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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風義平生——程千帆的師友交誼與《全清詞》編纂
      來源:光明日報 | 顧圣琴  2022年01月24日08:39

      程千帆(1913—2000),湖南寧鄉人,文史學家、教育家。1936年畢業于金陵大學。曾于金陵中學、金陵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校執教。1978年任南京大學教授。曾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江蘇省文史館館長、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等。著有《校讎廣義》《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古詩考索》《被開拓的詩世界》等,主編《全清詞·順康卷》等。圖片由作者提供

      《全清詞》編纂自1982年啟動至今,已歷40年。40年間,《順康卷》20冊、《順康卷補編》4冊、《雍乾卷》16冊、《嘉道卷》30冊相繼出版。該叢書的最后兩卷《咸同卷》《光宣卷》亦已開始編纂,將于近年完成。

      40年來,數代學人傾注精力于斯。回首過往,以程千帆先生為代表的前輩學人為此項工程付出的篳路藍縷之功,值得深刻銘記。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順康卷》的編纂,為清初詞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為《全清詞》的后續編纂做出了示范。程千帆先生在學界良好而廣泛的師友關系,為此項目的啟動和展開提供了難得的助推力。

      《全清詞》的立項,與李一氓有密切的關系。

      李一氓是1925年入黨的老共產黨人,擔任過許多領導職務,文化素養深厚。1981年國務院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后,李一氓任組長,親自參與制定了中長期古籍整理出版規劃。

      《全清詞》編纂項目,正是較早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列入規劃的項目。據程千帆先生日記記載:1982年8月13日,“得古籍小組信,約去北京”;20日、23日,在北京兩次與李一氓約談,所談皆有關《全清詞》;26日,回南京后,即“開研究《全清詞》計劃會”,擬定編纂計劃、實施方法和工作的一些細則。1983年1月2日,程先生又赴京參加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會議,7日與李一氓談《全清詞》編纂工作,并將所擬定的編纂方案等向李一氓報告。在這次談話中,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正式邀請程先生擔任《全清詞》主編,并商定古籍小組提供編纂經費,程先生所在的南京大學中文系成立“《全清詞》編纂研究室”。在談話中,程先生提出編纂可采用正編、補編、拾遺三段法,李一氓表示同意,并對編纂方案中的經費管理、實施辦法和分階段編纂計劃提出了意見。

      改革開放之初,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百廢待興,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及李一氓對全國各高校、研究所承擔的任務有全盤考慮。無論從學養還是從家世淵源來說,程先生都是主持《全清詞》編纂最合適的人選。程先生的曾祖父程霖壽,著有《湖天曉角詞》;程先生的伯祖父程頌藩,著有《伯翰先生遺集》,詞附;程先生的叔祖父程頌萬,著有《美人長壽庵詞》《定巢詞集》《鹿川田父集詞》等諸集,是晚近以來兩湖地區首屈一指的詞家;程先生的父親程康,著有《顧廬詩鈔》,詞附;程先生的發妻沈祖棻先生,更以詞聞名于世,被譽為“易安而后見斯人”(朱光潛語)。程先生自己雖較少作詞,但在求學時,曾親炙詞學大師吳梅、汪東、沈尹默、劉永濟等,與喬大壯、唐圭璋、孫望等先后同學,而且程先生對詞的研究興趣濃厚,撰有多篇文章。

      李一氓學殖深厚,尤為關注詞學。1923年,他在上海求學期間,曾寫過一篇有關張炎詞的文章,發表在《石室學報》;20世紀40年代,他常填詞抒懷,著有上百闋的《擊楫集》。(《李一氓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李一氓還是位著名的藏書家,他曾自述“實在的,我的書主要是詞”。從1948年到1980年前后,他共收集了詞集1100余種、2300余冊,其中不乏稀見的明清稿鈔本。1977年,程先生曾將沈祖棻先生的《涉江詩詞集》詳細箋注,油印行世,分贈同人。李一氓就藏有該油印本兩套。(何光倫《李一氓捐贈四川省圖書館藏書書目》,巴蜀書社2020年版)

      李一氓后來受聘為《全清詞》的顧問,經常過問《全清詞》編纂情況,并熱情提供幫助。在回憶錄中,他說到自己的藏書:“最近,編《全明詞》《全清詞》,這些書就很有用處了。”(《李一氓回憶錄》)他把自己珍藏的一批詞集復印出來供編纂《全清詞》使用,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清初詞人陳維崧早年詞集《烏絲詞》、王士祿《炊聞詞》(《十六家詞鈔》本),還有陳元鼎《鴛鴦宜福館吹月詞》、王惠《柘澗山房詩詞稿》、張晉《戒庵詩余》等。即便一些稀見稿鈔本,李一氓也不吝所藏,如董以寧《蓉渡詞》,余一鰲《亦云詞》《春蠶詞》,譚祖壬《聊園詞》等,都在《全清詞》編纂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程先生對李一氓的幫助非常感激,李一氓去世后,他寫了挽聯寄到李家:“考獻徵文,世尊大雅;山頹木壞,國喪元良。”

