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引 言

20世紀80年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當然也是文學期刊的黃金時代，像《人民文學》《收獲》《當代》《十月》等名刊在當時風光無限，它們制造了一個又一個文學熱點。對于80年代的文學生產，文學期刊編輯部和甘為他人作嫁衣的編輯們居功甚偉。評論家李陀有如下觀點：“對八十年代思想界、學術界和文學界所經過的大變革來說，有太多的編輯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往大里說，他們那時候通觀全局，對變革的來龍去脈，比學者、作家、藝術家們更清楚，有更冷靜的觀察，往小里說，他們知道太多的‘內幕’和‘秘密’——有時候，這些細節正是解釋某個特定歷史的金鑰匙。”（1）他主張應該有一個“80年代文學編輯史”，它其實是一種別開生面、另辟蹊徑的當代文學史。

本文以曾任《人民文學》主編的王蒙為例，利用張光年日記，王蒙自傳，朱偉、馬原和李慶西的回憶、口述等一定意義上的一把把“金鑰匙”，還原王蒙擔任《人民文學》主編的來龍去脈和他在任上的工作內容，這或可視為“80年代文學編輯史”之一頁。

中國作協主辦的《人民文學》創刊于1949年10月，是與新中國一同誕生的國家級文學刊物，在當代文壇有著重要地位，被視為“國刊”。《人民文學》第一任主編是著名作家茅盾，他也是中國作協第一任主席。王蒙在自傳里說：“《人民文學》在五十年代，何等令人羨慕，都是全國最德高望重的作家擔任它的主編。……你在別處發多少文章，沒有人認定你是作家，而《人民文學》呢？那是作家的臺面啊。”（2）王蒙這樣說時或許想到了使他成為全國知名作家同時也給他帶來厄運的發表在《人民文學》1956年第9期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王蒙的感受道出了《人民文學》在作家和讀者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文革”開始后《人民文學》被迫停刊，1976年復刊。自1977年至1983年6月，張光年、李季先后擔任《人民文學》主編。1983年7月，王蒙成為《人民文學》新一任主編，直到1986年3月卸任。

一、醞釀

在王蒙之前，《人民文學》主編由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兼任，他工作繁忙，加上年事已高，身體欠佳，他兼任主編不是長久之計，物色一個合適的新主編是擺在他面前的要務。但這項工作自1980年12月初提上議事日程，直到1983年6月才塵埃落定，這是張光年事先沒有料到的。

（一）人選問題

張光年在1980年12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葛洛、劉劍青來，商談《人民文學》改進工作問題。……我就組織與人事調整，提出初步想法，請他們考慮。”（3）他該月中旬日記記載：“沙汀同志考慮了三天，確定不能擔任《人民文學》主編。”（4）可見他最初的方案是擬讓沙汀擔任主編。19811月的一天，張光年“約了王蒙后天晚上來”，（5）第二天王蒙就來見他。他日記里記：“晚王蒙來談，攜贈他的小說集《冬雨》。”（6）這大概是他第一次和王蒙單獨深入交流，也許是他從個人角度對王蒙的一次考察。1981年7月22日，張光年見到劉白羽、林默涵，他提出讓葛洛任《人民文學》主編，“他倆未表示意見”。（7）可見葛洛是第二人選。轉眼到了1982年，1月18日，張光年去嚴文井家看望他，其日記里記載：“我再次歡迎他參加作協工作，主編《人民文學》，最好是我不兼，這他不肯，那就仿《文藝報》例設兩主編，他說可以考慮。”（8）他當天回去后便同馮牧、朱子奇進行了溝通。這是第三方案，但此后沒有下文。與此同時，《人民文學》的辦刊質量在下降，張光年日記中說：“看完了這期《人民文學》（引者按：1982年第4期）上的十一篇短篇小說，深信改版是必要的，這個刊物生命力不夠強了。”（9）之前副主編劉劍青也向他反映過稿件質量下降問題。

