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傅雷（高莽繪）

“唉，傅雷就是這樣”

很多年前，讀柯靈懷念傅雷的文章，里面提到他與傅雷的“一場不大不小的沖突”，那是1944年，傅雷化名“迅雨”給柯靈主持的《萬象》寫了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其時張愛玲在文壇上初露頭角，傅雷大力揄揚，也嚴格指責了她的缺點。文中有一段話，涉及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輩作家。”柯靈認為：“但一則我以為他的意見未必允當，再則這位前輩遠在重慶，而我又一向主張，在淪陷區的刊物上，為避免敵偽利用，不宜隨便議論身處前線的戰友，哪怕這種議論無傷大雅也罷。鑒于傅雷的倔勁相當出名，我采取先斬后奏的權宜措施，發表時把這一段文字刪掉了。這惹得傅雷非常生氣，提出要我在報上更正，向他公開道歉。但我通過朋友向他作了懇切的解釋也就取得了諒解。”

柯靈提到的“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輩作家”，指的是巴金，可惜，現在看不到文章的原稿，不知道傅雷具體批評巴金什么。就發表出來的《論張愛玲的小說》而言，或許是傅雷在該前言中所批評的：“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眾所周知，巴金屢次表示對于“技巧”的鄙薄，這難免成為持有不同藝術觀念的人的眾矢之的。他的老朋友沈從文就不同意巴金的這些觀點，兩個人還公開爭論過。——這些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我想說的是，讀過柯靈的文章后，我有一個印象：傅雷與巴金雖同在上海，可能交往并不多。

令我產生這種印象的是傅雷的“脾氣”。幾乎所有懷念傅雷的文章，都提到他那個獨特的火爆的甚至不近情理的脾氣。柯靈說他“過分的認真”“耿直”“執拗”，以至“難免偏頗”。“他身材頎長，神情又很嚴肅，給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鶴，從不低頭看一眼腳下的泥淖。”樓適夷說傅雷“孤傲”。對此，交往中他曾領教過：1961年年初，在一封回信中，傅雷就樓適夷給他的信中提到“囤積”毛筆和專研書法是“逃避現實”的說法，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評，并說：“倘若罪人還可抬起頭來向老友提一點意見的話，希望閣下脫產學習之時萬勿脫離實際；特別要經過一番調查研究，庶可認清對象，對癥下藥。……兄本鴻鵠，何至以燕雀論人，斤斤于形跡繩墨之間？”

傅雷夫婦1965年夏攝于上海寓所陽臺

楊絳說：“傅雷愛吃硬飯。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干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她還講了兩件頗見傅雷性格的事情：

一件是“打擊”同行：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討論翻譯，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譯者參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竟氣得大哭。

另外一件是罵孩子：

阿聰、阿敏那時候還是一對小頑童，只想賴在客廳里聽大人說話。大人說的話，也許孩子不宜聽，因為他們的理解不同。傅雷嚴格禁止他們旁聽。有一次，客廳里談得熱鬧，陣陣笑聲，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興。忽然他靈機一動，躡足走到通往樓梯的門旁，把門一開，只見門后哥哥弟弟背著臉并坐在門檻后面的臺階上，正縮著脖子笑呢。傅雷一聲呵斥，兩個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陣凌亂的腳步聲里逃跑上樓。梅馥忙也趕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搶先去責罵兒子；在兒子前，她卻是擋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溫言告誡。等他們倆回來，客廳里漸漸回復了當初的氣氛。但過了一會，在笑聲中，傅雷又突然過去開那扇門，阿聰、阿敏依然鬼頭鬼腦并坐原處偷聽。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聽得傅雷厲聲呵喝，夾雜著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我們誰也不敢勸一聲，只裝作不聞不知，坐著扯淡。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梅馥抱歉地為客人換上熱茶，大家又坐了一會兒辭出，不免嘆口氣：“唉，傅雷就是這樣！”

三聯版《傅譯傳記五種》，該書以楊絳懷念傅雷文為代序

臉都氣青了，跟小兒竟然如此較真兒。傅雷的這種脾氣，連他自己都意識到了，《傅雷家書》中收的第一封信，就是他向兒子道歉的：“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遠不得安寧！”“跟著你痛苦的童年一起過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藝術的壯年。……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樣的擁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和熱愛呢！”

左圖：傅聰攝于1953年；右圖：傅雷1953年11月攝于寓所前小花園

傅雷的老同學雷垣談起傅雷，講的也是他“嚴格認真，一絲不茍”：

他與我同室寄宿時，免不了爭吵，他可以激動得把課本都扔在地上。他常批評我疏懶隨便，說我學的是科學，生活上卻很不科學。1945年他和周煦良（亦大同校友），主編《新語》半月刊，曾約我翻譯一篇關于小提琴制作原理的稿子，我遲遲未能交稿，他當著周煦良的面，毫不客氣地訓斥了我一頓。下象棋輸得不耐煩了，就會掀翻棋盤，擲掉棋子。敵偽時期，他閉門韜晦，與親友玩“衛生麻將”。他也喜玩橋牌，而橋牌最易引起爭論，經不起他一認真，就會不歡而散。1956年，傅聰回國探親，我請他全家在飯店吃飯，結果傅聰與其母來了，他等候電車幾輛都不靠站，三輪車乘機抬價，他一氣就獨自回家了。他對自己更是嚴格認真，一絲不茍。正是這種性格，使他無論在學問、譯作、書法、以至養花、攝影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

這種火爆的脾氣，這樣眼睛里糅不得沙子的性格，一定是一個非常難以相處的人吧？而巴金的性格，顯得更隨和、更寬容。這種感覺，加上當時對于傅雷所知甚淺，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傅雷與巴金之間應當沒有什么交往吧？

“有時連打中覺也在夢中推敲字句”

