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3月1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雜志社、中國作協創聯部、廣東省作協、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廣州市文化廣電旅游局和花城出版社聯合主辦的“密碼破譯中的青春長征——《烏江引》新書首發式”在北京、廣州兩地同步舉行。作家龐貝的《烏江引》發表于《人民文學》雜志2022年第3期，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聯合出版。會議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李紅強主持。

“只要有人記得，他們就活著”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開始了舉世聞名的長征，經過兩年、八省、兩萬里行程的戰略大轉移，紅軍三大主力粉碎了國民黨上百萬軍隊的圍追堵截。而在長征史詩廣為人知的史實之外，還存在著一個傳奇，以“破譯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為破譯主力的中革軍委二局，是 “一支鮮為人知的秘密力量”。他們利用早期無線通訊技術偵收的敵臺信號，幾乎成功破譯了國民黨軍的所有密碼情報，為紅軍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圍、絕處逢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國民黨軍對紅軍的情報卻一無所獲。這是人類軍事史上以弱勝強的情報戰例。《烏江引》以這段歷史為背景，以大量解密檔案及“破譯三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資料為基礎，在客觀史實基礎上輔以文學想象。全書主體故事發生在紅軍主力1935年1月初突破烏江、3月底南渡烏江之間，其間有遵義會議、婁山關大捷和四渡赤水等大事件，這也是長征途中最為關鍵、最富戲劇性的輝煌篇章。

《烏江引》，龐貝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烏江引》書中所附“長征路線圖”

這部小說分“速寫”和“側影”兩部分，前者是軍委二局匿名者的戰地筆記，后者是今人對這段秘史的艱難尋訪。小說用這種虛實相間的復調筆法再現歷史，巧妙地勾連起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整個二十世紀革命史。于此時代背景中，于二萬五千里情報戰的“速寫”式敘事中，于后人對記憶碎片的尋覓打撈中，逐漸顯現出一個無名者的“側影”。“只要有人記得，他們就還活著。”作品也由此獲得了更為豐富的意蘊：一個有關記憶與身份的現代主題。基于匠心獨運的結構形式和故事、語言、節奏諸方面所呈現的質感，這部作品實現了非虛構史實和虛構性描寫的完美融合，亦史亦文，虛實相生，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敘事文本。全書既有秘密戰的驚心動魄，也有正面戰場的恢弘壯闊。這是熱血和勇氣的展現，也是青春和生命的祭奠。在時間深處，在記憶深處，依然有這一代人不滅的身影，那是他們的信念、智慧和初心。

《烏江引》提供了新的寫作經驗

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

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坦言，“初稿出來的時候我確實受到了震動，感到這部作品標志著龐貝在文學正規軍里有了應有的地位。”從初稿到發表，施戰軍見證了《烏江引》幾稿的修改過程，“越往后讀越有味道”，《人民文學》雜志社將作品“一遍遍地過，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最終以最好的樣貌呈現給讀者。施戰軍表示，過去寫情報、破譯題材的作品往往突出“隱”和“密”，但龐貝站在正史的正面，正面展現了是人民軍隊里正規軍的智慧與力量，“它更是屬于正史的，這樣的題材在文學創作上是一個重大收獲” ，“它為我們歷史的書寫整體性方面提供了新的經驗，也給我們今后的創作提供了很多新的啟示。”

中國出版集團黨組成員、中版傳媒總經理李巖在致辭中談到，長征是百年中共黨史中史詩性的篇章，遠征也是文學出版之中值得反復挖掘的素材。《烏江引》通過長征中的青春故事致敬偉大歷史，致敬革命英雄，弘揚偉大的建黨精神，是一部意義非凡的作品。小說在真實的歷史記錄基礎上加以文學性的表現手法，具備扎實的史實，又有很好的文采，不僅是主題出版的新收獲，也是長篇小說的新成果。廣東省文化廣電旅游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張勝表示，作為廣東省推進文化產品建設，實施主旋律弘揚工程的重要成果之一，長篇小說《烏江引》是廣州、深圳兩地聯動的文藝精品，生動再現革命戰爭年代無數英雄的青春年華，讓我們從光榮的革命傳統中汲取偉大精神力量，激發文藝創新，創造活力，走好新時代長征路。

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評價，這是一部“既有歷史的現場感，又有文學審美的莊重感”的長篇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對龐貝的創作動態尤其是《烏江引》的創作持續關注，相信讀者可以通過作品了解到長征中這樣一支秘密力量，這支革命力量創造了人類軍事史上的奇跡，書寫了情報戰爭史上的的經典戰例。花城出版社社長張懿表示，龐貝在處理題材上的功力有目共睹，他總能為題材找到適合的形式。龐貝的長篇小說從《獨角獸》到《烏江引》都有自己獨特的結構、語言和調性，各有各的獨特質感。《烏江引》尤其是體現作家匠心的一部作品，在文本的結構上有非常獨特的呈現。

