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經典問題”的討論，二十余年來歷久不衰，成為學界乃至全社會的一個“熱點”。一面是，重讀、改編、戲仿、重建文學經典，一面是質疑、冷落、疏離、顛覆文學經典，在這一“熱”一“冷”兩極文化現象中，反映出一個民族在歷史轉型期，精神價值的紊亂和重建精神大廈的努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其中必然含有雋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蕩的氣。經典通過主題內蘊、人物塑造、情感建構、意境營造、語言修辭等，容納了深刻流動的心靈世界和鮮活豐滿的本真生命，包含了歷史、文化、人性的內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創造力，因此才能成為不會過時的作品。”他闡釋了文學經典應該具有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提出了再造新的經典的時代使命。關于經典問題的討論還需要繼續深入下去，關于經典規律和經驗的承傳與創新還在路上。

文學經典的“熱”與“冷”

文學經典不僅折射著我們的過去，同時也制約著我們的今天，而且昭示著我們的未來。因此，文學經典問題，就不單純是一個選擇什么樣的文學文本，推廣什么樣的必讀書目，吸取什么樣的文學經驗的問題了；而是一個關乎到國家和民眾的精神文化生態與建設的問題了。

什么是“經典”？過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問題，只要高層欽定、精英選就、歷史載入，就是經典，毋庸置疑。東漢班固《漢書》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唐劉知幾《史通》曰：“自圣賢述作，是曰經典。”南朝劉勰 《文心雕龍》曰：“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這就是說，從古到今，各個領域中那些權威的、典范性的著作，便是經典。特別是那些圣賢著述的具有原創性、奠基性的著作，更被稱為“經”。經典自然包括多個學科領域，譬如政治的、哲學的、歷史的、宗教的等等。但更主要的是文學經典。因為它更真實、鮮活、深刻地表現了漫長的歷史和其中的人事，更集中、強烈、藝術地表現了一個時代的生活風貌和精神世界。譬如《詩經》《史記》以及“四大名著”等等。經典的作用是無形而巨大的，它的受眾是廣大的。因此一說經典，人們就覺得是指文學經典，關于經典的討論也主要發生在文學學科。現在，經過20余年的經典問題探討，人們對文學經典有了更全面、細致的認知。

文學經典是從歷史流傳下來的海量作品中，通過比較、選擇、接受而逐漸確立的。因此具有權威性、典范性。但文學經典又是一塊不斷被動搖、被改寫的文化“版圖”。因為有些文學經典的確立，并不單純是由它的藝術質量決定的，而是在政治權力的“操控”下，或是文化思潮的助推下形成的。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不勝枚舉。同時，文學經典又是一柄“雙刃劍”，在它認定某些和某種作品的時候，必然壓抑、遮蔽了另外一些和一種作品，形成了文學領域的單調、封閉、獨霸格局。因此，當政治權力發生變動，文化思潮出現轉向的時候，也正是文學經典解構和重構的時刻。

與文學經典研究“熱潮”相對應和伴隨的，卻是文學經典自身的“冷清”狀態。

當下的社會轉型，絕不僅僅是政治、經濟的轉型，更是文化、精神的轉型。文化形態已經“三分天下”，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處于分化和對峙狀態。而中西文化在幾十年的博弈和膠著中，人們更多汲取了其中的負面的因素，譬如實用主義、現世思想、等級觀念，譬如功利主義、自我中心、無情競爭等等，形成一種多元混雜的文化思潮。而這些思潮的實質是“反精英化”、“反經典化”的。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則恰恰體現的是人類文化光明、崇高的一面，譬如對真善美的肯定，對民主、自由、科學的追求等等。在一個思想混亂、價值失衡的時代，代表精英文化高度的文學經典，自然會受到質疑、冷落乃至揚棄。盡管出版了浩如煙海的文學經典作品，但真正靜心閱讀、研究經典的人并不多；盡管權力機構用強制方法把經典推進了中小學課堂，但在應試教育高壓下的孩子們距離經典世界是越來越遠！文學經典已經喪失了它的權威性、典范性和現實性。更讓人憂慮的是，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文學經典被濫用而變成了各種各樣的消費對象。中國古典小說《西游記》，可以改編成“大話文藝”式的小說、電視劇；現代文學經典《孔乙己》《一件小事》《背景》等，也可以戲擬成搞笑故事。文學經典表面看很熱鬧、很好玩，但骨子里很無奈、很落寞。

