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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為何會從研習半生的儒學轉變到佛學，在入世與出世之間，他如何應對內心的困厄，寫下屬于自己的詩篇？從卑賤布衣到朝野重臣，韓愈如何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弱小變得強大，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白居易的人生是否真如他所說的“知足保和”那樣淡然超群，在險惡的世道里詩人又該如何作為？豪門子弟杜牧少年早慧，為何他的詩歌不像他所崇拜的杜甫那樣沉郁頓挫，而是充滿意氣與率真？多情纏綿的李商隱寫下大量關于愛情的詩句，但他的人生是否真如他詩歌那樣唯美深情？詩歌既應和了五位詩人的生命際遇，又呈現(xiàn)了他們的價值取向。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張煒的文化隨筆集《唐代五詩人》日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張煒擇取唐代王維、韓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隱五位詩人，分成了五個單元，于歷史、人性、哲學、詩學、美學、文學史和寫作學的角度，判析五位詩人。

張煒

《唐代五詩人》

在張煒看來，人性決定詩性。詩人的道德感、價值觀、身份和立場，構成了他們的創(chuàng)作基礎。詩歌，是古人藝術追求的載體，亦是尋求自洽的一種生活方式，王維、韓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隱五位詩人不同的詩歌風格，則反映了他們不同的人生追求與精神品格。詩人所寫下的詩歌，風格的轉變，則是一個不斷說服自己，安頓自身的故事。五位詩人詩歌中的暢懷、失意，則是他們現(xiàn)實生活中從進取到挫折，從懷疑到確信的反映。張煒認為：“寫作者除了留下時間和歷史的記錄，留下生命的刻痕，必然公開了自己，其間有多種多樣的可詮釋性。”

張煒以不同的主題來寫不同的詩人，在《王維二十五講》中，他著眼于大文學史觀，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命題，認為王維在官場中的機會，與其藝術上的機會，說到底是一體的。淡漠，取消自己，平靜無為，反而有了另一種進取的可能?！岸U”不是一種狀態(tài)，而是一個過程，是追求自我、自由的全部努力，包括最后抵達的一個總和。如果僅僅將“禪”看成一種逃避、安靜、平淡，是片面而簡單的。我們由此可以追問詩人，只擇取了整個過程的前半段，只停留于某種形式之中，而沒有繼續(xù)向前，最后并沒有抵達那種大自由，反而把它變成了另一種束縛；正是這種束縛，讓他完全舍棄了反抗和追究的欲望，走向一種稍稍廉價的消極。

而寫到韓愈時，那種關于王維的平和淡漠一轉成為磅礴恣肆，《韓愈二十三講》中，張煒寫：“許多時候韓愈的確像個逞強好勝難以成熟的人，從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此。他的痛與喊，因單純而動人，因清新直爽而更具審美價值。他的率性使他變成一個生命的風火輪，一路燃燒疾馳而去，留下了一道道燒灼的痕跡”；張煒認為，人性決定詩性，韓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辯，使他在對待一切事物，無論是情與景，人與事，都一概全力以赴，興致勃發(fā)。他在闡述事物的過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種決戰(zhàn)的姿態(tài)。

寫杜牧時，張煒以杜牧作為宰相之孫的身份進入，認為他詩章之外的那些縱論天下大勢、社稷民生的文字，有一種“自家人說話的急切和直接”，認為，關于杜牧的種種都讓我們聯(lián)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脈的力量，他的自我認同和歸屬感是明顯的，自青年時代就處于一種“無位而謀”的狀態(tài)。而對于一貫被認為晦澀的李商隱，張煒則抓住他“感傷”的性格特點：“這里唯有‘傷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離詩人似乎有些遙遠，是一種非常外在的，甚至是邊緣的淡淡色澤，核心部分實在是沉郁、悲痛和絕望……這些辭章由于別具一格的果斷、痛哀、敏捷和銳利，從而免除了同類詩章的感傷與呻吟。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呻吟之聲，在李商隱這里殊為少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