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批評的愉悅

李德南

斯坦納在《人文素養(yǎng)》一文中曾這樣發(fā)問道：“如果能當作家，誰會做批評家？”在他看來，雖然憑著風格之力，批評也可能成為文學，但幾率實在太?。欢u家呢，過的是一種二手生活，回望來路時所看見的也不外乎是“太監(jiān)的身影”。斯威夫特則認為，“批評家是知識界的雄蜂，他們吞噬蜜糖，自己卻不勞動”。

這種關于批評或批評家的批評，我多有留意，但是它們并沒有對我造成打擊，我并不認為從事批評是一件苦差，相反，從中我時常得到層次豐富、汁液飽滿的愉悅。雖然有不少朋友覺得我的文章偏于理性，甚少對言說對象作直接而熾熱的肯定，但讓我能夠持續(xù)前行的，是對批評的信念——我一度用“隱秘的火焰”這個短語來形容它。我相信創(chuàng)作與批評都有其不可忽略的創(chuàng)造性，同樣各有其局限。創(chuàng)作的迷人之處首先在于，你所面對的是一個未知的世界，并且這個世界是你一手創(chuàng)造的。靈感也是愉悅的源泉，一個意象，一次邂逅，一個偶爾捕捉到的眼神，甚至是一句話，一個詞語，都可能會讓我們產生言說的欲望以及類似于創(chuàng)世的沖動。當那個異于生活世界的想象世界通過文字而顯現，變得可感時，那份在心頭回旋的愉悅，真是妙不可言，無可替代。斯坦納對作家之美好人生的極力推崇，并非毫無道理。

可是，寫作也有不愉快的一面，從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萊爾以降，現代文學往往重視挖掘人生的負面經驗，著力書寫現代人內在的幽暗情緒?，F代文學又特別講究策略，不惜以暴制暴，過多地在這種幽暗而激進的情緒中逗留，對生命是有損傷的。現代文學家的面容，也多半顯得沉重，憂郁?？墒菑氖屡u的工作并不會這樣。雖然批評家也需要關注各種社會問題，但是在與這些問題照面時，必須要有整全的、客觀的認識，不能只看到黑暗之心，也需要看到微弱的星火；在揭出惡的現實時，也要注重挺立信心與希望。批評家不能只是非理性地宣泄自己的情緒，而必須具備理性地對待問題的能力，這讓批評家可以獲得一個合理的視距，以中正的立場來面對我們的世界。創(chuàng)作與批評，既互相促進，又互為補充，而我們從這兩種精神活動中所得的愉悅，也不盡相同。

對于我個人來說，從批評而來的最為內在的愉悅，在于它可以成為一種精神參悟的方式。我時常把存在論哲學作為分析問題的基本視域，尤其是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是我所一再征引的。它最大的特色，在于對個人及其感覺偏差的認知與肯定，視現象學意義上的個我（“此在”）為世界之心，由此，世界顯現出一室千燈式的豐饒，個人亦因在廣闊世界中展開自我而成為富麗的存在。我的批評實踐，也多是嘗試沿著這一路線而展開。

受現代學術體制的影響，如今，似乎只有這樣一種批評才是正當的：著力追逐全新的學術行話，力求建立嚴謹的話語體系，批評話語必須能夠自我繁衍，具備持續(xù)的生產性。我并不排斥這種知識學意義上的自足與完備，卻更看重批評在存在論層面的意義：它是探尋智慧之路上的修煉方式。當我寫下對他人的作品的看法，在這些文字的背后所活躍的，也不乏我個人的心事與情懷；同樣，只有當我意識到我所從事的工作，是為了增進對世界、歷史和文學的認識，我才會有書寫和言說的沖動。借助批評活動，我希望能從語言與世界的雙重饋贈中得滋養(yǎng)，不斷地擴展、豐富那原本渺小而單薄的自我。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5年第4期

批評家印象記

沉默與發(fā)聲

——李德南的學術印象

謝有順

2009年，我第一次見李德南，在上海的一次學術會議上。那時，德南正在上海大學哲學系讀碩士，卻來聽文學會議。會議間隙，他走到我身邊，告訴我，他是廣東人，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海德格爾的科學哲學，畢業(yè)后想報考我的博士生——這幾件事情，用他低沉的聲音說出來，令我印象深刻。

那時我并不知道他還寫小說，只是憑直覺，如果一個人有哲學研究的背景，轉而來做文學研究，一定會有所成的。這也可能跟我自己的知識興趣有關。我做的雖然是文學批評，但對哲學一度非常著迷，大學期間，我讀過的哲學書，超過我讀的文藝理論方面的書，對海德格爾等人的存在主義哲學，更是不陌生?，F代哲學提供一種思想和方法，也時刻提示你存在的真實處境，它和文學，其實是從不同角度回答了存在的問題：一個是說存在是什么，一個是說存在是怎樣的?，F在的文學研究，尤其是文學批評，之所以日漸貧乏，和思想資源的單一，密切相關。德南在碩士期間就愿意去啃海德格爾這塊硬骨頭，而且還是關于科學哲學這一學術難點，可見，他身上有一種隱忍的學術雄心。我后來讀了德南的碩士論文，很是欽佩，他的研究中，不僅見學術功力，更可見出他領會海氏哲學之后的那份思想情懷——談論現代哲學，如果體察不到一種人性的溫度，那你終究還是沒有理解它。德南把自己的文學感悟力，應用到了哲學研究中，我預感，他日后也可以把哲學資源應用到文學研究中，實現文學與哲學的綜合，這將大大開闊他的學術視野。

