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必要性：從“兩階段論”到“中期魯迅”

既往的魯迅研究，一般以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為界，將魯迅分成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的主題是“思想啟蒙”，后期的主題是“共產革命”。這個看法最早的系統概括是由瞿秋白在1933年提出的，他將魯迅道路概括為“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斗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1]。

瞿秋白這個判定，實際依據了魯迅1932年所做的《〈三閑集〉序言》：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2]

瞿秋白的兩階段論之后經過毛澤東的權威認定，最終被表述為“從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這是魯迅思想發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規律”[3]。后來以王富仁為代表的啟蒙范式和以汪暉為代表的主體范式，雖然關于魯迅前后期的核心觀念和價值判斷有分歧，但在魯迅總體分為兩個階段這個判定上實際延續了革命范式的看法。

但眾所周知的是，五四啟蒙終結于1920年代初期，1923年胡適在致高一涵等人的信中說：“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這個使命不幸中斷了，直到今日。”[4]學界一般都接受了胡適的這個看法，認為“1923年，創辦于1915年而作為啟蒙之思想路標的《新青年》雜志，在上海改刊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同年，知識界發生‘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凸顯了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立沖突的意識形態格局。這兩個事件，表征著啟蒙運動的分裂和歷時八年的新文化運動的落幕”[5]。不過魯迅個人對這個時間點的感知，是從更早的《新青年》編輯權爭奪開始的，此事給了他沉重的精神打擊：

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夸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后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愿以后不再這模樣。“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6]

不難發現，魯迅眼中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應該終結于他1921年8月最后一次給《新青年》投稿，此后“成了游勇，布不成陣”的他被迫開始了求索新戰友之路，但隨之而來就產生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如何看待1922-1928年的魯迅。既往通常的定位都是將這段時期視為魯迅從前期轉向后期的過渡彷徨階段，因為魯迅本人在文章里明確談過《新青年》解體后他的消極落寞，不過，既往研究的幾大范式對此的解釋又同中有異，革命范式認為這是魯迅“對于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7]，而啟蒙范式認為這種“苦悶、彷徨的心情”來自“不覺悟的群眾和下層知識分子”[8]，主體范式則認為是魯迅絕望與反抗交織的內面主體反應。

但是，如果仔細考察一下魯迅這段時期的社會實踐，就會發現它明明是魯迅“出了象牙之塔”走往“十字街頭”，“現了戰士身而出世”[9]，大量參與社會運動和革命活動（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國民革命），進而不斷更換居住地（北京——廈門——廣州——上海）的時期。顯然，既有的闡釋體系明顯不符合魯迅1922-1928年的實際情況，而其根源就在于瞿秋白提出的“從……到……”的發展模式，這個兩階段論實際是一個斷裂模式，特別強調1927年清黨之于魯迅的轉折意義，其目的是想以魯迅從五四走向左翼來證明共產革命的合法性，以魯迅的苦悶彷徨對應國民革命的失敗，由此就遮蔽了魯迅曾經對國民革命的歡迎和參與，尤其是國民革命之于魯迅的積極影響。所以，我們很有必要在前期和后期兩個階段中，單列出一個“中期魯迅”來進行獨立的研究。

既往研究里，莊文中較早在1978年提出過“魯迅中期”的概念，他將魯迅思想的發展過程分成了三期：“1881年誕生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前為早期，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到1927年初為中期，1927年初到1936年逝世為后期。”[10]由于這個劃分意在“顯示出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對魯迅的決定性的影響”，致其和魯迅自身歷史出入較大，因而莊文中的看法并未產生太大影響。1997年，徐麟在《魯迅中期思想研究》中重提“魯迅中期”概念，不過理由和莊文中大不相同，他認為以“政治”這樣“一個較為外在的誘發因素”把魯迅一生分為前后兩期是有問題的，應該以“最具心靈深度的哲學命題——絕望的抗戰”，“把魯迅的中期生命態與他的前、后期，做了判然區分”，因而“設定了一個魯迅‘中期’的概念，以特指他文學生涯中最輝煌的時期，即《吶喊》、《彷徨》和《野草》的創作期。它始于《吶喊》首篇《狂人日記》的寫作（1918年），終于《野草》末篇《題辭》的完成（1927年）。”在徐麟看來，“這是魯迅一生中精神最痛苦、思想最復雜的時期”，而其思想內核就是“絕望的抗戰”，文學形式則是“小說和散文詩”。可以看出，徐麟的《魯迅中期思想研究》和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一種去政治化、存在哲學化的內面主體研究，反對唯物史觀和政治決定論，認為“魯迅不是一位政治家”，“中期的魯迅正是一位哲學家的魯迅”，“堪與任何一位西方現代存在主義哲學家相媲美”。[11]

