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秦兆陽（1916－1994），湖北黃岡人。著有《農村散記》《在田野上，前進！》《大地》等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寫有影響極大的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但是他在當代文學中最大的貢獻，是文學期刊編輯。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他先后主持重要刊物《人民文學》和《當代》的編務。他自己也說，如果要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上頭銜，他最愿意的是“編輯”。因此，在他離世之后，他的紀念文集取名《編輯大家秦兆陽》1。

秦兆陽

1956年他擔任《人民文學》副主編這個階段，是他編輯生涯最重要、最有創造力，但也是讓他緊接著毀譽更替，厄運纏身的時期。盡管在當代，他的聲名遠不如那些顯赫的文學官員和作家，但是我們在回顧當代文學錯綜復雜的歷史時不應該忘記他。下面的文字，主要記述1956年在他身上發生的事情，這些事情有它們的“余波”，因此記述也會延伸到1957、1958年。

“修正主義行動綱領”

1955年秋末的一天，劉白羽——他當時任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約秦兆陽談話，說“《人民文學》這兩年辦得沒有生氣……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必須改進。因此想把你調到《人民文學》去當副主編”，并說，“這是作協黨組的決定。至于今后的工作，主要是加強群眾性、戰斗性……”黨組和劉白羽選擇秦兆陽，一是他來自解放區，1938年就赴陜甘寧邊區參加革命，另外是他有長期的編輯工作經驗，也從事小說寫作。他1940年代先后在根據地和解放區的《黎明報》《前線報》《華北文藝》等報刊工作，特別是《人民文學》1949年創刊到1952年，他擔任該刊的小說組組長。對于這一工作調動，作家康濯說，“如果你真的干起來，可能會犯錯誤的”。深諳世情也善變而多次逃離險境的康濯，既了解秦兆陽的執著，似乎也發覺他與劉白羽的“加強群眾性、戰斗性”之間存在的裂痕。但是這個暗示未能得到秦兆陽的重視。他接受了這一委任，很快就把家搬進了北京東單附近的小羊宜賓胡同3號——《人民文學》當年的所在地。這一年他39歲。2

1956年《人民文學》的主編是嚴文井，但據說嚴文井這段時間“情緒低落”，實際編務便落到秦兆陽身上。3受這一年中共中央“雙百方針”的提出和施行的鼓舞，上任伊始，秦兆陽雄心勃勃，草擬了共18條的“《人民文學》改進計劃要點”。這份計劃后來受到逐條征引的批駁，我們因此得以獲知它的全貌。限于篇幅，擇其要者羅列于下：

1.在文藝思想上，以現實主義為宗旨；但在發表作品上應注意兼收其他流派有現實性和積極意義的好的作品。

2.以提高質量，樹立刊物的獨特風格，為今后改進的中心問題。

3.藝術性和思想性并重，不因政治標準而忽略或降低藝術標準，但在具有特殊性的作品面前可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掌握。

4.提倡嚴正地正視現實，勇敢地干預生活，以及對藝術的創造性的追求。

5.提倡題材、風格、樣式的多樣性……題材不分新舊、風格不分樸素華麗，均應重視。

6.決不一般地配合當前的政治任務，對全國性或世界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會變動，要表示熱情的關切，但也不做勉強的、一般性的、枯燥無味的反映。

7.決不發表平庸的、可有可無的作品。

……

11.在評論工作上，以研究當代的作品和創作中的問題為主；對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主要是從創作的角度研究作家和作品；以論文、創作談、短論三種形式出現。論文對所研究的問題必須是經過系統深入研究，具有獨到的見解。

“要點”其他還有：“加強對新作家的有重點的培養”，以及“密切注意當前文藝創作的情況和文藝思想的情況，必須經常參加各種重大問題的研究，經常表示刊物對各種問題的鮮明態度”。

《編輯大家秦兆陽》，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6月

后來對秦兆陽的批判認為，如果說他的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是修正主義思想綱領，“《人民文學》改進計劃要點”就是修正主義行動綱領或工作方針。4這份“計劃要點”的要點是：第一，強調面向生活全部復雜性的現實主義，這呼應了他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核心觀點：在文藝創作上，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是不變的“基本大前提”，“想從現實主義文學的內容特點上將新舊兩個時代的文學劃分出一個絕對的（黑體字為原有——引者注）界線來，是有困難的”。第二，在當代政治、文學的糾纏的緊張關系中，強調對思想、政治的重視不應以降低藝術水準作為代價。第三，作家、文學種類、題材、風格的多樣性，和對發現、培養新作家的重視。第四，加強理論、批評的位置，提升刊物回應時代思想、創作現實的主動性和深度。

秦兆陽的辦刊的靈感和參照的模式，既來自五四新文學的重要刊物，也來自19世紀的俄國的文學雜志。在一次編務會上，他“不無豪邁和激情地宣稱”：“要把《人民文學》辦成像19世紀俄羅斯的《祖國紀事》和《現代人》那樣的一流的文學雜志；編輯要有自己的理論主張；編輯部要有共同的明確的思想傾向；要不斷地推出新人新作……”還對編輯部同事表示，“如果辦一個可以由自己做主的刊物，我可以再干十年二十年，甚至當一輩子編輯……”并說，“我若是別林斯基，你們就都是杜勃羅留波夫”。5

