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與注音字母：從《乘雁集》中的知堂印章說開來
2021年一揭開序幕，網易公司就憑借高品質的終端設備，推出了一款逼真的立體幻想世界的手游《天諭》。其中游戲種族汐族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精靈語”，引發一眾好奇的玩家去破譯。而眼尖的臺灣地區網友則發現，那套“精靈語”不過是他們日常使用的注音符號！不禁笑道：“真沒想到我從小就會精靈語啊！”“原來我是精靈我都不知道！”
這套大陸已經廢止卻在臺灣沿用的注音符號，是日本戰敗后由魏建功等語言學家帶到臺灣的。為了能讓光復后的臺灣同胞在短時間內迅速“說國語、通國文、懂國史”（陳儀語），陳儀聘請魏建功擔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語言光復運動。魏建功于1946年1月抵達臺北后，立即展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籌備工作，所制定的臺灣省國語運動綱領第五條強調“利用注音符號，溝通各族意志容貫中華文化”。接下來，魏建功編寫《國音標準匯編》，創辦《國語周刊》，設立“國語示范推行所”，回北平招聘“國語推行員”，籌辦《國語日報》。在1948年10月魏建功返回北京大學后，國語運動基本上延續了他的方針，注音符號也在臺灣扎了根。
說到我國注音符號的歷史，它肇始于清末的1892年。音韻學家痛感我國文字難寫難記難學，自那一年起，發起了一場漢語發音教育革命，史稱“切音字運動”，福建有盧戇章、蔡錫勇，廣東有王炳耀，直隸有王照，浙江有勞乃宣，各各風行一時。其后民國成立，教育部針對各地所創拼音不一致、各地方言紛歧龐雜的現狀，成立了“讀音統一會”，除了延聘音韻學家為會員外，每省各派代表兩名，蒙、藏、華僑各派代表一名，總計八十余新人共同研討。遲至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雜志重新發起廢除漢文漢語的討論，借著強勁的新文化運動之風，是年11月，教育部才將經年商討最終制定的三十九個注音字母公布出來；次年注音字母增加到了四十個。傅斯年、錢玄同、魏建功等漢字改革派向保存國粹派發起猛攻，一步步推進拼音文字運動。到了1930年4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八十八次常務會議決議，改稱“注音字母”為“注音符號”。放棄“文字”的立場，而將其改稱為“符號”，這在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上被視為是革命失敗和政治妥協的產物，因為這種符號是“介乎拼音文字和漢字改良之間的半新不舊的東西，成為漢字的附庸”（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時代書報出版社，1948年，89頁），其中的讓步，被視為是與政治上的妥協所形成的共振。
《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倪海曙著
在現代國語運動史上，如果說錢玄同是悍將，魏建功則稱自己是追隨這位悍將的“小卒”。在老師錢玄同創辦的《國語周刊》上，刊載有多篇魏建功呼吁廢除方塊字的文章，他說“常望我們的刊物能做到滿紙不見一個‘方塊字’”，甚至將廢除方塊字的意義與民族解放直接相關聯。魏建功痛恨“迷戀骸骨”的守舊派，指責他們生性殘毒，想要吃掉中國有望的青年。他號召人人都做孫行者，全力守護現代國語這個“師父”，以搭救下界一切可憐眾生。
1927年，受北京大學張鳳舉、沈尹默舉薦，魏建功赴朝鮮帝大法文學部擔任華語教師。作為朝鮮講授現代國語的第一人，他改變了朝鮮人學習漢語舊法，借助注音字母講授音韻，對每個注音字母的發音方式都有明確的講解，甚至會使用“開口呼”“合口呼”等專業性很強的漢語音韻名詞。漆永祥在他的《魏建功先生朝鮮授課事略》一文中提供了魏建功留下的備課草稿，可見他推廣注音字母的堅定信念。1928年12月，魏參加“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工作，并被選為該會常委。
