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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重讀《原野》:作為邏輯起點的女性突圍
      來源:中國藝術報 | 趙依  2022年01月17日08:57

      原標題:曹禺《原野》再詮釋:作為邏輯起點的女性突圍

      回顧《原野》80余年演出史,呈現出兩種接受模式:一是凸顯劇作的現實題材主題特征,為觀眾提供生活借鑒和現實指引;二是誠如曹禺先生在劇本附記中關于表現主義的自白,具體的、創造性的舞臺呈現,成為排演《原野》的難點和評判要素——二者共同形成《原野》常演常新的藝術生命力和變動不居的美學接受歷程。日前,北京人藝再度排演《原野》,以青年班底詮釋經典劇作的新意蘊,獲得觀眾的廣泛好評。

      主題·策略

      《原野》作為曹禺先生唯一一部描寫中國農村題材的劇作,創作風格不同于《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其他代表作,家族的復雜故事依托于復仇主題,角色人物的情感、境況與命運在線性的復仇行動中逐一顯形,洞見人性的漸次飄零與文明拐角處的哀愁。新排版《原野》啟用全新陣容,青年導演閆銳,青年演員金漢、張可盈、付瑤、雷佳等,在力求遵循原作的基礎上,為強化角色人物的體驗效果和真實性格,省略了劇本中節奏相對緩慢和內在化的淺吟低唱,并在前兩幕征用最后“三幕五景”的表現主義方法,對曹禺先生直言的“演出比較難”“角色便難找”“每景變換應以十二秒鐘為準,不然會丟了連續失了情調”等顧慮做了創新性的嘗試與回應。

      關于鄉土社會的人性桎梏及封建家庭的壓迫摧殘,新排版《原野》以超越劇作創作的時代性為策略,在對主題的理解層面呈現出更加風格化和具體化的拆解,不僅呈現故事性,也強調現代戲劇的藝術張力,與觀眾情感的深度共振,折射出當下文化生活的豐富性與多元性。宛若月球表面的粗糲舞臺、荒蕪原野中提著燈籠的高大人偶歌隊、前區設置的三人樂隊,以場景、聲音、氛圍、節奏參與敘事,同時承擔戲劇環境和人物心理景觀的直接塑造與戲劇轉場、表意等職能。

      對女性問題的關切成為新排版《原野》的矚目標識。演出開場,仇虎和白傻子的登場被有意地加快了節奏,對原劇本中圍繞鐵鐐刻畫的諸多細節進行了有效刪減,從而使金子和焦母提前登場。在處理仇虎與焦大星的對峙時,不似劇作中的大段對話和心理博弈,演出采用黑色幕布中的劇中劇表現形式,直接向觀眾視覺性地飛快展示仇家的多年不幸,以使金子通過迅捷的復登場來激化戲劇矛盾。

      演出中,“夫權”的文化語境被進一步淡化,不僅是金子對焦大星,金子與仇虎的情感糾葛也被納入其中。與其說是經由仇虎的出現激活了金子的女性身份確認,倒不如說是金子和焦母的女性困境成了復仇故事得以成立的邏輯起點——無論是當時的鄉村還是城市,無論是否識文斷字,無論性格如何——女性自我價值的實現總是艱難的,因此金子向往的“黃金子鋪地的地方”,作為虛幻的烏托邦理想,亦成了金子接納仇虎的根源,使仇虎憑借金子理想主義的燃情,以愛情之名登堂入室。

      女性·理想

      必須在此提出,角色情境里的真聽、真看、真感覺,青年演員們的表現可圈可點,與角色人物在年齡上的相仿,為實現青年演員從自我出發、構建角色的表演精髓創造了便利。他們像人物角色一樣融入劇本,彰顯體驗藝術的張力;從生活出發,研究人物心理,準確完成角色形象的塑造,使金子成為金子,焦母成為焦母,仇虎成為仇虎,絲毫不見表演技法上的刻意。

      焦氏的寡母形象和眼盲特點,從開場時焦母一邊辱罵金子一邊登場便基本明了,她的動作主要體現在受話、旁聽與竊聽等行動中。金子的形體動作與焦母相對應,往往是金子嘴上說著假話,動作指向內心的真實,因此金子在形體上的展示充實了觀眾理解角色形象的維度,而焦母與金子對彼此在形體表現力上的制約,作為兩人語言爭執之外的重要環節,引領著整部話劇的走向。作為金子的婆婆,焦母是純粹的惡,但若追究惡產生的原因,也不難發現焦母同時也是受害者,是可憐的受困于封建家庭的女性;作為媳婦的金子,軟弱的丈夫加劇了她的可憐和孤苦,但她同時也是勇敢的抗爭者,一旦有了理想便奔赴理想,是嶄新的女性形象。

      文藝實踐勾連生活情景,女性的成長與女性的向往,觀照出人的生長性和《原野》背景中農民的人格成長。生產勞動、日常生活、婚喪嫁娶中的女性境況,折射出男性的社會權力與價值選擇。仇虎選擇以惡制惡、一報還一報的直接復仇,最終導致良心與精神的潰敗,而他得以通過金子進入焦家,究竟是出于利用的動機還是情感的邏輯,與仇虎的結局一樣,只能迷失于黑色森林之中。焦大星的悲劇,乍看之下是由于家庭關系中的兩難所致,在母親與妻子間左支右絀,游離與逃避所呈現的對依附性的投機,昭示了人的異化和毀滅。仇虎與焦大星,看似一強一弱,角色形象卻矮于同處于自我困境中的女性。

      人的覺醒,尤其是精神覺醒,正是文藝燭照現實的理想主義氣象。新排版《原野》將曹禺先生劇作中的現實題材特征和表現主義手法進行了融合鍛造,略去了第三幕中部分表現主義的換景,從而使仇虎的癲狂退居其次,并借著金子的清醒,迎來角色人物各自的歸宿。仿佛一記重錘,白傻子在最后一幕跳下舞臺,前區的大鼓長響,連接、提請著觀眾注目:這里所有人,只有金子能夠離開原野,去往“黃金子鋪地的地方”……文藝作品中的角色人物,從來都不是概念或抽象符號,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個體的人、具體的人,這既是他們打動觀眾的奧秘,也是現實題材文藝作品的藝術生命力所在和最終歸宿。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