20世紀的《祖國紀事》和《現代人》

《祖國紀事》和《現代人》是19世紀在彼得堡發行的文學和社會政治雜志。《現代人》由普希金創刊于1836年，1837年普希金逝世后，由批評家普列特尼約夫6接辦。1847年詩人涅克拉索夫取得發行權直到1866年被查封。《祖國紀事》辦刊時間是1839至1884年。《現代人》和《祖國紀事》在俄國19世紀文學中，屬于托洛斯基所說的“大型雜志”；“大型雜志的統治構成一個時代，當時俄國知識分子正在自己中間創造歷史”。“大型雜志”是19世紀俄國獨有的“傳統”。在社會運動尚未充分展開的時代，它們“作為一定的社會集團的精神核心”出現，是“產生思潮的實驗室”，“雜志為知識分子充當了行動綱領，政治書籍和政治組織”：在它們上面，展開著有關俄羅斯未來道路的預測和論爭。它們既是優秀文學作品的“集散地”，也是諸如斯拉夫派和西歐派、民粹派和自由派、哲學唯心派和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派別展示、論辯的平臺。7《現代人》《祖國紀事》等的歷史，一定程度也可以視作俄羅斯19世紀文學的簡史。而秦兆陽心儀的別林斯基（1810-1848），1939年任《祖國紀事》“首席批評家”，1846年成為《現代人》的批評家。文學史家米爾斯基稱他為俄國“雜志人時代的第一人”8。秦兆陽在別林斯基身上，看到可以仿效、獲得共振的某些重要品質：對一種“忠于生活，并同時蘊含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思想”的文學的推重；為這種文學理想的高漲無私的激情；呼應時代走向，對同時代作家作品作出有質量的診斷和評判的能力……

不過，無論是“大型雜志”時代，還是“雜志人時代”，托洛斯基和米爾斯基都明確指出，這樣時代在19世紀末的俄國已經結束，文學知識分子、“雜志人”在社會生活和思想領域發揮巨大影響的時代已經過去。至于20世紀的當代中國，就更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局面。《人民文學》和《現代人》的性質根本不同，作家、“雜志人”與時代，與政治力量的關系已發生很大改變，自主性、個人獨立空間（秦兆陽說的“自己做主”）已經極大減縮。試圖當20世紀的別林斯基，事實證明是時間、也是空間“錯位”的想象：這一“錯位”，導致后來悲劇的發生。

秦兆陽1939年在延安的木刻《秧歌舞》，北京中間美術館盧迎華提供。原件存于澳大利亞堪培拉國家美術館。感謝澳大利亞國家美術館授權使用。

指出這一點，并不是否定秦兆陽可敬佩的熱忱，貶低他案牘勞形所取得的功績。事實上，在他“主政”的短暫時間里，《人民文學》面貌一新，灰色沉悶中開始發出炫目的光彩。這里說“短暫時間”，是因為秦兆陽的《人民文學》時期其實只有一年多，1957年春他就向“黨組”請了創作假，編務由編輯部主任李清泉9負責。雖然如此，他確立的辦刊方針一直延續到《人民文學》1957年的7月號；后來清算他的“罪責”，1957年上半年《人民文學》發生的事情也歸在他名下。這一年多《人民文學》的熱點，是理論和創作上對現實主義、“寫真實”，對文學揭示社會生活矛盾的倡導。這一編輯理念是在當時的“雙百方針”下作出的，也為斯大林去世后蘇聯社會、思想的變革所推動。更內在因素，則來自秦兆陽對文學現實弊端的憂慮：教條主義、庸俗社會學觀念的流行和由此產生的公式主義、無沖突論的普遍現象。10為此，他撰寫了長篇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刊發了陳涌《為文學藝術的現實主義而斗爭的魯迅》的長文；組織一批針對公式化概念化現象的文學短論；勞神費心地修改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推舉“尖銳提出問題的、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偵察兵’式的特寫”11……

這種“‘偵察兵’式的特寫”，除《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之外，《人民文學》刊載的還有《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等多篇。這種體裁與通常意義的特寫、報告文學不同，為蘇聯作家奧維奇金12在1950年代首創13。奧維奇金的解釋是，“特寫”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嚴格記錄式的”，描寫真實的具體人物和事件，另一種則是，“事實的準確性只在所描寫的現象的本質，而在其他方面，作者的手法也像在其他任何一種體裁里并不受束縛”。他將后一種稱為深思的特寫，或研究性的特寫。14這種體裁，似乎是為了克服文學的“無沖突論”而定制。但是，形式從來就不單純是形式，這虛構的“非虛構”寫作（姑且這樣概括）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命運短促：它不僅要來自“本質真實”的考核，也要面臨“事件真實”的壓力。隨著劉賓雁等受到批判，這種體裁也就基本上退出歷史舞臺。15

這一年中，《人民文學》刊發的揭露生活矛盾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小說、特寫，還有《改選》（李國文）、《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灰色的篷帆》（李準）、《馬端的墮落》（荔青）、《明鏡臺》（耿龍祥），以及秦兆陽自己的《沉默》（署名何又化）等，它們在《人民文學》構成一股“干預生活”、揭露現實矛盾的創作潮流。這些作品的思想藝術質量參差不一。雖然在1980年代被譽為“重放的鮮花”16，“鮮花”只是在對“毒草”的辯誣意義上成立，其中有一些難以說是佳作。不論是破舊，還是立新，文學有時候確實需要潮流的沖擊。在涌動的潮流中，可能產生精品，但也肯定會泛起泡沫。

對于這個時期的《人民文學》，不管是批判還是贊揚，人們的關注點都在“寫真實”和“干預生活”這些命題上，而多少忽略了它的另外的重要貢獻。一是對文學新人的發現和支持。不少作家均在這個時期的《人民文學》發表他們的處女作或成名作，如林斤瀾（《臺灣姑娘》），宗璞（《紅豆》），劉賓雁（《在橋梁工地上》），李國文（《改選》），王汶石（《風雪之夜》），肖平（《三月雪》）、曲波（《奇襲白虎團》），評論家蔣和森（《賈寶玉論》），曾華鵬、范伯群（《郁達夫論》），葉櫓（《關于抒情詩》），曉雪（《生活的牧歌——論艾青的詩》）……不錯，王蒙之前也發表短篇小說《春節》（《文藝學習》）、《小豆兒》（《人民文學》），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秦兆陽修改本，并由他鄭重推出）奠定他在當代文壇的地位。在《人民文學》的重要位置發表長達兩三萬字論文的葉櫓、曾華鵬、范伯群、蔣和森，當時不是大學尚未畢業、就是畢業不久的年輕人。蔣和森171996年去世時，馮其庸有悼詩談及《賈寶玉論》發表時的情景：“論玉一篇初問世，洛陽紙貴憶當時。千金何勞雕龍評，從此蔣郎是脂硯。”