學院派式的文學經典研究，注重的是對既往作品的重讀、經典化過程的探索等等，卻忽視了對文學經典藝術規律、寫作經驗的發掘，特別是文學經典對當下創作以及文學發展的影響的研究。可以說這種研究是向后的、歸納式的，而不是向前的、預測式的。文學經典自身的“冷清”，一方面是它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性、神秘感，被人們所懷疑、所冷淡；另一方面是它失去了典范性、效仿性，被作家特別是年輕的作家們所疏離、所鄙薄。而年輕作家對文學經典的冷淡，更折射出文學經典自身的局限以及它的生存危機。源遠流長的文學經典，蘊含著豐富而珍貴的藝術規律和創作經驗，它是無數優秀作家窮其一生總結出來的。一部文學史，就是后人不斷地承傳和發展前人的規律和經驗，艱難而有序地譜寫出來的。而當下的“去精英化”、“去經典化”文化思潮，在對文學經典“祛魅”的同時，也把真正的經典以及藝術規律給顛覆了。個別年輕的作家熱衷快餐文化、網絡文學，匱乏經典文學的修養和嚴肅文學的寫作訓練，按照自己的生活和情緒去寫作，雖然也表現了他們的才華和個性，但總體上看是一種無根的寫作。這種疏離傳統、另起爐灶式的文學，是沒有生命力和發展前途的。正是從這些原因出發，評論家孟繁華認為：“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縮和文化信念的喪失，才是當代小說缺乏力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偉大的小說’或‘經典文學’已經成為過去”，“21世紀是一個沒有文學經典的世紀”。（孟繁華：《新世紀：文學經典的終結》，《文藝爭鳴》2005年第5期）

經典藝術規律歷久不衰

文學經典的藝術規律和創作經驗，可謂博大精深。它包括現代的、古代的，中國的、外國的，所有文學經典的規律和寫法。文學發展的難度就在于，后人需要了解和繼承前人的傳統和經驗，并從當下時代需要出發，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學來。文學歷史上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都產生過眾多的優秀作品以至經典作品，其中蘊含了許多珍貴的藝術規律和表現方法，需要后人整理和借鑒。當然，作為一個作家他不可能全面熟悉并全盤繼承經典文學，但熟悉、采納越多，作家的功底就越豐厚，才越有可能博采眾長，創造新我，這也是不言而喻的。那種疏離經典，企圖獨辟蹊徑式的寫作，注定是曇花一現的。文學經典的藝術規律和經驗，同樣是豐富而復雜的，既有屬于外部的，也有屬于內部的，既有核心的、也有從屬的。一個作家在研習和承傳中，需要弄清主次、輕重，抓綱張目、悟道得技，才能真正掌握文學經典的精髓和精華。譬如小說文體，在所有的文學文體中，無疑是一種“重器”，它的藝術規律和表現方法，也顯得格外豐富、多樣、成熟，在表現社會人生方面具有更多的優勢，因此被盧卡契稱為：“這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盡管文學經典的規律和方法，是豐饒多姿、變幻無窮的，但它的基本規律和方法，卻是相對穩定、歷久不衰的，支撐著既古老又年輕的小說文體不斷生長和前行。小說文體自然需要變革、創新，但卻必須是在不動搖它的基本規律的前提下進行。譬如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主題意蘊、表現模式、敘事方式和敘事語言等等。這是小說內部的重要元素，在構建這些要素和創造小說世界的過程中，形成了基本的藝術規律和經驗。

