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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批判的理論與方法》，金宏宇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一

20世紀后半葉以來，學術界在大的方向上不斷有所謂“轉向”（turn），也有所謂“回歸”（return），并提出了相應的口號。大約“轉向”是想另辟蹊徑，打開新視界或尋找新范式，但總體上是向前探究的；而“回歸”大致上是回到傳統（無論是老傳統還是新傳統），卻也在后轉中反思，以期有新的拓展。無論是“轉向”還是“回歸”，其實都是一種轉，不過是向前轉和向后轉之別。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也提出了所謂“史料學轉向”。不過，這種轉向究其實質和現實，似乎更像是向后的“回歸”，似乎是對“回到乾嘉去”、“回歸語文學”等的回應。因此，更適合于將其改稱為“回歸史料學”。這種回歸大約有三層意涵。

第一是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從重理論、重闡釋向重實證、重史料的回歸。新中國成立后，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主要是一種在新民主主義論、階級論、人民性等引領下的闡釋性研究，走向極端就是以論帶史甚至以論代史的傾向。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史學界有感于此前“古為今用”的治史原則和影射史學的盛行，開始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號并形成一種思潮。在國外，美國的文學批評家保羅·德曼等也試圖在“對理論的抵抗”中喊出“回歸語文學”的口號。而當時主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對這類“回歸”意向幾乎無感，而更傾向于另一種“回歸”，即“回到五四”。此后的研究要么迷戀方法熱、文化熱，要么追求文學性或思想性，要么高揚啟蒙論和現代性，主要的傾向還是一種重理論、重闡釋的研究。90年代以后，陳寅恪等受到熱捧，出現了李澤厚所嘲諷的“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現”的趨勢。而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則有人開始倡導研究方法、學術規范的“古典化”，但應者寥寥。進入21世紀以后，又有學者針對當代文學研究的“批評化”傾向，提倡“歷史化”，或將現代文學研究中的“由文向史”、“由文向學”現象概括為“史學化”。也有人稱之為“從史料再出發”。正是在此基礎上，《學術月刊》在2017年第10期以“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學轉向’現象聚焦”為題發表了一組筆談文章，提出了一個更響亮的口號：“史料學轉向”。不過，實際上，更宜稱之為“回歸史料學”。因為它是對現當代文學研究回歸于重實證、重史料趨勢的一種命名。同時，“回歸史料學”不只停留于一種口號和召喚，其實更是對進入21世紀以來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實際存在的這種學術回歸實踐的概括。這種回歸主要是治學方法的回歸，不只是回歸于史學的方法，更是回歸于傳統的漢學方法或樸學方法，可統稱為史料學方法。盡管還有人以“學術化”、“技術化”等說辭加以矮化，但“回歸史料學”已成為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一種學術潮流，得到更多學者的認同并付諸實踐，也真正生產出一批或重實證的、或考論并重的、或“論從史料出”的扎實學術成果。

第二是回歸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史料研究本身。如果按韋勒克和沃倫《文學理論》一書的說法，文學研究一般包括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寫作三個層面。但該書專門列出“第二部”（即第六章）談文學研究的“初步工作”，這其實就是關于文學史料的研究。實際是說，文學研究的各層面都應該奠基于文學史料研究。所以“回歸史料學”也就是要回歸于這種“初步工作”或基礎工作。在20世紀新文學誕生不久，少數具有文學史料敏覺的研究者就已開始了這項研究工作，比較成規模的史料整理工程當是30年代趙家璧策劃、眾多作家參與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編纂，其中阿英編纂了《史料·索引》卷。40年代趙燕聲、善秉仁等也完成了新文學書刊目錄的初步編纂。而50年代初，開明書店的《新文學選集》叢書、新華書店的《人民文藝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白皮書”及“綠皮書”系列等，雖另有建構新中國文學規范等目的，但也算是一種帶有特殊目的的史料整理工程。隨后上海文藝出版社策劃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叢書》、山東師范學院中文系展開的系列史料建設工作等是更具史料意識的整理工作，但皆因“文革”而中斷。70年代末至80年代，又開始回歸現代文學史料的系統整理與研究，其中最大規模的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工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發起編纂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叢書，陸續出版80余種資料書。90年代因市場經濟對出版業的影響，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工作的成效當然不及80年代。跨入21世紀以后，回歸現當代文學的史料研究更成為學界的一種廣泛自覺，這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說，最近的20多年來，現當代文學的史料研究一直成為學術熱點之一，受到更多的學者甚至從前偏重理論研究的學者重視。史料研究開始被視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根基和先導，史料研究成果的學術認可度也不斷提高。一些大型的或厚重的現當代文學史料叢書和史料研究成果得以出版，如《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主持編纂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叢書的重版）、《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資料匯編》叢書（孔范今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書》（吳秀明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吳俊主編）等。還有董健等的中國現當代戲劇目錄研究，劉增人等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研究，於可訓、劉勇等中國現當代文學編年史研究等方面的成果。此期的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在輯佚、辨偽、版本、校勘、目錄、考證、注釋、匯編等諸多方面全面開花結果，而且越來越注重史料研究的學術規范。回歸史料研究的另一個重要表征，是最近20多年來學界更加注重史料邊界的拓展和問題意識的介入。史料邊界的拓展也可以說是有意去發掘新史料，更加關注從前被忽視的史料領域，如作家手稿研究、原始檔案研究、視覺史料（尤其是圖像史料）研究、副文本史料研究、擬文本史料研究、文學廣告史料研究，等等。而當代文學段的史料研究似乎更注重問題意識的介入，或以問題為中心，如關注潛在寫作史料、作品的本事史料、文學制度史料、文學會議史料，等等。近年來，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還有一個普遍關注的新問題是數字化或電子化史料。也可以說，史料領域的拓寬和問題意識的深入，是真正的回歸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

