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連理工大學中文學科點“和光讀書會”成立于2018年6月，主持人為戴瑤琴。“和光讀書會”的主要參與者為“90后”及“00后”，定位為本碩貫通、文理交叉，以主題沙龍和作家課堂的形式推進讀書與創作活動。

戴瑤琴（主持人）：《流俗地》是黎紫書回歸現實主義的創作轉型，“在地”書寫保持“人—家庭—社會”的圈層架構，但其寫作落點已由專注私人體驗轉向關懷社會生態。“流俗地”真實含義是錫都（抽象）和組屋（具象）的組合，黎紫書以記錄家鄉怡保的多族群人生為創作原點。“組屋”時代的社群生活不復存在，那么新變是真的新生還是再次陷入舊軌，小說沒有給出答案，可能這正是凡俗的真實生態，誰也不能決斷未來，只能期待未來。

“和光”讀書會從錫都、耳蝸、貓、兒童、信仰、教育、記憶等視角，打開細讀《流俗地》的多種路徑。

@張暉敏：錫都

二十層的近打組屋是錫都城的縮影。燥熱逼仄的空間里，人們匆忙地在這里度過一些不得志的時光，頃刻又一哄而散。有機質與無機質的噪音日夜喧囂，昭示著組屋這架東拼西湊的大機器仍然在運行。盡管日子瑣碎平實地向前推進，寄居憂慮卻時刻盤桓。

多族群的嘈雜混響時刻混淆身處的位置。激烈沖突不復存在，危機卻慵懶地伸開觸角。組屋生活的成型與解體正呼應著錫都的不確定性。水泥土木構建的空間未必穩固，人與人間的聯結格外脆弱。在永恒變動之下，任何庇護所都變得不可靠起來。對安穩的向往和對新變的拒斥，悄然改動人們行進的軌跡。

細輝代表著小城里平凡華人子弟的一員，銀霞則把這一復雜回環的狀態推向新層次。殘缺身體和過分聰慧構成讖語：智慧的神/受苦的人。一半的銀霞潛藏在黑夜里，穿行于鏡面和幻夢之間，因其視障而獲得格外的洞察力；另一半則作為再脆弱不過的生命，體驗著馬來華人，特別是華人女性所可能面臨的一切災厄。

智識構成向外走的蓬勃野心，銀霞拒絕做技藝謀生的盲人，這與其母親的愿景背道而馳。面目模糊的施暴者注定沒有名字，因為挫敗銀霞這個“迦尼薩”的施事者，幾乎是整個錫都，是發酵的欲望、異族間的疏離、限于文化與信仰的怯懦。

蓮珠躋身上流、馬票嫂安穩終老、蕙蘭折服于盲目愛戀、浪子大輝改頭換面隱身寺廟。走出去的人們周身棱角，駐留原地的少女們亦有許多化為冤魂。沒有哪種人生通向絕對安全，也沒有哪種人生應該被過分苛責或歌頌。

保守又大膽、堅韌又柔弱，時而進取、時而退縮。銀霞身上凝聚當地無數華人的影子。突然降臨的顧老師不僅給了她相對圓滿的結局，更為整個危機抹上一筆溫情。成婚那日，不再年輕的銀霞墜入迷夢。未來日子還是一個未知數，不安的消弭需要更多時間，又或許這如履薄冰的警惕性還將與人們長久相持下去。但不論怎樣，新的希望將永遠覆蓋著舊的創傷。

@于明玉：耳蝸

全知全能敘述者跳落在銀霞身上的那一刻，就像被鉗制進了一個廣袤無限的黑暗牢籠。聲音裹挾著怡保華人文化生態的諸多現實，從視覺意象生長，再借由耳的官能重返人物本身。印度尼西亞語、馬來語、淡米爾語、漢語鋪展開錫都多民族共生的復雜景象。民間情境充盈聲響：壩羅廟宇旁的法器推拉式地震蕩，《大悲咒》混雜“唯有真主”的誦經聲浪……都肆意游走在質感細密的聽覺空間之中。

當視界化為空茫，音景便交替登場。有所寓指的自然音與人為音此消彼長，為主體瞬時的情緒波動和外在氛圍的延綿提供釋義，而讀者也在高度擬真的共鳴關系中，不自覺地替虛構人事實現了自洽。文中遍布生活的泥點——藤條劃破空氣的“咻咻”聲、點字機發出的“咔噠咔噠”聲、脖子轉動時的“嘎嘞嘎嘞”聲。與此對照，“無聲”作為第四種聲音景觀，憑借過載信息量在剎那間搭建起意志擂臺。于是，我們看到了孱弱的細輝以嘶吼為拳打向“一街融化中的蠟像”，喪母的銀霞為囿于岑寂的自己捏起象頭神的手印，光陰的無言中羈滯“暴風雨來臨的前夕”。正是在意義的漸次衰微中，銀霞對鎮流器鼓噪是光明信號的解讀，才得以煥發出童話神采。