較之莊文中的馬克思主義視角，徐麟對這一時期魯迅存在主義思想的把握，無疑更具洞察力，但“魯迅中期”的提法仍未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推究問題的根源，首先在于“存在主義”用來解釋《野草》尚屬恰當，但用來解釋五四魯迅尤其是《吶喊》《彷徨》就非常成問題了，學界還是更傾向于此時的魯迅是啟蒙主義主導，而更關鍵之處在于徐麟排斥“政治”，視之為外在誘發因素，導致存在主義哲學在解釋魯迅“小說和散文詩”外的雜感創作，以及這一時期的革命參與時是失效的。正是因此，本文試圖用“中期魯迅”來揚棄“魯迅中期”概念：一是堅持增加一個“中期”來否定瞿秋白的兩階段論，但將時間確定為1922-1928年，主要指涉魯迅所參與其中的“國民革命”時期（1924-1927）；二是基于魯迅在“思想革命遭遇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所達至的“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一”[12]的努力，從徐麟的思想與政治、中期與前后期的“對立論”，轉向魯迅“執兩用中”、溝通前后期的“結合論”，進而認為“中期魯迅”不僅僅是一個“魯迅中期”的發展階段，更是一個全新的魯迅形象。

對比一下前中后期三個階段，可以發現“中期魯迅”不但不是一個從前往后過渡的低谷，相反卻是一個兼容創造的波峰。由于國民革命的興起，“中期魯迅”第一次遭遇了“變革和文藝”能否“相容”[13]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它較之前后期的魯迅各有其重要的突破：首先，“中期魯迅”對前期啟蒙魯迅的突破，在于出了文學的象牙塔，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和政治革命，而五四新文學則以胡適的“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14]為前提，以致文學和政治處于二元對立狀態[15]；其次，“中期魯迅”又比后期左翼魯迅更早探究了文學介入現代政治革命的可能，它所處的國民革命階段，是“中國革命兩步走戰略”的第一步，“國民革命含有對內的民主革命和對外的民族革命兩個意義”[16]，因而是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中國政治革命，它比之前換湯不換藥的辛亥革命更徹底，也比三十年代才全面展開的共產革命更早。也正因此，“中期魯迅”就成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階段和研究形象，下面來展開更為具體的分析。

二、問題框架：國民革命時代的“知識階級使命”

對“中期魯迅”而言，貫穿始終的一個核心就是“知識階級”問題。1927年10月25日，魯迅在上海勞動大學做了《關于智識階級》的演講，這是他在經歷了清黨幻滅之后，對國民革命時代知識階級命運的一個全面反思，他在演講一開頭就指出“‘智識階級’一辭是愛羅先珂（V.Eroshenko）七八年前講演‘智識階級及其使命’時提出的”[17]。在這個讓魯迅深有共鳴的1922年演講中，愛羅先珂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中國“智識階級脫離了民眾”“文學和民眾完全隔絕”[18]，自此如何溝通二者以完成“智識階級的使命”，就成了“中期魯迅”思考的關鍵性難題。

總體來看，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成重啟思想革命階段、參與國民革命階級和反思國民革命階段三個時期。

在第一個階段中，魯迅主要是在知識階級內部進行反思批判。1925年魯迅在給《猛進》主編徐旭生的信中，認為后五四社會正在復古倒退，“‘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19]，對此他提出了自己理解的原因和辦法：“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直到現在都還不大出來，不知道他們在那里面情形怎樣。這雖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不料有許多人，卻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宮里，豈不可惜。只要擲去了這種尊號，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輿論是以為學者只應該拱手講講義的），則世風就會日上，而月刊也辦成了。”[20]

正是基于“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也就是新派而非舊派才是退步根源這個問題，魯迅提出“只好從智識階級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21]。不難看出，此時的魯迅還找不到其他的社會變革路徑，仍保留著一定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知識階級主體自信，正如“知識階級”這個概念顯示的，它以“知識”來結構一個“階級”的存在，認為自己可與“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并列，而基于“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22]的認識，他們更是試圖以自身階級為主體，取代之前的上層政治集團來領導中國變革。顯然，二十年代中前期的魯迅仍舊認為思想革命是解決問題的路徑，新知識階級可以擔當起引領社會變革的主體角色，只不過其內部出現了一些問題，需要將批判對象從守舊派轉向英美派，聯合對象從大學教授轉向文學新青年，批判工具從啟蒙小說轉向雜文批評。也正因此，魯迅聯合高長虹等狂飆社成員創辦了《莽原》，倡導“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將批判的矛頭直指“‘特殊智識階級’的留學生”，號召青年們“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