一個人的精神格局有多大，許多時候，是被他的閱讀和思考所決定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思想淡出，學術凸顯”，學術進一步細分、量化，80年代很普遍的跨界交流越來越少，文學研究的影響力衰微，和這一研究不再富有思想穿透力大有關系。因此，文學批評的專業(yè)化是把雙刃劍，它可以把文學分析做得更到位，但也可能由此而喪失對社會和思想界發(fā)聲的能力。專業(yè)化是一種學術品格，但也不能以思想的矮化為代價，學術最為正大的格局，還是應推崇思想的創(chuàng)造，以及在理解對象的同時，提供一種超凡的精神識見。那年和李德南的短暫聊天，勾起了我許多的學術聯(lián)想，那一刻我才發(fā)覺，多年來，文學界已經不怎么談論哲學和思想了，好像文學是一個獨立的存在，只用文學本身來解釋就可。有一段時間，不僅文學批評界厭倦于那種思想家的口吻，文學寫作界也極度鄙夷對存在本身作哲學式的討論，文學的輕，正在成為一種時代的風潮。

正因為此，我對李德南的學術路徑有著很大的期許。他碩士畢業(yè)那年，果然報考了我的博士，只是，每年報考我的考生有數十人之多，我一忙起來，連招生名錄都忘記看，有些什么人來考試，也往往要等到考完了后我才知道。這期間，德南也沒專門聯(lián)系我，等到考完、公布分數，德南可能由于外語的拖累，名次并不靠前，我甚至都無法為他爭得面試的資格，成為當年一大憾事，這時我真覺得，那個在上海的會議間隙和我說話的青年，也許過于低調、沉默了。

這其實非常符合德南的性格，一貫以來他都腳踏實地，不事張揚，寫文章從不說過頭的話，生活中更不會做過頭的事，他總是等自己想清楚了、覺得有把握了，才發(fā)言，才做事。這令我想起，德南是廣東信宜人，地處偏遠，但民風淳樸，那里的人實在、肯干，話語卻是不多，在哪怕需要外人知道的事上，聲音也并不響亮。德南并不出生在此，但那是他成長的地方，他深受故鄉(xiāng)這片熱土的影響，有這片土地的質樸，也像這片土地一樣深沉。他或許永遠不會是人群中的主角，但時間久了，他總會顯示自己的存在，而且是無法忽略的存在。

在這幾年的學術歷程中，德南以自己的寫作和實踐，很好地證實了這一點。

真正的沉默者也會發(fā)聲的。第二年，德南以總分第一的成績，順利進入中山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對文學有著一種熱情和信仰，但他又不放縱自己作為一個寫作者的情感，相反，他總是節(jié)制自己，使自己變得理性、適度、清明，如他自己所言，他受益于海德格爾“思的經驗”，但后來更傾心于伽達默爾為代表的現代詮釋學。他更看重的也許正是伽達默爾的保守和謹慎。比起海德格爾式的不乏激烈色彩的思想歷險，德南崇尚謙遜、誠懇，以及迷戀洞明真理之后的那種快樂，他曾引用伽達默爾的話作為自己的寫作信條：“如果我不為正確的東西辯護，我就失敗了?！彼斎灰沧鞒鲎约旱呐袛啵魏闻袛啵际墙浻伤年U釋之后的判斷，而非大而無當的妄言。與意氣風發(fā)的判斷者比起來，德南更愿意做一個誠實的闡釋者。

這也構成了李德南鮮明的學術優(yōu)勢：一方面，他有自己的思想基點，那就是以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為中心的思想資源，為他的文學闡釋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和深度；另一方面，他一直堅持文學寫作，還出版了長篇小說《遍地傷花》，對文學有一種感性、貼身的理解，尤其在文本分析上，往往既新穎又準確。他從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思想大師身上，深刻地理解了人類在認識上的有限性，同時也承認每個人都是帶著這種有限性生活的；從有限性出發(fā)的闡釋，一定會對文學中的存在意識、悲劇意識有特殊的覺悟——因此，李德南關注的文學對象很廣，但他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其實只是這些作家、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博士論文《“我”與“世界”的現象學——史鐵生及其生命哲學》，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把史鐵生當作一個整體來觀察，從個體與世界、宗教信仰與文學寫作等維度，理解史鐵生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內心的挫敗感與殘缺意識，以文本細讀為基礎，但正視史鐵生的身體局限和存在處境，從而為全面解讀史鐵生的寫作世界和生命哲學，提供了一個現象學的角度。在我看來，《“我”與“世界”的現象學——史鐵生及其生命哲學》是目前國內關于史鐵生研究最有深度的一部著作。

