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愛生活勝過了愛我自己。生活本身有它的力量、它的格局、它的美好、它的花樣翻新，你難道能不愛它嗎？

——王蒙 

我先從時間說起，文學和時間。第一，我已經是八十八歲半。第二，我寫作已經七十年。第三，我的《青春萬歲》從寫作到出版整整二十五年。我寫新疆的小說《這邊風景》從寫作到出版三十九年，要從開始醞釀算起，那就是四十多年。2022年《人民文學》雜志上發表的《從前的初戀》，那是1956年創作的，稿子現在居然還完整。這個小說里的有些內容是我抄錄寫于1951年和1952年的真實日記。小說的這部分采用了日記體。從那時候算就是過七十年。這一個人活著，看到自己的作品經過七十年后發表，可能也不多見。

我還有兩篇小說，一篇是《紙海鉤沉——尹薇薇》，1989年底在《十月》雜志上發表，那是我1957年寫的。我當時就給了《北京日報》，后來因故沒有發表。從完稿到發表，這已經相隔三十多年。這篇我是有原稿的，還有一篇沒有原稿，憑記憶又加上很多現在的描寫，我寫的就是《初春回旋曲》，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寫成的，八十年代末發表。

愛生活勝過了愛我自己

我要說的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寫作人有時候挺在乎作品到底能夠活多長壽命。因為文學與科學技術不一樣，技術出來新的就把舊的代替了，但文學并不存在以新抵舊的必要性。比如《詩經》，《詩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因為孔子編輯它的時候是兩千五百多年以前。這些詩篇是民歌，已經流傳了數百年。我們平常所說的經典一大特點就是它們經得住時間的考驗。

《青春萬歲》，經過了25年，在1979年正式出版。從1979到現在，又過了四十多年了，去年一年人文社加印，每次加印三千冊，去年一年就加印好幾次。它為什么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就是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偉大轉變。我們經歷了經濟的轉變、社會的轉變、人的精神面貌的大轉變。我們還或深或淺、或長或短地參與了爭取構建新中國的奮斗，參與了革命的斗爭，看到了革命的凱歌行進。所以我們確實心懷一種激情，一種光明。那個時候，你在別處看不到這樣寫中學生的，世界文學中寫中學生的往往是兒童文學，但《青春萬歲》不是。為什么呢？因為在特殊年代動蕩的情況下，革命也年輕化了。這部作品蘊含著對日常生活、偉大斗爭的體認，飽含著寫作人的那種真誠和激情。

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這邊風景》是1973年開始寫的，所以必然會受那個年代的某些意識形態、某些觀念的影響。但最后還是寫成了，反應也很好，翻譯也非常多，又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現在已經翻譯到國外的有韓語、俄語、波蘭語、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阿拉伯語，還有日語、突厥語、土耳其語正在翻譯的過程中。小說里明明很多觀念跟現在不一樣了，但是還有豐富的生活，小說寫的是生活，不是觀念的衍生物，不是觀念的圖解。不論在什么觀念下都有生活，都有老、少、男、女，有各民族的同胞，有活生生的人，有吃喝拉撒睡，有衣食住行，有美丑之分、善惡之分，有對人生的期待，對人生的追求。

生活有時候會修理錯誤的觀念，荒謬的觀念、錯誤的觀念，到了生活那兒，它不但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實現，它連百分之四十的實現都很困難。所以作家要真正忠于生活，小說創作要了解和表現人。

《這邊風景》被央視定為2003年“十大好書”。有一個評論家就說：“你看了《這邊風景》，你看到了新疆的，尤其是伊犁一帶的清明上河圖。”因為小說里描寫了各民族的，尤其是維吾爾族的生活，別人沒寫過。所以如果你有扎扎實實的生活，而且你對某種有特色的生活有興趣，那么它能使你的作品產生一點兒對時間的免疫力。所以我覺得時間是對文學作品的生活根基的考驗，是對作者對于生活的審美和消化能力的考驗。簡而言之，我們有對生活的豐富經驗，我們有對生活的濃厚興趣，你喜歡這個生活，你的作品也就經得住觀念的折騰。

我在最近的一篇對談里，曾經說過，我到了新疆，到了伊犁農村，看到了非常有魅力的生活樣式，我非常有興趣。我愛生活勝過了愛我自己。我并不嬌氣，我不需要在最舒服的地方過日子。生活本身有它的力量、它的格局、它的美好、它的花樣翻新，你難道能不愛它嗎？而且生活里有那么多可愛的人，那么多美好的人，還加激情和審美，變生活為美的因素的力量，這是我要說的一點體會。