魏建功留下的備課草稿（漆永祥《魏建功先生朝鮮授課事略》）
魏建功推廣注音字母最奇特的創造性行為，是將注音字母刻入印章，以為推廣鼓吹。在《國語周刊》（1931）第九期上，刊有一則《介紹天行山鬼代刻注音符號印章》的啟事，其中規定：“一，不收酬”；“二，限刻注音姓名。一人一石；壞石頭和其他質料不刻”；“三，注音用標準國語；欲注方言者自己開寫，經刻者同意方為代刻。”他還在《國語周刊》上刊載注音符號印章的猜謎活動，猜中者贈印章一枚。在《國語周刊》第十八期（1932年1月16日）上“請猜一猜”活動中，刊載有如下幾枚印章：
《國語周刊》還特意說明：
本刊為使人們知道注音符號不但是普及教育的利器，而且在藝術上亦有其相當價值起見，特把這五顆圖章制版印出；但為引起讀者興趣計，暫不譯出漢字。請認識注音符號諸公猜上一猜。第一名猜對了的，由本刊贈給天行山鬼所刻注音符號圖章一塊；第二名以下，也將芳名在本刊宣布。……（注意：其中有一個帶漢字的。）
到了第二十期（1932年1月30日），《國語周刊》揭曉答案：
（上左）周作人（帶漢字）
（上中）新國文社
（上右）黎錦熙
（下左）白滌洲
（下右）疑古玄同
接下來，在宣傳現代國語的陣地《國語周刊》上，魏建功所刻印章的注音符號猜謎活動持續進行，讀者也異常踴躍，以致魏建功應接不暇。于是《國語周刊》第二十九期（1932年4月9日）再登啟事：
競猜注音符號印章，本刊已舉行兩次，蒙讀者熱心贊助，踴躍投函，本刊深覺榮幸。不過近來天行山鬼的顧客太多了，本刊不好意思再為獎品麻煩他，所以以后發表注音符號印章，不再舉行競猜。但仍將印文漢字在下一期發表，諸位有興趣猜的，仍可自家隨便猜猜。
話說前面提及的“周作人”那枚白文名章，就是周作人曾在他1929年7月1日的日記里記載的那枚“收建功所刻漢字及注音字母合璧印章”。右側為“周作人”三個漢字，左側乃“周作人”的注音字母“ㄓㄡㄗㄨㄛ ㄖㄣ”。周氏很是愛用，有時用它作藏書章。周運在考察周作人藏書聚散之經緯時，曾在他的《乘雁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一書后附有這枚印章。可惜周運以為那注音字母是漢字，誤將印文標注為“周作人寺（持）道”。
《乘雁集》，周運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魏1919至1925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聽過周作人的課，后留校任教，與周作人往還密切。據我統計，魏曾經為周作人刻印十二枚。所刻注音字母印，除了上面這枚，還有一枚：
1964年9月6日，周氏在致鮑耀明的信中，解釋印譜中的一方印時，其中第三條說：
上格朱文注音字母“周”（ㄓㄡ）字，下格右為“作人”（ㄗ ㄨ ㄛ ㄖㄣ），左則“啟明”（ㄑㄧ ㄇ一ㄣ）。（《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 1960-1965》，351頁）
雖然為鮑耀明作了如此詳細的說明，周作人卻沒有提及所刻者為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11月魏建功南下，周氏留平。1942年，有感于周氏事偽，魏建功撰《對周作人〈謝本師〉的果有其人》一文，宣布與周作人脫離師生關系。此后二人隔如參商。
周作人自狂飆突進的時代起，就關心語言學和國語的現代化問題，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此類議題仍常常出現在他的筆下。而魏建功的一生，則未曾間斷過國語現代化事業。盡管注音符號完全消亡于我們的生活世界，透過改造文字和語言來改造觀念，并且將國語的推行與現代國家治理邊界的討論相鏈接，魏建功等語言學家付出的努力不應被忘記，因為國語的現代化還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