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不知不覺間，“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已經成為文學界的“顯學”，近幾年尤為如此，這是非常好的文學現象。當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報告文學打頭陣的揭示環境危機的文學創作已經彰顯了作家對自然和生態的關注。這一點毋庸置疑。八十年代是中國文學經過十年“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當代文學新時期肇始和最活躍的年代，“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也正是在這個具有啟蒙意義的年代，獲得契機和釋放。但是總體來考察，這個時期的創作多數還止于對環境問題的警示和批判，沒有完全形成對自然及生態的認識和自覺，那時候，我們一般稱之為“環境文學”，而這種提法現在理論界已經很少使用，因為正如英國生態批評家喬納森·貝特所說：“環境很可能是一個錯誤的用語，因為預設了人在中心且被萬物環繞的意象。”①所以，“環境文學”實際上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其中包含著很強的功利主義色彩和以人類利益為價值判斷的終極取向。而近幾年開始繁榮的“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則更多的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基礎的新的創作觀念。如果用現下時髦的名詞前綴加以區別，我們是否可以將那個時期的“環境文學”稱之為“前自然文學”或“前生態文學”呢？這個有待我們討論。

當然，我們現在所談的“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也有爭論，主要是兩者的概念、命名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李敬澤在最近的一次自然文學論壇上講話，說他比較傾向“生態文學”這個名號②。他是從“生態文明建設”的大局觀來考量，自然有理。而陳應松在最近一篇文章里認為“自然文學”只是“生態文學”中很小的一部分，則是對“自然文學”理論的“不求甚解”③。我們知道，“自然文學”發軔于歐美十八世紀，是啟蒙運動和新興工業革命的產物，而“生態文學”則濫觴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工業革命所裹挾而來的生態與環境危機。它既是“自然文學”的延續，也是“自然文學”的分支和深化。而且“生態文學”，尤其是中國當下的“生態文學”依然有將人作為主體和中心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傾向④，而我所理解的“自然文學”應該是一個包括“生態文學”的大概念，所以我選擇了“自然文學”或者“自然寫作”的名稱。

當然，我們所提倡的“自然文學”，與十八世紀的“自然文學”也有不同，它應該是建立在比爾·麥克基本⑤所說的“后自然世界”的基礎之上。它已然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超驗主義的“自然文學”概念，而是以“自然為中心”的“深層生態主義”的寫作觀。

“自然文學”在近兩年發展突飛猛進，國內許多報刊都以此為題推出作品和評論，其中有《人民文學》《詩刊》《十月》《天涯》《光明日報》等等，而《草原》則更是在2021年的伊始，聚集國內十幾位作家、評論家重新倡導“自然寫作”，并設置欄目以多版面重點推出自然文學作品，引起了文學界的普遍關注，掀起了自然文學寫作的新熱潮。但是，即便如此，不少國內重要的評論家們對“自然文學”仍存不屑，認為文學就是文學，沒必要分“自然”或“生態”，寫出好作品最重要。這是當然，但什么是好作品呢？如果我們回溯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從先秦老莊的“道法自然”“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到晉代陶淵明的“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從以李白為代表的唐詩，到北宋的山水畫，無不表達了人對自然的觀照。正是在人與自然的互動與交流過程中，作家、藝術家們將理想與心靈投射并寄托于山水自然之間，用文字和筆墨“創造出了中國的烏托邦”⑥，由此，中國古典文學和藝術的高峰才得以確立。但是，自19世紀下半葉以后，世界文學總體上開始“向內轉”⑦，即文學創作和批評轉向主體和心理，轉向本體和形式，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和“無意識”的發現更是將文學拉入了人類隱秘復雜深邃的心理世界，這便造就了影響至今的“現代主義文學”。對此，美國文學與環境學者斯科特·斯洛維克指出：“現代主義文學有種傾向就是輕視或者說忽視人類與人類以外世界的聯系。”⑧這種以“本我”為驅動的“內視”化的寫作，也喚醒了人類內心的“欲望”，加劇了人與自然的疏離和對立，大自然變成了人類攫取、揮霍甚至毀滅的對象，最終威脅到了我們自身的生存。彼得·沃森的《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⑨在談到現代主義文化興起時說：“它既是對現代和世界的慶賀，也是詛咒。”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現代主義文學的二元性。1980年代之后，中國當代文學也卷入了“向內轉”這股洪流。⑩陳曉明在《中國當代文學主潮》⑾中對此有過總結：“‘向內轉’可以說更加關注人的情感、心理，更注重文學的表現形式和語言風格，更注重作家個人的經驗和記憶。總之，從原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極端強調反映外部現實的那種敘事方法，轉向了探索人的內在情感和文學本身的藝術性。”我們當然不能由此懷疑，甚至否定“現代主義文學”給世界文學乃至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帶來的影響和變革，但是“向內轉”確實讓我們忽視了自然與人類之間的真實關系，以及作為靈長類物種的我們對自然的關懷、責任和義務。