后來，我發現傅雷20世紀50年代初的譯作大都是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立即意識到先前的印象是不準確的。雖然，在現有的傅雷傳記資料中，很少有提到他與巴金的交往，可是，我們還是能從這些譯作的出版中，看出兩個人的關系不一般。

傅雷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譯作有：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1952-1953年出版）、巴爾扎克《歐也妮·葛朗臺》（1949年版）、巴爾扎克《貝姨》（1951年版）、巴爾扎克《邦斯舅舅》（1951年版）、巴爾扎克《夏倍上校》（1954年版）、梅里美《嘉爾曼附高龍巴》（1953年版）……這些都是傅譯精品，那也正是傅雷作為翻譯家最為成熟和精力最為旺盛的時候，它們能夠交給一個創辦不久、實力一般的民營小出版社出版，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傅雷的性格，大家都了解，他的眼界之高，對于自己嘔心瀝血的譯作之愛護，也不難想象。1956年，他曾就翻譯的稿酬問題致信人民文學出版社：“近年來各出版社對譯作酬報，絕大部分是每千字九元。我一向是每千字十一元。既然待遇的不同是根據譯作的質量而定的，正如大學里助教與講師，與副教授、與教授待遇各各不同；同為講師，同為副教授，同為教授，待遇也還分許多等級：所以我希望把拙譯同大多數譯作在品質上、在勞動強度與所費的時間上，在藝術成就上，作一公平合理的純客觀的比較；也希望把我譯的羅曼·羅蘭、巴爾扎克、梅里美、服爾德，等等，和英譯、德譯、俄譯……的各類作家的作品，在品質上、在藝術上作一公平合理的比較，看看是否我的譯作與一般的譯作，報酬總應該每千字有兩元的差別。這是一個‘按勞取酬’的問題。”和巴金一樣，傅雷不領國家工資，靠稿酬維生，不過，他也是一位君子，君子言利，爭的是尊嚴和配得上他勞動的報酬。如果多了解一些傅雷做翻譯的認真、嚴謹和付出的艱苦勞動，我們會感到他的要求并不過分。他說：“想譯一部喜歡的作品要讀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節、故事，記得爛熟，分析徹底，人物歷歷如在目前，隱蔽在字里行間的微言大義也能慢慢咂摸出來。”事實上，他也是這么做的，一部作品的譯出，總是殫精竭慮，精益求精：

大半年功夫，時時刻刻想寫封信給你談談翻譯。無奈一本書上了手，簡直寢食不安，有時連打中覺也在夢中推敲字句。這種神經質的脾氣不但對身體不好，對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來信，正好在我工作結束的當口，所以直到今天才作復。一本La Cousine Bette（《貝姨》）花了七個半月，算是改好謄好，但是還要等法國來信解答一些問題，文字也得作一次最后的潤色。大概三十萬字，前后總要八個月半。成績只能說“清順”二字，文體風格，自己仍是不愜意。

夢中推敲字句，譯書對于傅雷好比十月懷胎后的艱苦分娩，稿子交出，看校樣時還要“大改特改”：“六月三十日接信，始終未復。今又接二十二日信。這一晌我忙得不可開交。La Cousine Bette（《貝姨》）初版與 Eugénie Grandet（《歐也妮·葛朗臺》）重版均在看校樣，三天兩頭都有送來。而且每次校，還看出文字的毛病，大改特改（大概這一次的排字工友是很頭疼的）。同時《高老頭》重譯之后早已謄好，而在重讀一遍時又要大改特改：幾件工作并在一起，連看旁的書的時間都沒有，晚上常常要弄到十二點。此種辛苦與緊張，可說生平僅有。結果仍是未能滿意，真叫做‘徒喚奈何’！”傅雷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恨不得擦掉每一個“污點”，為此，他甚至有“毀書”之舉。“我最后一本《約翰·克利斯朵夫》前天重譯完，還得從頭（即第四冊）再改一遍（預計二月底三月初完工）。此書一共花了一年多功夫。我自己還保存著初譯本（全新的）三部，特別精裝的一部，我預備除留一部作樣本外，其余的一并燒毀。你樓上也存有一部，我也想銷毀，但既然送了你，事先還須征求你同意。原譯之錯，使我不敢再在幾個好朋友眼里留這個污點。請來信‘批準’為幸！”付出這樣的艱辛翻譯出來的作品，傅雷怎么能不愛惜自己的羽毛？由此可見，能夠把自己珍惜的譯作交給平明社，這是多大的信任啊。

傅雷1963年1月6日致羅新璋談翻譯的信

作者和出版者的關系之外，我還陸續查到傅雷與巴金交往的其他線索。1957年，傅雷曾托巴金給周揚帶過亡友、作曲家譚小麟的樂譜和膠帶等。“今年春天又托裘復生將此項樂譜曬印藍圖數份，并請沈知白校訂。最近請人在滬歌唱其所作三個樂曲，由電臺錄音后，將膠帶與所曬藍圖一份，托巴金帶往北京交與周揚同志。希望審查后能作為‘五四以后音樂作品’出版。”倘非可以信賴之人，又怎么能托帶東西？1955年年底，在給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視察代表的書面意見中，傅雷就“公營出版機構”存在問題提出這樣的意見：“公營出版機構宏大，任務繁重，熟練工作人員不夠，許多地方還在手工業經營的階段，致有時反不及少數進步的私營出版社。最顯著的是辦事遲緩、拖拉，各部門聯絡不夠，甚至完全沒有聯絡；所出圖書，以印刷裝訂而論，倘以其它工業標準測量，‘次貨’比重極大；編輯方面的錯誤屢見迭出，即使經原作者一再提出，原書一再重印，亦未改正（此點巴金先生亦可提供材料）。”括號里特別注明“此點巴金先生亦可提供材料”，說明關于這個問題兩個人是有充分交流的。事實上，對于出版、發行工作中的這些問題，巴金也表達過相同意見。1957年，傅雷對出版發行工作再提意見，特別談到“有定評、有價值的書經常脫銷：老舍、茅盾、巴金、趙樹理等等的創作都買不到，曹禺過去寫的劇本好多種沒有重印……”可見，他對巴金作品銷售情況的關注……凡此種種，都可證明，在現在公布的史料和文獻之外，傅雷和巴金二人存在大量不為我們所知的交往。