第三，才是回歸狹義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學研究。這首先是回歸“史料學”之名。一直以來，也有學者主張用“文獻學”概念取代“史料學”，但還是有很多學者采用“史料學”，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安作璋主編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學》、徐有富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潘樹廣等的《中國文學史料學》等。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似乎更宜采用“史料學”概念，一則“文獻”的概念容易局限于文字類史料，而“史料”則除了包括文字類（文獻類）史料外，還可涵括實物史料、圖像史料等。二則“史料學”這一概念更明確地提醒我們以“歷史化”的眼光和方法去處理文獻及其他類史料。更清晰地表明現當代文學的史料研究雖然也服務于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但更主要是服務于文學“史”的研究。其次是回歸“史料學”之“實”，即史料學的具體研究內容。關于此問題，馮友蘭說：“史料學是歷史科學中的一個部門，……是關于史料的方法論。”[1]實際上，舉凡史料研究中的理論、方法、歷史、規范等等都是史料學的研究內容。一般來說，既然“史料”概念比“文獻”概念的外延大，那么史料學的研究范圍應該大于且包含文獻學的研究范圍。但是“史料”概念的內涵較窄，即只有那些能進入歷史研究視域或可作歷史研究之用的材料方可稱為史料，所以史料學關注的主要應該是如何處理史料的問題，而文獻學則關注文獻的存貯、控制、檢索、傳播等更寬泛的問題，二者有重合之處，但目的和側重點不同。馮友蘭又說：“了解史料，還牽涉到語文學上的問題。”[2]有人認為語文學相當于文獻學，或相當于傳統的“小學”（文字、音韻、訓詁之學）[3]。語文學這一概念至少又提示我們注意從語言文字的角度去了解史料。總之，史料學的研究可以借鑒文獻學、語文學，但又必須回歸本位。而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學之“名”和“實”的討論及建構也經歷了一個過程。1985年1月，馬良春發表了《關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一文，最早明確使用“史料學”概念，該文主要談及現代文學的史料分類問題。朱金順則于1986年出版了《新文學資料引論》一書，使用的是“資料學”概念，該書共列“資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證”“版本”“校勘”“目錄”五章，是第一部現代文學史料學著作。樊駿又于1989年撰文《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在概述史料研究成績等內容時，呼吁“及時總結工作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將它們提到方法論的高度，逐步形成獨立的史料學”[4]。嚴家炎曾稱贊這篇8萬字長文“是現代文學史料學這個分支學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5]，但該文并未建構嚴格意義上的史料學理論體系。進入21世紀以后，出版了多部現當代文學史料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部：劉增杰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2012年版）設“源流篇”“形態篇”“應用篇”“人物篇”，框架似乎合理。其中，“源流篇”談史料研究史，“人物篇”敘史料研究家，皆較為完備。但作為核心內容的“形態篇”談史料類型，“應用篇”論史料方法皆不夠完整和深入。徐鵬緒等著《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2014年版）體系較完備，概括該著的章節內容，已包括了“本體論”“功能論”“類型論”“方法論”等，但它使用的是“文獻學”概念，只關注文獻類史料，且又偏重取魯迅的文獻為例去展開論述。吳秀明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2016年版）應該是當代文學史料學研究的第一部著述，緊扣當代文學史料的特殊性，設計了一些較好的史料研究專題，有些專題的討論還較深入，但無意于史料學體系的邏輯性建構，有些討論也失之于蕪雜。其他一些現當代文學史料學著作和論文也多有貢獻。雖然理想的現當代文學史料學專著至今還未出現，但建構現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學術熱情已然燃起！