《人民文學》另一重要貢獻，是有一定生命力的作品的推出，譬如宗璞的《紅豆》，孫犁的《鐵木前傳》等。《鐵木前傳》完稿后曾交天津的《新港》，鮑昌和張學新18看了，都說這樣的小說發表對老作家的聲望不利，還說沒有了孫犁固有的風格。轉到《人民文學》，秦兆陽很興奮，對康濯說，小滿寫得比肖洛霍夫的路希卡還要美。19，在1956年12月號上重點刊載。這樣，讀者從放置在嚴峻背景下青梅竹馬的溫情故事中感知：“希望是永遠存在的，歡樂的機會，也總是很多的。”在1950年代，愛情描寫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禁忌，或者被過度政治化。1956年10月號的《人民文學》刊登了倉央加措（1683-1706）的《情歌》20，“歷史”和“少數民族”的雙重屏障，讓六世活佛的情懷有了表達的理由：

黃昏出去找情人，

天明歸來，大雪紛紛地落；

住在布達拉宮的啊，

是倉央加措……

《人民文學》1956年10月號

此外，這個時期的《人民文學》還表現了難得的視野，一種開放的文學觀念。在它的上面，有常德高腔《祭頭巾》、滇劇《借親配》的整理本，有納西族長篇抒情詩《游悲》的翻譯，有何遲的相聲《開會迷》，有潮州民謠《姑娘要出嫁了》……1950年代因各種原因擱筆的作家——啟明、沈從文、汪靜之、王統照、康白情、汪曾祺、孫福熙、穆旦、端木蕻良、豐村——也在這份刊物上露面亮相。

接踵而來的打擊

1956年多數時間，中國作協對秦兆陽的工作是肯定的，他也成為作協黨組成員。但是到了年底，挫折、厄運就接踵而至。12月，他的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受到作協另一份重要刊物《文藝報》的批評：頭條位置發表了該刊主編張光年的題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著、發展著》的文章21。秦兆陽的這篇文章和鐘惦棐的《電影的鑼鼓》22，在當時被認為表現了“錯誤傾向”。這個時候，修正主義還沒有被認為是“主要危險”，張光年的批評也沒有后來的那樣的劍拔弩張。他肯定了秦兆陽對我國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的批評不少是正確的，肯定這些批評是希望社會主義文學更好更快發展，他不能同意的是秦兆陽的結論和為達到這個結論提出的論據：

他們23的結論是取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我看來，這就是取消當代進步人類的一個最先進的文藝思潮，取消工人階級手中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武器。

秦兆陽寫作《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雖然相當審慎，但肯定沒有想到討論這個問題會有危險。因為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源地”蘇聯，當時在這一問題上也充滿爭議。1954年12月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西蒙諾夫的報告就批評了1934年蘇聯作家協會章程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存在“不確切的部分”，這次大會還通過修改1934年“定義”的決議24。秦兆陽在這篇文章里（也包括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就引了西蒙諾夫的觀點作為論據。

對于張光年的批評，秦兆陽嗅出了“溫和”中的“火藥味”——把對這一“主義”的質疑，上升到取消工人階級思想武器的路線高度。為此他感到無奈，1957年3月下旬給劉賓雁信說，“自去年12月以來，我如處在風雨之中”，“我并非大智大勇者，沒有韌性”，“只恨沒有改變環境的能力”。25為此他也感到緊張：1957年初的一次會議上對周揚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作為一個學術問題，難道不能討論嗎？我希望能將我的想法反映給毛主席……”周揚安慰說：“秦兆陽，你不要緊張嘛！”后來，周揚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問題……一時不能搞清楚，可以研究討論。”26

再次的打擊來自對王蒙小說的修改。《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1956年發表后的五六十年中，相關的爭論、研究文章連篇累牘。有學者收集部分評論和王蒙自述出版了《一部小說和一個時代：〈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27一書。書名前半部分反映了這篇小說的時代處境：它的修改、評價連結著當代政治、文藝的變遷。書名的后半則值得商榷：與“一個時代”的緊密聯系的不是《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而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雖說小說作者有權力在后來恢復他所謂的“原稿”，但他沒有權力決定1956年誕生的文本《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命運；它已經脫離作者而獨立。王蒙恢復的“原稿”是1980年代才出世的另一文本。這個問題，已有學者在十多年前作過分析28，可惜未被這本書的編者采納。

王蒙的這個短篇深被秦兆陽看重，為此他精心作了修改。他的勞神費力弄巧成拙，鑄成大錯。在修改小說這個問題上，他并非無錯（至少是應該與作者商量），但也決不至于有“罪”29。相關的背景情況是，由于《文藝學習》組織的關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引起普遍關注，中宣部編印的內部刊物《宣教動態》上，刊登有關討論以及《人民文學》編輯部修改這篇小說的情況報導。“毛澤東看了之后，大為震怒，說這是‘缺德’、‘損陰功’，主張要公開批評”。30于是，中國作協書記處和作協黨組在1957年4月16日和21日，先后開會討論處理辦法，作協書記處秘書長郭小川也多次與周揚等討論如何處理，郭小川也給中央寫了這個問題的報告。24日，周揚、郭小川、葛洛等商議后，“決定開一次座談會，發表它的記錄”。31這便有了4月30日和5月6日書記處主持的兩次期刊編輯工作座談會的召開。5月9日，《人民日報》對會議情況作了報道。秦兆陽在會上受到批評，他也作了檢討，檢討事前經書記處看過。他說，經過他的修改，林震和區委書記的形象受到損害，加重了作品的缺點，“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整體而言，座談會的氣氛還是為了增進團結，批評也還是與人為善的。關于這次期刊會議，有學者已作過分析32，茲不贅言。

