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學畢業后，詩人沈葦義無反顧遠行新疆。30年間，他傾注了自己全部的愛寫新疆，詩歌、散文、旅行手冊、文化研究……2006年初訪沈葦時，他曾表達，想寫出一個“立體的新疆”。

新疆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它對于沈葦來說是一種精神向度，是一部啟示錄，是他的寫作源泉。

沈葦

“現在我老了，頭白了/我回來了——又回到故鄉——/流水中突然靜止的搖籃”。這首寫于1999年的詩作，仿佛預言了多年后沈葦的歸屬。是的，他“回來了”，2018年，他回到了杭州。

這幾年，沈葦雙管齊下創作《詩江南》和《論詩》兩部詩集，前者是“返回根子的詩”，后者體現了理論的自覺。他的寫作也從“新疆時期”進入了“江南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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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為什么選擇新疆？

沈葦：一種青春期背井離鄉的沖動，然后付諸行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現在的年輕人大多喜歡大城市，那時的青年、特別是文學青年，對邊疆充滿無限的想象、神往和熱愛。1980年代把我們這些喜歡往邊疆跑的文學青年稱為“盲流”——“盲目流動的人”。我到新疆時，楊子、北野、朱又可等“文學盲流”已比我提前一步到了，后來他們也比我早一步離開了新疆。再者，也是更重要的一點，作為一個江南人——我出生的村莊在運河邊，老家湖州是典型的江南水鄉——我身上與生俱來的水分太多了，要去新疆沙漠把自己身上多余的水分蒸發掉一些。

中華讀書報：《新疆詞典》《新疆詩章》……您寫了很多關于新疆的作品，能否談談您在新疆的創作狀態？

沈葦：新疆時期出版的20多部詩集、散文集、文化研究著作等，大多與新疆有關。詩歌寫作是持續的，沒有中斷過。閱讀也發生了變化，關注點從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轉向對新疆多民族文學、地方文化的濃厚興趣和深入研讀——史詩、方志、野史、民歌等，推而廣之也大量閱讀中亞西亞文學。而且漸漸地，將“閱讀”與“漫游”結合起來了。

1999年我出版的讀詩隨筆集《正午的詩神》是對西方文學的“拿來主義”，而2001年應中國青年出版社之約撰寫新疆第一部自助旅行手冊《新疆盛宴》，則是對新疆大地的大面積漫游和“系統閱讀”。半年多時間，我走遍天山南北，行程兩萬多公里，記了20多個本子，拍了150多個膠卷，“行萬里路”之大不亞于“讀萬卷書”。此后陸續寫了幾部散文集，如《新疆詞典》《植物傳奇》《喀什噶爾》等，還寫了國內第一部“詩歌縣志”《鄯善 鄯善》。散文隨筆集中，《新疆詞典》最有代表性，111個詞條，10種左右的文體，可以對應新疆的豐盛多元。

中華讀書報：詩集《新疆詩章》、散文集《新疆詞典》和自助旅行手冊《新疆盛宴》被譽為跨文體的“新疆三部曲”。新疆對您的生活和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沈葦：這種影響是決定性的，對我個人而言將是恒久而深遠的。“詩和遠方”這句話現在太流行了，凡是太流行的東西，文學都要反對。如今聽到這句話，我會起雞皮疙瘩。但一個人與遠方的相遇，會化為自己的內心圖景，綿延不絕。它就在心里，再也不會丟失。正如故鄉、語言、死亡是我們隨身攜帶的，現在我回到南方，卻感到自己還隨身攜帶著一個遠方，常為那片土地牽腸掛肚。30年像夢一樣過去了，我曾用30年時間“在異鄉建設故鄉”，試圖成為“他鄉的本土主義者”，也用30年做了一個長夢。人生如夢，西域似幻，它已經內化了，化作我靈魂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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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早期走上詩歌創作之路，對您影響最大的詩人詩作有哪些？

沈葦：大學時期影響最大的還是艾略特和波德萊爾，他們幫助我擺脫青春期深陷的浪漫主義泥淖和感傷主義迷途。

波德萊爾是第一個象征派，他的《惡之花》《巴黎的憂郁》標志著現代主義詩歌運動的發端；波德萊爾對“惡”和“丑”的洞察可謂驚世駭俗，有一種絕對的人道主義在里面，他的“病態”與歌德的“健康”有著同樣的高度。