擬用王蒙是第四個方案，從張光年日記記載看，其中過程頗多反復，甚至一波三折。1982年7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下午王蒙來談二小時。他出示喬木去青島前寫給他的短簡，勸他注意文風。……他希望調到總會，也愿到《人民文學》。”（10）喬木即黨中央書記處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胡喬木。揣摩文意，王蒙是應邀來談，張光年在談話中表達了希望他到《人民文學》擔任主編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見（后面的日記印證了這一點），王蒙應承下來。而在7天前，張光年被告知王蒙將被增選為黨的十二大代表候選人，這兩件事之間不能說毫無關聯。關于候選人一事，7月26日，張光年日記有如下文字：“上午中組部李銳來訪，為提王蒙征求意見。我表示贊成。我說：‘他不是沖鋒陷陣的戰士，但也不是哪邊風硬哪邊倒，政治表現是好的。’”（11）在黨的十二大上王蒙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8月和9月，張光年就《人民文學》領導班子的初步設想和調王蒙一事征求了馮牧和謝永旺的意見。張光年1982年11月28日邀王蒙談話：“我重談了夏天談過的邀他主持《人民文學》及該刊編委會改組的設想，他表示基本上同意。”（12）對于《人民文學》主編調整及改組編委會的想法，張光年也同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交換過意見，1982年12月7日，張光年同周揚晤面，周揚“比較同意王蒙來擔任主編”。（13）可不知何故，張光年12月22日日記記載了他同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長賀敬之晤面時的情形：“我提出葛洛任《人民文學》主編，王蒙、蔣子龍、劉劍青副主編的想法，他認為這樣比較好。”（14）而葛洛曾是張光年的第二方案主編人選，之前不知何故被否定了，如今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又重新考慮起來。在此之前，張光年一直擬讓王蒙擔任《人民文學》主編，并且和王蒙談過兩次話，對于突然變化的原因，從張光年1983年2月9日日記中可以找到答案：“我跟喬木同志談了：要調王蒙到作協總會，先參加編輯工作，使他同各地分會同志有個相互認識過程。他表示理解。”（15）張光年也許有了顧慮，覺得直接從北京作協調王蒙擔任《人民文學》主編，條件還不夠成熟，他后退一步，擬讓王蒙擔任排位第一的副主編。而這樣的設想，事先沒有征求王蒙意見，未免一廂情愿了。1983年2月19日，葛洛給張光年打電話透露：“他聽說王蒙向崔道怡表示：他95%不到作協總會來了。”（16）張光年次日就委托諶容找王蒙了解情況，讓諶容做王蒙的工作。“晚上王蒙來談二小時，對一些傳言走樣頗多解釋，歸結在：‘您原來要我當主編，我是按照這個來考慮的。如果條件不成熟，可以等等再說。’我對他的直率感到喜悅，請他開完作協北京分會三天之后再談。”（17）王蒙走后，張光年同馮牧通電話：“馮牧認為照王蒙的意思辦，便于發揮他的積極性。”（18）此次談話之后王蒙擔任《人民文學》主編一事基本確定下來。

張光年2月25日日記內容頗耐人尋味：“上午喬木同志的秘書黎洪來電話問，王蒙去《人民文學》事是否有變化？我將近日處理情況扼要告訴他了。他說喬木問起，將根據通話內容向他匯報。”（19）由此判斷，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關注著王蒙能否擔任《人民文學》主編一事的進展。張光年不久又征求了作協黨組成員唐達成、束沛德和《人民文學》編輯部劉劍青、王朝垠等人的意見，取得了一致意見。1983年3月3日，張光年攜王蒙去天津看望周揚，根據王蒙的說法，周揚“表達對雜志有了一個年輕的主編的滿意之情”。（20）他們此行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借調蔣子龍擔任《人民文學》副主編，天津市有關領導在和張光年的晤談中，經在場的周揚勸說，初步表態同意。（21）可以看出，在決定誰出任《人民文學》主編一事上，張光年非常慎重，多方溝通交流，從中也能看出20世紀80年代中國作協在干部任用方面的組織運作機制。通過此事，既看出王蒙的直率、自重、堅持和個性，又看出張光年的開明和從善如流。

（二）協調和定音

下一步進入外部協調階段。張光年3月8日和北京市領導協商：“上午陳模應邀來談二小時，我提岀借調王蒙一年，主編《人民文學》，他仍兼顧分會。”此事陳模同意了。張光年日記中說：“王蒙問題這樣解決了。”（22）但事實上事情遠沒有他想得這么簡單和樂觀。