但是隨著第二個階段魯迅經由學潮開始參與國民革命，他逐漸發現知識階級和文學在新的政治革命之前面臨著角色調整。1924年開始的這場國民革命，深受蘇俄革命的影響，帶來了新的歷史主體（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政黨政治（列寧黨）和革命方式（學生群眾運動），在新式革命面前，五四時期的知識階級及其文學從先進轉為后進，面對著曾是自己啟蒙對象的青年和民眾，以及曾經反對排斥的政黨政治，它們該如何調整自己的位置就成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魯迅一方面發現“‘特殊智識階級’的留學生”開始變質為政府的幫閑文人，另一方面發現自己也開始遭遇“文學家有什么用”[23]的意義危機，他在女師大風潮和五卅運動運動時，感嘆“我現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他們即使怎樣無理，事實上卻著著得勝”[24]，以致于“現在做‘文學家’似乎有些做厭了，仿佛要變成機械，所以倒很愿意從所謂‘文壇’上摔下來”[25]。

但是，由于國民革命的“打倒列強除軍閥”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性質，它需要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而知識階級（即士的階級）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階級間連鎖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輕視的地位”[26]，因此就有了“在掃蕩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戰線上”建立“思想革命的聯合戰線”[27]的口號。正是這個聯合戰線的存在，給了魯迅式文學激進知識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既參與革命又保持文學獨立的生存空間。而魯迅也確實在學潮民運中開始和革命黨走到了一起，并不斷通過雜文來批判政府和幫閑，其影響也因此越出了文學領域，開始被稱為“思想界的權威者”和“青年叛徒的領袖”。當魯迅抱著國民革命的夢想南下廣州后，他更是被視為代表國民革命的“時代的戰士”，他積極參與各種革命活動，批判革命精神浮滑和奉旨革命的現象，并不斷呼吁青年“讀書不忘革命”，努力去做一名“革命人”。[28]但是清黨的發生，最終讓魯迅遭遇了通共流言，及身的恐怖讓其革命夢破，他發現此時的國民革命已經“要打倒智識階級，再利害一點甚至于要殺智識階級了”[29]。

退往上海的魯迅，進入了反思國民革命的第三個階段。他先是在《關于智識階級》的演講中提出了“智識階級能否存在”的命題，一方面強調“知識和強有力是沖突的”，“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另一方面又強調“真的智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他們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30]然后魯迅又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中，將這個知識階級的生存難題特別指向了“文學家”，認為他們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然而文學家又拒絕在革命的時代做一名“旁觀者”，他們提出“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么切身關系；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最終在經過痛苦地思考后，魯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沖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于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31]

不難看出，經過國民革命洗禮的魯迅，用“文學/政治/革命”的三元關系超越了五四“文學/政治”的二元對立關系，他既堅持了五四的文學和政治對立的思想，又提出了文學和革命同路的觀念，同時也反思批判了國民革命從“在野革命”到“在朝政治”的退變，進而在“永遠革命”的立場上，形成了“革命同路人”和“革命文學”的新理念。也正因此，瞿秋白才會認為魯迅是“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32]，而這個“魯迅革命傳統”就是他在參與和反思國民革命中創造的“同路人革命傳統”，它具有政治參與性、革命批判性和文學本體性的特點，不但可以為文學激進知識分子參與革命介入社會提供合法性支撐，也可以為舊革命變質后，知識分子繼續參與新革命提供合法性支撐，而由此形成的“同路人魯迅”新形象，更是可以與“啟蒙魯迅”和“革命魯迅”鼎足而三。

不過，“革命同路人”的新定位雖然在溝通啟蒙和革命、“變革和文藝”之時，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文學的獨立性和知識階級立場，但是重新回到在野革命，不但導致在朝政治參與和制度建構的缺位，也帶來了從“知識階級”到“知識分子”的變化。后期魯迅實際放棄了知識階級作為主體領導社會變革的可能，只能以文學個體和知識分子的身份，采取與革命組織聯合的方式，介入到新的革命進程之中。

三 、方法論：從“去政治化”到“文學政治”