艾略特的《荒原》為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記得當時是乃生向我推薦的，他現在已不寫詩了。《荒原》對我是振聾發聵的，然而消化它需要很長的時間，還有艾略特晚期的《四個四重奏》，一首登峰造極的時間之歌，你再讀讀他《空心人》的結尾：“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 / 不是砰然一響，而是嗚咽一聲。”這完全是一個“現代的聲音”了；艾略特的“去個人化”對我影響至今，地域性寫作我也是主張“去地域化”的。

后來還有里爾克。大學畢業一年后的1988年秋天，我帶了不多的幾本書，坐三天四夜的綠皮火車遠行新疆，隨身帶的有一本德國詩人霍爾特胡森寫的《里爾克》，三聯書店出的小32開本，這本傳記精彩極了，我在里面讀到里爾克的一句話：“只有在第二故鄉才能檢驗自己靈魂的強度和載力。”眼前豁然一亮，從此就愛上里爾克，這句話對我的新疆30年一直是莫大的激勵，可謂終生受用。

中華讀書報：詩集《在瞬間逗留》獲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詩歌獎是1998年的事吧？

沈葦：是。當時我一個評委也不認識，稀里糊涂就得到了獲獎通知。周濤先生也獲獎了——同一屆的散文獎，他沒去北京領獎，他的獎牌和2000元獎金是我替他領回來的。后來聽說了一個故事，是謝冕先生的一位學生告訴我的，他說先生在投票前朗讀了我的《一個地區》，說憑這首短詩就應該給沈葦評獎。謝冕先生是首屆魯獎的評委會主任，他朗讀的《一個地區》只有四行：中亞的太陽。玫瑰。火 / 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藍 / 那人傍依著夢：一個深不可測的地區 / 鳥，一只，兩只，三只，飛過午后的睡眠”（寫于1990年）

幾年后，大概是2001、2002年吧，我在烏魯木齊第一次見到謝冕先生，問起投票情況和他朗讀詩歌的事情，他笑著說是有這回事兒，并當場背誦了這首詩。后來，見到先生的機會就多了起來，他參加2009年在南疆舉辦的“新詩寫新疆”活動后，曾寫過一篇奇文《一碗雜碎湯等了三代人》，文章是在《光明日報》上發的，其中寫到第一次讀《一個地區》給他的“震撼”“絢麗”和“神秘感”。2017年我擔任新疆作協常務副主席，還在兼任《西部》文學雜志主編，邀請他參加在天山天池舉辦的“新詩百年·天山論劍”活動，他與吉狄馬加首輪出場，耄耋之年的他精神飽滿、談鋒甚健。謝冕先生是中國詩歌界的福音，一位寬厚包容、睿智而有情趣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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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2018年年底重返江南是什么契機？

沈葦：30年前，一個水鄉人要去新疆沙漠蒸發掉一些水分，30年后，這個水鄉人感到蒸發得差不多了，再蒸發下去就有變成木乃伊的可能，于是百感交集地回來了。返鄉前一年，我父母發生了車禍，雖沒有危及性命，但成為我決定回來的關鍵因素。古人說“父母在，不遠游”，我23歲離開他們，也是一種不孝。趁他們還健在，多一些時間陪伴他們，做做飯，說說話，一起在村里種菜……也是人生的一種補償。

中華讀書報：《詩江南》是您重返江南后為第一故鄉創作的首部詩集，分為“故園記”“詩這里”“漫江南”三輯。這時距離您寫杭州的第一首詩《在西湖魯迅雕像前》（1986年）已經過去36年。再寫江南，是怎樣的心情？

沈葦：我希望通過《詩江南》的創作，寫出一種返回根子和根性的詩。新疆時期，我也沒有徹底放棄江南題材的寫作，譬如詩歌中的《故土》《莊家村》《清明節》《為植物親戚而作》等，散文里的《江南六鎮》《水晶宮與破房子》等，都有較廣泛的傳播度。生活在西部，對故土難于“斷舍離”，但寫作是斷斷續續的，作品數量不大，不成規模。重返江南后，得以靜下心來，全神貫注地去拓展這一主題。

新疆是我的“翅”，江南則是我的“根”。我寫的是歸來者的詩，尋找自己生命之源、文化之根的詩。《詩江南》有地域性，或者說一種鮮明的江南性，但通過“去地域化”的努力和自覺，去抵達詩的普適性。我在詩集自序中說，“曾經，我逃離一滴水的跟隨，卻被一粒沙占有。30年足夠漫長，卻轉瞬即逝。而現在，我要做的是，用一粒沙去發現一滴水，用一片沙漠去發現一條運命之河，用海市蜃樓去擁抱江南的山山水水……或許，我還可以用一雙沙漠木乃伊的魔幻之眼，去重新發現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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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網絡為大家展示才華提供了充分的交流平臺，團結了眾多的詩歌愛好者，越來越成為網絡詩人的主陣地。您關注網絡上的詩歌嗎？

