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森玉全集》（柳向春編，責(zé)任編輯崔燕南）。全書總計26萬余字，分為論文、序跋、講話及報告、書信、其他和日記殘片等部分。書末附有柳向春所作《吳興徐森玉年表》。

外公森玉老人（1881-1971）并沒有留下多少他所擅長的文物鑒定文字。現(xiàn)存的六篇論文《〈郁孤臺帖〉和〈鳳墅帖〉》、《〈蜀石經(jīng)〉和〈北宋二體石經(jīng)〉》、《〈寶晉齋帖〉考》、《蘭亭續(xù)帖》、《西漢石刻文字初探》、《〈蘭亭序〉真?zhèn)蔚奈乙姟返龋际巧鲜兰o六十年代前半期所撰，那時他已八十高齡，文中注明查閱資料往往都是青年同志代勞。

柯靈、施蟄存和王辛笛（至左自右）

外公一生大半是以實地考察古跡、當(dāng)場鑒定版本目錄金石碑帖書畫為主，與友人則以即興交談、書信往來居多。據(jù)說，當(dāng)年琉璃廠的文物只要掛出“徐二爺鑒定”的牌子，立刻就有人買下，當(dāng)然，后來也有假冒的事情發(fā)生。臺北故宮博物院莊嚴先生曾回憶，抗戰(zhàn)期間在貴州安順守護故宮珍貴文物時，外公曾有過多次關(guān)于鑒定、保護文物的漫談，他都做了記錄，可惜戰(zhàn)亂中筆記本丟失，也就沒能留下外公的經(jīng)驗之談，甚為可惜。梅蘭芳大師的秘書許姬傳先生也曾記載“徐森老”從觀察王國維先生著述研究“博專細”的方式，告知做學(xué)問寫文章的秘訣，多少年后我讀之依然受用。但外公自己卻絕少著書立說。這些年來，上海博物館柳向春博士盡心盡力到處搜集外公的相關(guān)論文、講話、為他人所作序跋、書信等第一手史料，終于輯錄整理成書，實屬不易。

我對外公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專業(yè)知識知之甚少，常有無法企及之感。這次有幸?guī)兔πθ珪彩且淮坞y得的學(xué)習(xí)機會，長了不少知識。我發(fā)現(xiàn)書信一輯占全書的37%，其中我最感興趣的還是家信，重讀外公寫給我媽媽的信，看他為媽媽欲赴歐洲與爸爸一起留學(xué)而思考了一夜，列出七條建議，仍為之感動，也倍感親切。家信中發(fā)現(xiàn)有一通提到施蟄存先生（1905-2003），也讓我想起一些往事。

1978年我考入華東師范大學(xué)，曾旁聽過施蟄存先生給77級學(xué)生上課，之后又隨研究生同學(xué)一起去施先生家問學(xué)，對施先生的淹博學(xué)識印象深刻，尤其他在逆境中仍然堅持研究學(xué)問，更是從精神上引領(lǐng)著我們學(xué)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我有時會去看望施蟄存先生。一次，他與我提及抗戰(zhàn)期間，外公曾到長汀，和他在那邊碰到。當(dāng)時我記下施先生具體的回憶是：“抗戰(zhàn)時期徐森玉從重慶飛到福建，在長汀廈門大學(xué)和我住過一陣。當(dāng)時重慶飛上海的路線到江西中斷，只好飛福建，然后走公路，經(jīng)浙江杭州才能回上海，有不少朋友，我都是送他們走這條路線，我自己也是這樣回上海的。”他對外公的印象是——“徐森玉學(xué)問好，研究古文獻。”但他不知外公已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而且并沒有留下多少著述。1941至1945年間施先生任教于因戰(zhàn)亂遷到長汀的廈門大學(xué)。他與外公在福建相遇這件事，沒聽外公提到過。但在懷念施先生的文章中我記錄了他的這一回憶。

這次校對家信，看到外公在福建長汀給兒子（文坰，字伯郊，1910-2002）即我大舅的一通信函，也是我以前從未見過的。信中外公寫道：

徐森玉從福建長汀寫給兒子的信

文坰知悉：余經(jīng)營紙業(yè)，四日來臨汀，市肆雖繁盛，而客棧極少。全城走遍，始得一榻可居，然污臭不堪。所事幾經(jīng)磋商，往返詢問，頃得確信，成行有日，即作書告汝，望轉(zhuǎn)告諸親友。城西有蒼玉洞，宋人題名刻石數(shù)十段，近年為修工者損壞多處。又北山之麓，有梅萬株，綠蔭宜人。若初春來此，真香雪海矣。施蟄存寫示《武夷詩》三十首，頗有大謝風(fēng)趣。此地人物如鯽，而同調(diào)絕少，渠甚念馨迪不置。上海生活日高，汝事事宜小心，至要至要！此詢近佳。父森字。六月八日

過去老人們通信一般不寫年份，往往只落款月份日期，幸好此函留有信封，郵戳清晰，寄出為長汀“卅四年六月八日”（1945.6.8），收到日期是上海“卅四年七月十一日”（1945.7.11）。戰(zhàn)亂期間道路受阻，此函路上竟走了一個多月！那時日本還沒有宣布投降，所以施先生回憶“抗戰(zhàn)期間”，是準(zhǔn)確的。