從巴金這一方面講，平明出版社是他和幾個朋友共同主持的，它不僅是一個私營出版社，而且還帶有很強烈的同人性質，看看在平明出版社出書人的名單就明白，一部分是平明出版社的編輯，另外一部分是出版社的股東，還有一部分是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總之，大家都是一個圈子里面的人。傅雷在這里出書，即便不是這個朋友圈里的人，也是與之十分親近的。盡管巴金在傅雷生前身后提到他并不多，我的判斷是，這兩個人，就像巴金與林風眠一樣，又是君子之交。在現存的巴金日記中，曾提過兩個人互贈著譯。巴金1963年1月15日日記：“收到魏老贈所著《編余叢談》、傅雷寄贈所譯《攪水女人》各一冊。”那是傅雷“右派”摘帽后出版的書，禮尚往來，巴金回贈前一年剛剛出版的他的一卷文集。1月19日，巴金日記記道：“寄贈傅雷《文集》十四卷平裝一冊。”傅雷去世后，他的兒子繼續給巴金寄書。1978年8月2日，巴金日記記道：“傅敏寄贈傅雷譯書二冊。”8月4日，巴金日記有“復傅敏信”的記錄。當月24日，還有“傅敏來信”的記錄，9月13日，巴金復信……這里的“傅雷譯書二冊”當為譯著《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臺》。1978年5月，國家出版局為解決書荒，調集出版力量集中重印了35種中外文學名著，包括“五四”以來現代文學作品10種，中國古典文學作品9種，還有外國文學作品16種，其中有《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牛虻》《一千零一夜》，契訶夫、莫泊桑、莎士比亞、易卜生等作家作品選集等，還有上述兩種傅譯。在1978年9月，傅雷的名字還間接地出現在巴金的日記中：“柯靈來，我和濟生同他談了好久。看了他寫的悼念傅雷的文章。”也就是說，柯靈那篇《懷傅雷》，巴金是事先看過的。

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社標

巴金在與友人的通信中，也談到過傅雷。尤為引人注意的是在1973年，傅雷還未平反，巴金也是戴罪之身，巴金卻肯定了傅雷的譯文：“巴爾扎克的小說，中文譯本我過去很少買（我倒有法文《人間喜劇》全部）。……傅雷的譯本比別人譯的好得多，據說還有一兩種他的譯稿，最近有可能出書，不知是真是假。”后來，在與四川主持出版社工作的侄子通信時，同為出版人的巴金表揚了《傅雷譯文集》的裝幀設計：“看到出版社寄來的樣書，封面還不錯，但小林她們都說不如《海上勞工》。我認為安徽出版的《傅雷譯文集》封面和裝幀都很好，你們不妨向安徽學習。”

經歷過特殊歲月之后，巴金晚年在《隨想錄》中高度評價了傅雷的言行。《隨想錄》第一四六篇《二十年前》中幾次提到傅雷。巴金說：“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過迷魂湯，我們可以免掉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倘使只有少數幾個人‘清醒’，我可能像葉以群、老舍、傅雷那樣走向悲劇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間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為他們是在這次所謂‘革命’中最先為他們所愛的社會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讓子孫后代懂得怎樣愛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在這里，巴金稱“傅雷”為他的一位“亡友”，在他們那一輩人中，不會輕率地稱別人為“朋友”的，有此稱呼，說明他們交誼匪淺，只是我們所知不多。接下來，巴金表達了對傅雷的懷念和敬意：“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卻是在他自殺后的一段長時期，知道傅雷的絕筆則是在他辭世后的若干年了。通過十幾年后的‘傅雷家書墨跡展’，我才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靈，找到了真正的我們的文化傳統。‘士可殺，不可辱！’今天讀傅雷的遺書我還感到一股顯示出人的尊嚴的正氣。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詞稱贊我的一些朋友，它們差不多成了我的口頭禪，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們放射出一種獨特的光芒。”

巴金《二十年前》一文手跡，文章表達了對傅雷的敬意和懷念

“有小兒參加演奏鋼琴協奏曲”

在巴金1979年10月22日的日記中，我還注意到另外一條線索：“文化局嚴永來來訪，送還彭總信一件（還有傅雷、高植、功敘信各一）。”這是退還“文革”時期抄家的資料，巴金與傅雷有通信，這讓我們勾勒他們的交往就有了細節。后來，我看到巴金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的三封傅雷的信，又在巴金故居查到另外一封信，雖然僅僅片言只語，但是，巴金與傅雷交往的更為具體的內容浮出水面。

其中有兩封短簡，是傅雷給巴金送音樂會的票子：

巴金先生：

附上民進晚會入場券二紙，音樂節目約八時許開始。匆此即候

儷綏不一

弟傅雷 拜上

元日（1953年1月1日）

貝多芬紀念音樂會（有小兒參加演奏鋼琴協奏曲）本定廿六、廿七、廿八連續舉行三場，二小時內座券全部售完，故加演卅日一場。票子仍極難得，請注意時間為下午四時三刻。

茲附奉座券一張 即希 察收為幸

此候

李太太 時綏

巴金先生前致言

傅雷

廿五午（1953年3月25日）

左圖：1953年1月1日，傅雷致巴金信；右圖：1953年3月25日，傅雷致巴金信

巴金聽音樂，或許是受三哥李堯林的熏染。抗戰期間，具體說是1939年2月下旬，巴金從桂林回到上海。當年8月，三哥堯林從天津來到上海，兄弟重聚，同住在霞飛坊59號。巴金在那里寫作小說《秋》，三哥翻譯岡察洛夫的《懸崖》，直到1940年7月巴金離開上海，這段時間，兄弟倆的業余時間以看電影、聽音樂會和逛舊書店為消遣。巴金回憶：“我同他一塊兒在上海過了十個月，仿佛回到了幾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還沒有結婚，蕭珊在昆明念書，他仍是孤零零一個人。一個星期里我們總要一起去三四次電影院，也從不放過工部局樂隊星期日的演奏會。我們也喜歡同逛舊書店。”三哥去世后，巴金還保存著幾百張三哥留下的音樂唱片，后來都捐贈給成都慧園。