文學特別是小說需要具有深廣的思想意蘊，凡是文學經典無不有著新穎、豐厚的思想內涵。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文學“去精英化”、“去經典化”思潮的影響下，倡導小說的“無主題”、“小主題”，一談主題思想，似乎就是“教條”、極“左”，導致了小說思想探索的弱化。小說需要思想，這是無須懷疑的藝術規律，也是被文學經典證明了的普遍真理。王蒙講“文學是對生活的發現”，米蘭·昆德拉說小說家是“存在的勘探者”，都說的是小說的思想探索。現實主義小說，需要對當下的社會人生作出宏觀精深的思考和批判。現代派后現代派小說，同樣需要對大千世界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作出尖銳深邃的洞察和反思。有作家認為，現代派后現代派小說追求的是“無深度”、“玩技巧”，這其實是一種誤讀。時下一些小說所以顯得平庸淺薄而無人問津，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新穎而深刻的思想內涵。

小說創作要努力塑造獨特而深刻的人物形象，檢視從古到今的經典小說，都是創造了戛戛獨造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形象，才彪炳史冊的。這是文學經典的一條核心規律。但近20年來，小說創作忽視和淡化人物形象，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和“頑癥”，這是對文學經典規律的一種致命背離。在當下的小說中，不能說沒有人物形象，只是出色的、成功的人物形象很少。我們常常看到的人物形象有兩種：一種是形象模糊、沒有根底的意象式人物，一種是性格簡單、理念填充的理性化人物。而那種性格化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越來越少。不能說我們的作家不愿意去刻畫人物，而是我們的“人物觀”發生了變化。一些作家以為人物在小說中已不那么重要，好的故事、好的語言同樣可以支撐一篇小說。同時還因為，不少作家已不了解、不熟悉多種人物，也不愿意下大功夫走進更廣大的社會和人群。心中沒有幾個模特，創作時自然寫不出鮮活、多樣的人物形象。其實小說文體并不要求都寫成一種類型的人物，任何一種類型的人物都有自身的價值，乃至可以成為典型形象。歸納和提煉現實主義與現代派的創作實踐，理論家們把小說人物分成多種類型，至少有五六種之多。譬如意象型人物，理念型人物，心理型人物，象征型人物，這幾種人物都帶有較多現代色彩，更容易被年輕作家接受。譬如類型型人物，性格型人物，典型型人物，這幾種人物則富有更多現實特征，尤為中老年作家青睞。要重振當下的小說創作，作家們一定要真正重視起人物形象來，潛心學習文學經典塑造人物的經驗，進而寫出更多樣、更堅實的人物形象來。

在漫長的小說演變和發展中，小說的藝術表現模式越來越多樣、成熟，越是經典小說，它的表現模式越獨特，運用也越純熟。當代作家在藝術上要有所建樹，就要領悟和借鑒前代作家的表現模式，并力求開拓出一種新的模式來。所謂藝術模式，就是小說的基本樣態，即作家以哪種小說元素為主干，營構成一種什么樣的小說模型，來體現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審美。其實小說的藝術模式并不是很多，譬如故事型小說、人物型小說、意境型小說、心理型小說，還有荒誕、象征、幽默等一些現代表現模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新時期文學，小說藝術模式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但到九十年代后的多元化文學時期，小說藝術模式出現了萎縮凋零狀態，不僅沒有產生新的表現模式，原有的表現模式也只剩了故事型、人物型、心理型等數種。這不能不說是小說藝術的一種倒退，這種態勢亟待改變。