銀霞坐在“德士”電臺辦公室，握住了整本書千萬條線索的樞紐。世界匯入盲女的耳蝸，又從唇舌滑出，向怡保的每一角落輻射開來。出沒于主角靈魂周遭的每一個故事，屢屢在她接起大輝電話的那一刻閃回情節主線，進而按照程式完成一系列的懷疑、推論與判斷。樓上樓里“內部傳聞”的實情與真相、“人與人之間幽微的關系”，其吟哦隱蔽，卻逃不開有限感知的鏡照和捕捉。“可見”的退位，迎來全新的“可聞”秩序。

但需要注意的是，聽覺敏銳的前景是視感的畸變。世界喧嘩不堪，只剩一個沉默的銀霞在永夜中踽踽獨行。在其身份由孩童邁向女性的過程中，無法分辨的音響易位為恐懼的發端：“鐵三角”關系早已埋下分離隱患，在功利性的結親盤算中不斷磨損，又隨著拉祖死訊而徹底潰散；印度姐妹花對母親殺死幼貓的歡快描述，與手術臺上小金屬器件的清脆撞擊隔著渺遠的時空邂逅，銳化為一聲摧心剖肝的哀鳴。

在善惡交錯的錫都，讀者再難以絕對享受的姿態去看待這本雜響“盛饗”。每當駁雜聲源與偏狹信息泥漿般涌入耳中，前塵往事驚鳥般同時炸響，銀霞只能拖拽著她的耳蝸，從那些轉瞬即逝又潦草襤褸的訊息過濾出生活的“純音”。肉眼可見的世界被奇絕詭異的集體意識取代，銀霞是唯一的鑰匙。伴隨著一聲“喵嗚”，注定只有她將在晝與夜的夾縫中直奔真相。

@王玥梟：貓

怡保流傳著“自來狗富，自來貓貧”的說法，甚至延伸出“馬來人養貓，華人養狗”的民族立場。小說中的貓被賦予了“人”的色彩，既是隱藏在故事內的靈動線索，也結構出“流俗”真意。

貓貫穿“樓上樓”與“美麗園”兩處空間，連接起銀霞的幼年和成年。寄居在“樓上樓”的印度姐妹花曾給銀霞講過貓的傳說，它既神奇又脆弱。“貓的兩重性呼應著銀霞的殘疾和倔強，也隱喻共同主宰貓與人的無情命運。銀霞在姐妹一家搬走后前去調查，貓卻無影無蹤，如同在時光中消隱的眾人。

真正的貓在“美麗園”中才現身，成為開啟新敘事的契機。它只在夜晚出現，銀霞用淡米爾語取名“普乃”。顧老師喚其為“疤面”。不同命名寄寓著二人各自心緒。“普乃”一詞讓銀霞想起印度姐妹、蓮珠姑姑，借由這些聯想，“普乃”成了無法忘卻的記憶化身。而貓的柔弱也成為銀霞和眾多底層女性困境的象征。“疤面”出自電影《疤面煞星》。這個獨特的命名既是顧老師對昔日友情的追憶，又是他對失敗婚姻的釋然。“一只貓吃兩家茶禮”，“普乃”或“疤面”拼接黑暗和光明，牽動兩人間的紅線，以物象帶動小說敘事。它曾失蹤又歸來，復現大輝的出走與回歸。“貓”的變幻無定，人事的因緣際會失去了巧合的刻意，讓原本的“傳奇”重新落回“世俗”。

但歸來的可真是“普乃”？小說結尾恰是一處虛寫，既可理解為結構的回返，也可視作是未知未來的開啟。流浪貓有兩副面孔。“普乃”看準了銀霞的失明，在黑夜中展露出它本真的陰森。但白天“它就以為自己是另一只貓了”，慵懶而順良。其間的差異正是小說運作的辯證法：世界的黑暗與光明、生命的美麗與殘缺都聚焦至個體。“流俗”的深意也匯集于此。