中國出版協會理事長鄔書林代表中國出版協會對《烏江引》的首發表示熱烈祝賀。他說，“《烏江引》這本書準確詮釋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很好地反映在文學作品里，把握住了虛構和非虛構的平衡點，使這本書讀起來不舍釋手。”黨史專家、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央黨史文獻研究院業務委員陳晉表示，龐貝的《烏江引》致力于大歷史書寫，比較好地處理了密電破譯和決策指揮之間的關系，有著相應的歷史厚度與站位。同時，小說中對人物對理想的執著，以及對創造性工作的發揮處理得很好，“有了大精神才有大創造。正是有大創造的精神，他們的創造性工作才有特殊的傳奇性，他們的貢獻才不可替代。”

廣東省作協主席蔣述卓將《烏江引》評價為思想價值與文學價值兼具的長篇小說，“讀這本書有一種壯烈感。”蔣述卓認為，書中的“速寫”和“側影”兩部分兩相結合，形成了一種復調的雙線結構，解決了小說代入感的問題，“作者的代入感在這里很強。”作品中由第一人稱述說時，達到了在真實和虛構上的平衡。中國作協創聯部主任彭學明對《烏江引》中的家國情懷與文學情懷表示敬佩，作品“既有一瀉千里的氣勢，又有千回百轉的情節”令人難忘，但書中的壯美、崇高的史詩品質背后是寫作的難度。彭學明認為，史料的收集、查閱的艱巨，對素材的過濾與剪輯，以及如何把握好歷史尺度都是這部小說寫作過程中面臨并需要克服的困難。評論家孟繁華表示，龐貝寫出了一部情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小說，“是隱秘歲月的英雄傳奇，也是一部塑造生動人物形象、書寫革命輝煌歷史的小說。”孟繁華認為，《烏江引》是一部在結構上非常中國化的小說，“這是龐貝的高明之處，作者不希望自己的小說有重復的影子，哪怕是結果上的重復。”

北京會場為《烏江引》新書揭幕

廣州會場為《烏江引》新書揭幕

“非我莫屬”的寫作與“引”的三種闡釋

作者龐貝坦言，創作這部作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自己青春歲月的一次回望。龐貝早年畢業于解放軍外國語學院，畢業后曾在解放軍總參某部的總部工作。作家莫言、麥家早年也曾在此系統服役，其前身就是紅軍時期的中革軍委二局。了解到相關史實，龐貝不禁感嘆，“戰地偵收，就地破譯，必須立馬破開！人類情報史上，這種情況真是聞所未聞。通常是先有偵收，再有破譯，而破譯很難立馬完成，總得遲后些，而遲后也未必能破開。然而奇跡發生了，曾、曹、鄒這幾位實力超群的破譯高手，他們就在那炮火轟鳴的陣地上破開了，就地破譯，于是有了一渡赤水……”因此，在完成了《無盡藏》《獨角獸》等長篇小說之后，基于自身的職業背景和創作實力，龐貝決意創作這樣一部可謂“非我莫屬”的長篇小說。

《烏江引》作者龐貝發言

關于書名《烏江引》有著幾種不同的闡釋。首先，“引”字本身就有“弓”字的象形，弓有弓背和弓弦。紅軍主力南渡烏江之后又折道云南，北渡金沙江，走的是“弓背路”（曲線）。紅軍某些高級指揮員不知毛澤東和軍委領導們如此決策的依據是軍委二局破譯的敵軍情報，就連林彪這樣的主力兵團首長當時都不知情，他們主張走“弓弦路”（直線）。因此，“引”字首先是長征路線圖的形象呈現。其次，按照毛澤東的形容，長征是在“走夜路”，而軍委二局是紅軍長征的“燈籠”。軍委二局破譯的情報在為紅軍行動指引路線，其中更有毛澤東出神入化的指揮藝術，因此，紅軍始終在牽著蔣介石的鼻子走，此為“引”字的另一層含義。最后，“引”字也蘊含了美學價值和文學價值。如果說紅軍指戰員的浴血奮戰是長征史詩的主調，那么，軍委二局的情報破譯戰就是這個輝煌傳奇的副調。在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古琴藝術中，“引”即是泛音和副調的意思。因此，《烏江引》某種意義上也有長征史詩的“副歌”的含義。

中革軍委二局首任局長曾希圣之子曾建生

中革軍委二局首任局長曾希圣之子曾建生也來到了北京的發布會現場。曾建生強調，中國紅軍的情報破譯工作不是幾個專家獨立完成的，是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關心和指導下建立起來的。由于保密的需要，在漫長歲月中，曾建生及母親并不知道父親曾經于無聲處浴血奮戰所取得的成績，直到父親去世若干年后，才在其他老同志的口述中了解到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談及《烏江引》，曾建生認為龐貝把革命歷史寫實和文學藝術創作巧妙結合在一起，進行了大膽地探索，“既尊重了歷史，又引人入勝，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除上述發言專家外，京廣兩地還有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副會長楊平，廣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新聞出版局局長陳曉丹，廣東省出版集團黨委副書記、南方出版傳媒總經理葉河，資深信息高級軍官齊瑞華，長征密碼情報史專家陳伙成，廣州市文化廣電旅游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張勝，廣州市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陳永亮，廣州市文聯一級調研員陳啟銀，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院長練行村，南方出版傳媒副總編輯蕭宿榮等出席活動并對《烏江引》進行了點評。

北京與會嘉賓合影

廣州與會嘉賓合影 

（圖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