沈葦：關注，經常讀，特別是詩歌公號，現在有很多。西川在1990年代有個統計，說在地州級以上刊物發表過詩歌的詩人有20萬，那時沒有網絡，只有紙媒。而現在呢，據說線上線下詩歌寫作者有200多萬人，線上作者占了大部分。每天10萬首左右的產量（含新詩和舊體詩），也大多是線上的，落地在紙媒發表的只是小部分。總體而言，網上好詩很多很多，可謂層出不窮，我常能在網上看到令人驚喜的青年詩人，并為他們叫好，但與此同時，不好的詩也是鋪天蓋地，有的連語言都沒有過關。泥沙俱下中有金子，但要把這些金子找到，不易。

這樣一個局面下，我理解在今天當一位每天在場的詩評家或一位詩歌觀察者的難處，要把握總體和全部幾乎是不可能的——每天10萬首詩讀得過來嗎？互聯網、新媒介對于詩歌傳播有著非常好的、積極的一面，改變了文學既往的呈現方式和生態結構。新媒介不是對傳統傳播的顛覆，紙媒與網媒構成我們的“云下”和“云上”，這種傳播方式多元混融的狀況會一直共存并持續下去。

但是，新媒介也具有兩面性：便捷和即時或許是好的，其效應和結果卻值得每一位嚴肅寫作者深思、警覺。一個明顯現象是，信息正在浩浩蕩蕩替代文學，或者說文學已被信息化了——文本被閑置、被架空，常在云端空轉——傳播給我們的常常是信息，而不是文本本身。傳播是花樣繁多的、熱熱鬧鬧的，其深入人心的有效性卻值得懷疑。在閱讀層面，充滿碎片、閃念和大量中斷的時間，終端癥產生一種新的虛無主義，“泛閱讀”和“淺閱讀”像病毒一樣流播。

而在寫者這邊，某種產能意識正在逐漸占據上風，因為云端這座糧倉是永遠裝不滿的。產能意識帶來脅迫感和焦慮感，而非自覺的能動，以及充滿耐心和精進的創造。“云時代”似乎把我們天涯咫尺了，似乎打破了種種界限和壁壘，似乎充滿了沒有交流障礙的“群島上的對話”，但是，新的疏離、冷漠和虛無，正在形成一座座新的孤島。

中華讀書報：您的詩作《傳媒》《現代性》《大數據》《虛擬》等，都關涉多媒體時代的內容。您對新媒體的運用是怎樣的？會在手機上寫作嗎？

沈葦：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們的現實主題之一。有些短詩是在手機上寫的，特別是旅途上，手機是一個好的寫作工具，可以即興記錄一些感受和文字。《論詩》300多首，有大半的初稿我是寫在手機里的，然后再轉移到電腦上去推敲、修改并定稿。新媒介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裝作視而不見，更不可否定它，因為多媒介、跨媒介已是當代傳播的最大特點，你我都已置身其中，就像蜘蛛爬在蛛網上。

我的《詩江南》出版后，浙江傳媒學院幾位熱心的老師組織了一次面向全校學生的“征畫”活動——為詩集畫插圖。學生的作品有幾幅很棒，新穎，獨特，有想象力。由此我產生了一個想法：繼續征集學生繪畫，繼續“詩江南”的創作，在未來兩年出版一部學生繪畫本的《詩江南》，同時舉辦一次“詩畫江南”多媒介、跨媒介展，媒介除了繪畫、攝影，還有動漫短片、詩電影、虛擬人朗讀等，我已經想到10種左右的媒介。

中華讀書報：多媒體時代，機器人也能寫詩，文學界的反應是有的恐慌，有的淡定。很想知道您對未來詩歌寫作的看法？

沈葦：詩歌不是產能，情感和思想也不可量化。“云時代”我們仍在大地上生活、寫作，更需要一種云下的凝神、虛靜和鎮定。凝視世界，聆聽內心，關切時代和他人，專注文本，投身一首首具體的詩。帕斯曾希望一生寫出一打好詩，里爾克在《馬爾特手記》中借主人公之口說過，“要用一生之久去采集真意和精華，最后或許才能寫出十行好詩”。“真意”和“精華”這兩個詞，我深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