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中杰：邂逅李澤厚
2021年11月2日，哲學家李澤厚逝世，但他的作品并沒有過時。李澤厚的文章不以資料性和系統性見長，但善于抓住要點，提出一些引發思考的問題，從而帶動全盤，現實性強，啟發性大。
從網上得知李澤厚在美國科羅拉多家中逝世，本來，一個九十一歲老人告別人世，應該算是喜喪的了，但對于李澤厚的逝世，我總感到非常婉惜，因為還想再讀到他的具有創新精神和思想深度的新作。
我與李澤厚算不上朋友，只是偶爾相遇相識而已，平時并無聯系。但看到他逝世的消息，那短暫的接觸，卻不斷地浮現在腦際，覺得還是應該記載下來，算是一個小小的紀念。
在我讀大學的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國內有三位青年學者和批評家很受社會關注，李澤厚是其中之一。他因學術研究而引人注意，開初是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發表文章較早，這些文章在他大學畢業后結集為一本專著《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不過這本書并沒有受到讀書界的廣泛關注。他的引人注目，是在美學大討論之中。
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發展方針。中宣部為了貫徹雙百方針，就組織了兩次學術大討論：理科是遺傳學問題討論，文科是美學問題討論。美學問題討論得很熱烈，持續時間也很久，吸引了許多讀者。爭論集中在美的本質問題上，大致可以分為四派：一派認為美在主觀，一派認為美在客觀，還有一派認為美是主客觀的統一，李澤厚則自樹一派，強調美的客觀性和社會實踐性。其他幾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學界老將，而李澤厚則是初出茅廬的小人物，卻說得很有道理，吸引了許多讀者。后來由于形勢的變化，美學討論就不了了之。李澤厚的研究方向也轉向西方哲學，寫了一本《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
1977年后國內學術活動恢復，1978年10月中旬，安徽大學和安徽勞動大學發起組織黃山魯迅學術討論會，規模很大。我們復旦大學中文系也收到一張請柬，由現代文學教研室一位老師去參加。我的編制則是在文藝理論教研室，但因為我發表過一些魯研文章，又有一本《論魯迅的小說創作》即將出版，算是獲得魯研界的認可，幾位朋友建議會議秘書組另給我發了一張請柬。我趕緊趕去，會議已經開始幾天了，但李澤厚比我來得更遲。他是在蕪湖開西方哲學史討論會，聽說山上在開魯迅研討會，那邊會議還沒有結束，就跑了上來，同行的還有一位哲學所的同事張琢。李澤厚寫過魯研文章，他當然有資格參加會議，會議主持者把他安置在我們的住宿區。
這種宿舍區，沒有單獨的衛生間，只在樓面上設有公用廁所和盥洗室，大家公用。正因為有這樣的住宿條件，我和李澤厚在盥洗室里時常碰面，不知不覺間就熟悉起來。他知道我來自復旦，就與我談起他當年畢業分配的往事。他說，他在北大畢業后，原想到復旦來教書，拿到分配通知，很高興地前來報到，并在復旦招待所住了幾天，誰知卻因為肺病并未痊愈，被復旦人事處退了回去，只好另行分配到科學院學部哲學所。我說，這事對復旦是一個損失，但對你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哲學所老專家多，整體水平也高。李澤厚說，的確曾經有幾位老先生要收他做研究生，但他獨立性強，喜歡走自己的路，所以誰也不跟，自己搞研究。接著，他問我有沒有指導老師？我說，我是主張轉益多師的，老師們的長處我都想學，但不想跟定一個老師，以免被束縛在一個門墻之下。他覺得我的主張與他相同，慢慢就接近起來。
