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魯迅就與陳獨秀、李大釗走到一起。他們是《新青年》雜志的同仁，是“同一營壘的戰友”。

《新青年》的誕生，是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一個標志性的歷史事件。《新青年》志在啟蒙大眾，在批判一個舊中國的同時，告訴人們應該建設一個怎樣的新中國。

陳獨秀與魯迅的關系，始于《新青年》向魯迅約稿，先是通過錢玄同催促魯迅寫文章，后來自己也催促魯迅寫文章。

我們先從魯迅的角度看魯迅與陳獨秀的關系。

魯迅對陳獨秀的境遇和思想是關注的。一九一八年一月四日，在致許壽裳的信中，魯迅提到陳獨秀：“《新青年》以不能廣行，書肆擬中止；獨秀輩與之交涉，已允續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這說明，魯迅一直是關注陳獨秀和他主編的《新青年》；有資料表明，魯迅是每期必讀。

寫于一九一八年七月的《我之節烈觀》一文，魯迅對陳獨秀反對康有為所謂“虛君共和”的觀點予以肯定：“世風人心這件事，不但鼓吹壞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觀，只是玩賞，只是嘆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來，居然也有幾個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嘆息一番之后，還要想法子來挽救。第一個是康有為，指手畫腳的說‘虛君共和’才好，陳獨秀便斥他不興……”（《墳》）雖是引用，但魯迅認同陳獨秀的觀點是顯而易見的。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吶喊》自序一文，魯迅表達了在新文化運動中自己愿意聽“將令”：“……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魯迅《狂人日記》《藥》等名篇，都是發表在《新青年》上，當時的“將”，自然是指陳獨秀。如果照寫實的手法，魯迅小說的結局應是讓人更加絕望，吃了人血饅頭的華小栓們，還有阿Q之流，會去找尋、憑吊夏瑜的墓嗎？聽了“將令”，“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這表明，還有人惦記著犧牲者哩，給人留下一抹光明，一條希望的尾巴。魯迅說：“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倘沒有這“花環”，陳獨秀們的革命，讓人如何看到希望？

魯迅的“聽將令”，是出于價值判斷上的認可或接近，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將令”有“遵命文學”的味道。魯迅不是所有的“將令”都聽的，要看什么“將”，發的什么“令”。據周建人在《回憶大哥魯迅》一書中介紹，李立三也曾給魯迅下過“將令”，魯迅就不聽，讓李立三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奴隸總管”之類下的“將令”，魯迅甚至加以痛斥。

時間過了十年左右，魯迅還不時回憶《新青年》時代的往事。寫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的《答有恒先生》一文，他再次提到陳獨秀：“不過我這回最僥幸的是終于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而已集》）后來的《新青年》成了中共的機關刊物，而此前作為新文化運動陣地的《新青年》同仁，可以據此被“證成”共產黨。在那風雨如磐的年代，真被扣牢了這帽子，是要殺頭的。魯迅指出，“那時獨秀也還未講共產”，既為自己辯護，也為陳獨秀辯護，更是抨擊那些“證成”別人罪狀者的不擇手段，下作和下流。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魯迅懷著深情寫道：“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南腔北調集》）這幾句話，談的是文學經歷，倘不加深究，看上去平淡又平白。我要提示一下寫作的時間點，魯迅“記念陳獨秀先生”，正是陳獨秀一生中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即將受國民黨審判之時。在這樣的時刻，勢利的人、怕事的人，避之唯恐慌不及，但魯迅卻特意強化他與陳獨秀的友誼。魯迅的這種政治勇氣是一以貫之的，楊銓被殺，同是好友的胡適不置一語，魯迅“又為斯民哭健兒”，毅然參加追悼會，出門時鑰匙也不帶，視死如歸。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一文中，又提到了陳獨秀：“《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且介亭雜文》）這近乎文學的描摹，是用白描手法來刻畫。魯迅通過自己的觀察、比較，為我們勾勒了陳、胡、劉的形象。我認為，魯迅對陳獨秀性格的把握是適當的，符合陳獨秀胸無城府的率真以及先聲奪人的“硬漢”形象。陳獨秀像清澈的溪水，胡適則像長滿綠藻的池水。陳獨秀沒有像胡適那樣，頗有點讓人捉摸不透，雖然魯迅對胡適的描摹有點言過其實。