3月29日，張光年接連聽到兩個壞消息：一是天津市領導開會決定不同意借調蔣子龍；一是北京市不同意借調王蒙。他在日記里寫道：“總之，原來同意的現在都變卦了，可能與‘批周揚’有關。那我就不干了吧。”（23）最后一句話顯然是發牢騷，鬧情緒。這天下午他給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寫信，信的末尾有這么幾句：“在作協工作上，也有負黨中央和文藝界的重托。近半年來，想從《人民文學》雜志做起，對作協工作進行一點調整改革，而人微言輕，迄今一事無成。我深感到繼續擔當作協黨組書記職務，只會誤人誤己誤事！最近再試試看看吧，渴望取得微小成就。”（24）言語間情真意切，有檢討，有渴望，有對工作環境不滿的流露，還有尋求支持的意味。4月初，張光年看了“批周揚”的材料后，“情緒搞亂了，寫文二百字，寫不下去，只想寫辭職書。要真是搞學術爭鳴倒好了，為什么一說批周、（關于調王蒙、蔣子龍），京、津、宣馬上給我們另一副臉色看？周揚并不是作協領導人啊！”（25）這是他第二次在日記里流露不滿，萌生退意。

4月20日下午，王蒙找張光年談話：“他提議唐達成去找中宣部鄧、郁，要求干部局早日辦好借調他和蔣子龍手續。”（26）可以看出，王蒙還在為借調蔣子龍做最后的努力。張光年6月3日日記提到，王蒙調令已下，蔣子龍借調事沒有成功。（27）

6月11日，《人民文學》《小說選刊》分家，在新僑飯店聚餐惜別。張光年作了簡短致辭，并表示歡迎王蒙來主持《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王蒙也即席致辭。（28）這是王蒙以《人民文學》新一任主編的身份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亮相。數日后的作協書記處會議“通過了《人民文學》新領導班子名單”。（29）在6月27日召開的《人民文學》調整領導班子后的新編委會第一次會議上，張光年“代表黨組講了話，談到刊物是黨組（書記處）領導下的主編負責制……正副主編、編委及顧問采聘任制，任期三年。”他“希望刊物辦得活潑些，親切些，不要單純求穩，要在乘風破浪中求穩重……”“會議后段及午飯后的會由王蒙主持”。（30）

張光年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我很高興，一年來舌敝唇焦，到底辦成了一件事！”（31）他流露出喜悅、欣慰之情，其中的曲折、艱辛、甘苦，他用“舌敝唇焦”一詞概括，可見方方面面協調之難，但是，“到底”還是了卻一樁心愿，令他寬慰，可見《人民文學》主編和領導班子調整工作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后來的事實證明他慧眼識珠，王蒙沒有讓他失望。

王蒙擔任《人民文學》主編，意味著《人民文學》將掀開新的一頁，進入變革、探索時期，“意味著80年代的文學革命真正登堂入室，意味著《人民文學》將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32）

二、“一厘米”

1983年7月1日，王蒙走馬上任，發表了就職演說，“沒有慷慨陳詞，反復強調他只是個作家，編刊物還要仰仗各位專家，很低調”，（33）由此看出王蒙人情練達的一面。但他上任給《人民文學》帶來的變化其實是立竿見影的。

（一）人事改革

《人民文學》1983年8月號版權頁發生很大變化，主編王蒙，原副主編三人保留一人劉劍青，原編委會里老一代作家退出，一批年富力強的中年作家茹志鵑、徐懷中、諶容、黃宗英、蔣子龍等成為新的編委會委員。新編委會名單上有崔道怡、王朝垠和周明等編輯部元老，這預示著有可能遴選他們為副主編。

在一次作協會議上，“劉劍青介紹了《人民文學》王蒙提出的逐級承包、組班招聘、發獎辦法”，張光年認為“與民主集中制不合”，他對文學刊物人事改革的看法是，“以兩級聘任制為好”。（34）1984年7月15日，王蒙與張光年“談《人民文學》改革的設想，要求支持”。（35）在作協黨組會上，黨組成員們“基本同意王蒙所提《人民文學》改革方案，但副主編應由主編提名，書記處聘任”。（36）張光年日記1984年8月2日記：“下午王蒙來談《人民文學》改革問題。同意他提的編輯部機構與人事方案，先試行半年，明年1月正式聘任；同意該刊設函授及講座。”（37）可見王蒙上任后是打算大干一場的，首先是快馬加鞭地從人事改革做起。是年底作協黨組會研究通過“聘任周明、崔道怡、王朝垠為副主編”，不設正副社長。（38）

《人民文學》編輯部還缺乏年輕干部和得力人手，之前劉劍青、王朝垠都曾向張光年匯報過此事。王蒙上任后將曾在《人民文學》當過實習編輯的朱偉從《中國青年》調到《人民文學》任職，朱偉在1985年下半年被破格提拔為小說編輯室副主任，成為王蒙的得力助手和《人民文學》引領文學風潮的重要推手。