秦兆陽的修改是座談會的主題，討論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是否應該修改作家的作品，二是如何修改，秦兆陽的修改錯在哪里。主持會議的作協主席、書記處書記茅盾認為，除了錯字別字或文法不通，都不要改動，應該文責自負，改動也應該與作者商量。應與作者商量這一條不會有不同意見，但“文責自負”在當代有時候就可能“不合時宜”。從1950年代到后來“文革”的演化趨勢是，文學寫作個體勞動的觀念在不斷受到挑戰，作者、編輯、政治和文學官員的“合力”，被作為一個方向提倡。“集體創作”“三結合創作”作為當代文學的新生事物，在改變著“文學生產”的傳統方式。瑪拉沁夫、陳登科、曲波等的成長，《林海雪原》《紅巖》等重要作品的成書過程，常被當作這種集體創作的“成功案例”。33

至于如何修改，以及秦兆陽修改的對錯，《人民日報》5月7日刊登了由《人民文學》編輯部整理的材料，列舉了總共29項的“牽涉到作品的思想內容、人物形象、人物之間的關系等比較重要的修改”34。按照整理的材料，“重要的修改”涉及三個方面。一、加強了林震和趙慧文的曖昧感情關系，也刪去個別林震自責的語句。二、區委書記在原稿中形象雖然是模糊的，但趙慧文曾說過他是“可尊敬的同志”，結尾寫到他讓通訊員找林震三次，這些都被刪去，區委書記因此有可能被認為是個官僚主義者。三、最大的修改是對結尾的重寫，刪去了在黨的領導下矛盾解決的暗示，增加了悲觀的色彩。

如果說秦兆陽的修改在1957年被一致認為是嚴重錯誤，今天持相反看法的也不是沒有。擱置評價的爭議不說，可以提出的問題是：這一文本及其修改為什么會引發激烈爭議和長時間關注？原因在于文本自身和對它的修改，提出了當代文學具有“癥候”性意義的問題。正如有批評家指出的那樣，從五四“新文學”到當代的“人民文學”（“社會主義文學”），是兩種不同的“編碼系統”的轉換：“‘五四’所界定的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家的社會角色、文學的寫作方式等等，勢必接受新的歷史語境……的重新編碼。這一編碼過程，改變了1920世紀后半葉中國文學的寫作方式和發展進程，也重塑了文學家、知識分子‘人類靈魂工程師’們的靈魂。”35這種轉換，對一些作家來說可能順利，而在另一些作家的創作中卻存在齟齬、爭執和沖突。36說起來，1940年代丁玲的《在醫院中》，1950年代王蒙的這篇小說，都是“不純”的、充滿轉換中的裂痕和矛盾的文本。在不同社會等級的人物在文本內部位置的分配上，在敘事者的立場上，在“啟蒙者”是否心甘情愿地轉換為有病的“被治療者”的角色上，在是否給出矛盾解決方案，為讀者提供結論、解除讀者的不安上，它們都存在兩種敘事“成規”的混雜和沖突。而根本問題在于，修改者的秦兆陽并不承認需要區分這兩種編碼系統，甚至不承認它們的存在。在他的《現實主義——寬闊的道路》中，核心的一段話就是：“對于今天資本主義世界里某些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國五四以后的某些作品，人們很難說明它們是哪一類現實主義作品，因此，想從現實主義文學的內容特點上將新舊兩個時代的文學劃分出一條絕對的不同的界線來，是有困難的。”

“遲到”但漫長的批判

1957年6月反右派運動開始發動，中央和各地的眾多文學期刊迅速作出反應。如《文藝報》1957年第12號（6月23日出版）頭版，即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通欄標題，發表了王瑤的反擊右派的短文《一切的一切》，一周后的第13號，又推出社論《反對文藝隊伍中的右傾思想》。但《人民文學》的表現卻與眾不同。7月出版的“革新特大號”，刊出一批隨后被指認為毒草或有嚴重問題的作品：《改選》（李國文）、《紅豆》（宗璞）、《美麗》（豐村）、《寫給詩人的公開信》（李白鳳）、《“蟬噪居”漫筆》（徐懋庸）……《文藝報》當時是周刊，《人民文學》是月刊，雖說有編輯出版周期的差別，但在“革新特大號”出刊之后的7月中旬，刊物的“幾個主事人”還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聚會，都沒有認為有什么問題。37在當代時勢激烈變動的關頭卻渾然不覺，沒有及時“轉身”：這或者是信念上的固執，或者是政治上的“遲鈍”。對于《人民文學》存在的問題，刊物自身直到10月才轉載了《中國青年報》上的兩篇批判文章。文章指出，1956年以來中國出現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是從《人民文學》的《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給這股逆流作過推波助瀾的幫手的，主要是《人民文學》編輯部。《人民文學》的某些編者是修正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些作品的推薦者和修改者……這股創作上的逆流，能夠占領這個全國性的大刊物的園地，也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因此，我們在‘有創作、有理論、有支持者’的后面，加上了一句有‘代銷的市場’，對于《人民文學》，也不能算是‘有意的陷害’。”38秦兆陽在這里被著重提出，但對他還沒有指名道姓。

1957年7月到9月，中國作協忙于對丁玲、馮雪峰、陳企霞，以及艾青、羅烽、白朗的批判斗爭，不可能顧及秦兆陽。丁陳“反黨集團”批判結束之后，《人民文學》問題提上日程，但也只是召開對李清泉等的小型批判會，大約到年底，才開始準備秦兆陽批判工作。1958年1月23日和24日，連續召開兩次黨組擴大會對他進行批判，印發了共三集的《秦兆陽言論》的批判材料。391958年3月和4月號的《人民文學》也開設批判秦兆陽專欄。對他的批判，延續到7月才結束，其間開了幾次會議，缺乏相應資料難以確考。他被定為右派分子是4月12日黨組會議決定的。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拔掉文藝界的一面修正主義白旗——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批判揭露右派分子秦兆陽》的消息：

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在北京的作家和文學期刊編輯人員等一百多人。在會上先后發言的有張天翼、陳白塵、韋君宜、葛洛、申述、康濯、嚴文井、黃其云、張光年、郭小川、林默涵、劉白羽等二十多人。中共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在最后一次會上作了總結性發言。