上文所述，其實可以說就是本書寫作的學術背景。或者說本書是對這三種回歸意向和現象的回應，也即是想為現當代文學的實證性研究提供某種學理的支撐，為現當代文學的史料研究提供一些規范與方法，為現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建構提供一種視角或思路。本書原擬按四個板塊來結構，以“流變論”敘述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歷史，以“類型論”分析現當代文學的史料類屬，以“方法論”總結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技藝，以“價值論”對現當代文學史料及其研究進行價值評判。后來為了避免行文內容的重復，刪掉“流變論”和“價值論”板塊，因為“流變”敘述和“價值”評判的內容都可以溶合到書的每一章中。最后形成了以“方法論”為主的十章結構。而統合這十章的核心理念就是“史料批判”。筆者認為史料工作的根本任務就是進行史料批判，而掌握史料研究的方法正是為了更有效更正確地完成史料批判。本書正文的每一章章題中都綴以“批判”二字，是想說明這些方法都可用于史料批判，而對這些方法也必須進行批判，即我們要進行的是雙重的批判或多重的批判。故全書正文十章，也可名之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十批判書”。特別要說明的是，因為本書討論的內容和取例更多偏向于一般所謂的現代文學部分，而寬泛意義上的“現代文學”概念其實也可以包含所謂當代文學，為了行文的便利，所以本書以下的討論不再使用“現當代文學”這一概念而只稱“現代文學”。

二

本書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可簡要陳述如下。

第一章“史料批判”認為：史料是“歷史資料”或“歷史材料”的簡稱，即研究和編撰歷史所需要的各種資料或材料。“史料批判”正是對這種廣義的史料或史料源的批判。“批判”一詞在古今中西都經歷了一番演化，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不僅通過哲學、美學使用的康德的“三大批判”，也通過文化、文學領域使用的“大眾文化批判”，又通過史學領域使用的“史料批判”，還通過思維學、邏輯學中使用的“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等概念和理論，完成對“批判”一詞的政治性的過濾，使其向純粹的學術性、學理性意涵返轉和回歸。它既可以指正面的評鑒，也可以是負面的挑剔，更可以是質疑、反思、否定等，只要貫穿的是一種學理分析。而“史料批判”則是一個純學術性的概念，它譯自德文Quellenkritik 或英文source-criticism。這個概念也可以說是“史料”與“批判”兩個概念的組合。其意也就是用學術性的批判態度去處理史料問題。在中文文獻中，最早把“史料”與“批判”聯系在一起的應該是梁啟超。史學家朱本源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寫成的《歷史學理論與方法》一書才明確地反復地提及“史料批判”或“史料批判學”的概念及其歷史、方法等。西方的“史料批判（學）”大體上就是中國的考據（學）或考證（學）。進入21世紀以后，中、日史學界提出了一種新的“史料批判”概念，一種比傳統的“史料批判”更深入的且帶有后現代史學色彩的“史料批判”構想。