阿甘本在《幼年與歷史：經驗的毀滅》⑿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現代人的日常生活再也沒有可以轉化為經驗的東西了。”羅伯特·邁克爾·派爾同樣也表達了“經驗的滅絕”的擔憂，他說：在現代都市環境中我們與自然接觸的機會在急劇減少，由此將招致人們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貧乏。⒀他以童年記憶中與土地熟悉的特別“場所”和“空地”的破壞⒁，闡述了人的自然經驗的消失，比如水邊、巖石、叢林，還有草灘等，但“場所”已經蓋成高樓，“空地”已經鋪成道路。這些自然景觀和情感地理的消失，減少甚至阻斷了人們與自然的接觸，而接觸的喪失對人類心智的影響是非常可怕的，它使我們變成了“無地方”⒂的人，即環境中缺少了有意義的地方，回憶成了現實中的抽象幾何，從而“剝蝕了地方中屬于人的意義”⒃。又如羅伯特·邁克爾·派爾所說：“多樣性從視野中消失而始終處在單一的狀態下，結果會產生不滿、孤獨和無力感，為環境考慮的活動就會消失。經驗滅絕如果在各地繼續下去，只會導致環境更加惡化，孤立更加深。……最終導致道德的枯竭。”⒄

自然肯定與我們的精神世界是密切相關的，它甚至塑造了人的精神世界。“自然文學”抑或“自然寫作”的出現和繁榮正是試圖重新讓我們審視和認識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還有人類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 當然“自然寫作”應該避免兩種偏差，其一是只關注和描寫自然界表面的“美”，走馬觀花，而忽略對自然的本質和歷史的探究與觀察；其二是“自然寫作”并非要求作家都投身到荒野之中，而是尋求一種身心的自我凈化，找回已經被我們遮蔽或丟失的自然之眼和自然之心。比如，自然并不都是處于“美”的狀態，它也會給人帶來災難和恐懼；又比如，我們探討自然所遭受的毀壞和困境，必須將其放置于現代性文化的邏輯當中，包括消費主義的影響，自然與人之間的二元對立等等，在生態哲學和生態文化“整體性”⒅這個視野和高度來進行考察。關于“自然之眼和自然之心”，我想引用蕾切爾·卡森曾在《生命之屋：工作中的蕾切爾·卡森》一書中的話，她說：“我們大多數人還沒到成年就失去了清澈明亮的眼神，追求美和敬畏自然的真正的天性衰退甚至喪失了。”⒆因此，“自然寫作”其實就是通過作家的眼睛、文字和情感，喚醒我們的各種感官，觀察、觸摸和傾聽大自然的聲音和形象，正如山里勝已在《自然和文學的對話》的序言中所說：“人類擁有抒發自我的聲音與文字。但是誰來傳達自然環境的聲音呢？ 誰來又如何描述與大自然神秘力量和美產生共鳴的人類的精神？誰來傳達樹木倒地、田地污染時的叫喊以及地球的吶喊？從文學上來講，這是詩人、小說家、自然作家的職責。”⒇

誠然，自然并不只存在于“荒野”，它還保留在古老的鄉村之中，正如段義浮所說：“在農耕神話中，鄉村是去平衡城市與荒野兩個極端的理想中間景觀。”21它介于城市和自然之間，可以說是自然的一種延伸。所以，相對于陌生的荒野，鄉村是我們愛怨交織的故土和家園，而“這種所謂‘中間景觀’或許正是‘自然寫作’取之不竭的創作源泉。”22還有一點我要強調，城市與荒野雖然被傳統自然文學作家視為二元對立的兩極，但城市也并非完全鋼筋水泥，了無詩意。當我們走在北京或者上海的某個街道，會忽然聞到鮮花和青草的味道，聽到小鳥的叫聲，偶爾還有蜻蜓和蝴蝶飛過。這些意料之外的氣息、聲音和視覺感受，如同“普魯斯特效應”一樣，讓我們的心靈、情感和記憶產生置身自然和荒野的沖動。羅伯特·泰勒·安賽因在用生態學的理論解讀美國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的《蜘蛛網和巖石》之后，揭示了在城市這個所謂“無機的環境”中感覺和體驗自然的可能性，他指出：“都市的四季變化給街道的風景注入了很大的活力，同時給季節的印象也帶來了刺激。茶褐色大地很快被綠色覆蓋，但是在灰色的道路、灰色的臉以及灰色的心里綠色復蘇時會感覺到有一種特別的魔力。”23在中國作家皮皮的“自然寫作”最新作品《大樹來途》24中，我也印證了在城市中依然可以感受和書寫自然的可能性。作品的發生地在一座城市的街心花園，一位老人與一棵老樹相依為命，將其視作自己的親人和生命寄托。為了保衛它以及躲藏在周圍的各種小動物，她不惜與小區內所有的人為敵。在她的想象中，那棵樹就是大自然。由此可知，自然其實就在我們身邊，在我們內心深處的某個被遺忘的角落。