縱觀1922-1928年的“中期魯迅”，可以發現他努力踐行了“知識階級的使命”，先是通過重啟思想革命，后是通過參與國民革命，走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不談政治”以致知識階級和民眾、文學和政治隔絕的困境，最終在反思國民革命的基礎上創造了以“革命同路人”和“革命文學”為中心的“同路人革命傳統”。但是，“中期魯迅”所做的重啟思想革命、參與國民革命、建構同路人革命傳統的這些行動，卻長期處于歷史的遮蔽狀態。

推究問題的根源，首先是和魯迅本人有關。他先是在1926年和高長虹決裂后，針對其借“思想革命”為狂飆造勢的行為，公開聲明自己“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么運動”[33]，最終這場重啟的思想革命，“一般讀者都難于認識它的真象。從事運動的人呢，大抵自己又都不明說，所以直到現在世間還像沒有什么也者”[34]。而在清黨之后，魯迅又公開批評鐘敬文在《魯迅在廣東》中塑造的“國民革命魯迅”形象，認為“這些議論是一時的，彼一時，此一時，現在很兩樣”[35]，后來更是對編選《集外集》的楊霽云表示“鐘敬文編的書里的三篇演說，請不要收進去，記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36]，不僅如此，他還重敘自己的赴粵歷史，建構出一個“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37]的“被動革命魯迅”形象。而隨著魯迅加入左聯并成為左翼領袖，在斯大林路線的影響下，他也開始批判托洛茨基的同路人理論，認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無徹底為革命而斗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38]。

魯迅的復雜態度無疑來自革命形勢的變化，“清黨”之后中共開始利用各種方式重構這段歷史，他們先是用“大革命”替換“國民革命”概念，切斷它和國民黨的關系，然后再用兩階段論取代之前的三階段論，遮蔽掉國民革命階段的存在，認為魯迅“由阿Q時代走到普羅時代”[39]，從“人道主義的立場”轉向了“無產階級的立場”[40]。而對于魯迅與自己的關系，左翼陣營既不認為是“聯合戰線”，也不認為他是“同路人”，在他們看來，五四小資產階級的觀念“現在已由魯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揚棄了。我們現在都同達了一個階級，同立在了一個立場”[41]，在其死后更是逐步將魯迅升級為“共產主義者”[42]，甚至是“黨的一名小兵”[43]。不僅如此，為了徹底消除《魯迅在廣東》建構的“國民革命魯迅”形象，中共還出版了一系列名為“魯迅在廣州”的論著[44]，核心是突出魯迅親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譬如沈鵬年將廣州魯迅分為“魯迅赴粵因緣——黨的推薦”“圍繞‘歡迎魯迅’問題上的斗爭”“魯迅和黨的關系”三個部分[45]，張競則分為“開辟新戰線”“勝利不忘進擊”“在血腥的屠殺中堅持戰斗”“英勇不屈”“總結經驗 繼續前進”五個部分[46]，這顯然都是關于“共產革命魯迅”乃至“黨的魯迅”形象的有意建構。

共產革命范式不但抑前揚后還以后觀前，認為“魯迅是從革命民主主義的角度、從被壓迫的群眾的角度來觀察知識分子的問題的”，進而批判其“知識分子的脆弱性”以及作品的“沉重的陰暗的色彩”。[47]由于革命范式被認為“與魯迅原作存在著一個偏離角”，因而八十年代之后啟蒙范式和主體范式相互繼起，分別建構出了“思想革命魯迅”和“存在主義魯迅”的新形象，雖然二者的著眼點不同，但都認為“不應當以毛澤東同志對中國新民主主義政治革命具體規律的理論結論為綱”[48]，批判“魯迅研究承載的政治意識形態使命”[49]。二者的區別只在于，啟蒙范式認為政治革命背離了魯迅的反封建基點，因而無論是共產革命參與還是國民革命參與，都被視為“救亡壓倒了啟蒙”的一種倒退，而主體范式基于其“反現代性”立場，則認為無論是革命還是啟蒙，都是需要被解構否定的歷史宏大敘事。

自此，魯迅研究逐漸進入了一種“去政治化”的狀態：一是向內轉，重視探究魯迅孤獨絕望的主體意識和反現代性意識，割裂文學和政治、精神和實踐的有機關聯，夸大個人能動性，否定唯物史觀，視之為政治經濟決定論；二是學院化，遠離國家政治和當代社會變遷，進行一種純學術和純歷史的研究，以致于汪暉本人都覺得“將魯迅放置在一個孤獨的知識分子的位置上來理解他是多么地狹隘”[50]。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十年前我選擇了“國民革命時期的魯迅”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試圖以此為突破口，一方面“把‘革命’重新帶回魯迅研究”，另一方面“走出‘從……到……’的‘突變’發展模式”，強調這一時期“魯迅的關注重心明顯有一個由文化到政治、從重啟思想革命到支持國民革命的變化，他思想和文學的革命性一面開始凸顯出來”。[51]