兒子傅聰學習音樂，傅雷因此與音樂界有著廣泛的交往，送票給巴金，讓朋友來欣賞兒子的演奏，對傅雷來說，一定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情。傅聰是傅雷另一件精彩的作品，《傅雷家書》中，從藝術的修養，生活的細節，到與人交往、夫妻相處、個人理財，傅雷無不細心叮囑，循循善誘，這位嚴厲的父親的舔犢之情也感動了萬千讀者。傅雷對兒子的教育傾盡心力，在他的全集中，有三份《樂曲說明》，分別為傅雷于1956年春為上海電臺播送傅聰演奏唱片、1956年9月傅聰與上海樂團合作演出莫扎特三首鋼琴協奏會、1956年9月21日傅聰鋼琴獨奏會所寫的樂曲說明。父親躬身為兒子的演奏寫說明文字，對于一代大家傅雷來說，真是甘作孺子牛。1953年，他說：“加以聰兒學琴也要我花很多心，排節目，找參考材料，對interpretation提意見（他一九五三年一共出場十四次）。”上面第二封信，就是有關1953年傅聰的一場演出，信中提到的貝多芬紀念音樂會，據上海交響樂團編委會編《上海交響樂團140年》中記載：1952年是貝多芬逝世125周年，蘇聯和民主德國都舉辦了紀念音樂會。受此啟發，在1953年3月26日至30日，上海交響樂團舉辦了五場貝多芬紀念音樂會，包括四場交響音樂會和一場室內樂，曲目包括第五、第七交響曲和第一、第五鋼琴協奏曲等，獨奏者為傅聰和沈枚，均由黃貽鈞指揮。演出引起巨大反響，樂團遂于4月10日至12日加演三場，仍是一票難求……這是初出茅廬的傅聰。

傅雷1961年11月19日致傅聰夫婦信

1955年2月22日至3月22日，傅聰在波蘭參加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獲第三名和演奏《瑪祖卡》最優獎，消息傳到國內，引起巨大轟動。1956年秋，傅聰回國，9月21日舉辦傅聰獨奏音樂會，27-29日傅聰與上海樂團合作又舉辦三場莫扎特作品音樂會，這是名聲大振的傅聰。為此，傅雷還發表過兩篇文章。一篇是1956年10月18日-21日《文匯報》上發表的《與傅聰談音樂》，兒子出名了，傅雷在小心翼翼地維護兒子的公眾形象，兒子沒有時間或耐心寫的文章，做父親便設計了這樣的“對談”，替兒子營造一個良好的公眾形象，這真是用心良苦。另外一篇是1957年第8期《新觀察》雜志上發表的《傅聰的成長》（寫于1956年11月19日），是從一個家長的角度來跟公眾分享孩子成長和培養的經驗。傅雷詳細地敘述了孩子從小到大成長的每一個階段，重要的經歷，別人的評價都談到了，最后他總結：

我在本文開始時已經說過，我的教育不是沒有缺點的，尤其所用的方式過于嚴厲，過于偏急；因為我強調工作紀律與生活紀律，傅聰的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遠不如一般青少年的輕松快樂，無憂無慮。雖然如此，傅聰目前的生活方式仍不免散漫。他的這點缺陷，當然還有不少別的，都證明我的教育并沒完全成功。可是有一個基本原則，我始終覺得并不錯誤，就是：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藝術家，再其次才是做音樂家，最后才是做鋼琴家。（我說“做人”是廣義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內；主要對集體負責，對國家、對人民負責。）”

文章發表時，還刪了幾段，對教育孩子都是金玉良言，不妨抄錄在這里：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作主要，把知識與技術的傳授看作次要。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的教育重點，應當在倫理與道德方面，不能允許任何一樁生活瑣事違反理性和最廣義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堅持真理，擁護正義，愛憎分明，守公德，守紀律，誠實不欺，質樸無華，勤勞耐苦為原則。

第二，把藝術教育只當作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讓孩子學藝術，并不一定要他成為藝術家。盡管傅聰很早學鋼琴，我卻始終準備他更弦易轍，按照發展情況而隨時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樂教育而論，也決不能僅僅培養音樂門，正如學畫的不能單注意繪畫，學雕塑學戲劇的，不能只注意雕塑與戲劇一樣，需要以全面的文學藝術修養為基礎。

難怪有此“杰作”，這里有傅雷多少苦心啊，包括請朋友看兒子的演奏。我不清楚，同在上海生活時，巴金與傅聰是否熟悉，傅聰是晚輩，也許他們沒有什么單獨來往。然而，傅聰到了國外，他們居然有一次邂逅。這個信息是從傅雷給兒子的信中透露出來的：“我們常常想寫信給你，只愁沒有材料，因而擱筆；你材料很多，卻不大告訴我們。譬如從海邊回來，在華沙好像就耽擱了四五天，那個時期內你作了些什么？在華沙遇到什么人？你出國途中，在莫斯科遇到巴金先生；他在八月中旬回到上海，當天就打電話來告訴我；而你卻從來沒提及。當然，那一段時間你是忙得不得了，無暇作那些回想。”1954年7月13日至8月4日，巴金在莫斯科出席紀念契訶夫逝世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21日起去雅爾塔等地訪問。莫斯科相見，應當是在7月中旬那一周。巴金回國后，立即給傅雷打了電話，可以看出他們當時交往的密切。傅雷給兒子的信，也能看出他對孩子的那顆心，他盼著孩子能把一切的生活細節都告訴他。