小說的藝術形式和敘事語言，同樣是文學經典格外關注的一個方面，并形成了豐富的創作經驗。中國當代的小說理論和批評，立足當下的小說創作實踐，取法西方的文學理論，從社會、文化、審美的層面洞察小說，在營造故事情節、提煉主題思想、塑造人物形象、構思結構形式、運用敘事語言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表現形式和手法。它孕育出眾多優秀作品乃至經典作品，在今天依然葆有生命力。但從總體上看，它已顯得陳舊、保守，難以完全吻合新的時代和新的讀者的需要。西方現代小說敘事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規模引進中國。它研究小說敘事主體尤其是視角的構成，發掘小說內在的結構規律，探索小說形成的因素，破解小說從文字到語言到文本的深層奧秘。是對小說內部世界和藝術本體的一種開創性研究。中國的作家在小說敘事學上雖然有所接受、借鑒，但淺嘗輒止、遠遠不夠。我們的作家要有對文學經典的敬畏、虔誠之心，深入閱讀經典，領悟藝術真諦，夯實文學修養，在文學經典廣袤的沃土上，滋養和造就自己。

跨越承傳與再造的難關

文學的繼承與發展實質上是文學經典的繼承與發展。因為經典代表著文學的思想和藝術高度，在經典中蘊藏著永不枯竭的藝術規律和創作經驗。文學史是一條奔涌不息的河流，但它會有高潮期，也會有低潮期。當文學史出現高潮期的時候，一定是當時的那一代作家，在生活、思想和藝術上有著深厚的積累并得到了充分的釋放；文學經典的承傳和變革，具備了天時地利的良好生態。而當文學史出現低潮期的時候，也必然是當時的作家面臨著什么困難和問題，文學經典的承傳遇到了某種阻礙。因此，文學歷史的發展，與此時幾代作家的生存狀況，與文學經典的生態環境，有著密切關系。

文學史發展到今天，已成為一條壯闊而駁雜的巨流。我們面對的文學傳統，或者說文學資源，已然有四五種之多。第一種是以“五四”現代啟蒙思想為旗幟的現代文學傳統；第二種是多變、多元但深受意識形態支配的當代文學傳統；第三種是中國古典文學傳統，這一資源是豐富、純正、精微的，但由于我們對古典傳統的繼承倡導不力，也由于幾代作家古典文學修養的薄弱，我們在汲納和弘揚古典文學的思想內容與藝術表現方面欠賬太多，嚴重制約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生長和發展；第四種是西方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第五種是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學傳統。西方現代派文學已有一百余年，后現代派文學也有半個世紀，它在西方社會已經成為影響深遠的文學主潮。中國作家從“五四”時期到現在，不斷地借鑒和創造性地運用現代派和后現代派的思想藝術精華，產生了眾多的優秀作家和作品，有的已經成為文學經典。表現當下時代的社會和人物，格外需要借助現代派和后現代派文學，但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引進”和“對話”潮流卻不斷衰弱，這是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面對錯綜復雜的文學傳統和資源，當前的文壇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一些作家認為新時期文學到今天走過了40年歷程，我們把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輪番使用了一番，現在要回到本土的、寫實的基點上，從而喪失了回到經典、開創新潮的激情與探索。部分中老年作家多取這樣的姿態。另一種是，某些作家認為文學傳統太沉重、太復雜，我們承受不了；從自己的體驗和內心寫起，自由自在，方便而好玩，不也是一種文學創新嗎？他們缺乏文學經典的積淀，也沒有再造經典的“野心”。有些年輕作家大抵是這樣的傾向。從這些傾向中可以看到，文學經典地位的下降，文學經典精神的流失。