@孫艷群：兒童

從最初在膠林都市游走的亡女（《蛆魘》）、肖瑾（《某個平常的四月天》）、小愛（《推開閣樓之窗》）、旅人（《無雨的鄉鎮》）等，再到最近身處錫都“樓上樓”的銀霞（《流俗地》），黎紫書在構建人類生存困境的文學圖景中，常借助兒童的感性經驗去呈現和圖解外在社會世相。

處于成長初階段的兒童由于理性認知的匱乏，其對成人世界的感知多源于視覺、聽覺、觸覺、嗅覺的官能作用，因而兒童敘述則具有主觀化和碎片化痕跡。男孩“我”在幽閉中細嗅異變酸味（《浮荒》），小愛（《推開閣樓之窗》）痛失愛人后的世界被攪成一團斑斕顏色，俗世音流中的秘密穿透視覺死角，鉆進了盲女銀霞的耳道。兒童的魔幻想象與體驗使其情感觸角延及蠶食的白日、混沌的黑夜與濃稠的夢境，最終令有氣味、有色彩和有溫度的感性世界顯形。

但是，兒童的情感世界卻包裹著成人欲望，成人間背棄或虛偽的原始狼性在潮濕氣流的催動中發酵變質。曉雅忍受父母的重男輕女（《流年》），蕙被父親拋棄（《把她寫進小說里》），而銀霞在暗沉午后慘遭侵害。兒童只能蜷縮在陰冷逼仄的閣樓老屋，或在一摞摞尼龍網兜勾連的“盤絲洞”中孤寂沉默，掐斷與社會空間的聯絡，終結與自我心靈的對話，那些用以表露心跡和溝通對話的日記書信被淋濕發脹，卷起波皺至無法辨認，從這一刻開始，兒童逐漸失語、自閉、直至病態。

成人的“不合格”在給予兒童創傷之余又扮演著“啟蒙”角色，兒童則在病態中被剝離純真本性，他們開始凝視、模仿、追隨成人世界。盧雅乖張（《盧雅的意志世界》），亡女弒父（《蛆魘》），小愛（《推開閣樓之窗》）將嬰孩溺死在馬桶濁黃的污水里，充斥著色欲、暴力和罪惡的行徑野性勃勃。兒童與成人之間身份邏輯逐漸松散，其情感世界里純潔與野蠻的界限曖昧不清。

兒童陷入成人世界的泥潭，掙扎著，同化著，最終消失，隱隱與成人合成一個影子。亦或許，黎紫書不愿兒童在苦海自沉太久，在清一色的病態兒童里，銀霞并未與之殊途同歸，她被迦尼薩眷顧。在她身上，黎紫書再現了生存殘酷，又傾注了無限柔情。

@劉艷：信仰

《流俗地》描摹的俗常人間，指向怡保馬華人松散的“民間信仰”圈層。在華人人口占比極高的城市怡保，神明信仰及祖先崇拜如同編織的環形網，將馬來華人與中國在精神層面系聯，也網羅生活在近打組屋的人，讓每一次“出走”和“新變”都處于博弈當中。

《辭海》解析“民間信仰是民間流行的對某種精神觀念、某種有形物體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為”。石窟寺、南天洞、三寶洞、觀音洞；玉皇大帝、呂祖先師、財帛星君；櫛比鱗次的神像有形實體，凝聚成怡保的中華文化飛地，與中國各地香火興旺的佛道寺廟并無二致。問覡于九天玄女廟，白米細香即可經“問米婆”溝通陰陽；大伯公壩羅古廟、九皇爺斗母宮祈福求財，每年各需走一遭；組屋華人各家神臺供奉白觀音和祖先牌位，將神明信仰與祖先崇拜匯聚于民間信仰的共同體。

民眾是民間信仰的主力軍，“有靈必求”“有應必酬”是民間信仰的普遍心態。不過，近打組屋的華人家庭并無“主祭神”，神靈系統龐雜而任意，神話形象、功臣圣賢、社會名流、顯赫祖先，各種具有不同功能的“神”各司其職，都是民間信仰圈的一部分，廣泛而深刻地影響馬華社會。

然而，細輝父親死狀慘烈；拉祖進城念書卻英年早逝；蓮珠姑姑搬離組屋成為“拿督夫人”后婚姻不幸；銀霞一家察覺“美麗園的人們卻都寡言，碰面了連目光也不打招呼”。樓上樓的居民們抱著寄居心態，不斷出走，離開壓縮著滿天神佛的組屋，如同淺水魚一般，試圖游入廣闊的深海，卻因缺氧而溺斃“水”中。看似“人生路上走到了寬敞地，再不需要與同病相憐者相濡以沫”，實又踏入另一個困境。《流俗地》所反映的民間信仰之枷鎖，最終落入了“分裂——墜落——治愈”的敘事圈套。