（二）編輯觀

《人民文學》1983年8月號以“本刊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王蒙起草的《不僅僅是為了文學——告讀者》，可以看作是他的“主編宣言”，“宣示了對于世道人心，對于社會進步的關注”。（39）王蒙在文中說：“我們更希望奉獻給讀者的是億萬人民的心聲和時代的壯麗而又斑駁的畫卷。”“我們歡迎的是那些與千千萬萬的人民命運休戚相關、血肉相連、肝膽相照的作品。”（40）王蒙此文立意高遠，頗有抱負，他用綿密的、有氣勢的長句表達了文學和人民、火熱的生活、民族的未來的緊密關系，這是一種大文學觀，這是他辦刊的出發點、基調和目標。這期還重發了50年代《人民文學》發表過的耿龍祥的短篇小說《明鏡臺》，它表達了這樣一個意圖和信號：“對于不要忘記人民不要忘本的提醒，對于繼承《人民文學》的已有傳統的表態。”（41）這是王蒙的睿智之處，因為此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還沒有結束，顯然不是調整辦刊思路、改變刊物風格的合適時機。

《人民文學》始終堅持現實主義傳統，以現實主義為主調，對這種主調和底色王蒙無疑是堅守的，但是“他喜歡以西方的表現方法來改造和豐滿現實主義”，（42）這是他所理解的“新現實主義”。在《人民文學》1983年第8期“編者的話”中有這樣一句：“不拘一格，廣開文路。”“一格”，可以理解為一種主調，一種思想傾向，一種藝術風格，一種創作手法。這是王蒙辦刊思路的直白表達。王蒙后來說：“我極力希望《人民文學》能夠兼收并蓄，天地寬闊。”（43）此意和上述說法相近。

王蒙的創作觀和創作實踐影響到他的編輯觀，他的意識流小說《夜的眼》《春之聲》《蝴蝶》開風氣之先，轟動一時，這讓他能夠包容和理解不同類型風格的探索性作品。

他在辦刊物和文學創作上有個“一厘米”理論：“我戲稱我的特點是多了一厘米。與主流親密無間，我多了一厘米。”“雙百方針，我貫徹得也似乎比別人大膽了一厘米，僅僅一厘米的區別就可以使雜志面貌一新！想想那些在當時不無驚世駭俗的名字與寫作方法怎么樣得到了我的包容！”“問題在于王蒙的包容直徑多了一厘米，承受負載量厚了一厘米，整合與尋求到的共識、共同點、互補點，一句話能夠共享共謀的精神資源的體積比你多了一或幾立方厘米。差別就在這里，影響也在這里。”（44）這也許就是王蒙任主編期間，《人民文學》能夠大膽突破原有傳統，引領文學潮流，處在領軍地位的原因。

概括來說，王蒙的編輯觀是主導性、包容性、多樣性。他說：“我們的精神空間有多大，精神生產的成績就有多大……我下令努力組織‘土得掉渣’的作品。我推崇大唱革命贊歌表現革命新人的作品。我認為也不妨有點言不及義（意識形態）的唯美貨色。”

（45）這樣的辦刊理念使《人民文學》能夠突破既有的束縛和羈絆，大膽開拓創新，引領文學潮流。

三、爆發

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1984年底成功召開，會議基調是清除“左”的影響，倡導創作自由，王蒙在這次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協常務副主席。在作協黨組換屆時，領導三次找他談話，他都以創作為由推辭擔任黨組書記一職，最終勉強同意擔任黨組副書記。（46）在此背景下，他主政的《人民文學》經過一年半的能量積蓄，在1985年開始以大刀闊斧的革新舉措、乘風破浪的出擊面貌示人。朱偉說：“王蒙用了一年半時間過渡，才慎重推動了1985年《人民文學》耀亮整個文壇的效果。”（47）王蒙在1985年黨代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這為他的辦刊改革更增加了底氣。