其他一些學者也對國民革命時期的魯迅給予了充分的研究關注[52]，但是總的來看，大家普遍沒有跳出“重寫文學史”的思維，更多是在顛覆舊說對國民革命階段的遮蔽扭曲，并沒有將其視為一個獨立的時期，更沒有找到新的魯迅原點來建構新的魯迅形象。譬如我就在博士論文初稿《從思想革命到國民革命——魯迅1925、1926年的轉向研究》里，認為“1925、1926年是魯迅由前期向后期轉向的重要階段，對這個轉型期的考察可以讓我們看到魯迅在轉向共產黨之前，實際有一個先左轉向‘國民革命’和國民黨的時期”，這個“從思想革命到國民革命再到共產革命”的新序列，雖然挑戰了瞿秋白的兩階段論，多了一次國民革命轉向，但本質上還是將其視為一個過渡階段。

顯然，現在提出的“中期魯迅”和此前的“國民革命時期的魯迅”是非常不同的，這不僅僅在于它的時限更長（從1925-1926年擴展到1922-1928年）、范圍更廣（包括重啟思想革命、參與國民革命、反思國民革命三個階段），更在于“中期魯迅”是一個“思想革命遭遇國民革命”進而創造了“同路人革命傳統”的獨立階段，由此形成了一個可與“啟蒙魯迅”和“革命魯迅”相對的“同路人魯迅”新形象。而如果躍出魯迅研究本身，會發現“中期魯迅”的更大意義在于回答了托克維爾提出的“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這個現代命題，他在法國大革命中注意到“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文人控制了輿論的導向，一時間占據了在自由國家中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現代“文學政治”現象。[53]

而與托克維爾對“文學政治”和現代革命的否定不同，“中期魯迅”正是以自己的雜文批評來介入國民革命，在革命青年看來，魯迅“寫下了不少精彩文章，道出了我們普遍的心聲”，“其影響也決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辯論所發生者為小。人們以無限興趣注意著圍繞于文藝與私事的冷戰，卻在這些上面分清著新和舊，前進和倒退，非正統和正統，革命和保守”[54]。正是因此，魯迅就從五四時期的一名“新文學家”逐漸升格為“思想界的權威者”和“青年叛徒的領袖”，南下后更是被視為代表國民革命的“時代的戰士”，他也因此在“政黨政治”和“街頭政治”之外，創造了“文學政治”的書齋文人參與政治模式[55]。在朗西埃看來，“文學政治”是一種新的“元政治”，因為現代文學創造了“替代政治舞臺和政治陳述”的“對世界法則的閱讀法”，“在寫作的民主前面樹立起一種新的詩學”，所以他才會認為“人是政治性動物，正因為人是文學性動物”。[56]

正是基于“文學政治”的創造，二十世紀中國因此就不是一些研究者所批判的“非文學的世紀”，相反是一個“文學政治的世紀”，它不僅僅有“文學的政治化”一面，還有“政治的文學化”一面，現代文學成為現代政治的生成之場，正如托克維爾指出的：

要明白這點，必須牢記前一章我闡述的觀點：政府的種種罪惡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開場合表現出來，就只能潛藏在文學之中，而作家已成為旨在推翻國家全部社會政治制度的強大政黨的真正首領。

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氣質賦予人民。全體國民接受了他們的長期教育，沒有任何別的啟蒙老師，對實踐茫然無知，因此，在閱讀時，就染上了作家們的本能、性情、好惡乃至癖性，以致當國民終于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57]

也正因此，竹內好認為“從思想史來看，魯迅的位置在于把孫文媒介于毛澤東的關系中。近代中國，不經過魯迅這樣一個否定的媒介者，是不可能在自身的傳統中實行自我變革的”[58]。就此而言，魯迅是與孫中山和毛澤東同等重要的現代中國政治之父，他同樣對現代中國人的政治和革命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因為他作為文學激進知識分子，創造了足以與國家政治和政黨政治匹敵的“文學政治”方式。