現代文學的史料批判是以現代文學的史料尤其是文獻類史料作為批判的主要對象的學術活動，對史料不僅強調有同情的了解，更強調有批判的了解。在整個批判活動和批判過程中，需要保有的也應是一種“實事求是”、“多聞闕疑”甚至“不疑處有疑”的批判精神和態度。史料批判的核心方法是史料學和文獻學積累、發展出來的學科基本方法，也即樸學方法，包括輯佚、辨偽、版本、校勘、目錄、考證等方法。還需要融合科學研究、史學研究的一些一般方法，如歸納法、比較法、綜合法、分析法等。也應吸收特殊的史學方法，尤其是一些現代史學方法，如計量史學、觀念史研究、心理史學、后現代史學等的研究方法。既是現代文學的史料批判，自然也少不了文學學的方法，如文本發生學、傳記批評、闡釋學等。從理論上說，史料批判方法應該是跨學科的“科際整合”之法，在應用中，則可以根據研究對象的特點有選擇性地組合。我們把完整的現代文學史料批判分為基礎批判、深透批判、形上批判三個層級。所謂基礎層級的批判，是指對史料的基本質素的考究。史料批判必須面對的史料基本難題或史料“基因”是史料的殘缺、作偽、訛誤、錯亂、異同等。因此，史料的基礎批判就是運用史料批判方法對這些基本難題進行處理，史料批判的最基本的任務就是成全補缺、辨偽正誤、求同存異，從而使史料最終趨近相對意義上的真確性和完整性。這可以說就是通過史料批判來優化史料的質素。第二層級的史料批判可稱之為深透層級的批判，主要是指從發生論、形構論層面批判史料。相比于基礎層級的史料批判，它顯然是一種更高層級的批判。傳統的史料批判基本停留于基礎層級，即主要關心史料的整與殘、真與偽、對與錯、同與異等質素論問題，而深透層級的史料批判更關心史料的一些根源性、背景性、深潛性的問題，即史料的生成、形構、呈現等問題。基礎層級的批判以對史料的搜集、整理、鑒別、考證為主，深透層級的批判則在此基礎上對史料進行檢討、反思甚至否定和解構。第三層級或最高層級的史料批判是所有人文學科包括現代文學史料批判面臨的共性問題，是關于史料的形上層級的批判，上升到對史料本質屬性和史料觀等的批判和追問。這是更抽象層面的或曰哲學層面的批判。站在第三層級史料批判的高度，我們首先應該辨證地看到現代文學史料的多種二重性，史料的基本屬性正是這多種二重性的矛盾統一，如，史料是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矛盾統一、材料性和話語性的矛盾統一、歷史文本性與文學文本性的矛盾統一。形上層級的史料批判還應批判兩種史料觀：一是史料虛無主義，一是史料至上主義。最后，形上層級的史料批判還需要超越所有層級的史料批判，對史料批判這種學術實踐本身進行反觀和反思。

第二章“史料分類批判”認為：史料類屬的劃分，從本質上說也是一種知識控制，是對史料的分類控制。其控制是否得當、合理、完滿，當然值得深入批判。史料分類首先取決于我們對“史料”的定義，應認同一種廣義的史料概念，即史料是遺留的和后生的各種可用于歷史研究的材料。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擴展史料的外延，又要將其內涵限定于“可作歷史研究之用”。歷史學界對史料有各種不同的分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對史料的劃分也一直處于摸索之中。如果考慮到現代文學的史料主要形式載體是文本，同時又要涵蓋其他史料載體類型，我們可以以“文本”為中心進行史料類屬劃分，可以用正概念“文本”與其負概念“非文本”的二分法去涵納所有的史料類屬。這樣，現代文學史料就包括文本史料和非文本史料兩大類，其中，文本史料包括正文本史料、副文本史料和擬文本史料；非文本史料包括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圖像史料、微縮史料、數字化史料。而當我們以文學為中心談論史料類屬劃分時，可以以文字或文獻史料為主要對象，現代文學的史料又可二分為文學文獻史料和非文學文獻史料。其中，文學文獻史料包括純文學文獻史料、雜文學文獻史料；非文學文獻史料包括評論類文獻史料、歷史類文獻史料、工具書類文獻史料。而以價值標準來劃分史料類屬，則是更概括、更抽象意義上的劃分方法，這就涉及到了史料的價值類屬劃分問題。我們可以批判地借鑒傅斯年的劃分法，并挪用于現代文學史料類屬的劃分。其一是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其二是經意（有意）史料對不經意（無意）史料，其三是官方史料對民間史料。還有其他幾類對舉的史料，一是“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二是“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三是“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我們還可以從梁啟超的論著中概括出兩類對舉的史料類屬：一是“積極史料對消極史料”，二是“意義重要的史料對意義屑小的史料”等。這樣，在史料類屬劃分上，既突出了一種價值上的辨識度，又強調這種價值的相對性。以上我們分別從史料的承載或表現形式、體裁特性、價值類屬三個層面完成了史料分類問題的討論，把這三個層面統合在一起，就基本建構了現代文學史料分類的較完整體系。

