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要在時空的縱橫交錯中，在歷史軌跡的變化和歷史意識的理性調整中，在對人類的永恒價值的追索和宇宙終極意義的探究里，尋找自然文學與生態文學的價值坐標與現實維度。

當下文壇自然文學與生態文學成為許多創作與評論所追步的焦點。然而，創作和研究者對自然文學與生態文學的認知卻莫衷一是。有論者認為，生態文學是內涵外延更為廣泛能涵蓋自然文學的文學范疇；有論者則認為，自然文學是更具形而上意義和人文視域的價值范疇，因此厘清兩者之間的異同顯得尤為必要。自然文學與生態文學的興起與當代中國不斷加速的城市化進程和文化建設密切相關，對于綠色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等政策層面的社會實踐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和文化實踐價值。

自然文學在中西方文學傳統中都是自古有之，起源自于各自的文化命脈中，并非是現代時期才產生的文學范疇。中國文化哲學中的自然觀，催生了中國文學的自然創作，例如山水詩創作，田園詩流派等。中國的古典自然文學都是在自然的審美中尋求天道，寄寓著文人的道之文心。在西方，古希臘哲學、泛神論思想、神秘主義哲學、歐陸古典哲學以及宗教意識催生了西方的自然寫作，例如英國的田園詩歌、美國推崇荒野體驗的自然寫作，這類創作都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訴求。

由于古典自然寫作很多都產生于文化哲學與信仰倫理層面，而非產生于社會歷史的現實層面，因此自然寫作本質上是一種精神價值的審美表達。自然寫作將自然看作是最高精神，天地萬物之道蘊含其中，人之道也涵納在天道中。人被天地孕育，與其他萬物一樣是自然之子。自然文學認為，只有從自然精神中習得真理才能使人之存在和諧永恒。古典時期的自然寫作所追求的最高藝術境界也是不刻意不雕琢，“雖為人造，宛若天開”。

因為自然文學傳統中超越現實的形而上訴求，使自然文學與某些有關自然的非虛構寫作、生態文學劃清了界限。某些有關自然的非虛構寫作更傾向于現實性、科學性、經驗性，例如酈道元的《水經注》、美國作家托馬斯·里昂主編的《這片神奇的土地：美國自然寫作文選》，這類非虛構寫作不能完全劃歸到文學的審美范疇。生態文學則關注的是社會現實層面生態系統的平衡，其雖然也涉及哲學思辨，但是其最終旨歸是挖掘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在現實層面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發展。生態文學所彰顯的生態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與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學訴求也是有著本質區別。東西方古典哲學中對自然的認識，帶有宗教性和神秘主義色彩，承認自然之道的某種神秘性，認為人只能遵從天道，而不能以人的價值尺度判斷“道”，正所謂老子《道德經》中所說，“道可道，非常道”。生態中心主義雖然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認為人應尊重自然，遵從自然倫理，但是其所承認的自然之內在價值仍然是以人之尺度為價值標準，而并非屬于信仰倫理的范疇。生態中心主義有很強的現實指向，是“應對當代環境危機的最有實踐力的倫理學派”。

自然寫作在全球進入現代化進程之后，轉入到了審美現代性的反思階段，歐美從18世紀到19世紀以盧梭、艾默生、梭羅為代表的自然文學流派即是審美現代性的文學先鋒。審美現代性對現代性的反思，指向人與自然的隔絕，指向農牧社會逐漸解體，城市文明逐漸成熟所帶來的倫理失范、精神淪喪，也指向生態中心主義所批判的生態失衡。但是顯然，與生態文學不同，自然文學的文化內涵更為深厚，它指向了人類現代性單向度發展所造成的更內在的人類的精神、心靈的歷史走向問題。

中國現代時期反思現代性的自然文學與西方順應歷史進程自發形成的審美現代性有所不同。中國的農牧社會形態一直處于自我更新的閉環模式中，其精神文化的變革也是在外族侵入的激變情況之下，在傳統的基礎上對自身進行的融合改造，例如，宋明理學就是應對外族侵略、民族精神危機而產生的哲學新紀元。古典時期，中國的傳統文化并沒有受到過強勢文化的置換性的沖擊，其文化的根性也沒有被觸及。而晚清以降，由于西方的軍事入侵，亡國危機觸發了對傳統的徹底否定。中國被迫進入了文化、歷史、社會的全面現代化進程，救亡圖存的歷史意志決定了文化層面的反思機制被抑制，所以，當西方的審美現代性已成風云之勢時，中國的審美現代性卻并沒適合其生發的歷史土壤，即使偶有萌芽也被壓抑邊緣，成為潛在流脈。直到1940年代后，由于西方迸發了空前的社會文化危機，二戰成為矛盾的激化點，而中國也因戰事形成了相對寬松的文化空間，自然文學的創作才有契機破土而出達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峰。例如京派文學，馮至的創作，以及九葉詩派等文學流脈中的自然文學傾向，但其至今還沒有被充分研究廓清。