而李德南會如此認真地凝視史鐵生這樣的作家個案，顯然和他沉默的性格有關。他的沉默、謹言、只服膺于真理的個性，使他不斷反觀自己的內心，不斷地為文學找到存在論意義上的闡釋路徑，他也的確在自己的研究中，貫徹了這一學術方法。他對史鐵生、劉震云、格非等作家個體，對70后、80后等作家群體的研究，都試圖在個體經驗和真理意識中找到一種平衡，他既尊重個體經驗之于文學寫作的重要性，也不諱言自己渴望建構起一種真正的“寫作的真理”，而且，他樂意于為這種真理辯護。這種文學批評中不多見的真理意識，使德南對文學作品中那些幽深的內心、暗昧的存在，一直懷著深深的敬意，他把這些內心圖景當作自己對話的對象，同時也不掩飾自己對這些心靈有著無法言喻的親近感。

因為有著對內心的長久凝視，同時又有屬于他自己的“寫作的真理”，使得李德南這些年的文學批評有著突出的個人風格；他是近年崛起的80后批評家中的重要一員，但他的文字里，有著別的批評家所沒有的思想質地。

我也曾一度擔憂，像德南這樣偏于沉默的個性，會不會過度沉湎于一種精神的優(yōu)游，把寫作和研究變成玄想和冥思，而遠離實學。尤其是蜷縮于一種隱秘精神的堡壘之中，時間久了，很多作家、詩人、批評家，都容易對現實產生一種漠然，批評也多流于一種理論的高蹈，而不再具有介入文學現場的能力，更談不上影響作家的寫作，讓作家與批評家實現有效的交流。這是文學批評的危機之一，但多數批評家因為無力改變，也就對此失去了警覺。但李德南對文學現場的深度關注、介入，很快就讓我覺得自己對他的擔憂純屬多余。我在不同場合，聽陳曉明、程永新、弋舟等人，對德南的批評文字、藝術感覺，甚至為人處世，贊賞有加；我也已經察覺到，德南是可以在沉默中爆發(fā)的，盡管這樣的爆發(fā)，不是那種為了引人注目的尖叫，而只是為了發(fā)聲，為了讓自己堅守的“寫作的真理”被更多人聽見。

沉默與發(fā)聲，就這樣統(tǒng)一在了德南身上。這兩三年，每次見到他，還是那種穩(wěn)重、沉實的印象，但在一些問題的發(fā)言上，他往往有銳見，話不多，但能精準地命中要害。他是一個有聲音的人。他以沉默為底子，為文學發(fā)聲，這個聲音開始變得越來越受關注。尤其是他在《創(chuàng)作與評論》等雜志上主持欄目，系統(tǒng)地研究70后、80后的作家與批評家，介入一些文學話題的討論，并通過一系列與文學同行的對話，活躍于當代文學的現場。與北京、上海等文學重鎮(zhèn)比起來，德南在廣州發(fā)出的，有著“南方的聲音”的獨有品質。他已經有了自己的領地，也開始建構起自己的話語面貌，這些年，以自己的專注和才華，守護著自己的文學信仰，與一代作家一起成長，并為這代人的成長寫下了重要的證詞。他在多篇文章和訪談中說，自己在寫作和研究之外對文學現場的參與——主持研究欄目，發(fā)起文學話題，把一代作家作為整體來觀察并預言他們的未來，等等，是在求學期間得益于我的啟發(fā)：在重視文學研究的同時，也不輕忽文學實踐，從而讓自己的思想落地，讓思想有行動力——中國從來不缺有思想者，而是缺能夠把一種思想轉化成有效的行動和實踐的人。這樣的說法讓我慚愧，但也讓我越發(fā)覺得，文學并不只是一個個作家編織出的精神的繭，而應是通往世界和內心的一條敞開的道路。事實上，在德南的身上，我也學得了很多，尤其是這些年來，他比我更熟悉文學現場，更熟悉年輕一代的寫作，我常就一些新作家、新作品，征詢他的意見，傾聽他的觀點，并從中受益。教學相長，在我和德南身上，還真不是一句空話。

直到現在，在我召集的師友聚會中，德南更多的還是一個沉默者，即便他做父親了，告訴我們這個消息時，語氣也是平和、節(jié)制的，但他在文字里的發(fā)聲，卻已經越來越成熟。他很好地統(tǒng)一了沉默與發(fā)聲的學術品質，也很好地處理了文學沉思與文學實踐之間的關系，正如他討論的文學場域越來越寬闊，但對文學的信念、對自己如何闡釋和為何闡釋卻有了更堅定的理解。他的研究格局很大，他的聲音也柔韌有力、辨識度高——在我心目中，這個時代最值得傾聽的文學聲音之一，有他。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