第三章“輯佚批判”認為：輯佚是中國古代文化傳承中的一種悠久的學術傳統。輯佚作為一種重要的史料批判方法，在古今之間有異有同。古典文獻的存儲往往存在原書已經亡佚但又殘存于其他書籍的情形，輯佚就是輯錄出這些散佚的文字以便恢復原書或部分地恢復原書。現代文學文獻的輯佚往往指的是對“集外”文的輯錄。古典文獻的輯佚主要源于書籍，是所謂“書海尋書”；現代文學文獻的輯佚主要搜尋于報刊，是所謂“刊海尋書”。輯佚其實就是對散佚文獻的重新發現，要想發現就得借助一些特殊技藝，如，第一可以通過對報刊和文章性質的判斷來預測佚文的來源。第二可以通過對文獻或口述線索的追蹤而獲取佚文。第三可以經由筆名去發掘作者的佚文。再就是通過作品的廣告或廣告文去發現佚文。有關輯佚的更深入的批判應該包括兩個問題，一是關于輯佚的學術規范問題，二是關于輯佚的價值問題。所謂學術規范的批判是指對輯佚中出現的漏、濫、誤、陋等不規范現象的批判，進而建構輯佚所應遵循的基本規范。要避免“漏”，輯佚當求全、求備。要避免“濫”，輯佚當求準、求正，即要準確和正規。要避免“誤”，就要本著求真的精神。要避免“陋”，當在輯佚中求原、求源、求流。現代文學文獻的輯佚當然也需要進行價值批判，這首先要辨偽。對輯佚的價值批判還應有其他一些角度。從文學經典化的角度看，輯佚一方面有助于現代文學的經典化，因為輯錄出好的作品或文獻有可能改變文學經典秩序，但總的來說，輯佚又是一種反經典化的學術行為。佚文的價值需要在更深入的闡發中才能充分地凸顯出來，重要的方法可能有兩種：一是通過比較來彰顯佚文的價值。二是通過具體定位揭示佚作的價值。現代文學文獻的輯佚實踐可轉化為不同的輯佚成果形態：一是佚文單集，有的直接叫“集外集”。二是拼合型佚文集：即把佚文與非佚文拼合，通常是集外文與成集文拼合在一起。三是佚文考釋，主要是指對佚文的考證與論析。

第四章“辨偽批判”認為：辨偽在中國源于一種疑古惑經的傳統，是古典學術研究中搜集史料、鑒別史料的一種重要的學術方法，也是史料批判的一種技藝。辨偽其實要涉及偽書、偽文、偽本、偽事、偽史、偽說等具體內容，為論述方便，前三項可概稱偽書，后三項可概稱偽事，因為偽史可歸人偽事，偽說主要指對偽史、偽事的敘述和解說。所以，“偽書”和“偽事”二詞可涵蓋辨偽的所有內容。現代文學研究也需要辨偽這種學術方法，因為其文獻史料中存在大量因盜印、剽竊、翻譯、歸屬、虛構等造成的偽書和偽事。《新青年》的“雙簧信”事件是現代文學造偽和辨偽的一個典型案例和象征。近百年的現代文學辨偽大致可分成論爭型、政治型、學術型等三種類型。最先出現的是論爭型辨偽。這是指一些文學論爭中含有辨偽的成分，或一些大的文學論爭中所含的小論爭其實就是辨偽。現代文學辨偽中還存在政治型辨偽，或某些學術型辨偽中包含著政治問題。學術型辨偽則是一種注重學術規范、追尋學術價值、遵循辨偽律、采用辨偽法的辨偽類型。前兩類辨偽都是未完成態，終將走向學術型辨偽。而真正的學術型辨偽必須遵循適用于現代文學的辨偽律和辨偽法，辨偽律使我們辨偽時不致于迷失，辨偽法則能提供效用上的幫助。“辨偽律”這個概念是現代辨偽學家張心澂提出的，他較全面地總結出六條辨偽律，它們也基本都適用于現代文學文獻的辨偽。我們也應該有一些切合于現代文學文獻的辨偽法，如，利用作家手稿辨偽，借助作家的自述文字辨偽，在文本互見中辨偽，等等。辨偽本身就是一種對史料真偽的批判，還應被置于學術價值、思想價值、社會價值等不同層面的批判之中，因此更需要取一種超越的姿態。

