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近幾年來，作為依然活躍于“文學工地第一線的勞動力”，王蒙的寫作勢頭正歡。他以每年一兩本書的創(chuàng)作密度與速度，證明著自己“耄耋揮灑三江水，饕餮編修二百年”的壯志雄心，長篇小說《猴兒與少年》就是他高密度文學生產的最新成果。

1958年，青年知識分子施炳炎來到北青山區(qū)鎮(zhèn)羅營鄉(xiāng)大核桃樹峪村，開啟了另一種生活。幾十年過去，他遇到的少年侯長友，以及那個聰敏與不幸的小猴兒“三少爺”依舊盤桓于記憶當中。整部作品以王蒙和老專家施炳炎的對談為敘事核心，在對歲月的回溯中，把大時代與個體的命運變遷帶到讀者面前。王蒙借助對話體敘事穿梭時空，呈現(xiàn)了小說創(chuàng)作的藝術特質與新的美學追求，表達了樂觀主義精神與堅定的歷史進步觀，以及他對中國大地與人民、對生活與文學的誠摯熱愛。

“幾番回憶罷，雄心未蕭索。猶有少年志，猶有少時歌。”當87歲的王蒙從63年前的往事開始落筆時，《猴兒與少年》這部新作便延續(xù)了自《青春萬歲》以來，他作為共和國文學的參與者、建構者所一以貫之的熱情、樂觀、真摯、雄壯的青春品格。這種“高齡少年”的青春品格與小說的藝術探索密切相關。正是在情節(jié)、結構安排上的匠心獨運，保證了小說主題的精確表達與明朗風格的形成。

首先，作品的情節(jié)設置與人物內在情感的邏輯建構密切關聯(lián)，呈現(xiàn)出一種總體對話、細節(jié)獨白式的敘事結構。小說總體上是施炳炎與王蒙關于往事與回憶的對話，但主體內容則由施炳炎高度個體化的獨白式訴說構成。這種“往復穿越”、站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回眸往日”的自在性，讓小說在整體上具有自由的敘事風格與強個人化的抒情性特點。但這只是表面的顯性風格，實際上小說在情節(jié)設置上極其講究，尤其是人物內在情感邏輯的建構可謂獨具匠心，是一種苦心經(jīng)營的“隨意”。比如小說第十一節(jié)“吳素秋來了”，就是典型的例子。這一節(jié)看似是與小說主線關聯(lián)不大的“插曲”，但確立了“核桃少年”侯長友在施炳炎心目中無可替代的地位，奠定了整部小說的情感邏輯走向，成為小說后半部分施炳炎因思念侯長友，而一再重返大核桃樹峪村的敘事動力。

其次，作品的懸念設置背后是深厚的人道主義關懷。頻繁出現(xiàn)的懸念是這部作品尤具閱讀吸引力的地方。這種懸念設置上的“硬功夫”，以“猴兒哥”侯家耀的相關敘事最為突出。圍繞著他的一生，王蒙設置了環(huán)環(huán)相扣、層出不窮的懸念。如果說通常小說的懸念設置是為了增加情節(jié)的曲折性與故事的可讀性，那么這部作品中懸念的功能絕不僅限于此，而是與大歷史中個體創(chuàng)傷的隱喻性表達有直接關聯(lián)。王蒙在曲折的大歷史中看到了個體的人生際遇，體現(xiàn)了他從歷史與個體關系的角度來關懷生命存在的人道主義精神。

最后，作品的結構安排確保了小說的樂觀主義青春品格。小說的前半部分內容是施炳炎關于20世紀50年代在大核桃樹峪村勞動生活的回憶。“津津有味”的體力勞動、火紅年代里的詩與歌、臭雞蛋就酒的溫暖關懷，尤其是與侯長友的友誼，是施炳炎這一時期敘述的主體部分。其情感主調是熱情與詩意的，充滿了跨越時空的懷念與熱愛、感恩與留戀。這部分所呈現(xiàn)出來的刻骨銘心、念念不忘的情感，也成為小說后半部分施炳炎一再重返大核桃樹峪村的動力。小說的后半部分由施炳炎20世紀60年代、80年代以及21世紀以來，重返大核桃樹峪村的故事構成。不同時間點上的重返，在小說中按順序排列，生動地展現(xiàn)了大核桃樹峪村日新月異、與時俱進的變遷，以及這背后中國的巨大發(fā)展變化。

猶有少年志，猶有少時歌。立志用全部心力去歌唱中國大地與中國人民的王蒙，將文學作為他寫給世界的情書。他立足當下，擁抱歷史，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展現(xiàn)出了對過去的珍重和對當下的熱愛。正在創(chuàng)作中的王蒙是青春的，青春的王蒙永遠年輕，這部《猴兒與少年》就是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