事過程中也要有所克制，一旦太放肆于自己的口舌之欲，文學的質地會偏離。

中華讀書報：說到克制，你的作品里一直有這個特點，《無岸之河》《燕食記》里的情感表達的克制、筆墨描寫的克制是一以貫之的。

葛亮：關于情感的克制，我認為“發乎情止乎禮”。文學的克制，以我的審美，留白很重要。我不喜歡講故事或表達情感的互動和交流是一眼可以看到盡頭。二十多歲寫《無岸之河》如此，四十多歲寫《燕食記》也是如此，其中榮貽生和司徒云重中年后的見面，是在榮貽生的太太去世之后，貽生送給云重一枚戒指，是明顯地表達心跡的動作。但是云重在手指上戴了一下，取下來還給榮貽生，說，我這一輩子算是戴過了。這一剎那反而比所謂的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結局好。

中華讀書報：語言的風格也很是葛亮式的，一直都很典雅。為什么喜歡用短句？

葛亮：這是古典文學一直以來的一種流淌或表達方式。我小時候的文學訓練相當大的比例來自筆記小說，父親會給我看《世說》《耳新》《閱微草堂筆記》……古典文學的審美的門檻很大程度上在于精簡和淬煉。早期的閱讀經驗已經建立的審美門檻和傾向，在我二十多歲開始寫小說時就像魅影一樣出現，成了現在的風格。節奏、語感的形成，有時候很難一言以蔽之。

中華讀書報：二十歲寫小說之前有過訓練嗎？

葛亮：談不上有。我一直甘于做閱讀者，包括讀研、讀博的過程中，我一直希望向專業的閱讀者靠近。為什么寫小說？ 我作為評論者，有時候需要將心比心，需要體會研究對象的甘苦。我覺得這種甘苦，會使你在對他的文字熟悉和共情過程中有所穿透。

中華讀書報：《北鳶》中沙俄前公使庫達謝夫子爵的幼子一口天津話，文笙開蒙是襄城的方言。《燕食記》里也有粵語，你在寫作中如何處理方言？

葛亮：寫粵地寫香港的風物和題材，需要很長時間的準備。早在十年前，我出版過以香港作為背景的小說集。因為寫完《朱雀》后一位前輩批評家跟我說：期待你寫一個有關香港的小說。我覺得需要做某種準備，這種準備在于，怎么勾勒這個城市的氣質，寫香港和南京對我來說完全是兩回事，寫南京很多東西是與生俱來的。但對于嶺南來說，需要更多的時間做準備。

廣東方言作為古老的語言，和現代標準漢語相比呈現出更多特質，很精煉，同時表意能力十分豐富，又有內在的韻質。寫到《燕食記》時，我不斷在做這方面的準備，甚至比資料的準備更重要。在哪里用廣東話，哪些方言需要加注，不加注的部分閱讀過程是否有障礙，能不能體現整體的表意性、語言風格的鮮活感，確實是我作為寫作者想要的效果。方言的意義是點染、活化整個段落，塑造人物個性。增添在它的活力，人物的豐富性因為方言的加入事半而功倍，這是《燕食記》過程中重要的元素。

中華讀書報：你的寫作的歷史感和厚重感，在70后作家中還是很值得稱道的。

葛亮：歷史感本不是鐵板一塊的東西。我有我的表達方式，而且歷史感和長短無關。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受戒》，就是滿滿的歷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