第五章“版本研究批判”認為：版本是書、刊的表現形態，對版本的研究則是一種史料批判實踐，這種實踐形成的學問就是版本學。現代文學版本研究最基本的知識學工作是考識版本本性，包括版本的物質形態表征和版本內容構成特性。而版本本性最理想的呈現名稱是所謂“善本”。在此基礎上，版本研究的新路徑是必須從版本視域進入文本視域，了解作品正文本與副文本在文本建構和闡釋中的功能和作用。當我們把“版本構成”置換為“文本構成”時，正文自然就是正文本，其他的版本構成因素則都成了副文本。這時，最重要、最微妙的變化是正文中的標題、副標題、筆名、題辭、注釋等都可以納入到副文本中。版本研究還必須進入變本視域，厘清作品原文本與它的各種變本之間的變異關系，包括作品傳播載體發生改變時形成的變本，審查制度造成的刪節本、偽裝本等變本，書商盜印產生的變本即盜印本，迎合性修改導致的變本等。于是，現代文學版本研究就主要集中于三個關鍵詞：版本、文本、變本。與“版本”相關聯的是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等的研究；與“文本”相關聯的是文本發生學、闡釋學等的研究；與“變本”相關聯的是創作學、語言學、修辭學、觀念史學等的研究，因此，版本研究最終必然體現為一種科際整合研究。現代文學版本研究的著述形態既可以與傳統的版本研究成果形態類似，更可以有新的著述形態。如，可以呈現為校讀記、書話等不同的著作形態，而終將走向更具學術價值的版本批評。版本批評超越了傳統的圖書版本研究，為單純的版本考辨研究注入了更多的問題意識，是一種關注文學的特性且具有史料批判意識的版本研究方式。

第六章“校勘批判”認為：校勘是古典文獻整理中的一種技藝和方法，也可以說是根據古典文獻的不同版本及相關資料，比較它們的文字（含字詞、語句乃至篇章）的異同，審定其中的正誤真偽這樣一種史料批判活動。現代文學文獻存在與古典文獻一樣的誤字、脫文、衍文、倒文等錯誤和異文，更存在特有的闕文、斧削文、修改文等異文類型，需要全面、系統地校勘。在古典文獻校勘中總結出來的校勘方法，如陳垣總結的校勘四法（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也普適于現代文學的校勘。現代文學文獻的校勘與古典文獻校勘有同也有異，它可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復原性校勘，一種是匯異性校勘。復原性校勘以求真復原為目標，原則上是校異同而定是非，尤其是遇到錯誤時可以用活校法。匯異性校勘則以求真存異為目標，其特點是只校異同卻不定是非，一般采用死校法或對校法。它針對的是作家自己的修改造成的變本及其異文。這兩類校勘都還必須解決一些核心問題，這些問題涉及校勘學的理論問題，也是這種史料批判方法的實際操作問題。首先是底本及校本的選擇問題，其次是非實質性異文的校勘問題，第三是作者意圖問題，第四是作者權威問題，最后是校勘中的真善美問題。現代文學文獻校勘的成果類型主要可以呈現為以下形式：一是借身于一種版本。這是一種依附于原書并使原書發展成一種新版本的校勘成果，如，校正本、精校本、匯校本等。二是校勘專述。指不錄原書全文，只記錄校勘所得，單獨成書、成文的那種成果類型。三是復合型校讀記。它不是純粹的校勘論著，它以校勘為根基，既與原書、原文復合，也與其他一些史料批判方法復合，甚至與文本學、闡釋學等文學研究方法復合。四是校勘成果的序跋和凡例等。

第七章“目錄實踐批判”認為：目錄是一種著述形態，而編撰目錄則是一種史料批判實踐，對這種學術實踐的理論和方法的總結即為目錄學。目錄是目與錄的合稱。現今出現了重目輕錄或有書名、篇目而無敘錄的現象，于是目錄蛻變成書目，目錄學也只剩下書目學。這已偏離了中國傳統目錄的學術宗旨。中國傳統的目錄從形態上重視小序、敘錄（即題解）一類的敘述、說明文字，從功能上偏于考見學術源流。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的編錄（目）實踐從新文學誕生不久即已開始，近百年來出現了四次目錄實踐高潮，分別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80年代、21世紀前20年等時期。現代文學目錄的功用可概括為四大方面。首先是廣告、傳播功用。其次是整序（控制）--檢索功用。第三是輔助、導讀功用。最后是學術研究功用。現代文學文獻目錄編撰最主要的欠缺應該在專題目錄方面。專題目錄是最能體現問題意識的目錄，它直接對應于某一學術主題和問題，是更見學術功力和學術價值的目錄。現代文學文獻目錄也應該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現代文學史和學術史。目錄更應該成為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種重要著述類型。由于目錄實踐中的有目無錄趨勢，由于圖書館目錄的重目輕錄傾向，也因為對傳統學術的知識學缺失，現代文學研究界在觀念上對目錄的價值、功用缺乏正確的認知，在實踐上也不重視這種著述類型。