（一）“新潮”與“主調”的變奏

1985年《人民文學》的煥然一新是從第3期頭條推出劉索拉的中篇小說《你別無選擇》開始的，它的“破土而出”“橫空出世”引起廣泛關注，堪稱一起“文學事件”。這篇小說是在評論家李陀的慫恿下寫出并由他推薦給責編朱偉的，據朱偉回憶：“李陀當時說，這稿子，你們《人民文學》肯定發不了。記得我當時寫了滿滿一頁的稿簽，沒想到王蒙很快就有了終審意見，一下子將這小說提到很高的高度。”（48）朱偉還有一個相近的說法可作補充：“王蒙對這篇小說給予很高評價，他批示說，這是一篇橫空出世的小說，它的發表將徹底改變《人民文學》的形象。”（49）該期“編者的話”中對這篇小說的評價就來自王蒙的稿簽（審稿單）：“本刊有志突破自己的無形框子久矣：青春的銳氣，活潑的生命，正是我們的向往！……鬧劇中有狂熱，狂熱中有激情，激情中有真正的莊嚴，有當代青年的奮斗、追求、苦惱、成功和失敗。……但愿它是一枚能激起些許水花的石子。”（50）王蒙后來在自傳中說：“劉索拉的小說是別的編輯骨干已經建議退稿，我下令發出來的。”（51）可見王蒙對這部小說非常看重，給予超規格待遇，把一個無名小輩的可能引起較大爭議的處女作放在頭條位置刊發，這是需要很大的膽識和魄力的。《你別無選擇》后來榮獲1985—1986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劉索拉出版同名小說集時，王蒙為之作序。

徐星的現代派小說《無主題變奏》1982年就完稿了，無法發表，在北京大學生中傳閱，作者帶著作家張辛欣的推薦信親自上門找朱偉投稿，“王蒙對這篇稿子同樣是高度肯定，極喜歡其中我行我素的‘嬉笑怒罵’”。（52）

這兩篇小說的出籠成為《人民文學》突破“無形框子”的標志，在文壇激起層層浪花，萬千漣漪。而后者直接引起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馮牧在作協一次會議上的公開批評，張光年1985年10月5日日記記載：“昨天馮牧點名批評的《人民文學》7月號上的短篇小說《無主題變奏》。馮牧斥之為‘垮了的一代’的文學，有一定道理。我看了吃驚，知道有些青年的思想可以走到這個地步，是值得注意的。”（53）可以看出《人民文學》推出的先鋒文學作品爭議之大，已引起中國作協高層的批評和擔憂。（54）當時王蒙正在新疆出差。張光年1985年10月10日日記寫道：“下午王蒙來談，帶來一盒新疆葡萄干。我扼要介紹了本月4日我在作協談話的用意及對《人民文學》的希望——主調鮮明。他表示同意我的意見，說正在編輯部解決這個問題。他對馮牧那樣急躁地到處宣傳‘現實主義在受難’頗表不滿，認為將引起不良效果。”（55）此時的作協黨組書記是唐達成，張光年以退下來的老領導身份表達了他的憂慮、不安和不快，殷切希望《人民文學》辦刊要“主調鮮明”，其實這一點王蒙和他的立場是一致的。責編朱偉的看法是：“王蒙對作品基調的把握一直是清晰堅決的。在他的判斷中，《你別無選擇》與《無主題變奏》仍然是貼近社會現實、充滿青春活力而精神追求積極的作品，表達的迷惘是‘追求的苦惱’。”（56）王蒙看中的是小說以嬉戲玩鬧的形式表達當代青年復雜的精神狀態，在他眼里，這是“多了一厘米”的“新現實主義”吧。22年后，王蒙在自傳中自我辯解并對批評者詰問道：“我發了何立偉的一個頭條，絲毫不意味著我不能欣賞或忘記了提倡火熱的大眾的高昂的即今所謂主旋律的作品。為什么人們要把一種風格和另一種風格，一種調性和另一種調性，用新聞的術語來說就是把主旋律與多樣化截然對立起來呢？”（57）

王蒙為了使“主調鮮明”采取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專門安排朱偉向劉心武等作家約寫貼近社會現實、表現社會變化脈動的作品。《人民文學》1985年第7期卷首“編者的話”里說：“我們特約劉心武、理由同志趕寫了紀實小說《5.19長鏡頭》和報告文學《傾斜的足球場》……這是愛國愛民之作，表明所謂問題文學，只要寫得好，是仍然具有生命力的。”（58）劉心武后來又在《人民文學》發表紀實小說《公共汽車詠嘆調》《王府井萬花筒》，上述4篇作品取得了轟動效應，較好地紓解了社會公共情緒，表達了大眾心理，詮釋了他的“宣言”——“不僅僅是為了文學”。

《你別無選擇》《無主題變奏》打響之后，《人民文學》又陸續推出了殘雪《山上的小屋》、馬原《喜馬拉雅古歌》、莫言《爆炸》、洪峰《生命之流》等一批帶有實驗意味的新潮小說，吸引了大批青年作家探索敘事的各種可能性。