      程千帆先生在主持《全清詞》編纂過程中,曾多次接受學界師友的詞籍捐贈。如吉林大學王同策教授寄贈詞籍復印件多種,黑龍江學者王延齡先生抄贈常建賡的《倦游集竹枝詞》,浙江嘉興教師進修學院徐志平先生寄贈清道光時楊煃的《蕉露詞》稿本殘卷,鎮江師范專科學校吳宗海先生鈔寄顧云臣的《抱拙齋集》所附詞等。除了這些零星捐贈的稀見詞籍,也有較成規模的捐贈,如南京大學戚法仁教授捐贈朱祖謀《彊村遺書》、曹元忠《凌波詞》等,繆鳳林教授捐贈李葆光《涵象軒詩集》、謝質卿《轉蕙軒詞》等。

      北京大學陳貽焮教授聞訊,將其岳父李冰若的《彌陀庵詞》鈔錄寄贈。李冰若是晚清民國的詞學名家,著有《花間詞集注》《栩莊漫記》等書,但其詞在當時卻不經見,很是珍貴。香港的饒宗頤教授提供了香港中文大學的藏詞目錄,有利于編纂人員按圖索驥。華東師范大學施蟄存教授將自己的不少藏書借給程先生復制。師友的這些慷慨相助,給程先生與《全清詞》編纂團隊增添了底氣。在眾多捐贈中,陸維釗先生家屬所贈的舊藏詞籍數量最多,質量也很高,而且這次捐贈還蘊含著學術界薪火相傳的特殊緣分。

      陸維釗是著名書法家,其非篆非隸、亦篆亦隸的新體書法“蜾扁”獨樹一幟。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是一位詞學家,是葉恭綽編纂《全清詞鈔》時最為倚重的助手。

      《全清詞鈔》創始于1929年,至1952年方完成,凡收錄清代詞人3196人、詞作8260余首,擔任分纂和襄助的當世詞家及名流多達53人。1938年,陸維釗逃難到上海租界,在圣約翰大學執教,加入同人詞社“午社”,因此與葉恭綽相識,自1942年下半年開始協助其編纂《全清詞鈔》。根據葉恭綽的構想和后來的實踐,《全清詞鈔》編纂大致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全國各地收集清人詞集、詞選;第二階段則進行篩選和校訂。陸維釗于第二階段貢獻尤著。據陸維釗回憶,“那個時期,我經常去葉先生府上,有時一個月一次,有時一星期一次,也有時一星期去兩三次,我們討論清詞的篩選”。(陸昭徽《君子之交:父親陸維釗與其師友》,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年版)他們工作的方式是,陸維釗先進行初選,再與葉恭綽探討取舍。葉恭綽后來曾稱譽:“能終全其事者,唯陸維釗一人。”(《君子之交》)

      許是為了酬答陸維釗,1947年5月20日,葉恭綽致信陸維釗:“弟所藏清人詞千余種,不少罕見之本。茲為其得所起見,擬一概奉贈臺端,藉資保護。”這批藏書,陸維釗將其分藏兩處,約四分之一藏于友人處,后被上海圖書館收藏;另四分之三則自藏,保存相對完好。1980年,陸維釗病逝,其遺孀李懷恭、哲嗣陸昭徽等商議,陸維釗早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前身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而程千帆先生正主持《全清詞》編纂,遂將陸維釗自藏的那部分詞集全部捐贈給南京大學,以供編纂《全清詞》所用。

      1985年7月30日,這批共691種、凡1150冊的詞籍正式移交南京大學,為《全清詞》編纂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后來又全部移存于南京大學圖書館,得到了更好的保護。

      這批詞籍有較多的清代、民國詞人稿鈔本,稿本如呂碧城《曉珠詞》、王樹藩《王少愚自訂詞》、志銳《窮塞微吟》、仲恒《雪亭詞》等十數種;鈔本則如曹寅《楝亭詞鈔》、莫友芝《影山詞》、周岸登《邛都詞》等數十種。這批詞籍是《全清詞鈔》工作底本,其上往往有勾選痕跡,并帶有“遐庵藏書”書簽,簽上除題寫詞集名、卷冊數、作者外,常鈐蓋“篋中已選”“清詞已選”印記,書中亦常鈐“恭綽長壽”“清詞鈔底本”“番禺葉氏遐庵珍藏書畫典籍之印記”“葉遐庵先生贈”“平湖陸維釗印”“陸維釗先生捐贈清詞集”等篆印,既堪寶玩,亦可從中追尋百年來清詞整理研究之因緣。