再從陳獨秀的角度看魯迅。魯迅所言，可以在陳獨秀那里得到印證。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一日，陳獨秀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說：“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同年七月九日陳獨秀為《新青年》八卷一號約稿事致信周作人：“我現在盼望你的文章甚急，務必請你早點動手，望必在二十號以前寄到上海才好；因為下月一號出版，最后的稿子至遲二十號必須交付印局才可排出。豫才先生有文章沒有，也請你問他一聲。”八月十三日陳獨秀致信魯迅、周作人：“兩先生的文章今天收到了。《風波》在這號報上印出……倘兩位先生高興要再做一篇在二號報上發表，不用說更是好極了。”

八月二十二日陳獨秀致信周作人，告：“《風波》在一號報上登出，九月一號準能出版。兄譯的一篇長的小說，請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號報上登出。”“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陳獨秀向周氏兄弟約稿之殷、之急，這些信件可見一斑。九月二十八日陳獨秀致信周作人，告：“……不曉得豫才兄怎么樣？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我一個人獨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寫點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處自加訂正，寄來付印。”從這些信可以看出，陳獨秀與周氏兄弟的情誼非同尋常。陳獨秀十分欣賞魯迅的隨感錄、小說，迫切希望得到魯迅的支持。他不僅是周氏兄弟的約稿者、作品愛好者，而且是幫助他們結集出版作品的策劃者。從客觀事實看，如果沒有錢玄同、陳獨秀的力催，魯迅可能繼續在紹興會館賞拓本、鈔古碑。事實上，陳獨秀等人是《吶喊》等魯迅作品的催生者和助產婆。

魯迅去世后，陳獨秀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寫的那篇《我對于魯迅之認識》，對魯迅有著十分公正客觀的評價，文章不長，照錄于下：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于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這是我個人的私見。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后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后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是有文學天才的人。

最后，有幾個誠實的人，告訴我一點關于魯迅先生大約可信的消息：魯迅對于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并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于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現時全國軍人血戰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濟敵人以食糧和秘密推銷大批日貨來認購救國公債的怪現象，由此看來，魯迅先生的意見，未必全無理由吧！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于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于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陳獨秀文章選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6月版）

陳獨秀是站在左翼的立場對魯迅的意義和地位進行評價，為魯迅辯護。

第一，陳獨秀肯定了魯迅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認為魯迅的作品是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在中國文學史上，魯迅是“空前的天才”。魯迅雖然“聽將令”，但不“附和”，所以有特別的意義和價值。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中，轉述了陳獨秀對魯迅文學成就的評價，陳獨秀說：“我對魯迅是相當欽佩的，我認他為畏友，他的文字之鋒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們說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說他的文章勝大刀。”（陳木辛編《陳獨秀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歸納起來，陳獨秀認為魯迅是有獨立思想的文學家，這是對陳獨秀上文的補充，其認知是一致的。筆者不認同“空前”說，但說魯迅是獨一無二的無可替代的文學天才，應該是相對客觀的。

第二，陳獨秀痛斥“一班無知妄人”對魯迅“過當”之“毀譽”，為魯迅“大抱不平”。

從陳獨秀的敘說可見，陳獨秀一直是非常關注中國文壇特別關注左翼文壇的。“無知妄人”之罵魯迅，可以從“太陽社”“創造社”對魯迅的圍攻找到佐證。

早期的左翼文人，把魯迅歸入“封建余孽”一類，他們認為魯迅的作品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是“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是“隱遁主義”，是“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因而是“庸俗”的，“趣味”的；更有甚者，說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所以，“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等等。

狀況就是如此讓人寒心。魯迅正面與右翼文人陳西瀅、梁實秋之流戰斗，但卻須時時提防著“同一營壘”中人。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魯迅在致楊霽云的信中說：“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為了防后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后，格外費力。”腹背受敵，左右夾擊，必須“橫站”。這是魯迅悲涼心境的寫照。魯迅是一個獨立面對各種黑暗或灰色勢力、組織及宵小之輩的“戰士”，一個傲然獨立卻是遍體鱗傷、過早地耗盡了體內的全部燃料，不得不“橫站”著的“異類”。

后來，根據組織上的要求，這些“妄人”突然停止了對魯迅的圍剿，統一吹捧魯迅，諸如“新時代的曙光出現時，魯迅是勇敢地迎接了這一光明的第一作家”，魯迅的功績是“劃時代”的，“魯迅是我們中國民族近代的一個杰作”……有人還建議把杭州西湖改為“魯迅湖”，把北平的西山稱為“魯迅山”，因為據說莫斯科有高爾基路、普希金廣場等，熱鬧到亂哄哄的程度（以上所列言論，略去人名，在上海交通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的拙著《太陽下的魯迅——魯迅與左翼文人》一書中都有記載）。