傅聰呢，那是飛出籠子的鳥兒，正全身心地高飛，他覺得父母這樣真是婆婆媽媽的，再加上又忙，越發顧不上父母的心意。我甚至發現，在多年后，傅聰已是六七十歲的人了，與別人談起父親信中教他接人待物、理財管家等等，他還是不理解：“這些我是嫌他煩的，這些我從來沒有好好看過，我喜歡的是爸爸講藝術講人生。”

唉，可憐天下父母心。

“算是替中國出版界開開風氣”

羅曼·羅蘭、巴爾扎克翻譯多了，傅雷想換換口味，他在給朋友的信上說：“以后想先譯兩本梅里美的（《嘉爾曼》與《高龍巴》）換換口味，再回到巴爾扎克。”對他要譯的梅里美的這兩部小說，傅雷談過看法，還保留了錢鍾書對于別人譯本的看法：“梅里美的《高龍巴》，我即認為遠不及《嘉爾曼》，太像偵探小說，plot太巧，穿插的羅曼史也cheap。不知你讀后有無此種感覺？葉君健譯《嘉爾曼》，據鍾書來信說：‘葉譯句法必須生鐵打成之肺將打氣筒灌滿臭氣，或可一口氣念一句耳。’”大約正是對于原有譯本的不滿意，傅雷才再譯一個本子。《嘉爾曼附高龍巴》，平明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印數為一萬冊。傅雷翻譯用的底本（或參考本）借自巴金，于是便有了傅雷這封還書帖：

前承

惠假《嘉爾曼》原作二種，謬以為早經奉趙，頃整理書柜，方始發見仍在敝處。未老已昏憒若此，愧甚愧甚。敬乞

巴金先生 見諒為幸

弟怒庵拜啟

二月二十七日

1954年2月27日傅雷致巴金信

梅里美，傅雷譯作“梅里曼”。對這個譯法，巴金在給妻子的信里表示過不同的看法：“這兩天在這里看了好些書，采臣寄來的書大半都看過了。梅里美的東西不錯。傅雷譯文還可以，但把作者姓名譯作梅里曼，我頗不贊成，因為嘉爾‘曼’和梅里‘曼’在原文是兩個不同的拼音。‘育才’照原來的音應該是‘何塞’。”“頗不贊成”，然而印在書上的依舊是“梅里曼”，說明平明社和巴金不以己見為尺度，尊重傅雷。

傅譯《嘉爾曼附高龍巴》封面及版權頁

傅雷與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的合作是比較愉快的，這基于作為文化人的巴金對文人個性、習慣的尊重，他放手讓傅雷按照自己的標準、個性去譯書和處理稿件，從排版、校對到裝幀設計，作者都享有極大的權力和自由。這一點，傅雷跟朋友們提起甚至不無得意，他說是“為所欲為”：“問題到了我的‘行內’，自不免指手畫腳，吹毛求疵。好在我老脾氣你全知道，決不嗔怪我故意挑眼兒。——在這方面我是國內最嚴格的作譯者。一本書從發排到封面設計到封面顏色，無不由我親自決定。五四年以前大部分書均由巴金辦的‘平明’出版，我可為所欲為。后來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就鞭長莫及，只好對自己的書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傅雷說，他在裝幀、版式乃至書的校對上的講究，“我是國內最嚴格的作譯者”，此言不虛。他有一封信中談到工作狀況：“這一年來從頭至尾只零零星星有點兒休息，工作之忙之緊張，可說平生未有。……除重譯《約翰·克利斯朵夫》外，同時做校對工作，而校對時又須改文章，挑舊字（不光是壞字。故印刷所被我搞得頭疼之極！），初二三四校，連梅馥也跟著做書記生，常常整個星期日都沒歇。這一下我需要透一口氣了。但第三四冊的校對工作仍須繼續。至此為止，每部稿子，從發排到裝訂，沒有一件事不是我親自經手的。印封面時（封面的設計當然歸我負責）還得跑印刷所看顏色，一忽兒嫌太深，一忽兒嫌太淺，同工友們商量。”

平明社，同在一城，相互來往的工作情況，沒有留下太多文字材料，等傅雷的書轉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簡稱“人文社”）出時，因處兩地，倒是留下不少工作信件。傅雷的“最嚴格”從這些文字中清晰可見，而且傅雷無形中將人文社與平明社對比起來，以平明社為標準要求人文社。將譯本移到人文社出，一是平明社即將面臨公私合營，行將不存；二是時任人文社副社長兼副總編的樓適夷是傅雷的老友，屢屢邀約。“巴爾扎克幾部都移給‘人文’去了，因樓適夷在那邊當副社長兼副總編輯，跟我說了二年多了，不好意思推卻故人情意。”三是傅雷沒有直接說，人文社是國營社，平明是私人社，當時的文學出版正逐步納入整體規劃，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中，私營社給國營社讓路責無旁貸，巴金和傅雷都不好多說什么。

移到人文社中，傅雷降低要求但是也力爭自己的權利，關于校對，他致信出版社強調：

二、校樣本人需看初校二校兩遍（過去前后四校均由本人親自，今在北京排，為節省時間起計，減為二遍），但有數點聲明：

甲、本人每次校對，文字均有修改，雖然不多，但是一定有。因文章多看一次，必然多少會找出毛病來。

乙、版式的整齊美觀，本人十余年來無時不加注意，故初二校樣上常有統行情形批出，務請諒解。

在版式美觀上，他始終堅持：

茲為服爾德《查第格》及巴爾扎克《于絮爾·彌羅埃》二稿事奉瀆。自勝利以后，所有書稿前后校對，均親自負責對底，因（一）對于出版格式，可隨時批改，力求美觀，合理；（二）對內容文字，多看一遍，即可多發現毛病，多修改一次。故一九五三年十月，適夷兄來滬商談為將由平明轉移人文，并約定以后專為人文翻譯時，弟即提出均在上海發排，以便親自照顧，免京滬間寄遞校樣，耽誤時日。