會議指出，從1956年到1957年，在秦兆陽主編“人民文學”的時期，他抗拒黨的領導和監督，利用“人民文學”這一陣地，宣揚系統的修正主義文藝思想，大量刊載和推薦所謂“干預生活”的毒草，肆意地污蔑黨，污蔑社會主義制度。他糾結一批右派作者，儼然要自成一個反動的“流派”，同黨的文藝路線相對抗。這些行動，實際上是和當時國際上的反共逆流相呼應，目的在于取消黨對文藝的領導，取消社會主義文藝方向，把文藝引向資產階級的道路。

批判會上，劉白羽定性秦兆陽是“徹頭徹尾的現代修正主義者”，說與他的斗爭“是一場根本不可調和的斗爭”，并宣判式地使用了“秦兆陽的破產”的斷語40。會后，已經改組的《人民文學》編輯部出版了秦兆陽批判集《現實主義還是修正主義？》41，收入劉白羽、林默涵、嚴文井、賈霽、朱寨、艾蕪等，還有張光年用本名和筆名（“言直”“常礎”）寫的三篇文章。

1958年7月25日，中國作協黨組宣布開除他的中共黨籍。宣布之前兩天，劉白羽告訴他“材料已經交上去”，意味著已經板上釘釘。忠誠于革命也熱愛文學事業的秦兆陽聞言，“如五雷轟頂，如墜萬丈深淵”，一夜痛苦輾轉難眠。在天未明時就敲開了劉白羽的家門，企望有轉圜的余地——

門終于打開了一條縫，劉的半個高大的身子露出來，說了一句：

“你，還能為人民服務嘛！”

秦兆陽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渾身發冷，幾乎顫抖起來，淚水一下子涌出來……42

郭小川1958年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4月19日……十時多，到荃麟處……秦兆陽問題也研究了一下，似乎不大說（得）清楚為什么要劃他右派，這是困難問題，總拿不定主意。”43可是，后來的批判卻有如此規模，火力這樣猛烈，而且延續這么長的時間，其中確有蹊蹺之處。1991年秦兆陽在接受訪問時透露了其中的實情。他說當年郭小川找他談話，說，“你在信中為丁玲說話，闖了大禍”44。

“信中為丁玲說話”，指的是1957年5、6月秦兆陽給當時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的兩封信。45 1955年8月到9月，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周揚、副書記劉白羽主持召開了16次會議，內部批判丁玲、陳企霞，并在年底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將他們定性為“反黨小集團”。1956年8月，丁玲向中宣部提交《重大事實的辯正》的申訴書，認為1955年的批判、“揭發”與實際情況不符，要求改正、撤銷。1957年5月整風鳴放開始，重新審議丁、陳的問題成為主要內容。邵荃麟要求不在北京的秦兆陽返回參加黨組整風會，5月31日，秦兆陽給邵荃麟寫信表明他的態度：

……我的意見很簡單，關鍵在于領導的態度。一切自以為是和舍本求末的辦法都只能加深矛盾。我認為周揚、默涵、甚至喬木和陸定一等同志應該參加作協的一定的黨內外的會議，該說清楚的事情說清楚，該聽的聽，該檢查的檢查。我認為劉白羽同志應該改變過去那種自以為是的作風，切實地虛心地正視問題，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我以為，如果這些同志能夠抱這樣態度，作協的整風是容易進行的，即或是丁、陳的問題，也能夠暫時求得——至少是心理上的安定——也就是矛盾的緩和，如果搞好，也可以比較順利地解決。解鈴還須系鈴人。如果一些領導同志只是站在幕后，站在緩沖地帶，則即或黨組全體成員在家，開一百次會議，也是不濟事的。目前的黨組是不能完全對過去的工作負責的，因此也不能由黨組在整風會議中擔負一切。

在參加了6月6日開始的頭三次黨組整風會，聽到會上各種揭露丁、陳事件相關人的“事實”之后，秦兆陽感到“擔心”。14日再次給邵荃麟寫信，說這樣的“湊事實提疑問”，結果就會造成丁玲、陳企霞與周揚、劉白羽之間明爭暗斗的印象。秦兆陽說，周揚、劉白羽自己為什么不談出來呢？——這樣的結果，團結是不能達到的，勢必會進入追“陰謀陷害”的根源，“勢必形成無法分辨、解釋，則將來如何收拾？”他認為，“中宣部對此事絕對不能聽其自然的態度，陸定一、喬木兩同志應該參加和干預，而且應該有所承擔，使得事情能夠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并且容易解決”。對于他自己在這一復雜（至今也說不清楚）的事件中的態度，他表示：

我個人在這一斗爭中不屬于任何一派，我對任何一派都有意見，如果不是為了黨的利益，我是不會提這些意見的。

如果必要，我希望把這封信轉給陸定一同志看看。

這兩封信被收入《秦兆陽言論》，在批判中成為“罪證”。寫這兩封信的時候，他完全沒有料到很快風云突變——周揚、丁玲、劉白羽其實也沒有這個預見。6月8日第三次會后，中央的反右信號發出，黨組擴大會宣布停開。待到7月25日復會時，丁玲、陳企霞就從申訴者變為被批判者，他們與周揚等的矛盾，被確定為關系中國文藝發展的革命與反動路線的嚴重斗爭。這樣，這兩封信也就成為“脅迫黨的領導對丁陳反黨集團繳械投降”的證據，而信中指名道姓的批評，不可能不在當事人心中留下怨恨的陰影。

幾個月后，秦兆陽被遣送廣西的柳州機械廠勞動改造。1961年，農墾部長王震到廣西視察，周揚托他向自治區黨委書記韋國清詢問秦兆陽情況，說如果右派“帽子”已摘，工作要是廣西方面不好安排，擬調回北京。秦兆陽經過幾天考慮，覺得自己生性落落寡歡，與北京某些人也難以相處，回京有可能處于“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尷尬境地，決定留在原地到廣西文聯工作，并把妻子接到廣西落戶。直到1979年為他平反，恢復黨籍，才回到北京主持《當代》的工作。