@趙佳杰：教育

怡保華文小學六年的中文教育培養了黎紫書的閱讀習慣與寫作愛好。她的中學階段是在每周僅有幾節中文課的馬來西亞國立中學就讀，但這沒有影響她對華文創作的熱愛。

銀霞所在的盲人學校就是華文教育的成果。馬來西亞在1819年建立第一間華文學校“五福書院”，同時民間也自發借助廟宇和宗祠建立私塾。怡保市華人私塾擁有百年歷史，霹靂福建公會于1917年設立私塾，8年后以此為根基創立培南華小。地方僑領推動開辦華校，學校以中國“四書五經”等為教材，沒有設立專職教師，只聘請當地華人中德高望重的老人擔任教學。小說中的這所盲校距離福德祠不遠，也在密山華小附近。

怡保第一所華校是設立于1907年的育才學校。華人生活穩定后在當地辦校，目的是讓子孫后代傳承中華文化，日后能夠與中國親人再度聯系。華人數量不斷增加，越來越多華校被設立。據馬來西亞《星報》2020年11月11日報道，與過去十年相比，更多馬來西亞人選擇到當地華文學校就讀。《流俗地》揭示了與華校相比，國民學校存在教育效果不顯著、學校管理層薄弱等問題，因此除了華裔家長，其他民族家長也把孩子送至華校，華文學校呈現更寬廣的包容性。拉祖雖是印度裔，但在壩羅華小多次獲得全年級第一和各種獎牌，而他在馬來學校的哥哥姐姐卻很平常。父母欣喜拉能用華文流利與他人交談，他更因在教育文憑考試中華文成績為A而被學校和媒體宣傳，風頭蓋過真正的會考狀元。

“馬華新生代”代表作家黃錦樹提及“華文教育是馬華文學存在的必要條件”。華文教育的推廣、發展與興衰直接影響了馬華文學的未來。

@韓貴東：記憶

萊昂納德·科恩說：“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流俗地》正是以這樣一種光影斑駁的書寫再現了“樓上樓”喜怒哀樂的往事。行至生活角落，總會有人在古銅色的黑夜中，突然打翻了手中的聚光燈，以至于剝開那層滿是泥土的皮囊，露出塵埃落地的喧囂與隱秘，這是屬于《流俗地》的純粹。那些伴隨著黎紫書生于斯、長于斯的故事也在明滅不定的流年中鐫刻成永恒的錫都記憶。

《流俗地》似乎更像一本族群記憶之書，里面密匝寫滿了生與死、罪與罰、黑與白的俗地與俗人之事，而人物都逐漸在時間碎片中隨風塵而去。我們的確看到了那些為生活而顛沛流離的小人物，連同那些被時光打撈起的邊緣瑣事，而這一切都在觸碰黑暗中詮釋了人性深處的光輝與救贖。銀霞、大輝、嬋娟都在生死別離的日常中，淡然面對生活的凋零。蕙蘭在房門口“腳下踩著房里擠出來的微薄亮光，大半個身子泡在暗中”，轉瞬間，生活便遁入了無盡暗夜。

《流俗地》不單是文學性的書寫表達，更是將生命交給思緒躍遷中的普適性價值探討與俗世之魅的哲學憂思。飛到天上，又落回大地，其嚴絲合縫的情緒回環將“樓上樓”故事娓娓道來，流貫其中的是媚俗、遺忘、倫理、偶然與必然等的共情。誠然，我們也無須刻意尋求生活的意義，而是要像書中人一樣去體悟生活的本然狀態，也便是過好這生活。

那些侵入骨子里的冷漠與倨傲，都在生命不羈的年輪中褪色。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借主人公托馬斯之口闡明：歷史和個人的生命一樣，輕得不能承受，輕若鴻毛，輕如塵埃，卷入太空，明天不復。《流俗地》寫盡了狼奔豕突、離亂涼薄之狀，卻規避了洪鐘大呂的史詩敘事，只是在錫都看得見的生命中規劃我們都未能預見的前程與歸宿。黎紫書用俗地之人的身影形貌鉤織了黑暗之網，可這里面藏匿了光亮的未知。黎紫書在《流俗地》中為我們書寫的恰是看待生活的方式與讀解自我的意義可能。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2年1月2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