第八章“考證方法批判”認為：考證，又稱考據、考核等，是古典學術研究中鑒別史料、解決具體學術問題的一種方法。當我們把這種方法提升為一種方法論或學問時，就稱為考證（據）學。考證（據）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之混。作為方法的現代文學考證學承續的是中國古典文史研究中的考據學傳統。傳統考據學在經歷了其鼎盛和衰落之后，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又走向興盛，轉型為現代考證學，復在五、六十年代的受挫中有所發展。對現代文學的考證性研究早就有人嘗試，但到80年代才初見成績，進入21世紀后才真正得到重視和踐行。一般認為傳統考據學重“據”，現代考證學重“證”。現代文學考證學的特征應該是有據且證、據證合一。為尋求合適的證據，通常需要對“證據”進行二分以大致評判其性質和價值，如分為一手證據與二手證據、硬性證據與軟性證據、刻意證據與非刻意證據。合適的證據則應該具有相關性、可采性和證明力。而如何去“證明”往往有一個基本原則：主用本證、輔用旁證、貴在反證、慎用理證。也涉及方法問題，一般有邏輯思維法、調查觀察法及其它輔助考證法等。現代文學考證學是廣涉之術，涵蓋文獻史料的外部考證和內部考證；文獻史料學的各學科分支如輯佚、辨偽、版本、校勘、目錄等都需要運用考證術；同時還要有地理學、政治學、法學等不同學科的知識“支援”。現代文學考證學是較高級的史料批判方法，但我們仍應給予它一種恰當的價值批判。即它應該定位于“述學”，有別于索隱法，不等于繁瑣考證，不提倡默證和“過限”考證。只有更多運用辯證法，它才能真正成為科學的考證術。

第九章“注釋批判”與語文學關系更密切，本章認為：注釋在中國是一種源于注經而普及于注子、史、集部的悠久學術傳統，注釋也可視為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整理中的一種史料批判方法。注釋有舊注、新注與今注之別。現代文學文獻的注釋當然屬于今注。與舊注相比，它已經“減負”但仍然范圍較廣。“注”，從其本義說，就是“灌注”，文獻的注釋也就是對文獻文本的文字“灌注”和意義“灌注”。注釋最主要的特點是全面的細部“灌注”，即擴散到文獻的語言文字細部，同時全面覆蓋文獻的諸多內容。現代文學文獻的注釋也基本上具有這樣的特點，只是范圍略有伸縮。如，關于作品結構、技巧、章法等的評點已經交給文學批評，不必進入注釋的范圍。現代文學文獻在其初刊、初版時多是白文本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文獻的重印，作者開始在文獻上添加自注，更多的情況則是他人（編輯、親屬、研究者等）疊加新的他注。于是，多數文獻漸失其白文本面目而被改造成了注釋本，導致了其文本的再建構和篇幅上的擴容。但注釋所要實現的基本目標其實是使文獻所含有的信息、知識、內涵、背景等得以“著明”和敞開。注釋作為一種史料批判方法，其價值體現在能為文獻史料的解讀提供真確的知識，但一經注釋也可能出現失注、偏注、錯注、誤注、臆注、妄注、偽注、諱注等現象，由此就產生了注釋之蔽。注釋之蔽，緣于注釋的文本簡短、注釋者的學養不足、意識形態的干預等原因。

第十章“匯編批判”認為：文獻學史上有“論纂”“纂輯”“抄纂”“類纂”“編纂”“編輯”等許多概念，我們采用不會引起歧解的“匯編”概念。匯編是一種文獻知識控制，是指用具體形式（體）對文獻史料的秩序化、專題化或完備化的輯錄、集合或重組活動，是史料批判的最基始的工序。關于文獻史料，如果從其內容的來源或內容性的體裁角度說，大約可劃分為三種：著作、編述和匯編，相當于古代的“作”、“述”、“論”。匯編是對所有著作和編述成果及匯編成果的再處理。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匯編可從文獻的結集甚至報刊的編輯算起，其匯編形式包括刊匯（期刊、副刊）、集匯（別集、全集、總集、叢書、類書、選本）、庫匯（電子數據庫）等，它們有各自的內容、形式、特點和方法。如全集是浩繁而精密的學術工程，叢書是現代文學文獻生產的集群性呈現，選本是一種特殊的文學批評方式。文獻匯編對古今文獻的生產、傳播、控制、研究等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功用和價值。文獻匯編自身的分類、排序等方法固然重要，但更離不開其他的史料批判技藝。要使匯編對文獻建設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也需要運用眾多的史料批判技藝。匯編可定性為一種不同于“作”、“述”的學術行為和學術成果。如果對其眾多形式（體）的“編”再作性質上的區別，則可分為原編與再編，選編與全編，它們體現出不同的史料價值。