顯而易見，早期的左翼文人，有著政治上的“幼稚病”。時過境遷，也不好多說什么，雖然魯迅“橫站”面對，但畢竟是“同一營壘”中人。往事既遙遠又不遙遠，只是印證了陳獨秀對魯迅的評價是多么客觀、理性；陳獨秀稱那些人為“妄人”，確實切中肯綮。魯迅和陳獨秀畢竟是年齡相近、閱世深厚、學養相匹的老朋友！

第三，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牽涉到三十年代解散“左聯”與“兩個口號”的爭論，以及與王明路線的斗爭問題。是的，魯迅所“反對”的“乃是對于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林賢治說：“左聯是曾經戰斗過來的，因為它的存在，盟員們獻出了他們的鮮血和生命。現在要解散，要同‘新月派’‘第三種人’聯合到一起，要一切通過‘國防’，這是他所不愿意的。解散左聯，意味著他要抹殺血的記憶，放棄先前的戰斗的原則。”（《魯迅的最后十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4月版）陳獨秀和林賢治的理解比較接近魯迅的本意，這有他與馮雪峰的談話為證。魯迅對馮雪峰說：“要一下子將壓迫忘得干干凈凈，是到底做不到的。以為壓迫會輕起來，那也是做夢！……”“我確是不容易改變。就算記住敵人的仇也是一種錯誤罷，也就只好錯誤了。……不念舊惡，什么話！”（《馮雪峰回憶魯迅全編·回憶魯迅》，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1月版）關于解散“左聯”和“兩個口號”的爭論，不是這篇文章所能闡明的。這里，我只能證明一條，陳獨秀所言，與魯迅的真實想法是一致的，至少是相近的。

因為旁人的張冠李戴，陳獨秀對魯迅也有小小的誤解。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陳木辛編：《陳獨秀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這篇長文，牽涉到魯迅的有這樣一段話：

我問陳獨秀，是不是因為魯迅罵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貶低他呢(陳入獄后，魯迅曾以何干之的筆名在《申報·自由談》上，罵陳是《紅樓夢》中的焦大，焦大因罵了主子王熙鳳，落得吃馬屎)？他說，我決不是這樣小氣的人，他若罵得對，那是應該的，若罵得不對，只好任他去罵，我一生挨人罵者多矣，我從沒有計較過。我決不會反罵他是妙玉，魯迅自己也說，謾罵決不是戰斗，我很欽佩他這句話，毀譽一個人，不是當代就能作出定論的，要看天下后世評論如何，還要看大眾的看法如何。總之，我對魯迅是相當欽佩的，我認他為畏友，他的文字之鋒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們說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說他的文章勝大刀。他晚年放棄文學，從事政論，不能說不是一個損失，我是期待他有偉大作品問世的，我希望我這個期待不會落空。

濮清泉記錄下了很多陳獨秀的談話。他說：“陳講給我的話，大體都還記得，復述出來，可以保證其精神大意不走原樣，但求一字不差，乃不可能之事，為慎重起見，他的講話，一般都不用引號。”這樣看來，所引雖非陳獨秀的文章，其真實性還是比較高的。綜合考量，上述引文基本上能代表陳獨秀的觀點。

既是如此，我們就要查查魯迅署名“何干之”的這篇《言論自由的界限》的文章，看看魯迅怎么說：

看《紅樓夢》，覺得賈府上是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著酒醉，從主子罵起，直到別的一切奴才，說只有兩個石獅子干凈。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主子深惡，奴才痛嫉，給他塞了一嘴馬糞。

其實是，焦大的罵，并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罷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

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他們引經據典，對于黨國有了一點微詞，雖然引的大抵是英國經典，但何嘗有絲毫不利于黨國的惡意，不過說：“老爺，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凈，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臟，應該洗它一洗”罷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國報同聲致討，連《新月》雜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學士的團體，這時就也來了一大堆引據三民主義，辨明心跡的“離騷經”。現在好了，吐出馬糞，換塞甜頭，有的顧問，有的教授，有的秘書，有的大學院長，言論自由，《新月》也滿是所謂“為文藝的文藝”了。

這就是文人學士究竟比不識字的奴才聰明，黨國究竟比賈府高明，現在究竟比乾隆時候光明：三明主義。

然而竟還有人在嚷著要求言論自由。世界上沒有這許多甜頭，我想，該是明白的罷，這誤解，大約是在沒有悟到現在的言論自由，只以能夠表示主人的寬宏大度的說些“老爺，你的衣服……”為限，而還想說開去。

這是斷乎不行的。前一種，是和《新月》受難時代不同，現在好像已有的了，這《自由談》也就是一個證據，雖然有時還有幾位拿著馬糞，前來探頭探腦的英雄。至于想說開去，那就足以破壞言論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論自由的明令，也千萬大意不得。這我是親眼見過好幾回的，非“賣老”也，不自覺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鑒焉。