      《全清詞鈔》由葉恭綽自藏的那批底本,因存于香港,抗戰中香港淪陷時全部損毀。陸維釗的這批藏書及上海圖書館所存的部分詞籍,便成了《全清詞鈔》這個巨大工程的靈光斷壁,有助于我們逆向了解其成書過程。而且陸維釗與程千帆先生聲聞相接、聲氣相通,都對古籍整理與文化傳承有著熱切的執念,他的這部分專藏在其身后,由親屬提供給程先生領導的《全清詞》編纂團隊,事實上也是他們師友學術交誼的一種延展性體現。更進一層而言,《全清詞鈔》的底本用于《全清詞》編纂,從文化傳承和學術淵源角度來看,也是一則非常難得的佳話。

      程千帆先生于1983年5月起的四五年間,組織了不少訪書小組,遠赴國內各大公藏圖書館訪查復制《全清詞》編纂所用詞籍底本。這是《全清詞》編纂過程中的第一次大規模訪書,訪書小組北至黑龍江,南至廣東,大至國家圖書館、省級圖書館、各高校圖書館,小至常熟圖書館、平湖圖書館等縣級圖書館,通過影印、抄錄、照相等方式獲得大量詞籍。《全清詞》訪書小組在這次大規模的查訪中,在105個圖書館和藏書單位里,采訪獲得一卷以上的清詞別集1704種,以及清詞總集、選集、家集、合集等214種,零星詞作等不計其數。

      近代以來,藏書紛紛流向公藏單位,學者在圖書館中查訪典籍自是形勢使然,不少大型古籍整理項目的參與者當皆有相關經驗。不過,一些著名的藏書家仍保有大量稀見詞籍,程千帆先生也非常注意與之建立私人交誼,并借以訪查詞籍,黃裳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程先生與黃裳本不相識。但早年間,黃裳曾撰文高度評價沈祖棻先生的詞。因這一層機緣,1982年4月,程先生在一次會議上遇到黃裳,即贈以沈祖棻《涉江詩詞集》油印本二冊,是為二人相識之始。《全清詞》項目啟動后,二人的聯系更多了起來。程先生除了聘請黃裳擔任《全清詞》顧問外,亦爭取到讓黃裳答允提供珍藏詞籍來影印復制。

      黃裳的藏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改革開放后,雖然最終發還,但中間仍有許多波折。黃裳撰有《珠還記幸》一書,詳細記載了一些細節,語意中對那家公藏單位不免有些怨悵。但借書給程先生復印,黃裳卻沒有遲疑猶豫,而且這樣的合作關系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黃裳最為重要的一系列詞籍珍本,因此也逐批地成為《全清詞》的編纂底本。其中,數量最大的一批復制,是在1985年秋,黃裳曾在自藏的沈樹本《玉玲瓏山閣集》上題跋道:“乙丑七月廿九日整理及此,程千帆假舊本詩余數百冊去影印,此其一也。”那次親赴上海黃裳府上借書的是嚴迪昌、張宏生兩位先生。據張宏生老師回憶,黃裳所居非常狹小,藏書所在的書房更是狹小。可以看得出來,黃裳對自己的藏書珍而重之,為避免翻動典籍時的無序,他讓登門拜訪的二人在客廳中等候,自己不辭辛勞地一趟趟將允借的圖書從書房檢出、搬來,并未讓他們進入書房。但出于信任,又慨然允許他們將書帶回南京復印完畢后再送回。

      此后,黃裳于藏書中續有發現,仍不斷提供給程先生。1986年1月,程先生曾致信黃裳:“承示詞集三種,獨余縉《大觀堂文集》所附無之,不審能費神復制見賜否?集中如有涉及其生平文字(序跋傳志之屬)亦求同時復印,可供撰小傳用也。”程先生見到稀見詞籍的復印件,往往也會作為答禮提供給黃裳,如寫于1995年8月的信:“檢行笈得十余年前臺北潘重規兄代印……朱竹垞《眉匠詞》,及日本清水茂教授代印……太清春《天游閣集》足本。今《全清詞·順康卷》已付印,將陸續出版。弟藏此復本無所用之,謹以奉貽,或可供清賞……”

      黃裳所藏詞籍重在精善,往往是稀見善本或稿鈔本,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且其中有較多珍本來自民國詞家徐乃昌、林葆恒的遞藏,多鈐有諸家藏書印,因此更彌足珍貴。例如戴鑒《南村詞選》、程庭《若庵集詩余》、高不騫《羅裙草》、李因《竹笑軒吟草》、先著《勸影堂詞》、查元偁《臶齋詩余》等稀見本甚或是孤本詞籍,如非由于程黃二人的私誼,則何時能進入《全清詞》的纂輯視野,就是個未知數了。

