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魯迅學史》:“魯迅學”譜系的再整理
張夢陽先生的《中國魯迅學通史》初版于2003年,以其規模宏大、資料翔實,早已成為魯迅研究者案頭一部重要工具書。該書2005年被收入“中國文庫”,“國內外從事魯迅研究的學者幾乎人手必備一套”(林非語)。2021年新版的《中國魯迅學史》,雖非另起爐灶,但也在原書基礎上進行了較大規模增刪。按照作者“附錄”中所說,該書的上編不動,中編(1949-1999)“需要重寫”,下編(2000-2019)“則完全是新作”。所以,說這是作者對魯迅學譜系的一次再整理,并不為過。
魯迅發表《狂人日記》時37歲,小說集《吶喊》出版時是42歲,并未料到自己以后會有這樣的名氣與影響。“《吶喊》第一版印了一千本,魯迅先生氣惱地說:‘印一千本,有誰要呢?’直至現在,《吶喊》銷至幾十萬本,魯迅先生自己是毫不知道了。”(陳子善:《<吶喊>版本新考》)早在1919年,傅斯年就在《新潮》上撰文表彰魯迅,據作者考證,這是“對魯迅雜文最早的正面評論”。這當然不是對魯迅最早的經典評論,張夢陽認為,1927年黎錦明撰文“第一次把魯迅稱為文體家”,以及同年茅盾發表的《魯迅論》,此乃對“魯迅映象”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總結。自此以后在學院內外開啟的魯迅研究,雖屢屢受到來自各方的干涉與影響,但也存在著明顯的自發色彩,這是我們可以從《中國魯迅學史》一書中很容易得出的印象。故這部“魯迅學史”主要不是對魯迅著作或魯迅思想做的研究,而是對魯迅研究做的整理,從文體角度看,應屬學案性質,也就是學術史或思想史研究范疇。不過,作為當下魯迅研究界的名家,張夢陽先生自己的學術追求,也在左右著對材料的取舍與評判。一如該書導論中提出的兩個術語“魯迅本體”和“魯迅映象”,《中國魯迅學史》側重的是對魯迅思想研究的總結,這也符合魯迅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魯迅是一個作家,又不是一個單純的作家。他沒有單獨的思想著作,小說也僅有三本而已,但他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怎么看待與理解魯迅,本身就成為現當代中國思想層累的一部分。錢理群先生早就說過:“‘魯迅’(魯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個充滿著深刻矛盾的、多層次、多側面的有機體,不同時代、不同層次的讀者、研究工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側面去接近‘魯迅’本體”。(《心靈的探尋》)再回頭看“魯迅本體”和“魯迅映象”兩個術語,我們大體可以將其理解為,“本質意義上的魯迅思想”與“人們研究中不斷深化的魯迅認識”。這是一種較為經典的魯迅研究路數,其問題意識主要集中在解讀文本以闡釋思想。如作者的“心結”之一——“阿Q典型性問題”,作者在前作“通史”中甚至拿出一章篇幅介紹“阿Q學史”。作者又是坦率真誠的,他在“魯迅學史”附錄中說,自己“始終在典型、非典型中繞圈子,不能沖出思想的牢籠,另辟蹊徑”,似乎又對自己畢生追求有所質疑。值得重視的是,在這部“魯迅學史”中,之前單列一章的“阿Q學史”被拿掉了。這里首先是緣自著作體例發生的調整,也不無作者自己心中疑惑的影子吧。
要介紹這部“魯迅學史”,還是要回到前作“通史”中。兩部著作書名只差一字,但在體例編排上差異很大。2003年出版的“通史”,如其副題“二十世紀中國一種精神文化現象的宏觀描述、微觀透視與理性反思”,恰好分為三個部分。宏觀描述部分占了全書三分之一強,接近于對魯迅研究的編年整理;微觀透視部分則側重專題總結與闡述,分述“《野草》學史”、“阿Q學史”、“狂人學史”、“《故事新編》學史”及“雜文學史”;理性反思部分則偏重對研究方法的透視和整理。此外還編有“索引卷”。這種撰寫學案的辦法,體例似有雜亂之嫌。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以學派為綱,一個個介紹各派學者思想,體例則是清晰可辨的。大概作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故在“魯迅學史”中放棄舊寫法,其“上編”除個別地方外,全依前作;“中編”則對前作擴寫、改寫、增補甚多,如馮雪峰、陳涌、李長之、王瑤、林辰等章,即依前作八章一、二、三、四、五、六節擴寫。又如1966-1976年間的魯迅研究“務實派”,前作僅用一節,本書擴為一章,增加了很多內容,并將李何林定位為該派的“最高代表”。我們也會發現,前作“微觀透視”卷的課題,被作者正式移入編年中,并增加了大量篇幅。該書較具特色的大概還是其“下編”,其研究對象是2000年以來的魯迅研究,以學者為線索,對這一時期的魯迅研究話題做了較為全面的介紹。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對版本和史料研究的重視,作者在“下編”中增加一章,專門介紹魯迅研究的文獻學方向,對王景山、王錫榮、陳子善、陳福康等史料工作者的魯迅研究成果均存相當的關注。
雖然該書對傳記研究與史料研究都有所涉及,但其著眼點仍是“中國的”魯迅思想研究。這個定位,影響著作者的材料取舍,無論是在較早的“通史”,還是眼前的“魯迅學史”中,他都未設置專節介紹夏志清與夏濟安的魯迅研究。如果說,是書名限制了著作的研究范圍,但無論前作還是該書,都專門介紹了同為海外學者的李歐梵的研究成果;在“魯迅學史”里,作者還用專章介紹新世紀的日韓魯迅研究。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對國內學界影響深遠,魯迅一章為其書重頭,“小說史”中對魯迅的觀點,80年代主要是被國內學院派輪番批評,這實在值得一寫。夏濟安《黑暗的閘門》已有中文譯本,這部書更是拿出三章來講魯迅。尤其是其《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一章,80年代初在大陸即有樂黛云先生譯本,李歐梵、丸尾常喜等學者都提到過該書對自己魯迅認識的影響。
張夢陽先生這部《中國魯迅學史》作為其前作的擴編,增刪甚劇,由187萬字變為70余萬字,體例則更具整飭感,研究對象一直追索至2019年。我們不禁想起洋洋八卷的《近代文學批評史》撰寫過程,作者韋勒克從1954年出版第一卷,1992年方完成第八卷。筆者由衷希望,張先生增刪近二十載的“魯迅學史”,也能一直寫下去并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