我曾多次強調，“自然寫作”并不是一種過度邊界化而畫地為牢的寫作，它應該更具開放性，在不斷地擴大寫作范圍和主題中獲得新的可能。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它的寫作方法和文學樣式中得以引申和證明。我在“自然寫作”倡導之初就說過：“自然寫作”是一個“跨文體”的寫作，它不應拘泥于一種文體，也不糾結于體裁是散文或者小說，它應該包含文學的所有樣式。最近看到兩篇談生態散文邊界的文章25，我個人認為在我們的生態文學理論還不算成熟且生態或者自然文學創作正值風起云涌，方興未艾之時，便開始制定“標準”，擘畫“邊界”，并“指認”哪些是生態散文作家，哪些不是，著實有些迂腐。文章輕率地將韓少功、張煒和劉亮程劃撥到“生態或自然散文”的疑似作家之列，并聲稱有待“辨析”、“論證”和“商榷”等等，讓人忍俊不禁。作者還將當代生態思潮，質疑人類中心主義、倡導敬畏生命的倫理總則、生命共享主義的價值觀等與古典文明中的自然觀相對沖，卻不知當代西方的生態主義研究和生態文學批評與中國儒釋道“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以及禪宗文化不少都有高度的契合和淵源關系。例如上面我提到的維托利奧·赫斯勒的“生態危機哲學”,還有加里·斯奈德的“深層生態”理論等等。由此，我希望我們當下的“生態文學創作”和“生態文學批評”，“自然文學”抑或“自然寫作”的創作和研究，多一些實實在在的理論建設和創作實踐，少一些條條框框的束縛和刻板，終究文學不是我們所預想的“規定動作”。

當然，“生態文學”也罷，“自然寫作”也罷，它們總歸是文學意義上的審美行為，它對人和人類建構生態文明的影響總比不過國家層面的政策和號令，只能起到潛移默化的啟示作用，或者為我們的未來和生存提供一種建設性的選擇。正如喬納斯·貝特所說：“或許深層生態學的夢想在地球上將永遠無法實現，但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生存可以依賴我們對它進行夢想的想象力。”26這恐怕就是“自然寫作”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注釋：

①轉引自王諾《歐美生態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第三版

②見李敬澤《人與自然、人民與生態：在﹤十月﹥生態文學論壇和﹤詩刊﹥自然詩歌論壇的發言》，《十月》雜志公眾號2022年1月21日

③見陳應松《生態，以及文學》，《天涯》2022年第1期

④見胡素清等主編《人與自然關系六講》，石油工業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

⑤美國環保主義理論家，著有《自然的終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⑥見西川《北宋：山水畫烏托邦》，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

⑦“向內轉”這個概念最早出現于美國傳記作家、文學批評家里恩·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見《比較文學譯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⑧見斯科特·斯洛維克《汗水·糾纏·腐爛：美國南部文學中的感覺生態》，見《自然和文學的對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

⑨譯林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⑩見魯樞元《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文藝報》1986年10月18日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2月第一版

?與注釋⑧同

?見美國散文作家、生物學者羅伯特·邁克爾·派爾《經驗的滅絕》，見《自然和文學的對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

?加拿大地理學家愛德華·雷爾夫語，見《地方與無地方》，商務印書館2021年2月第一版

?與注釋⒃同

?與注釋⒁同

?參見美國哲學家維托利奧·赫斯勒《生態危機的哲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8月第一版

?與注釋①同

?見山里勝己編《自然和文學的對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

21引自美國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戀地情節》，商務印書館2019年11月第一版

22見拙文《繁花在天邊處怒放》，《文藝報》2022年3月4日

23與注釋⑧同

24見《草原》2021年第8期

25見楚些《自然慷慨 人類節制：生態散文的認知與寫作》，《黃河文學》2021年第8期，劉軍《關于“生態散文”的邊界思考》，《光明日報》2022年2月9日

26見美國生態批評與生態想象理論專家勞倫斯·布伊爾《為瀕危的世界寫作：美國及其他地區的文學、文化和環境》，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