《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初版）作者沈建中先生提供施先生那一時期經(jīng)歷的史料如下：“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先生應(yīng)戴克光之邀，與鄒文海、萬鴻開以及周長寧、叔園等諸位教授一起脫離廈門大學(xué)，遷居福建三元接受江蘇省立江蘇學(xué)院之聘，出任文史學(xué)系教授。”“九月一日，先生正式出任省立江蘇學(xué)院文史學(xué)系主任、教授，月薪為400元。”所以，在此之前的6月上旬，外公與施先生確實在長汀見過面。

與施先生回憶外公是從重慶飛福建略有不同，實際情況可能是倒過來，外公從上海出發(fā)，經(jīng)浙贛閩，最后從福建再赴重慶。1945年開始，外公的家信寫得含蓄，對收信人的稱呼、寫信人署名往往用代稱，或換一種不同的表達，所談之事也多用暗語。可能時局變得更緊張，所做之事也需更小心，因此寫得更為隱晦。如此，信中外公所謂的“經(jīng)營紙業(yè)”，柳向春博士認為恐怕不是實指，而是指與古籍調(diào)查運送相關(guān)之事；他所作年表提及1945年“先生曾再次赴渝，約八月間返滬”。從家信可見，外公在1945年4月27日從上海抵浙江杭州，28日游湖，29日品茶——5月3日從杭州起行——4日抵場口，夜宿商元——5日泊八鋪汊——6日經(jīng)桐廬，船過七里瀧，登釣臺并西臺——7日到建德，食角黍，味頗佳——又到一地（未寫日期地點），候車二日——直到12日才由淳安乘車前進，因車機損壞在仙嶺住宿——13日車機又損壞三次，夜二時抵稻坑宿——14日車機壞兩次，飯于華埠，夜宿常山——15日過江西玉山，抵上饒——16日來鉛山——25日從鉛山起行，渡分水關(guān)（贛閩交界處），山峻路險，幸車機甚好，未稍停滯。午飯在福建崇安（鐵觀音茶價甚廉），過赤石，飽看武夷山色，晚抵建陽——26日過建甌，游街市一周，下午二時抵延平，市中頗繁盛——27日抵永安，梅雨已至，諸溪水大漲，聞前途橋斷路壞——候車二日，29日來朋口——6月4日來臨汀——6月8日信函提及成行有日。

可見外公一路確是走公路，坐汽車或渡船從浙江、江西來到福建的；施先生所提從福建回滬路線大致也是如此反方向而行。外公信中將長汀稱為“臨汀”，系因長汀古時稱汀州，臨汀曾是汀州之別稱。

施先生“寫示《武夷詩》三十首”，外公評價“頗有大謝風(fēng)趣”，大謝是謝靈運，擅寫山水詩，此語頗見外公于舊體詩的鑒賞趣味。據(jù)《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記錄，1941年5月下旬，施先生由永安出發(fā)前往武夷山旅游，獨行山里十天。又在1942年元宵節(jié)，為編定謄錄所作詩《武夷行卷》（一卷）題序：“既歸永安，又仆仆來汀州；逾月，始得展席定居，迺發(fā)篋出宿藁，時一潤色之；至歲闌，遂寫定為卅五首，曰《武夷行卷》，錄以詫親戚故舊暌違既久且遠者。”此時已至1945年，大約施先生從中特地抄錄了三十首自己較為滿意的詩作送給外公。施先生《北山樓詩》選有吟詠武夷山水的詩二十余首，第一首即擬人化頗帶風(fēng)趣的《入武夷先見玉女峰髫秀無倫》：“開門臨白水，對鏡貼黃花。獨宿清溪畔，娉婷惜鬢華。年年三月半，日日夕陽斜。莫逐行云去，行云未有涯。”

此信又寫了長汀風(fēng)物景象，特別提到“城西有蒼玉洞，宋人題名刻石數(shù)十段，近年為修工者損壞多處”。略早在1942年秋間，浦江清先生返回西南聯(lián)大時，途經(jīng)長汀，由施先生陪同參觀蒼玉洞，皆可見當(dāng)年學(xué)者對祖國文化遺跡的重視。

外公信中反映了他逗留長汀與施先生交游，還提到施先生“甚念馨迪不置”。馨迪（1912-2004）是父親的本名，看來父親與施先生此前已相識，也許是他倆都寫現(xiàn)代詩，而施先生與戴望舒先生是好友，父親又曾在戴望舒編的《新詩》上發(fā)表詩作。我只知道他倆在四十年代后期有來往。施先生也曾談起那時他到中南新邨我家做客，還記得“你家的栗子粉蛋糕極好！極好！”當(dāng)時施先生和幾位友人在我家聚會，父親贈送了剛出版的詩集《手掌集》，封面是英國版畫家裘屈羅·赫米斯的作品——手掌上的一朵花，而父親不取作者所起的《花》之名，而是看重與自己詩作相應(yīng)的“手掌”之意。但直到五十年后，在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訪問團授予上海文壇三老作家施蟄存、柯靈、王辛笛敬老獎時，父親和施先生才再次見面。

為施蟄存先生作百萬余字編年事錄的沈建中先生建議我寫下外公和施先生交往的這一段史實，那樣施先生以前的回憶就不是孤證，而有了旁證。我遵囑照辦。適逢冬至臨近，謹以此小文懷念早已仙逝的外公、施蟄存先生和父親三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