時至今日，自然文學與又適逢了新的歷史機緣，生態文學也如日方生。當下，城市化進程已進入到了第二輪的加速期，超大城市、新一線城市不斷涌現，如此勢頭使得傳統的農牧文明更趨沒落，社會的急劇轉型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精神、文化、社會現實領域的問題。城市現代化進程造成社會的碎片化，致使人與人之間倫理關聯稀薄脆弱；鄉村人口的流失同樣帶來撫養下一代、贍養老人的倫理困境，以及失卻原鄉的心理和精神文化歸屬等問題；無論城市人還是鄉村人的形而上精神空間都在趨于坍塌。城市人對真正的自然越來越陌生隔膜，其對自然的認知僅僅來源于成熟的文化系統和已經人文化的相對安全的自然環境。鄉村的年輕一代也日漸離開曾經的農牧文明，參與進了社會的現代性進程中。環境的污染、生態的失衡日益凸顯。因此，自然、生態文學便順應歷史的召喚成為反思歷史失衡的鏡像，當代文壇的自然、生態文學創作初露崢嶸，呈現出一定的創作格局。小說方面以張煒、阿來、遲子建、陳應松等為代表，非虛構創作以葦岸、徐剛、韓少功、鮑爾吉·原野、李青松、胡冬林、艾平等為代表。

但是，當下由于對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概念的混淆，很多作家評論家不能厘清兩者發生的歷史邏輯與流脈走向，導致很多明顯不屬于自然文學范疇的文學創作和觀念被納入自然文學寫作之中，也將自然文學窄化成生態文學。同時，由于對自然文學、生態文學沒有文化哲學層面的清晰把握，很多創作者對自然文學的認識僅僅停留在經驗層面，或者拘囿于有限的知識譜系范圍內，不能深刻洞悉自然文學的形而上訴求和生態文學的倫理實踐性，因而，認知的局限導致了創作的偏頗。

自然寫作也好，生態文學也罷，在當下，都存在著兩種弊端，即“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

這里所提出的人類中心主義不是西方的文化學概念，而是指當下文壇創作中存在的將人之價值判斷賦予自然的創作傾向。在這些創作中，作家對自然的呈現以人的價值判斷為依據，在意念深處認定“春風十里不如你”。自然在作品中成為主客觀對照的純粹客體，作家缺乏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在讀者的閱讀中可以明顯感覺到人與自然的隔膜。創作者所展示的自然僅僅是觀念系統中的文學想象，而非經驗化的體察，遺失了形而上的精神超越，脫離了自然文學的價值軌道，或者說不能求達更高文化層級的價值觀照。

而此處所提及的生態中心主義也不是指上文指涉的從西方舶來的生態倫理概念。這里所指的生態中心主義，是指寫作者在創作中忽略了人的維度，將人與自然二元對立，以批判性、簡單化的邏輯性思維將自然絕對化、孤立化從而隔絕了自然與人的有機聯系。比如有些作品存在偏執的理解，認為自然災害的原因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在出現動植物保護熱點事件時，在沖動的寫作狀態下，有些作家往往會極端地判決人之存在便是原罪。

人在自然中有應有的位置與合法性，自然也有其運行的規律，這規律中有天人合一的圓美也有物競天擇的殘酷。人之存在，天道之運行都是信仰倫理的范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我們對自然應持基本的敬畏，而不是隨意發出任何向度的主觀臆想。

自然文學的視角應是超越、多維、融合性的視角，而不是批判、二元對立的單向度的絕對化視角，天地人都應在一個和諧共存的體系中動態互參。“萬類霜天競自由”，人與萬物是類別之分，而非主客之分。自然文學應有貫通天地的高度與境界，而不是以狹隘的視域，極端的單向度思維割裂天地人的整體性，降低自然文學的精神維度。即便是生態文學創作，也應該注重對精神倫理的探尋，提高文本的文化層級。若想要達到這樣的高度，就需要創作者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廣袤的精神世界與崇高的理想訴求，并在藝術上修煉出自然無為灑脫恣意的寫作手法。當然，修養至這樣的高標，絕非一日之功可達，也需要創作主體的天賦異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刻理解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大意義，深入領會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原則和主要著力點，自覺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從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中可以看到，自然生態問題不僅僅是環境問題，其還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而文學需要關注、輔助的就是文化建設。自然、生態文學要深入到文化肌理之中，就必然要擺脫當下創作中的弊端，提升其文化段位。比如，在中國現代城市化進程一日千里的今天，還有一些地方有旖旎的自然，但現代化進程相對緩慢。現代文明在空間上的差序化進展，使得這些在政治經濟建設上落后的農牧邊地，反而呈示了文化上的參照價值。正如學者尤西林所指出：“農牧業社會的自然觀,同時就是人文自然觀:在這一傳統社會中，生存勞動性的自然觀與肯定人性意義的人文自然觀也具有和諧統一的性質。由于農牧業社會是與現代社會直接關聯的傳統社會形態，更由于這一社會形態所具有的上述和諧特性在今日的重要參照座標意義……在現代性批判與對未來社會的建設性構思中，農牧業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思想觀念模式意義。”而很多作品留存下了這些農牧社會的自然生產生活方式和其所產生的自然觀與樸素的哲學觀。例如內蒙古作家艾平在《隱于遼闊的時光》中的草原森林自然書寫，就呈現了游牧社會中留存的樸素的自然哲學、天人合一的生存之道與倫理溫情，這些都對現代城市文明社會具有非常重要的互補性的參照意義，它能啟動人們的深刻反思。而作家們需要思考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傳統社會所保留的傳統文化如何在現代社會的文化建設中進行創造性改造，使其獲得時代的生機。

自然文學、生態文學可以融合倫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等文化視域，而不僅僅是為自然而自然、為生態而生態，將自然生態孤立于社會、文化、精神領域之外。自然、生態文學密切關乎人之存在，而人之存在本身是一個多維的動態系統，因此，我們要在時空的縱橫交錯中，在歷史軌跡的變化和歷史意識的理性調整中，在對人類的永恒價值的追索和宇宙終極意義的探究里，尋找自然文學與生態文學的價值坐標與現實維度。這也是我們當下文學創作者都應具備的精神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