“應當老實些”

與秦兆陽有較多交往的人，一般都認為他生性耿直、淳樸、淡泊權位。1957年他給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信，就提出撤銷他作協黨組成員資格，說因為當初進入黨組是代表《人民文學》，現在他離開編輯部，就應該由別的同志來做。據與他深交的朋友回憶，耿直是秦兆陽的性格特征。他用“何直”的筆名發表論文，廣西作家陸地的懷念文章取名《耿介一世人》，黃秋耘將他稱為“板先生”；“湖北土話‘板’就是‘迂’和‘直’……”46他是湖北黃岡人。

可是，這樣的人在1958年的批判中，卻受到“不老實”的道德指控！對他的批判有這樣的說辭：“毫無道義感”“采用極其陰險卑劣的手段”“今天說東，明天說西；正面一套，反面一套；前言不顧后語，左右貨式齊備”等，并有多篇批判文章專題揭發他這方面的“劣跡”，有文章的題目就叫《應當老實些》47。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報》關于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的報導有這樣的描述：

秦兆陽為著達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采用了極其陰險卑劣的手段。就是肆意修改原稿，把他自己的反動思想強加進別人的作品和文章中去。把別人文章中有積極意義的話刪去，而盡量擴大毒素，增添毒素，等到別人文章受批評時，他卻佯裝不知，也寫文章給予批評。耍弄這種卑鄙的兩面派手法，是秦兆陽這一右派分子的特色：他一方面發表文章大肆散播修正主義“理論”，另方面，當這種“理論”在社會上遭受批評時，他馬上又撰寫文章對這種“理論”進行裝腔作勢的“駁斥”。48

這些評語所指的具體事實主要是：1955年寫《論胡風的“一個基本問題”》49批判胡風關于“寫真實”的觀點，可是剛過一年，又在《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里宣揚了他批判過的思想；修改王蒙小說加強了它的“消極”因素，在小說討論中又寫文章50批評王蒙小說的這些“消極”因素，而且不提他的修改應負的責任；草擬《人民文學》改進計劃要點宣言在文藝思想上“以現實主義為宗旨”，過了幾個月，《人民文學》1957年1月號“編者的話”，又變成“我們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宗旨”；就在宣言“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宗旨”的同時和之后，又連續刊發違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的《沉默》 《馬端的墮落》 《改選》等“毒草”……51

不是說秦兆陽的主張和《人民文學》的編務沒有任何差錯，沒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但今天也無須針對這些指責去一一澄清；因為這無關事實真相。秦兆陽在《從特寫的真實性談起》52中，說到對阻礙文藝發展的教條主義，“應該是從各方面來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了”，劉白羽對此的批判是：

值得注意到：既是“從各方面”，那就不僅從文學，而且還要從政治、經濟各個方面，來“改變”我們的社會主義生活。所謂是“時候”，就是反共、反社會主義逆流已經高漲起來了。所謂“改變”，是按著秦兆陽等頭腦中的“資產階級王國”的面貌改變世界，還是按著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的面貌來改造世界？如果前者，結論只有一個，就是粉碎我們的社會主義現狀；如是后者，結論也只是一個，就是粉碎秦兆陽等的攻擊。53

這和“事實”的澄清有什么關系呢？

這里需要補充的，是一些批判者有意遺漏的情況。一、被批判為修正主義“行動綱領”的《人民文學》改進計劃要點，曾經在作協黨組會上傳閱過的，“大家都沒有意見”54。二、1956年提出貫徹“雙百方針”后，《人民日報》改版，“劉白羽同志很緊張，力催刊物‘放’”，“6月上半月，作協黨組召開兩次有所屬刊物負責人參加的會，會議由劉白羽主持，動員刊物要配合黨的方針帶頭鳴放。三、《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初稿完成后，與葛洛55字斟句酌研究幾次，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全體會議上征求意見，二稿在編輯部討論后由葛洛送交劉白羽看過，劉白羽再轉送周揚，劉、周都沒有提出任何意見，返還時信封有劉白羽簽名的“稿件已看過”字樣。56四、1957年5月整風鳴放期間，作協黨組到《人民文學》編輯部“督陣”，說必須貫徹“雙百”方針，“不許照老樣子辦”，連續開了幾個晚上的黨團員骨干會議，制定規劃，“撒開人馬出去組稿”，這才有了6、7月合刊的“革新特大號”57……

至于說到文學觀點、主張的改變、前后不一，脫離特定政治語境和具體事件來抽象評議當代這一普遍現象的對錯固然沒有意義，即使是將之作為“不老實”來加以指摘，也遠遠輪不到拿秦兆陽來說事。在當代，文藝界被放在“不老實”“掩蓋真相”“兩面派”“順風轉向”等道德審判臺上的，可以開列長長的清單：胡風、馮雪峰、丁玲、陳涌、徐懋庸、黃藥眠、鐘惦棐、蕭乾、邵荃麟、劉白羽、周揚……在批判秦兆陽之前，丁玲就被描畫為“極其虛偽，極其狡詐，又極其陰狠的兩面派的典型”58。而后來，周揚也被批判為“反革命兩面派”59。這里有著兩個令人錯愕的現象：一是追求真相的義正詞嚴的批判者，使用的可能也是“不老實”的，歪曲真相的手段；另一個是，指控他人“不老實”的批判者，在另一個時間也會遭到同樣罪名的指責。歷史上的人、事并非沒有正誤、美丑、善惡之分，但這些現象更提示給我們的是有關權力和道德的關系。權力的擁有與道德的崇高并不必然地畫等號；而在權力與道德關系兩者無法分辨的時代，“道德唯有在權力的強制之中并且在實體化之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權力也是作為道德權威體系之一始能顯現其本身的社會意義”60。我在一篇談及這個問題的文章里曾表達這樣的困惑：“為什么‘道德’擁有‘超凡權力’的規范性力量？為什么它具有‘終極評價’的地位？誰有資格、權力做出道德評價？審查者在指控他人的道德問題時，是否便證明他的‘道德純正’，而可以使用任何（包括‘非道德’）的手段？”。61