至于弟堅持要各章節另起一面的理由，是因為古典名著不能與通俗文藝同樣看待；《查第格》全書不到一八〇面，薄薄的本，很像小冊子，不能單從節省紙張著眼。《于絮爾·彌羅埃》也要每章另起一面，是因為巴爾扎克的作品都很復雜，有時還相當沉悶，每章另起一面可使讀者精神上松動些。

總的來說，我處理任何事情，都顧到各個方面。校樣從頭至尾要親自看，為的是求文字更少毛病，也為的是求書版形式更合理美觀，要在上海排，為的是求手續簡便，節省時間，也免除與排字房的隔膜。

他甚至為書名中的書法題詞中，改用繁體字和簡化字，而與出版社爭辯：“在此全國上下提倡百花齊放之際，不知貴社能否考慮封面手寫字體可由書寫者自由，一方面為我國留此一朵‘花’，一方面也不必再在此時此刻立下清規戒律。”

傅雷的這種認真、細致，有時候未必得到出版社及時呼應，對此他只有焦急地一遍遍寫信強調、呼吁，也有傷心地慨嘆。“巴爾扎克各書移轉人文后，先出精裝本；但北京印刷條件甚差，公家辦事亦欠周到，故樣本寄到上海，本本皆有污跡，或裝訂，或印刷上的毛病。”“‘人文’新印的巴爾扎克精裝本，已有三部寄來，可憐得很，印刷與裝訂都糟透，社內辦事又外行，寄書只用一張牛皮紙，到上海，沒有一本書脊不是上下端碰傷了的。封面格式也亂來，早替他們安排好了，他們都莫名其妙。插圖銅板還是我在上海監督，做好了寄去的；否則更不像樣了。”

傅雷對于精裝本的質量有著自己的要求，“五四年十一月所印前五種巴爾扎克的精裝本，成績反不及平裝本。”他不厭其煩地指出毛病，確定標準，等于是手把手在教出版社怎么印書：“精裝書外面加的彩色包皮紙，折進書里的一段紙往往太狹，拿在手里容易脫出，不久就破碎。原來是為了節約紙張，但到讀者手里用了幾天就破碎，豈不因小節約而造成大浪費？這也是我說的‘只打小算盤，忘了大算盤’的一例。光從降低成本著想而不替讀者用的時間長短著想，就是我說的‘只顧眼前’的一例，而且是極端片面的。真要節約，就干脆取消那張彩色包皮紙！”從文字中，能夠看出他的焦慮乃至惱火：

（二）即使是布面精裝，如適夷兄譯的《高爾基選集》：甲、封面凹凸不平；乙、膠水污點不少；丙、燙金有缺筆，或一字之內部分筆劃發黑；丁、書角也有癟皺情事。總結起來，仍是浪費。以國內現有技術水平，并非精裝本不能做得更好；但在現行制度之下及裝訂人才極度分散的現狀之下，的確是不容易做好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約翰·克利斯朵夫》精裝本，我與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點兒成績，雖距世界水平尚遠，但到了國內水平（以技術及材料而論）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如今在大機關里頭，像那樣細致的工作在短時期內恐怕沒有希望辦到。——裝訂也是一門高度的工藝美術，只能由一二人從頭至尾抓緊了做才作得好。

顯而易見，限于條件，平明社的精裝本也很難做到盡善盡美，但是，平明社的工作作風卻給傅雷留下深刻印象，以致他對人文社的領導說：“將來倘重印《約翰·克利斯朵夫》而印精裝本的話，希望注意一點：就是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我們國營的出版社成績，決不能低于幾年以前的私營出版社。這是有關原則性的問題，務盼賜予注意為幸。”他對重印《約翰·克利斯朵夫》直接提出硬性要求，第一條就是要保留平明社印本的“舊樣式”：“封面裝幀、題字、排印字體、書脊題字式樣、各冊顏色，希望全部維持原樣，只改動出版社名稱一項理由：倘沒有充分理由肯定舊樣式不美觀，即無改頭換面之必要；同時也可節約人力物力。”他甚至放出狠話，倘若達不到要求，寧可不印精裝本，“希望鄭重考慮承裝工廠的技術水平；希望不要花了錢得不到效果，我們更不能忘了原來是私營出版社做過的工作，國營機構不能做得比他們差。倘無適當技術水平的裝訂，寧可不印精裝本，以求節約。”

傅雷的要求處處以平明社的書和做法為標準，由此返觀，可以想象，他和巴金的合作之默契和滿意度。至于他一再提到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約翰·克利斯朵夫》精裝本，我與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點兒成績，雖距世界水平尚遠，但到了國內水平（以技術及材料而論）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的確，這套書的印裝在今天看來也是難得的精品。四大卷，開本近乎方型，書封有外函套，封面簡潔、經典。在普通本之外，平明社還有給作者加印特裝本的傳統，讓作者送人，也體現書的尊貴。黃裳、穆旦、蕭珊的書，都見過這種特裝本。傅雷在另外的信中稱這算是開風氣之舉：“又《約翰·克利斯朵夫》，北京有指示要上海印精裝本二千部，平明自己另外加印了一百本圣經紙本的，算是替中國出版界開開風氣。但成績因條件限制，不能完全合乎理想。”我在1955年12月編印的《平明出版社圖書目錄》中看到：《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有四卷本的書籍紙精裝本，定價是12.50元；另有上下兩冊的字典紙精裝本，定價是16元。這種兩卷本的字典紙精裝本，我未見過，大概就是傅雷所說的“平明自己另外加印了一百本圣經紙本的”。