但是馬原的代表作、中篇小說《虛構》沒能在《人民文學》發表。據馬原回憶，他的成名作《岡底斯的誘惑》發表后，很多文學刊物向他約稿，他說：“一些大刊物給我提供經費。住在賓館里專門創作。我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虛構》是《人民文學》出錢把我請去，專門為他們寫的。但小說寫出來以后，《人民文學》發不出來，讓我轉投其他刊物，后來在《收獲》上發了。”（59）這部小說就是朱偉向馬原約稿的，朱偉后來回憶說：“馬原最重要的作品都沒能發在《人民文學》，是我當年的唯一遺憾。”（60）這與主編王蒙的藝術趣味、藝術判斷有關，或許王蒙對小說《虛構》寫法上的敘述拆解、“敘述圈套”手法并不認可，也就是說，這篇小說的形式探索處于王蒙心理刻度“一厘米”開外了，而其中的麻風病、麻風村這些灰色陰暗的內容描寫估計也是王蒙所不能接受的。

（二）持續培育挖掘新人

王蒙任內《人民文學》大力推出一批新人，并且他們的新作不少發在頭條位置。除了上述的劉索拉、徐星之外，主要有洪峰、范小青、鄧剛、王兆軍、李杭育、殘雪、宋學武、喬良、王樹增、王毅、石定、譚甫成、石濤等。何立偉尤其為王蒙所欣賞，接連刊發他的小說，他的《小城無故事》（1983年第9期）、《白色鳥》（1984年第10期）、《花非花》（1985年第4期）、《一夕三逝》（1985年第9期）、《日子》（1986年第10期），被王蒙稱作“詩化小說”，也是他所謂的“言不及義（意識形態）的唯美貨色”。令阿城聲名鵲起的《棋王》在《上海文學》發表后，王蒙第一時間發表評論文章《且說〈棋王〉》給予褒揚，《人民文學》不遺余力推出阿城，朱偉采取“盯人戰術”，經常到阿城住處去，他和阿城訂過一個合同，阿城寫好的稿子先給他看。（61）《人民文學》先后發表了阿城的《樹樁》（1984年第10期）、《孩子王》（1985年第2期）、《遍地風流》（《溜索》《峽谷》《洗澡》）等。莫言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在《中國作家》發表后，《人民文學》很快跟進，刊出了他的《爆炸》（1985年第12期）和《紅高粱》（1986年第3期），后者成了莫言的代表作。遲子建的小說《北極村童話》刊登在《人民文學》1986年第2期，是朱偉前往黑龍江授課時遲子建交給他帶回編輯部的，它成為遲子建的成名作。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王蒙回憶：“安徽作家許輝的一篇《可可西里》，我是從編輯的字紙簍里撿出，決定刊用的。”（62）

王蒙還充分尊重青年作者意見。據李慶西回憶，1985年5月，他被邀請參加《人民文學》青年作者座談會，他有篇小說《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在編輯部待發，小說組組長王扶給他看了王蒙的字數不少的審稿箋，里面有具體的修改意見。但李慶西并不認同，他找個機會與王蒙當面溝通，王蒙被他說服了。（63）由此可以看到王蒙做主編對編務親力親為，身為中國作協常務副主席和著名作家，這樣做尤為難得，同時，他尊重青年作者意見，不自以為是，不以主編身份和著名作家名頭壓人。

（三）“反差”的張力效應

王蒙主編《人民文學》，將每一期內容看作一個“作品群”的“有機體”，刊發的篇目和排列順序很有講究，其中突出的一點是制造一種反差，朱偉回憶道：“1985年《人民文學》之令人激動，是調度了各種不同類型創作的可能性。記得王蒙當時經常得意于每期頭條風格的反差。他告訴我，風格變化越大，就越能體現文學表現可能性的差異。這是我從他那兒學到的主編術。”（64）這種“主編術”就是講究搭配的“配菜術”，貌似只是一個編輯小技巧，但帶來的社會效果是顯著的：“受這一理念的影響，1985年《人民文學》的每一期都能形成一個新的亮點，很多小說在發表后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65）《人民文學》1985年第7期，劉心武的紀實小說《5.19長鏡頭》、理由的報告文學《傾斜的足球場》打頭，緊接著是徐星的現代派小說《無主題變奏》；1985年第12期，劉心武的《公共汽車詠嘆調》和莫言的《爆炸》同時出現，紀實小說和現代主義色彩的小說并置在同期顯要位置上。這樣，不僅給讀者造成閱讀沖擊，更主要的是強化、突出辦刊理念上的多樣性、包容性和不同文學類型、風格之間的張力。

