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經典不僅折射著我們的過去，同時也制約著我們的今天，而且昭示著我們的未來。因此，文學經典問題，就不單純是一個選擇什么樣的文學文本，推廣什么樣的必讀書目，吸取什么樣的文學經驗的問題了；而是一個關乎到國家和民眾的精神文化生態與建設的問題了。
任何一種文藝思想都是時代的產物,習近平文藝思想也是如此。習近平文藝思想是中華民族走向全面復興時代的文藝理論，是發展和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進程中的文藝理論，是在新歷史條件下對毛澤東文藝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重大發展。
當時代已經并且仍然要發生一系列根本性變革的時刻，文學應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為這個時代的發展進步譜寫出動人的旋律，昭示我們將要擁有的美好未來。
目前的文藝領域與文化現狀，雖然不無豐繁，也趨于多樣，但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卻一直是難以改變的現象。換句話說，也就是繁而不榮，多而不精。要改變這種狀況，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下很大功夫，花很大氣力。應該說，這不只是文藝的領導與管理部門的事情，而是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共同面對和一起應對的，甚至是社會的方方面面需要通力協作的系統工程。
把文學更好融入中國夢的偉大實踐，融入“兩聚一高”的奮斗進程。積極開展文化惠民活動，讓人民共享文學發展的成果。
文藝作品具有思想性，這本是文藝理論的常識。我國古代就有“詩言志”和“文以載道”的說法。近代俄國文藝理論家普列哈諾夫也指出，“藝術不但表現情感，它還表現思想。”但由于西方出現了文藝創作的“非理性”說,認為文藝只是“情感的形式”，創作只是感性的產物，有如“白日做夢”一樣；有些后現代主義的理論家更認為現實生活就是平面的，乃至碎片化的，不存在什么“本質”，藝術創作就如玩游戲，可以隨意拼貼，無需理性思想的參與。這樣一來，文藝的思想性便受到嚴重的質疑。這些觀點實際上已影響到近幾十年來我國的某些文藝創作……
書寫時代精神與體現文化傳承，一直是習近平總書記思考文藝問題時兩個不可分割的向度。在2014年10月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文藝創作不僅要有當代生活的底蘊，而且要有文化傳統的血脈”。在2016年11月召開的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時，習近平總書記又十分辨證地把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代文藝創新問題聯系起來，強調優秀傳統文化是文藝創新的重要資源，要求文藝工作者“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中國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優秀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激活其內在的強大生命力……
自信，是人在變革現實、締建未來、創造世界、成就事業過程中對自我價值、自我作用和自我能動性與創造力的一種肯定性評判與認知，并以此作為精神酵素而所形成的進取意識和創新能力。由于形成自信的精神酵素主要集中在思想觀念、心理意識之中，而所有這一切又都出于文化范疇并深受文化的浸潤和馭動。所以，文化自信也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并從變革現實的實踐中自覺地不斷地凝聚和升華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觀看我們今天的文藝創作，作品的數量不可謂不豐富不繁榮、隊伍不可謂不壯大不發展、景象不可謂不時時更新，但總是讓人在目不暇接的時候心中又感覺缺少了什么。文藝就應該是我們今天的這個樣子嗎？這是我們理想的文藝嗎？在這些問題面前，我們無法自信滿滿，甚至會若有所失。其實，一個共識是，這個時代文藝創作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浮躁。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多樣與繁榮，一方面是喧囂之下的憂患日深……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給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四點希望，第一點就是：“希望大家堅定文化自信，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創作出具有鮮明民族特點和個性的優秀作品，要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并進一步明確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善于從中華文化寶庫中萃取精華、汲取能量，保持對自身文化理想、文化價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對自身文化生命力、創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激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斷前行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