“1956”之外

1979年秦兆陽回到北京。當代一位著名作家的小說里有一句話：“人怕傷了心。”他不愿回作協而選擇任職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該社副總編輯和《當代》主編。他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是人民文學出版社黨組成員，但他依然淡泊名利，極少參加這些領導機構的會議。作協和出版社安排他出國訪問，也均婉拒。他只是繼續遵循所信仰的介入社會的“現實主義”文學理念，專注、殫精竭慮地發現作者和優秀文本，編發不少具有“新時期文學”標志的敘事作品。

1980年代中后期，因久病體弱，他逐漸脫離具體編務。他原本在魯藝學的是美術，這時有了時間來寫字作畫。晚年，在醫院病榻上曾筆錄零碎感想。據他的好友李清泉文章的提供，摘錄下面兩則：

——黃昏，夕陽以它最后的余暉，創造了永恒的美——留在遠路歸來的人們的記憶里……

——那時我很年輕，黎明時分，提著一個小破箱子，走在門前池塘的岸上，想要趕上去漢口的輪船，村莊還沉靜在睡夢里。我回頭一看，大門口站著母親的身影，手搭涼棚，在目送著我……如今，我已年近八旬，仍然常常記起，原來這目光凝視了我一生。62

這是對樸素、原初，真實而穩定的事物的回歸。這時候，紛擾被摒棄，裝飾和喧囂脫落，猶如馮至《十四行集》中的句子：“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囂/到你身邊，有的就凋落/有的就化為你的靜默。”

注釋：

1 秦晴、陳恭懷編《編輯大家秦兆陽》，人民文學出版2013年版，收入作家、批評家、同事孟偉哉、何啟治、陳國凱、屠岸、韋君宜、李清泉、蔣子龍、張潔、李國文、胡德培、劉心武、王培元、柯云路、黃秋云、邵燕祥等的紀念文章。

2 秦兆陽：《我寫〈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由來》，秦晴、陳恭懷記錄整理，《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3期。

3 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前輩靈魂相遇》，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頁。另見《編輯大家秦兆陽》，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頁。王培元：“《人民文學》的主編嚴文井，由于在1954年3月號的雜志上刊登了路翎的短篇小說《洼地上的‘戰役’》，受到了批評，情緒低落，想撂挑子不干了。作協黨組副書記找到蕭殷……但蕭殷一心想搞創作，沒有同意，劉轉而又找秦兆陽，讓他來干。”

4 張光年：《好一個“改進計劃”！》，《人民文學》1958年第4期，收入張光年《文藝辯論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和人民文學編輯部編《現實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5 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前輩靈魂相遇》，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頁。另據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1949-1999》（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頁。

6 [俄]彼·亞·普列特尼約夫（1792-1866），詩人、批評家、出版家。1840-1861年間任彼得堡大學校長。

7 參見[俄]托洛斯基《大型雜志的命運》，《文學與革命》，劉文飛、王景山等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400頁。

8 [俄]德·斯·米爾斯基：《俄國文學史》，劉文飛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227頁。米爾斯基（1890-1939）俄國文學史家、批評家、社會活動家，著有《俄國文學史》《俄國社會史》等著作。

9 李清泉（1918-2010），江西萍鄉人。1940年畢業于延安魯迅藝術院文學系。秦兆陽任《人民文學》副主編期間，李清泉是編輯部主任，反右運動中被定為右派分子。

10 文學批評的庸俗社會學和創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在1950年代是困擾文學發展的主要問題。1953年第二次全國文代會的報告，1956年周揚在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上的報告，1956年初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小說組和詩歌組對創作現象的討論，1956年《文藝報》開展的關于典型問題的討論等，都將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作為創作“落后現象”著重提出。

11 《編者的話》，《人民文學》1956年第4期。

12 [蘇聯]奧維奇金（1904-1968），蘇聯記者、作家。作品以蘇聯農村生活題材為主。20世紀50年代發表的《區里的日常生活》等，揭露蘇聯集體農莊和農業管理上官僚主義等弊端，在文學界有很大影響。1955年作家出版社翻譯出版的《奧維奇金特寫集》，收入《區里的日常生活》《在前方》等特寫四篇。

13 劉賓雁1956年4月訪問蘇聯時，應邀到奧維奇金在庫爾斯克的家中做客；奧維奇金來中國訪問時劉賓雁擔任他的翻譯。

14 [蘇聯]奧維奇金：《談特寫》，《文藝報》1955年第6-7期；《集體化農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學的任務》，《文藝報》1955年第23期。這兩篇文章均為劉賓雁中譯。

15 1980年代，劉賓雁一度恢復這一類型的寫作，因非議不斷而告終。

16 《人民文學》的這些作品，連同這一時期發表在《北京文藝》《星星》等刊物上，在反右斗爭中被批判的小說、詩，1979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收集在一起出版了《重放的鮮花》一書。

17 蔣和森（1928-1996），江蘇海安人。1952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新聞系，1950年代在《文藝報》、中國科學院文學所工作。著有《紅樓夢論稿》《紅樓夢概說》和歷史小說《風蕭蕭》《黃梅雨》等。

18 鮑昌（1930-1989），小說家，著有長篇《庚子風云》。1950年代中期任《新港》編輯部主任。張學新（1925-2012），劇作家、評論家。1950年代中期在天津作協工作。《新港》是作協天津分會主辦的刊物。

19 王林1957年1月2日日記，見王林《王林日記輯錄之一：我與孫犁四十年》，王端陽、冉淮舟編，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76頁。路西卡，蘇聯作家肖洛霍夫（1905-1987）193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中的人物。

20 倉央嘉措《情歌》1930年代就有于道泉、劉希武等的多種漢語譯本。1956年《人民文學》刊登的是蘇朗甲錯、周良沛的翻譯。這些譯文收入蘇朗甲措、周良沛譯的《藏族情歌》，1956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21 張光年：《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著、發展著》，《文藝報》1956年第24期。