注釋：

[1][7][32]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1卷），第825頁，第827，第828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2]魯迅：《〈三閑集〉序言》，《魯迅全集》第4卷，第5頁、第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3][47]陳涌：《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吶喊〉與〈彷徨〉研究之一》，《魯迅論》，第79頁、第41頁，第68頁、第7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4]胡適：《胡適之的來信》，《努力周報》第75期，1923年10月31日。

[5]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第27 5頁，學林出版社2003年版。

[6]魯迅：《〈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469頁。

[8][48]王富仁：《〈吶喊〉〈彷徨〉綜論》，《文學評論》1985年第3期。

[9]魯迅：《〈出了象牙之塔〉譯本后記》，《語絲》周刊第57期，1925年12月14日。

[10]莊文中：《試論魯迅中期思想及其轉變》，《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

[11]徐麟：《魯迅中期思想研究·序言》，第1頁、第2頁、第6頁,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鄧忠萍在《試論魯迅中期創作中的死亡意象及其意義》（《邵陽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中接受的就是徐麟的分期。

[12][31]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第7卷，第115-116頁，第120頁。

[13]魯迅：《在鐘樓上》，《語絲》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14]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期，1922年6月18日。

[15]魯迅雖然在日本時提倡文藝運動，探究文學與民族國家解放的關系，肯定摩羅詩人的反抗精神，但并未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文學創作，也并未有意識地將文學和政治結合起來。

[16][26]獨秀（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前鋒》第2期，1923年12月1日。

[17][29][30]魯迅：《關于智識階級》，《國立勞動大學周刊》第5期，1927年11月13日。

[18]愛羅先珂：《智識階級的使命》，《晨報副刊》1922年3月6日。

[19][21]魯迅：《通訊》，《猛進》第3期，1925年3月20日。

[20]魯迅：《通訊》，《猛進》第5期，1925年4月3日。

[22]陳獨秀：《憲法與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號，1916年11月1日。

[23]魯迅：《忽然想到（十一）》，《民眾周刊》第25號，1925年6月18日。

[24][25]魯迅：《兩地書全編》，第434頁,第461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7]獨秀（陳獨秀）：《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

[28]具體情況參見邱煥星《廣州魯迅與“在朝革命”》，《文學評論》2019年第2期。

[33]魯迅：《寫在〈墳〉后面》，《語絲》周刊第108期，1926年12月4日。

[34]長虹（高長虹）：《走到出版界》，《北新》第5期，1926年9月18日。

[35]魯迅：《致翟永坤270919》，《魯迅全集》第12卷，第68頁。

[36]魯迅：《致楊霽云341211》，《魯迅全集》第13卷，第290頁。

[37]魯迅：《通信》，《語絲》周刊第151期，1927年10月1日。

[38]魯迅：《〈豎琴〉前記》，《魯迅全集》第4卷，第445頁。

[39]周達摩：《中國新文學演進之鳥瞰》，《國聞新報》第8卷第5期，1931年1月26日。

[40]錢杏邨：《魯迅（文學史論）》，《拓荒者》第2期，1930年2月10日。

[41]郭沫若：《“眼中釘”》，《拓荒者》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10日。

[42]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中國文化》創刊號，1940年2月15日。

[43]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第155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44]系統梳理參見張釗貽《“魯迅在廣東”研究八十年》，《從〈非攻〉到〈墨攻〉：魯迅史實文本辨正及其現實意義探微》，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45]沈鵬年：《魯迅在廣州時期的若干史實》，《行云流水記往二記--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第445頁、第448頁、第456頁，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版。

[46]參見張競《魯迅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9]汪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文學評論》1988年第6期。

[50]汪暉：《在歷史中思考》，《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第46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51]參見王燁《國民革命時期國民黨的革命文藝運動（1919-1927）》（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楊姿《“同路人”之上：魯迅后期思想、文學與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版）、朱崇科《魯迅的廣州轉換》（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版）、韓琛《魯迅1927：革命與復辟》（《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8期）、李瑋《再造新文學：國民革命前期的魯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6期）、張武軍《作家南下與國家革命》（《文學評論》2019年第4期）等。

[52]邱煥星：《國民革命時期的魯迅》，南京大學2011年博士論文。

[53][57]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第179頁、第182頁，第191頁、第187頁，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54]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20頁、第16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55]目前關于“政治魯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鐘誠的“國家政治”路徑（《進化、革命與復仇：“政治魯迅”的誕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和李瑋的“文化政治”路徑（《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具體情況參見拙文《“政治魯迅”研究的三種路徑》，《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2期。

[56]朗西埃：《文學的政治》，張新木譯，第28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58]竹內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第15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