作家隊伍的格局和構成，是決定一個時代文學態勢和高度的直接因素。當下的文壇，活躍著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五代作家的身影。現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作家逐漸從中心移向邊緣，但依然是文壇的重要力量，起著“壓艙石”的作用。他們經歷了從“文革”到新時期的歷史巨變和文學的“復興”，在生活、思想和藝術上有著豐厚的積淀，共造了新時期文學的“高峰”。這兩代作家的藝術生命是最長的，有著濃厚的文學經典情結，他們創作的眾多文學作品，有的已進入文學經典序列。這兩代作家在思想和藝術上有諸多舊時代的痕跡，同今天市場化、世俗化社會逐漸拉開了距離。六十年代的作家是處在時代夾縫中的一代作家。他們經歷過“文革”，但記憶并不清晰；他們遭遇了改革開放，卻沒有深入進去。他們的青少年時代是伴隨著社會和經濟的轉型，伴隨著文學的潮漲潮落度過的。獨特的社會和文學經歷，使他們多了一種懷疑和探求的精神，多了一種叛逆和創新的追求。他們尊重、研習文學經典，卻更渴望著拓展和創造。現在這一代人已經走向文壇的中心地帶，自覺地承擔起了他們的歷史使命。“70后”、“80后”的作家，已成為文壇的中堅力量。他們生活、成長在一個物質豐富、文化多元，但卻充滿了騷動、挑戰的時代。他們不管是出生在農村、還是城市，求學、就業、在城市成家立業，成為他們共同的人生道路。他們從事著各種各樣的職業，文學往往是一種業余愛好、精神消遣。把文學作為事業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大眾文化、網絡文學，文學經典并不陌生，卻難以激發他們的熱情和共鳴。他們的寫作是率性的、自我的，與傳統的文學經典寫作很不相同。“90后”作家近年來嶄露頭角，他們的寫作比“80后”作家更市場化、模式化，還處在探索和成長時期。新時期文學之前，10年一代作家，一代作家就是一種風貌，代際分明。九十年代之后，由于社會形態的相對穩定，作家的代際界限已不明顯，因此“70—90后”的作家，創作上呈現出更多的趨同特征，只有仔細辨析才能區分開來。但在對文學經典的態度和承傳上，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的作家，有著很大的差異。

文學的現在屬于青年，文學的未來系于青年。因而，文壇、社會都把關注、研究、扶植年輕作家，當作一個重要任務。人們已經認識到，只有“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家，才能真正寫出當下的市場經濟社會以及各種人物，展示出現實生活的情狀與脈動來。他們思想自由、感情細膩，文化素養較高、藝術感覺敏銳，是十分純粹的一代作家。他們的作品，故事情節逼真、自然，思想情感含蓄、低調，敘事方法雅致、純熟，充分顯示了一代作家的優勢和個性。但是，人們也深切感受到，這一代作家創作存在的局限和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往往是疏離、揚棄文學經典而造成的。譬如人生經歷簡單，生活領域狹窄，導致了作品世界的空虛，內涵的清淺。譬如文學修養薄弱，經典藝術經驗匱乏，以致使一些作家在創作中，無規可依，只能信馬由韁、自由抒發，背離了文學的基本規律和寫法。譬如他們不再把文學當作一種神圣的事業，放棄了對藝術創新的追求。面對現實生活的嚴峻復雜，面對文學傳統的高深枯燥，他們往往會從叛逆轉向“乖順”，在創作上走向隨波逐流、迎合讀者的平庸之路。我們并不否認年輕作家創作上的優勢和個性，但這些問題確實阻礙著他們的成長和強大。

在文學經典的承傳與再造之間，是一個幽峻的難關。承傳經典的目的，絕不是為了邯鄲學步，而是為了超越前人，再造新的經典。從承傳到再造，作家需要老老實實地閱讀、研習經典，從中把握藝術規律和經驗；還需要了解、知曉現實社會和廣大讀者的需求，對經典規律和經驗進行創造性改造；也需要對各種文學主義和流派的創作方法和表現形式，進行“打碎重建”，進而形成一種全新的敘事模式和方式。這是一個“百煉鋼化成繞指柔”的艱難過程，沒有一種淡泊明志、勇猛精進的精神是難以實現的。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革、大轉型時代，社會和民眾需要新的經典文學，提升文化、照亮精神。盡管當下的文學有挑戰、有危機，但我們對文學對作家，依然懷抱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