心里有著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二，我再說說這空間。我寫作，寫了新疆，也寫了北京，也有很多地方我故意沒有寫是什么地方，或者是既不是北京，也不是新疆。比如《春之聲》，我寫了坐悶罐子車的經驗，那是我從西安到三原的感受。有很多偉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根據地，但是也有一些作家，你說不清他的根據地。比如托爾斯泰，你說不清他的根據地，他寫彼得堡的城市，尤其是寫那些大聚會，寫了那些說法語的俄羅斯貴族。但是他也寫了農村，寫了火車還有沒有開通的地方，甚至他還寫了車臣。

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亞，他們寫的不只是一個國，不只是一個民族，所以寫作的地域空間不是固定的。寫作沒有固定的標準，比如說著述豐厚，可能好，也可能不好。曹雪芹寫的就不多，至少咱們知道的不多。毛主席當年在他的《論十大關系》中是這么講的，中國對世界應該有大的貢獻，這個中國無非是地方大一點、人口多一點、歷史長一點，還有半部《紅樓夢》。毛主席說半部《紅樓夢》，就是因為后四十回還不知道是誰寫的，大部分人不認為是曹雪芹，還有不少人貶低這后四十回，但是沒有寫作者敢與曹雪芹比。毛主席把《紅樓夢》看成新中國立國之本的一部分。英國人的說法也牛，他們說，英國可以失去英倫三島，但不可以失去莎士比亞。

我認為全中國、全世界，就一個曹雪芹，永遠也看不完他，永遠也感動不完。這些年我也很喜歡在我的新作里，加上一些國外的、國際的因素，面向世界。比如我寫的《笑的風》里，我寫到了西柏林。

我有幸得到各種各樣的機遇和方便，訪問過境外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你出去看看，你可是真長見識。我們要面向全國，面向世界，要心里有著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再簡要說一點，關于文學的想象力。我們提倡現實主義，這是絕對正確的，想象也是從生活當中來的。塑造出孫悟空是靠想象力，我們看看天上有云彩，可以想到猴王一個跟頭出去，駕著云彩跑到十萬八千里之外，這仍然是有實際生活中的依據。我看《三體》，為什么我看不明白？我原來自以為我是很熱愛科學的，是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但是我讀《三體》夠費勁的，發現我原有的知識遠遠不夠，這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發，就是要敢想象，《三體》作者的想象也有現實的根據，有學理與技術的依據，又有勝過國外某些皮毛科幻作品的深刻性。近年還出了一本書《三體中的科學問題》，專門是從科學知識、從物理學上來解釋三體。還有電影《流浪地球》，在國外也取得很大的成功。這部電影的敘事能夠想象到別人難以想象的地步，但又不是胡扯，有一定的學問、邏輯，這部電影的思路，我覺得太厲害了。

我們的文學觀念，可以有所開拓，守正創新。西方人更重視的是小說的虛構性。英語里，沒有一個真正代表小說的一個詞兒，shortstor y是短篇小說，nove l是長篇小說。法語中roman，也是指長篇小說。整個小說叫什么呢？比較貼近小說的，英語是fiction。Fiction有虛構的意思，謊話也是fiction。如果你在外交談判上說對方說的都是fiction，那是表示自己根本不信對方的話。

中國的小說一詞起始于莊子，莊子說“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意為你修飾，制造一批小說，制造一批段子，不是大說不是大言，而是用小說來表達對那個大命題、大事業的意見，這是難以做到的。小說確實有一個特點，從小見大。小說不能用寫論文的那套方法，魯迅寫的《阿Q正傳》《孔乙己》都是從小見大。但是小說虛構的能力，我始終覺得可以發展。

最后我再說說語言，語言是符號，是思維的符號，又是一個自己的世界，文學語言非常重要。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原因就是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所以我認為文學是思維的藝術，一個熱愛文學的人應該有相對比較強大和深邃的思維能力。要想發展自己的思維能力，不能離開文學，不能不看文學的書。

我感覺到語言本身是一個世界。尤其是中文，是綜合性的文字，中文表音、表意、表達一種邏輯，而且有非常美好的形狀，有無窮妙處的意義、聲音與理念的結合。語言文字有一種自己的結構，有符號的音樂性、對比性、延伸性、暗示性與可塑性結構。

李商隱遠在馬爾克斯之前千年寫下的，“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你問“我的歸期”，這是現在時，而歸期與未有期這是未來時，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回不去。“巴山夜雨漲秋池”，這是現在進行時。“何當共剪西窗燭”是未來時。“卻話巴山夜雨時”，是未來時中的回憶過去時。寫作上的這些技法呀，中國文學中有的是。

我們一些年輕同行，在讀到《百年孤獨》的開頭時，“多年以后，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卻不知道千年前的李商隱早就掌握了時間的多重性與可變性。所以我還希望與大家一起，活一天，學習一天，學習中國的傳統，學習世界的各種新書、可愛的書，學習和體察生活中隨時出現的新的想象、新的可能。 （組稿編輯：王雪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