22 鐘惦棐：《電影的鑼鼓》，《文藝報》1956年第23期。

23 “他們”指秦兆陽和周勃。繼秦兆陽之后，周勃在《長江文藝》1956年第12期上也發表了質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論文《論現實主義及其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

24 西蒙諾夫的報告《散文發展的幾個問題》，中譯刊于《人民文學》1955年第2期，收入《蘇聯人民的文學：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報告、發言集》（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25 給劉賓雁的信，引自張光年批判文章《應該老實些》。

26 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前輩的靈魂相遇》，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171頁。王培元在文章里接著寫道，1957年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邀集部分代表座談，“周揚發言說：‘秦兆陽用何直的名字，寫了一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有人批評他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他很緊張。’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問題這個會議一時不能搞清楚，可以研究討論。’秦兆陽很快就從周揚那里知道了毛澤東的意見，一顆懸著的心，這才放下來。”

27 溫奉橋、張波濤編《一部小說和一個時代：〈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28 這冊評論集的編纂在思路、編輯方法上存在明顯矛盾。書中刊登的《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和中國作家協會編的《1956短篇小說集》的書影，這篇小說都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而說明文字卻是《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書中收入的許多文章也都是圍繞《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一文本，而與1980年代才出現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無關。這一點，郭鐵成《應尊重文學史的基本事實——關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和〈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文藝爭鳴》2005年第4期）有深入分析。

29 據郭小川日記，4月26日的作協黨組會上，“韋君宜似乎很同情《人民文學》”。《郭小川全集》（第9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頁。

30 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前輩靈魂相遇》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頁。王培元的材料，來自1957年4月14日郭小川日記：“荃麟告訴我，說毛主席看了《宣教動態》登的《人民文學》怎樣修改《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大為震怒，說這是‘缺德’、‘損陰功’……主席主張《人民文學》的這件事要公開批評，荃麟說，秦兆陽為此很緊張。”《郭小川全集》（第9卷），廣西師范大學2000年版，第76頁。

31 1957年4月24日郭小川日記，《郭小川全集》（第9卷），廣西師范大學2000年版，第84頁。

32 參見王秀濤《文學會議：文學批評的一種方式——以〈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為中心》，《新文學評論》2018年第7期，李頻《〈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編輯學案分析》，《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

33 編輯可否修改作家的作品，在當代有時是個“偽命題”。1955年批判“胡風集團”時，巴金奉命撰寫批判路翎的文章，發表時已被編輯改得“面目全非”，并沒有人將這樣的修改作為問題提出。“文革”期間許廣平批判周揚的文章，其實也是編輯的“捉刀代筆”。

34 《〈人民文學〉 編輯部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原稿的修改情況》，《人民日報》1957年5月7日。

35 參見黃子平《革命·歷史·小說》，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6 這一問題，請參見拙著《“組織部”里的當代文學》，《我的閱讀史》，洪子誠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7 57 62 李清泉：《半個多世紀的情誼》，《編輯大家秦兆陽》，秦晴、陳恭懷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205、294、213頁。

38 李希凡：《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國青年報》1957年9月6日。同日該報還刊登孫秉富《批判〈人民文學〉七月號上的幾株毒草》。《人民文學》1957年10月號兩文均轉載。

39 參見郭小川這個時期的日記，見《郭小川全集》（第9卷），廣西師范大學2000年版。另據《張天翼日記》，1958年1月24日“下午大樓有黨組擴大會，批判秦”。“大樓”指當年王府井大街中國文聯大樓，也是中國作協辦公地點。

40 劉白羽在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題目是《秦兆陽的破產》，刊于《人民文學》1958年9月號，收入《現實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一書。

41 56 《現實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42 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前輩靈魂相遇》，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頁。

43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9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頁。

44 秦兆陽1991年10月28日接受陳徒手訪談時說到，“有一天郭小川找我談話，他首先說個人主義每個人都會有，他又說反丁陳是毛主席定的，你在信中為丁玲說話，闖了大禍”。見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國文壇紀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頁。當年郭小川是中國作協書記處秘書長。

45 這兩封信收入中國作協1958年1月內部編印、供批判用的《秦兆陽言論》（第2輯）；后由秦兆陽女兒秦晴提供，刊于1996年第2期《新文學史料》。這里引文據《新文學史料》。

46 黃秋耘：《“板先生”秦兆陽》，《編輯大家秦兆陽》，人民文學出版2013年版，第314頁。

47 當年集中揭發秦兆陽“卑劣手段”的專題文章有：言直（張光年）《應當老實些》，《文藝報》1958年第3期；朱寨《秦兆陽的身手》，《人民文學》1958年4月號；常礎（張光年）《秦兆陽的前言和后語》，《人民文學》1958年4月號。

48 《拔掉文藝界的一面修正主義白旗——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批判揭露右派分子秦兆陽》，《人民日報》1958年7月12日。

49 秦兆陽：《論胡風的“一個基本問題”》，《人民日報》1955年2月20日。

50 秦兆陽：《達到的和沒有達到的》，《文藝學習》1957年第3期。

51 揭發秦兆陽“不老實”的專題文章有：言直《應當老實些》、朱寨《秦兆陽的身手》、常礎《秦兆陽的前言和后語》、林默涵《現實主義還是修正主義？》。這些文章均收入《現實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一書。

52 秦兆陽：《從特寫的真實性談起》， 《人民文學》1956年6月號。

53 劉白羽：《秦兆陽的破產——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文學》1958年9月號。

54 秦兆陽：《我寫〈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由來》，秦晴、陳恭懷記錄整理。另據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1949-1999》（上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

55 葛洛（1920-1994），1950年代任《人民文學》副主編。

58 林默涵在丁玲、馮雪峰、陳企霞批判會上的發言，見《文藝界正在進行一次大辯論》，《文藝報》1957年第20號。

59 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紅旗》1967年第1期。

60 [日]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動——兼論日本軍國主義》，林明德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375頁。

61 洪子誠：《“當代”批評家的道德問題》，《材料與注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