《人民文學》除了在同一期內設計反差，還注重不同刊期之間的反差。如1985年第3期頭條是《你別無選擇》，第4期頭條就是《花非花》。這兩部小說風格迥異，前者是現代派、嬉皮士風格，后者是古典、唯美風格。這樣，令讀者對每一期新刊物充滿閱讀期待和驚喜。王蒙如八大菜系皆精的廚師長，帶領著他的精干團隊在操作間里忙得不亦樂乎，做出一桌桌風味獨特的文學盛宴。

（四）開門辦刊與經營欄目

王蒙辦刊是開門辦刊而不是閉門造車，編輯部主辦的兩次會議可資佐證。1984年初，編輯部移師上海召開作家座談會，會議情況整理后以《廣泛聽取意見 共同辦好刊物——本刊編輯部在上海召開作家座談會》為題刊發在《人民文學》1984年第3期。1985年5月，《人民文學》編輯部專門邀請全國各地最活躍的40位青年作家召開座談會，馬原、莫言、阿城、劉索拉、徐星、何立偉、周梅森、扎西達娃等當時最新銳的青年作家悉數到場。“這在《人民文學》之前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人民文學》因此成為聲勢浩大的新小說運動的旗手。”（66）這次會議將這批青年作家緊密團結在《人民文學》周圍，他們寫了有分量的好稿子會第一時間投給《人民文學》。馬原回憶：“在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學》的這次研討會上露面的這些新的作家，帶動了我國文壇上一輪新的小說美學、小說方法論。”（67）

再者，為了提高辦刊質量，了解讀者趣味，《人民文學》舉辦了“我最喜愛的作品”評選活動，編輯部得以及時了解讀者的閱讀反饋，對刊物的選稿方向有一定的影響。讓人意想不到的是，1985年“我最喜愛的作品”，按照得票多少的結果，《你別無選擇》《無主題變奏》等現代派小說也名列其中。《人民文學》還不定期刊登“讀者的來信”，反饋讀者信息，形成編者與讀者間的良性互動。

在王蒙任主編期間，《人民文學》的欄目設置有明顯變化。首先是對“編者的話”的重視，從文風看，不少是王蒙親自操刀。“編者的話”是導游圖、推薦信、產品說明書，代表編輯部的立場、意圖、觀點和導向，引導讀者的閱讀期待，影響讀者的審美品位和文學鑒賞能力。最有代表性的是1985年第3期的“編者的話”中對《你別無選擇》的品評推介。“編者的話”本身不是端著架子，板起面孔說教，而是立論精辟、短小精悍、文風活潑、語言華美的美文，給讀者同樣帶來閱讀享受。

王蒙提倡精短小說，短篇小說要短小精悍，富于藝術性，通過短篇小說開拓創新文學藝術形式，引領新的藝術變革，用數量優勢擴展小說實驗的各種可能性。而中篇小說是新時期興盛起來的小說形式，他對中篇小說也給予足夠的重視，“拿出一定的篇幅，逐期展示中篇小說創作的成果”。（68）一部優秀的中篇小說能夠起到“重磅炸彈”的效果，惹人關注。王蒙還重視報告文學作品，約寫、編發的數篇報告文學作品產生了很大影響。他還增辟了雜文欄目。

結 語

回首80年代，朱偉對主編王蒙和《人民文學》編輯部的總體看法是：“在我看來，1985年他已不再是最好的作家，卻確是最好的主編。他讓我看到游刃有余是如何之重要——不需要太多會議，太煩瑣的討論，編輯部這條大船就可在波濤澎湃的大海里保持高速，絕不偏離航向。在他手下，你完全可以盡意發揮自以為是的才能，一切似乎都在他庇護之下，不必有任何后顧之憂。一切都似乎由他設置了充分的余地。”（69）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人民文學》的“江湖”地位徹底改觀。“1985年之前，上海的《收獲》與《上海文學》似乎扮演著文學進程標桿的角色，到這一年局面徹底扭轉過來。”“那時《人民文學》真成了旗幟與標桿——它啟示了作家完全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所喜好的敘述方式。”（70）