      一些存藏于海外的漢文古籍,具有重要文獻價值,其中一些古籍還是孤本。21世紀以來,“域外漢籍”研究成為學界的一大熱點,而40年前,程千帆先生已經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因此,他常求托師友襄贊訪查海外詞籍。

      1979年,葉嘉瑩先生從海外回國教書,曾到訪南京大學,與程先生相識并成摯友,此后雙方魚雁不斷,往來問學。《全清詞》編纂啟動后,葉先生被聘為顧問,是15位顧問中唯一一位外籍顧問。此后,葉嘉瑩先生不僅幫助搜羅臺灣地區和美國所刊的一些詞籍,還將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藏詞目錄提供給程先生,以供比對。

      改革開放之初,中美之間的交流遠不如后來那么高效。為訪得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未見詞集,程先生與葉先生數度飛鴻,此事才稍有眉目,試將程先生致葉先生現存信函中有關此事者稍作臚列:

      賜示哈佛燕京社藏詞集目錄,已與清詞研究室所得者核對,其中十六種為此間所無,不知能由先生轉商該社復印掛號見寄否?(1984年9月3日函)

      請哈佛復印詞集之事,極承關注,現正交涉,擬與哈佛燕京社建立長期交換關系。(1984年11月22日函)

      哈佛燕京社圖書館所藏清人詞集,客歲承鈔目見寄,并告以聯系方法。遵即由南京大學圖書館國際聯絡部將所需十二種目錄打印寄去,要求建立交換關系。迄今數月,尚無回復。不知先生此次重到哈佛,能向吳館長說明、促成此事否?如有困難,則請先生代為復印,其費用亦請先行墊付,容后在先生來寧時償還。印件如不便攜帶,則可掛號海運。(1985年3月22日函)

      幾經波折,這批詞集終于在1987年由胡嘉陽自哈佛復印寄回國內。此后,隨著哈佛燕京圖書館圖書整理編目的深入,又發現不少新詞集,程先生也一直關注。1996年,張宏生應邀赴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程先生亦曾去信,要求繼續訪查詞籍:“《全清詞》待訪書目,亦無尋處。我意,你可以葉氏《全清詞鈔》為據,和哈佛所藏對勘。葉氏未錄,即較罕見者(或不佳、不重要的)皆可復印帶回,備《全清詞》之用(稿本、鈔本尤其重要)。”

      除了美國,日本也是海外漢籍的重要集散地,程先生同樣很注重訪查,前文已涉及程先生拜托日本學者清水茂教授復印《天游閣集》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詞集如董漢策《藍珍詞》、龔士稚《芳草詞》等,以及何士信《類選群英草堂詩余》的元代刊本復制件,多即由清水教授復印提供。另一位日本學者村上哲見教授,亦曾以顧太清《東海漁歌》流傳情況及書影寄呈,程先生曾專函答謝。

      當然,限于客觀條件,程先生所組織的對海外所藏清代詞籍的訪查工作是不太徹底的。這一部分工作,即便在互聯網、電子技術如此發達的今日,也仍有較大的開拓空間。

      40年前,古籍整理的條件遠不如今日:一是圖書資料難以獲取,影印技術尚不發達,加之圖書館、博物館等公藏機構基本尚未編成比較準確的書目,仍有很多古籍一直處在“養在深閨無人知”的境地,“雖知其目,但其書難求”也是常態;二是圖書資源的電子化、網絡化尚未開啟,清代的文獻典籍浩如煙海,全盤掌握存在著相當大的難度;三是早期《全清詞》的編錄主要依賴手工,先手抄、貼裱成初稿,再排版、校對、印刷。

      即便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程千帆先生等前輩學人仍然取得了為學界矚目的成就,仔細思之,這離不開古籍小組和李一氓的關懷、支持,也離不開程千帆先生個人的學養和聲望,還離不開眾多學界朋友的幫助,他們的幫助有時是雪中送炭,有時是錦上添花,既為學界留下了一段段佳話,也為《全清詞》的編纂準備了一個較為充實的資料庫。

      2000年,程先生辭世,《全清詞》的編纂整理在張宏生老師的帶領下,在程先生等前輩學者工作基礎之上繼續奮發不斷取得新成果。2007年,《全清詞》的編纂團隊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訪書,筆者亦曾參與其中,南下北上,親歷程先生等前輩學人的辛勞,對前輩們整理傳承傳統文化優秀成果的苦心,以及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的境界有了更深的感念。

      (作者:顧圣琴,系蘇州大學傳媒學院講師、《全清詞·嘉道卷》分冊負責人)

      本文參考了程千帆《桑榆憶往》《閑堂書簡》、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譜長編》、鞏本棟《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