我們通讀全文，找不到“陳獨秀”三個字。這篇文章是針對誰的呢？魯迅已經寫得明明白白，“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魯迅全集》的注釋是這樣寫的：“新月社以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體，約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員有胡適、徐志摩、陳源、梁實秋、羅隆基……一九二九年他們曾在《新月》上發表談人權等問題的文章，引證英、美各國法規，提出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意見，意在向蔣介石獻策邀寵。但文章發表后，國民黨報刊紛紛著文攻擊，說他們‘言論實屬反動’，國民黨中央議決由教育部對胡適加以‘警誡’，《新月》月刊曾遭扣留。他們繼而變換手段，研讀‘國民黨的經典’，著文引據‘黨義’以辨明心跡，終于得到蔣介石的賞識。”“邀寵”之類，寫得不夠委婉，似與事實也有距離，然胡適等是在體制內運作，是希望蔣介石一黨獨裁的政府好，這一點，與焦大希望賈府好是一致的。魯迅文章中活的焦大是誰，話說得很明白，一般不會有歧義。

陳獨秀的這段談話，是濮清泉引出的，或者說是他提示的結果。我甚至懷疑，濮清泉并沒有看到魯迅的原文，陳獨秀也沒有看到原文，他們只是聽了耳食之言，以訛傳訛，如果他們看了原文，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嗎？陳獨秀會把胡適的帽子戴到自己的頭上，甘當焦大？

魯迅罵焦大，事實上已經把自己定位為與陳獨秀一個類型的人，也把自己與胡適之流劃清了界線。即，他是國民黨政權體制外的人物，不會做焦大這樣的事。換言之，他是不會與當權者合作的。與統治者“不合作”是魯迅一貫的態度。至于“新月派”文人那種對國民黨當局所寄予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和與虎謀皮的天真，也表明他們把自己定位在國民黨的體制內。魯迅說過，“新月派”“看似硬其實軟”，正是點中要害。比如胡適罵國民政府，陳獨秀也罵國民黨政權，胡適容忍了國民黨獨裁，只希望有個“好人政府”，罵成了座上賓；陳獨秀領袖成立共產黨，鼓吹政府不等于國家，鼓動政權更迭，罵成了階下囚。誰硬誰軟？不言自明。以胡適為首的“新月派”人士是依附在國民黨政府身上，力爭做“諍友”，即魯迅說的：老爺，您的衣服臟了，你看人家……穿得多干凈！僅此而已。想法好像不錯，但你如果面對的是一個壞政府，你“諍”而人家不“納”，依然故我怎么辦？那就只能紙上談兵。

捎帶一句，陳獨秀說魯迅是“妙玉”，在我看來，這不是罵，卻有傳神之妙。我想，這主要是考慮到魯迅有潔癖這一點與妙玉近？不過，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從魯迅對祥林嫂的悲憫，我估計，他不會像妙玉那樣輕視劉姥姥。妙玉有點矯情并還出世，魯迅則有天然之野性，為人行文野趣盎然；魯迅是入世的，雖然這個“世”讓他極不滿意，雖然他很想躲進他的“一統”樓。

也許孤陋寡聞，我不曾看到魯迅和陳獨秀有過面對面的長談，也不曾看到他們有比較深入的具體的交往。他們保持一定距離地互相關注并欣賞著。盡管如此，他們充分認識對方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彼此珍惜友誼，也是相互信任的，哪怕在流言面前，哪怕面對“同一營壘”的圍剿與誤傷，也不輕易否認對方。他們是靈魂的朋友。

陳獨秀之后，瞿秋白接著編輯《新青年》。據周建人回憶，瞿秋白把魯迅引以為知己，“我記得是秋白說的，而魯迅有同感，所以書錄下來，又贈送給秋白”（《回憶大哥魯迅·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和魯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錄下來的是眾所周知的清代何瓦琴的名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瞿秋白與魯迅有近距離的接觸，甚至通宵達旦地長談，他們自然是人生知己、靈魂朋友。相比之下，陳獨秀與魯迅沒有這樣的“親密接觸”。有的人，天天在一起，或者經常在一起，卻給人生疏和隔膜之感；有的人，雖很少見面甚至不曾見面，但心靈卻是相通的，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理想、主義、價值判斷和價值關懷，所謂“三觀”一致。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巨人，魯迅和陳獨秀，都是歷史的先知先覺者，處在共同或相近的歷史層次上，知魯迅者，獨秀也。所以，把魯迅贈送給瞿秋白的兩句詩，用在陳獨秀身上，也是再貼切不過的了。