平明版《約翰·克利斯朵夫》1953年9月版書籍紙精裝本，該本印2900部，另有100部字典紙精裝本

文人愛書，傅雷很珍惜這樣的印本，在給兒子的信中也曾叮囑：“新出的巴爾扎克，收到后來信提一筆——這是特印非賣本，勿隨便借出去，搞丟了！”“特印非賣本”這并不是多么難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在計劃經濟中，國營大社怎么會有這種例外，反倒是私營出版社有這種靈活性。還有一層不能忽視，巴金本身就是一個文人，他懂文人的情趣和需要。

“要是沒有這一點骨氣，我們怎么對得起我們的祖宗”

平明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延續當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譯文叢書”的路子，編輯“文學譯林”叢書，意在推出翻譯精品，傅雷是第一批受邀加入的作者，他一直關注平明社的這套叢書。“西禾談及巴金新組一書店（已與文化生活分家），想專出一套最講究的文藝翻譯，由西禾與他二人合編，說是決不馬虎，迄今只收了楊絳一本譯稿，聽說好得很。此外又來問我要稿，也許新譯的巴爾扎克會給他們。此外他們還想不出別人。不知悌芬有意半玩兒半工作的試試嗎？但書店方面頗注重原作的文藝價值要有世界性與永久性。你不妨與他談談，讓他想想自己最喜歡的作品有些什么，可以來信商量。巴金的條件，仍是百分之十五的版稅，他是反對新辦法的。”“《貝姨》那個叢書（叫做文學譯林），巴金與西禾非常重視，迄今只收我跟楊絳二人的。健吾再三要擠入這個叢書（他還是“平明”股東呢），都給他們推三阻四，弄到別種名義的叢書中去了。西禾眼力是有的，可惜他那種畏首畏尾的脾氣，自己搞不出一些東西來。做事也全無魄力，缺少干練，倒是我竭力想推你跟楊必二人。”這兩封信透露出這樣的信息：文學譯林，由巴金和陳西禾合編；第一批稿件中只有楊絳譯《小癩子》（1951年4月初版，印3000冊）和傅雷譯《貝姨》（1951年8月初版，印2500冊），后來陸續增加的是傅譯巴爾扎克諸書以及《約翰·克利斯朵夫》等。傅雷特別強調巴金他們收稿之“嚴”“頗注重原作的文藝價值要有世界性與永久性”。嚴格、標準、眼光，巴金的出版社的這些品格都是傅雷看重的，這也是傅雷與巴金兩個人作為朋友最重要的精神聯系點。兩個人的性格雖然大不相同，但是他們都是認真的人，都是切實做事的人，都是心懷理想的人。

傅雷還是一個熱心人，他鼓勵人譯書，也為平明社這套叢書拉稿。1953年1月給巴金的這封信，就是介紹楊必譯稿的：

巴金先生：

茲另郵掛號寄上楊必譯《剝削世家》，約共四萬余字。除鍾書夫婦代為校閱外，弟亦通篇瀏覽一過，略為改動數字，并已征求譯者本人同意。該書內容與楊絳所譯《小癩子》異曲同工，鄙見將來不妨將該書重版與本書初版同時發行。又譯者希望能早出，因與其本人將來出處有關（詳情容面陳）。好在字數不多，輕而易舉，可否請采臣兄一查平明本年春間出版計劃是否可能早出。

又倘尊意認為《剝削世家》譯文標準夠得上列入“文學譯林”，則排版格式可與巴爾扎克各書一律。紅筆批注均出弟筆，冒昧處乞鑒諒為幸。

正文“小引”請先生細閱一過，若有問題，務請見示，以便修改。勿此祗候

儷綏不一

弟 傅雷拜啟

二十一夜

1953年1月21日傅雷致巴金

楊必（1922—1968）是楊絳的妹妹，在她們家姐妹中行八，后曾在復旦大學外文系任教。傅雷曾請她教過傅聰英文，很賞識她的才華，在傅雷和錢鍾書夫婦的鼓勵下，她開始涉足文學翻譯，信中提到的《剝削世家》是一部小書，她后來還譯過薩克雷的那部大書《名利場》，很受推重。雖說初涉譯壇，楊必的“師傅”卻非同一般：姐夫錢鍾書、姐姐楊絳“代為校閱”，一代譯宗傅雷“通篇瀏覽一過”，《剝削世家》譯文質量大有保證，傅雷給出的判斷是“譯文標準夠得上列入‘文學譯林’”。他甚至用紅筆把排版格式都在原稿上批注出來了，如此推重和為其盡心，令人嘆服。傅雷還向巴金提出一個要求：“又譯者希望能早出，因與其本人將來出處有關（詳情容面陳）。”共和國初立，百廢待興，私營出版社（排字房、印刷所）的排書能力很低。這一點，傅雷在1951年給宋奇的信中談到過，《約翰·克利斯朵夫》篇幅太大，私人出版社資力和能力都有限，他暫時不轉到平明社。我在平明社1952年9月初版、1953年2月再版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一頁還看到一則聲明，也談到工廠繁忙，排印不及：“本書第二冊原定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出版，因排印工廠工作繁忙，致脫期甚久，勞讀者懸望，甚為抱歉。第三第四兩冊決定于本年六月份同時印出，特此預告。”按照傅雷“一手包辦”的說法，我懷疑這則聲明出自他之手。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巴金完全按照傅雷的要求以盡快的速度出書。《剝削世家》，平明社1953年5月初版，印5000冊，也就是說在傅雷把稿子寄給巴金之后三個多月就印出了。該書在當年8月再版，增印3500冊；1954年1月第三版，增印4500冊，總印數達13000冊，看來挺受歡迎。