回顧編輯生涯，王蒙也有遺憾：“始終沒有組到張潔、鐵凝、王安憶、張抗抗等幾位‘當紅’女作家的理想稿子。令人遺憾。其實我一再要編輯組她們的稿，有的人還親自去拜訪過。”（71）而編輯朱偉的“遺憾”又有所不同：“遺憾的是，《人民文學》的輝煌期非常短暫。”（72）“王蒙在主編位置上其實只工作到第三期”，（73）隨即赴任文化部部長去了。

《人民文學》1985年的大放異彩，引起了兩位敏銳的評論家的關注，他們在是年底撰文以對話形式專門評論當年度的《人民文學》。（74）在當代文學史上，1985年是重要的轉折年，文學研究界將這一年的主要文學現象概括為“85新潮”，而《人民文學》無疑是處在“85新潮”的“潮頭”位置。

在20世紀80年代“希望與不安，矛盾與生機，嘗試與誤判”（75）共生共存的時代氛圍中，王蒙和他的編輯團隊銳意創新，大膽開拓，在堅持主調的前提下，提倡文學樣式風格的多樣化，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刊發優秀作品，推動文學的藝術形式探索，促進了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紀實小說等文學潮流的發展，推進了新時期文學創作的繁榮。用王蒙的話來說就是：“讓主流更輝煌，讓支流更明亮，讓先鋒更安全，讓后衛更有頭臉，照舊跟得上趟！讓精神更自由，讓情緒更健康。”（76）王蒙擔任《人民文學》主編雖然只有短短的3年不到的時間，但在《人民文學》辦刊史上鮮明地烙上了王蒙的個人印記。

注釋：

（1）李陀：《另一個八十年代》，《讀書》2006年第10期。

（2）王蒙：《大塊文章》，第170頁，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下文所引此書只注明頁碼。

（3）—（7）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上），第206、209、218、219、257頁，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下文所引此書只注明頁碼。

（8）—（15）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下），第323、350、373、374、406、407、412、423頁，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下文所引此書只注明頁碼。

（16）—（19）、（21）—（29）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下），第428、428、428、430、431-432、433、440、439、443、445、458、461、462頁。

（20）王蒙：《大塊文章》，第169頁。

（30）（31）、（34）—（38）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下），第465、466、554、557、558、560、603頁。

（32）（33）朱偉：《重讀八十年代》，第13、13頁，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

（39）（41）王蒙：《大塊文章》，第170、170頁。

（40）《不僅僅是為了文學——告讀者》，《人民文學》1983年第8期。

（42）（47）（48）朱偉：《重讀八十年代》，第19、15、17頁，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

（43）（44）（45）王蒙：《大塊文章》，第170、175、172頁。

（46）見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下），第552、580、581、591頁。

（49）朱偉：《親歷先鋒小說潮漲潮退》，新京報編：《追尋80年代》，第56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50）“編者的話”，《人民文學》1985年第3期。

（51）（57）王蒙：《大塊文章》，第171、172頁。

（52）（56）朱偉：《重讀八十年代》，第18-19、19頁，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

（53）（55）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下），第678、679頁。

（54）王蒙自傳中說是何立偉的小說《一夕三逝》遭到批評，估計記憶有誤。見王蒙：《大塊文章》，第171頁。

（58）“編者的話”，《人民文學》1985年第7期。

（59）馬原：《在理想年代一鳴驚人》，新京報編：《追尋80年代》，第21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60）（64）朱偉：《重讀八十年代》，第21、17頁，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

（61）朱偉：《接近阿城》，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3卷，第309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

（62）王蒙：《大塊文章》，第171頁。經核實，許輝小說名《庫庫諾爾》，發表在1983年第11期。

（63）見李慶西：《開會記》，《書城》2009年第10期。

（65）朱偉：《親歷先鋒小說潮漲潮退》，新京報編：《追尋80年代》，第56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66）朱偉：《親歷先鋒小說潮漲潮退》，新京報編：《追尋80年代》，第57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67）馬原：《小說密碼：一位作家的文學課》，第341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68）“編者的話”，《人民文學》1984年第1期。

（69）朱偉：《重讀八十年代》，第22頁，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

（70）（72）朱偉：《重讀八十年代》，第20、72頁，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

（71）（75）（76）王蒙：《大塊文章》，第174、178、176頁。

（73）指1986年第3期，朱偉的說法比較可信，見朱偉：《重讀八十年代》，第23頁，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但《人民文學》扉頁上“主編王蒙”字樣保持到當年底，應該屬“掛名”性質了。

（74）王干、費振鐘：《一九八五：〈人民文學〉》，《讀書》1986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