附錄的“現代文學研究的史料派”一文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存在一個綿延已久的“史料派”。它主要是一個學域性學派，但也包含有某種師承的性質。它的生成有一個較長的歷程，百年來至少有四次較大規模的現代文學史料研究浪潮在為其推波助瀾。史料派其實又可分為四種不同的派別：一是史料考證派，也是史料研究的主流派。二是史料散文派，主要是指現代書話派。三是史料闡釋派。四是史料學建構派。史料派具備稱派的一些外在表征和條件，如時長、刊物陣地、核心成員、學科支撐等。史料派還具有特定的學術范域、共同的學術關切和層疊性的研究方法。史料派還延續了中國傳統漢學研究尤其是乾嘉學派的樸學風格。史料派及其學術成果有其特殊的價值所在。只有史料派的存在，才能保障現代文學研究具有更加良好的學術生態。史料派首先是根基派，史料派又是史料批判派，史料派也是限制闡釋派。最后，史料派還是學術推助派。

三

本書主要討論史料問題和史料研究方法問題，所以可視為一部現代文學史料學或方法論著作。本書形成了自己的著述特點。已有的幾種現代文學史料學或文獻學著作，多半參照或仿效歷史史料學、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而本書則想通過對“史料批判”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增加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內容層次和思想深度，也使得對這種文學史料的審視和批判更為嚴謹、科學、理性和辯證。這種新的史料研究思路和史料學建構嘗試，既注重對中國古典文獻學和語文學傳統的繼承，又強調對西方和現代的史料學經驗的借鑒，更強化其作為文學史料學的特色，最終企望在史料學的現代化和本學科化方面有所建樹。

本書是學界第一部從“史料批判”角度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論著，是運用批判性思維對現代文學史料批判的內容、規范、方法、價值等的一次較完整的總結和反思。它在“照著講”的基礎上有一些“接著講”的進步，尤其在現代文學史料學知識的系統化、史料研究方法的整合性、史料批判理論的層級建構等方面有一些新見或創見。當然，它的淺見和不見可能更多。

本書也有一定的應用價值。首先在于它試圖避免教科書的知識性介紹和理論書的夾生寫法，既注意著述的邏輯性和理論性，也關心行文的可讀性和可懂性，努力做到深入淺出，因而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構有所貢獻。其次，本書有助于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理論、輕史料之偏，也為拓展和生發文學研究的學術空間和切入角度提供了某種可能性。第三，從更實際的層面或文學研究教學的層面說，本書有助于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學術規范和優良學風的建設；對一般研究者和學生來說，在史料研究方法論的指導上，也應有些裨益。

注釋：

[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

[3]蘇杰：《語文學的精神是什么》，《文匯報》2019年10月25日。

[4]樊駿：《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頁。

[5]樊駿：《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本文系金宏宇《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批判的理論與方法》導論）

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批判的理論與方法》目錄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出版說明

導論

第一章 史料批判

一 “批判”與“史料批判”

二 方法的整合

三 三個層級

四 效用及價值

第二章 史料分類批判

一 習見的分類

二 文本與非文本

三 從文學到非文學

四 價值類屬

第三章 輯佚批判

一 古今異同

二 發現的技藝

三 規范與價值

四 成果形態

第四章 辨偽批判

一 偽書、偽事

二 百年辨偽類型

三 律與法

四 辨偽即批判

第五章 版本研究批判

一 版本“本”性

二 版本與文本

三 原文本與變本

四 多學科研究

五 著述形態

第六章 校勘批判

一 錯誤與異文

二 舊法新用

三 兩種校勘

四 成果類型

第七章 目錄實踐批判

一 目與錄

二 編錄（目）實踐

三 功用甄評

四 價值衡估

第八章 考證方法批判

一 興衰歷程

二 有據且證

三 廣涉之術

四 較高級批判

第九章 注釋批判

一 舊注、新注與今注

二 全而細的“灌注”

三 文本擴容和“著明”

四 注釋之蔽

第十章 匯編批判

一 “作”“述”“論”

二 眾多的形式（體）

三 匯編實踐批判

附錄 現代文學研究的史料派

一 生成歷程

二 一源四派

三 何以稱派

四 價值所在

主要參考書目

索引

后記

作者簡介：金宏宇，湖北省英山縣人，文學博士，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首席專家。兼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理事（近現代文學史料分會常務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理事、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等。已出版個人專著、合著十余部，代表作有《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新文學的版本批評》《文本周邊》《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批判的理論與方法》等，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刊物上發表系列學術論文。

（轉載自“近代人文”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