楊絳在回憶楊必的文章中說：“傅雷曾請楊必教傅聰英文。傅雷鼓勵她翻譯。阿必就寫信請教默存指導她翻一本比較短而容易翻的書，試試筆。默存盡老師之責，為她找了瑪麗亞·埃杰窩斯的一本小說。建議她譯為《剝削世家》。阿必很快譯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譯家的經驗，勸楊必不要翻名家小說，該翻譯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師。默存想到了薩克雷名著的舊譯本不夠理想，建議她重譯，題目改為《名利場》。阿必欣然準備翻譯這部名作，隨即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訂下合同。”楊絳補充的信息是，《剝削世家》《名利場》都是錢鍾書幫忙選定的書目并且確定了書名。傅雷在給宋奇的信中補充的信息是，這書初譯稿，錢鍾書不滿意，楊必重譯了一稿：

信到前一天，阿敏報告，說新華書店還有一本《小癩子》，接信后立刻叫他去買，不料已經賣出了。此書在一九五一年出版后三個月內售罄，迄未再版。最近楊必譯的一本Maria Edgeworth；Castle Rackrent（譯名《剝削世家》是鍾書定的）由我交給平明，性質與《小癩子》相仿，為自敘體小說。分量也只有四萬余字。我已和巴金談妥，此書初版時將《小癩子》重印。屆時必當寄奉。平明初辦時，巴金約西禾合編一個叢書，叫做“文學譯林”條件很嚴。至今只收了楊絳姊妹各一本，余下的是我的巴爾扎克與《約翰·克利斯朵夫》。健吾老早想擠進去（他還是平明股東之一），也被婉拒了。前年我鼓勵你譯書，即為此叢書。楊必譯的《剝削世家》初稿被鍾書夫婦評為不忠實，太自由，故從頭再譯了一遍，又經他們夫婦校閱，最后我又把譯文略為潤色。現在成績不下于《小癩子》。楊必現在由我鼓勵，正動手薩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時看看譯稿，提提意見。楊必文筆很活，但翻譯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點才行。

楊必譯《剝削世家》

楊絳的《小癩子》初版印3000冊，兩年后已經一冊難求了。在傅雷的建議下，平明社重新排版重印，于1953年10月出了重排一版，印4000冊；1954年5月又印重排第二版，增印2000冊。傅雷對楊氏姐妹的譯筆很是推崇，也曾感嘆自己的文字“太死板”，不如楊氏姐妹那么靈活：“這幾日開始看服爾德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強，全靠文章內若有若無的諷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懼，覺得沒能力表達出來。那種風格最好要必姨、錢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實’，不夠俏皮，不夠輕靈。”傅雷曾對楊絳說過“我的稱贊是不容易的”。看來他是真心喜歡楊氏姐妹的譯文。

楊必之外，傅雷還動員宋奇（宋琪）譯書：

只要你認為好就不必問讀者，巴金他們這一個叢書，根本即是以“不問讀者”為原則的。要顧到這點，恐怕Jane Austen的小說也不會有多少讀者。我個人是認為Austen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瑣屑，對國內讀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處。以我們對art的眼光來說，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西禾我這兩天約他談，還想當面與巴金一談。因西禾此人不能負什么責任。

傅雷屢次提到“文學譯林”叢書，乃是他極為欣賞巴金辦出版社這種“不問讀者”的原則，其實是為了文學、出版、文化的積累不計名利的氣魄。朋友有各式各樣，有的朋友，可能不在于世俗生活中來往多少，但是他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我認為傅雷和巴金的友情就屬于這一類。

遺憾的是，平明出版社只在出版史上存留了短短的五六年，傅雷在給兒子的信中也提到了它的結束，雖未置一詞，但我隱約能讀出幾分惋惜：“平明出版社年底歸并公家，與‘新文藝’合。我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與《嘉爾曼》則移交‘人文’，樓伯伯來信，說錢伯母，必姨的兩本小書也要向平明討過去。”

俱往矣，距離此信六十年后的2014年，在傅雷夫婦忌日（9月3日）的前一夜，外面下著大雨，我在武康路巴金故居中整理資料，突然發現一個印著黑字的信封，打開看，里面是“舉行傅雷先生骨灰安放儀式通告”，里面，還夾了一張代辦花圈的通知。通告的內容簡單，又冰冷：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二屆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上海市第一屆委員會委員、著名法國文學翻譯家傅雷先生受林彪、“四人幫”左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路線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逝世。現定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半在漕溪路210號上海龍華革命公墓大廳舉行傅雷先生骨灰安放儀式，予以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特此通告。

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

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

幾十年過去，這張冰冷又沉重的通知在那一刻出現，仿佛是天意？在我的書房中，有一尊青年雕塑家高曠寓送給我的傅雷雕像，傅雷圍著圍巾，手執一卷書，身材頎長，飄逸，我想到人們對他的評價“孤傲如云間鶴”。我也想起1987年巴金寫給蘇叔陽的一封信，是回答蘇叔陽關于老舍之死提問的，由老舍，巴金談到傅雷：

關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殺抗爭，也就是您舉出的第三種說法，不過這抗爭只是消極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為”(這里沒有勇敢的問題)，但在當時卻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這是受過“士可殺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傅雷同志也有這樣的表現，我佩服他們。

我們常說“炎黃子孫”，我不能不想到老舍、傅雷諸位，我今天還感謝他們，要是沒有這一點骨氣，我們怎么對得起我們的祖宗？

傅雷像（高曠寓 塑）

巴金把他們看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欽佩他們“有骨氣”，表示他們是不能被遺忘的“炎黃子孫”。是啊，“要是沒有這一點骨氣，我們怎么對得起我們的祖宗？”畢竟是知識分子，不能沒有自己的精神傳統。

（圖文轉載自“傳記文學”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