大概他已在報紙廣告上看到我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書的訊息，估計我會認識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就說要拜托我辦一件事：他將過去的美學論文收集為一本《美學論集》，交給上海文藝出版社，已經很久了，至今還沒有出來，要我回上海后幫他去催一催。我答應下來，并且照辦了。但這本書的出版，與我的催促是否有關，那就不知道了，因為出版社自有他們的操作規程，未必會因我的催促而加快。在我，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已。又有一次，我問他：你美學研究搞得好好的，后來為什么突然轉向去搞康德哲學了？他說：對于西方哲學，我們一向比較重視黑格爾，因為列寧說這是馬克思主義三大來源之一，但我覺得在西方近代哲學中，康德哲學似乎更重要一些，所以就研究康德。我說你能堅持研究，也很不容易。
會議結束后，是游山，大家自由組合，互相照顧。我們四個人結合成一組：李澤厚、張琢、我和安徽大學的方銘。因為時間已是深秋，而且剛下過一場雨，樹上都結著細冰，晶瑩透剔，倒是別有一番景致。但路上也是冰，就很難走了，路邊又沒有欄桿，一滑下去，就粉身碎骨。我們只好一路注意腳下，不敢太放松。斷斷續續地談了些什么，現在也記不清了。只記得走到天都峰腳下時，李澤厚興致勃發，說要登峰，我們幾個人也準備陪他上去，但被另一組正在準備登峰的青年人所勸阻。他們說，爬天都峰本來就極危險，今天雨后結冰路滑，就更危險了，我們年輕力壯，還沒有把握是否爬得上去，你們幾位還是留著老命，回家多寫些文章吧！李澤厚聽從勸告，只好放棄。這樣，我們就直奔光明頂。好容易爬到山頂，卻是床鋪嚴重不足，講師助教群體中，一張單人床要睡兩個人。我爬了一天的山，感到很累，而且方銘與我原是復旦老同學，關系較好，就決定兩人將就擠一晚。李澤厚與張琢卻決定一起下山，而且說走就走，可見他當年身體很好，至少比我要強壯得多。
幾年之后，我們又有一次相見。那是他到上海出差，住在復旦招待所里。蔣孔陽先生請他吃中飯，叫我作陪。飯席上只是閑談，并沒有討論什么學術問題。只記得蔣先生說李澤厚的著作很受青年人的歡迎，希望他能多寫。下午是請李澤厚為復旦學生演講，地點在老教學樓三樓靠東面的一間大教室里，擠滿了人。那時，蔣先生的身體已經不大好，支持不了全場，故事先與李澤厚說好，他只能主持上半場，下半場由我主持。演講結束之后，本應由我招待客人吃飯并送他回招待所的，但是哲學系一批研究生一擁而上，將李澤厚裹挾而去，我連與他道別的機會都沒有，也就只好由他去了。
此后，李澤厚的名氣愈來愈大，而我卻有點怕見名人，所以就沒有再與他見面。但仍關心他的動向，繼續拜讀他的新作。李澤厚的文章不以資料性和系統性見長，但善于抓住要點，提出一些引發思考的問題，從而帶動全盤，現實性很強，啟發性很大。他研究中國思想史，從近代開始，又寫到古代和現代，形成一個系列，而與別家思想史不同的是，他不作平面的鋪敘，只作重點的論述，所以稱為“史論”，是恰如其分的。但是，他提出的一些問題，卻能帶動全盤。比如，他提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命題，就引發了人們對整個現代思想史的思考，這就是他作品的價值所在。他的美學論著，也是這樣。有人出于常規識見，建議他應寫一本系統性的美學著作，來建立他的美學體系，但他始終沒有寫。后來寫過《華夏美學》和《美學四講》，也還不是教科書式的系統性著作。即使他那本流傳最廣、系統性最強的《美的歷程》，也是以點帶面的作品。試想，一本十五萬字的著作，論述上下五千年的美學歷史，涉及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怎么可能全面得起來？當然只能是綱領性的著作。但他卻把我國美學歷史的發展線索理出來了，而且提出許多創見，比如，他把人的覺醒看作美的發現的主要依據，所以對魏晉玄學和明清市民文藝都有較高的評價。正是這許多新穎的觀點，才使得這本書一紙風行，成為青年學子喜愛的讀物。
李澤厚已經逝去，但他的作品并沒有過時，仍舊值得我們認真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